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究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使命，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和陈曙光认为，正确认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逻辑前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重大判断，具有充分的历史根据；“三个意味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标志；伟大事业、奋斗目标、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人类贡献五个方面，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大代表、南京大学教授张异宾认为，只有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高度，才能真正深刻把握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创性及其深远历史影响。这体现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战略思维；从认识历史规律出发，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个重大政治判断；从矛盾论角度，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前提；从人民群众历史观，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宗旨；从哲学世界观，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理念；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真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重大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蔡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为经济学进行回顾总结、经验分析和理论提炼提供了丰富素材，但是，关于改革发展成功因素的一种流行研究范式，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话语作为圭臬作出的理论解释和评价。党的十九大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于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思想方法，有助于正确阐释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的相互关系和推进逻辑，在实践中扎实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利明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这是新时代对于法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在法治层面，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为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期待与法治建设发展尚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存在一定的差距。要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绘制的新时代法治建设宏伟蓝图，在价值取向上，新时代法治建设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在总目标上，新时代法治建设总目标是建设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在方法上，新时代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是以良法保善治。党的十九大代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新的发展战略和部署，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政治、思想、组织、实践上提供了切实保障，是新时代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的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
中国政府治理的法治路径
石佑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摘要：中国政府治理包括自治和共治两个维度。从政府管理迈向政府治理的过程，也是从法制政府走向法治政府的同步过程。政府治理与法治存在根本保证、治道框架、内在价值、外在形式、目标追求、建设路径上的契合，为实现政府治理的法治化奠定了基础。政府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规则多元、过程交互、方式多样以及纠纷复合性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回应政府治理的法治需求，应推进政府职能定位及其权力配置的法定化，拓展行政主体类型并完善行政组织法，丰富法的渊源并以共识性规则改造支配性规则，以交互性为指针完善行政程序制度，规范多样化的行政行为，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强化权利救济等，以彰显政府治理的法治之道。在政府治理与法治融合互动的进程中，需要协调政府治理陷阱、法治的限度等潜在风险。
福利刚性、公共支出结构与福利陷阱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陈 言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李 睿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摘要：公共福利支出具有易升不易降的刚性特征。在包含政府公共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福利刚性，分析公共支出结构和福利刚性对经济增长和家庭效用的影响。结果发现：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非单调关系，因国别差异，二者关系为负向或倒U型。较强的福利刚性会降低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和家庭效用。依据计算的最优公共福利支出规模，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人口大国，改善民生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公共福利支出应谨防落入“福利陷阱”。
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
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摘要：理性是人们在自己生命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意识。中国人在长期历史实践活动中产生出中国理性。中国经历无数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血缘关系,中华民族因此自称为“炎黄子孙”,并形成中国特有的血缘理性。作为血缘关系的祖先是人的生命的来源,由此构成血缘理性的本体原则——“祖赋人权”,即因为祖宗而赋予同一血缘关系的人的存在与行为的合理性和依据。血缘理性的第一法则是生命、财产、规则的起点同等性;第二法则是年龄、性别、身份的过程差等性;第三法则是位置、权力、责任的关系对等性。三个法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链条。与“天赋人权”内含的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不同,“祖赋人权”内生的是社会与国家的共生共荣关系,形塑的是命运共同体意识。随着时代进步,血缘理性需要转换和提升,但其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基因的重要元素,内在的价值值得在扬弃中汲取。
文艺复兴以降的中世纪哲学史研究
吴天岳 北京大学哲学系
摘要：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已有长足进展,但在部分地驱散黑暗迷雾的同时,又不断地引入新的误读、曲解甚至新的迷思。其中,哲学史家本人的思想立场,尤其是他们的现实哲学关怀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中世纪哲学的历史叙述。他们往往不加反思地将自己对哲学的先行理解投射到历史中,忽视中世纪历史语境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批判性地考察文艺复兴以来中世纪哲学史编纂的历史,无疑有助于更加审慎也更加开放地构建我们汉语学界自己的西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同时,更有效地进入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和作为他者的中世纪哲学之间微妙的相互构建关系,真正将中世纪哲学研究建设成富有成效的思想对话。
虚拟体验与文学想象——中国网络文学新论
黎杨全 西南大学文学院
摘要：在世界网络文学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网络文学的新质,是一项重要而急切的工作。这需要从中国网络文学的特殊性,即由印刷媒体向网络媒体转型中,寻求其所处的“中间路径”,揭示它在商业化、大众化外表下折射的网络时代之生存体验与文学想象。中国网络文学从现代人与连线世界的日常互动,网络的界面穿越、线上”与“线下”世界的时空区分,以及虚拟性与交互性中获得想象灵感,并隐喻性呈现出现代人与网络的共生与伴随关系、虚拟主体的间性、网络生活的“重置”体验及其精神症候。中国网络文学表现了网络社会来临后的社会、文化与文学走向与变迁,这构成中国网络文学的独特价值,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德川幕府后期日本财政改革的正当性悖论
韩东育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市场宽松与财政紧缩呈显为十七世纪以降日本幕藩经济的更迭起伏曲线。前者以扩大消费为主导,后者以增收节支为指标。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幕藩体制下,两者均具有维持社会稳定的正当性意义。但是,当二者间的平衡感被其中一方的极致走向打破时,这两大正当性便构成了事实与价值上的悖论。作为这一悖论的典型体现,天保改革试图改变过度经济开放和商业垄断所造成的四民失序、商富国贫和奢靡腐败等一系列做法,原不失幕藩语境下的正当性。然而,当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的政策去不择手段地抑制社会总需求增长等做法步入绝境时,幕藩内部所固有的另一面正当性便开始了可以理解的反弹。由于体制框架的难以突破使两种正当性均无法跳脱此消彼长和相互否定的怪圈,于是能够破解重农抑商矛盾的明治维新的适时登场,以及为这一登场而曲尽艰辛的幕末努力,庶几使上述悖论在体制更迭后的新框架中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