“实践智慧”与智慧的实践
田海平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实践智慧”受到当代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实践智慧”重点关注个人幸福、社会正义和人类事务的改善不无关系。“实践智慧”的重心则不在于给出事物“是什么”的解释，而是要探讨“应当如何”或“怎么做”的理性判断和价值关切。“实践智慧”重点关乎实践理性的卓越运用，优先强调“改变世界”的实践合理性。从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纲领看，实践智慧的形式是以符合人的类本质、社会本性和主体需求的方式，限定“改变世界”的方向。实践智慧在“使世界变得美好”的意义上，勠力于推进“智慧的实践”。它在关涉个人幸福、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三方面，呈现出“搁置理论、变革观念、造就社会和涵养人性”四重功能。
公共理性与阐释活动的规范性本质
韩东晖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摘要：在走向公共理性的观念中，哲学阐释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侧重公共性、实践性和规范性的视角来理解理性，强调基于历史性的文化和社会性的实践而凸显出的规范性维度，哲学阐释学对理性的批判是对理性的丰富和扩展。但是阐释学面临的难题，就是既要限制纯粹理性的过度膨胀，同时又不陷入相对主义的沼泽。这需要把握语境、事实、规则、视角等问题上的阐释学处境，走出视角主义困境。基于公共理性的公共性阐释活动是一条希望之路。这种公共阐释建立在哲学阐释学与理性自身批判的互鉴之上，公共阐释的基础是公共理性的活动，因此其公共性得以敞开，其规范性得以阐明。公共阐释应当具有的清晰的表达形式、真正的认知意义和自身反思的理解价值；公共性与规范性的实质性结合，使公共阐释将公共理性讲道理、讲真话的精神和力量充分展示出来。
“当代社会的伦理信任问题”笔谈
贺来 杨国荣 樊浩 王珏
编者按：伦理信任问题是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找寻并探究伦理信任问题的成因，进而重塑当代社会的伦理生活环境，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当深入研究和分析的基本理论问题。本刊编辑部邀请四位学者以笔谈的方式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关照与反思。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贺来认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内在分裂的批判引出了“人类社会”或者“社会的人类”概念，这是对价值规范基础的重建，从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信任可获得坚实的思想根基和内在确定性。哲学价值规范基础的重大转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所造成的人与人关系的扭曲与抽象化的扬弃和超越，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生成。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杨国荣主张，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个体的德性和人格，也关乎普遍的社会规范和制度。人与人之间基于理性认知和一定价值原则的相互信任，是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的条件。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了某种担保，而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其形成的现实根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东南大学教授樊浩指出，“诚信”包括信用的道德维度和信任的伦理维度，而“信任”他人的伦理期待即所谓“伦理信任”。当今中国社会最值得关注的不是道德信用问题，而是伦理信任问题，而这将最终与文化信念和文化自信的损益相关。为此必须突破道德信用—伦理信任的抽象因果链，走出抽象道德信用的问题误区，建立“道德信用—伦理信任—文化信心”三位一体的问题意识。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珏认为，信任是信任方与被信任方之间的一种伦理结构关系，存在于信任双方“托付—回报”动态反馈形成的“信任链”之中。中国当下的信任问题既包括传统社会已有的熟人之间以及现代社会的陌生人之间的人际信任问题，还包括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组织与社会之间系统的制度性信任问题，而我们需要通过组织伦理建设维护社会“信任链”。
现代公民观念建构中的“东方社会”
郭忠华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摘要：在当代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中，公民观念的普遍发展、公民身份的普遍建立，奠定、勾勒了现代政治的基本关系维度，也为理解、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解释维度。在普遍的认知中，公民观念的兴起、形成往往被视为欧洲社会的独特产物。而发生学的视角表明，以伏尔泰为代表的积极东方主义与以韦伯为代表的消极东方主义，通过关于东方社会的迥异描述取得了殊途同归的效果，突出了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时代价值，赋予了理想公民以自由、正义等美德。还原两种东方主义关于公民观念的建构方式，不仅可以廓清“内生主义”所造成的知识扭曲，而且可以揭示观念建构背后的权力关系，为始终处于演化中的公民观念的理性建构提供启发借鉴。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东方社会对于未来公民观念建构的潜能正在逐步显现。
转型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
王 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摘要：利用CGSS2005年、2015年的对比数据，从认知、情感性评价和行为倾向三个维度，以一致性、不均衡性和极化三个假设为分析工具，探究21世纪以来中国人社会态度变化的状况和趋势。研究表明，中国人的社会态度整体呈现出一致性的变化趋向，自我认知中幸福感提升明显且群体间差异缩小，情感性评价方面社会公德感和政府满意度在提高，行为倾向方面公众的政治参与和行为开放性也都有所提升；社会态度的极化现象在中国并未出现。与一致性趋势相伴随的是多种社会因素影响下的社会态度的差异化变迁。
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
程 啸 清华大学法学院
摘要：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涉及自然人的民事权益保护与数据企业的数据活动自由关系的协调。个人数据可以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并应当通过私权制度对其加以规范和保护。自然人对个人数据的权利旨在保护其对个人数据的自主决定利益，从而防御因个人数据被非法收集和利用而侵害既有的人格权与财产权。自然人对个人数据的权利并非物权等可以积极利用的绝对权，只有在该权利被侵害而导致其他民事权利被侵害时，才能得到侵权法的保护。数据企业对个人数据的权利来自于其合法收集、存储，并支付了对价这一事实行为。数据企业的数据权利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不能仅仅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予保护，而应同时作为绝对权给予更系统的保护。
新税制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许多奇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摘要：新一轮税制改革是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展开和推进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新税制改革的旗帜和航标，新税制改革必须顺应它的方向与要求，协同发力，确保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落实税收优惠法定是新税制改革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抓手。将每年税收优惠以税式支出专项列入年度财政预决算，是克服我国税收优惠种种弊端的积极措施。它不仅是统一税收优惠政策法规之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办法，更是****限度地实现法律保留，将税收优惠法定落到实处的良策。优化税制结构是新税制改革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战场。优化税制结构需要通过深入进行税收制度改革来实现。通过一系列税收制度创新从税收体制机制上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税收生态系统，形成税收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
中国资金存量表的统计和分析
殷剑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以存款和信用两类金融工具，建立自2007年以来七个部门的部门—部门季度资金存量表，探究近些年来我国货币和信用创造的机制。我国以间接金融主导、银行主导和相对封闭为典型特征的金融体系，自2009年后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突出表现为非金融企业负债和净融入规模的快速上升，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和净融出规模的快速上升。利用矩阵方法对部门间交易关系的分析表明，所有部门间都直接和间接地存在金融交易关系，并以此参与货币和信用的创造，其推动金融活动总量扩张或收缩的金融乘数，与名义GDP有显著的共周期现象。银行仍是系统的核心，而银行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增强机制最为关键。
汉字的魔力——朝鲜时代女性诗文新考察
张伯伟 南京大学文学院
摘要：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往往将汉字在东亚与拉丁文在欧洲的地位和功能相提并论，但若进一步追问这两种文字“魔力”的范围、机制、结果有何异同以及何以异同，既有的学术积累尚未能提供答案。若专从女性和区域角度切入，可以发现在东亚汉字世界中，朝鲜时代女性诗文具有“男性化”特征。朝鲜女性一旦有能力将汉字作为写作工具，无论是其自我感觉还是家族内外男性的态度，都会发生很大改变。她们不仅可以与男性作家同处一个知识共同体，而且因此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这与拉丁文世界中对女性的排斥，恰成鲜明对照。汉字的功效是由社会赋予的，在东亚的知识社群中，来自中国本土的人士尤其是男性发挥了最初的重要推力。
明清戏曲“宗元”观念及相关问题
杜桂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明清戏曲理论和创作中存在一种倾向，集中体现为“宗元”观念，即奉元代戏曲为文体的最高标准和典范形态，以之建构戏曲话语范式，指导新的创作，审视戏曲史现象。“宗元”观念的复杂表现及多元形态深刻影响了明清戏曲的创作与文体变迁，制约了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特性生成乃至发展走向。同时期诗文领域诸复古流派的此消彼长、复古与反复古思潮的相互激荡，也对戏曲创作和批评产生了影响。明清戏曲的文体变迁、审美选择及理论特征，均可借助“宗元”视角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