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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科学》2018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年1月22日 点击次数:619

错误二元模式的罗马法教义及现代继受

毅(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苏州  215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AZD143):“民法典编纂技术问题研究”;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作者简介:赵毅(1979—),男,江苏江阴人,法学博士,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摘要: 现今我国错误立法一元模式与二元模式之争,反映的实为罗马法契约错误与遗嘱错误沿袭至今之不同制度脉络。“罗马法错误制度为一元模式说”与“萨维尼开创错误二元模式说”皆不确实。早于萨维尼的发现,罗马人在遗嘱领域已经提炼了错误二元模式之法教义: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之分客观存在,两者皆非绝对受救济或不受救济。在动机错误无碍的原则下,又有众多基于个案利益衡量形成的例外。表示错误也不是都影响遗嘱效力,只有人之同一性错误、物之同一性错误和数量错误才是重要错误。在当代中国法,错误二元模式仍然可以透过解释论或者在民法典继承编中新立遗嘱错误制度获得再生,错误一元论与二元论也存在统合可能。

关键词 动机错误;表示错误;罗马法;遗嘱

 

《民法总则》规定的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适用

杨立新(天津大学法学院,天津  30007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科研课题(15JJD820009)“编纂我国民法典的重大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杨立新(1952—),男,山东蓬莱人,天津大学法学院卓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民法总则》第146条第1款是我国民法第一次规定虚假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范,确立了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则。虚假民事法律行为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相互通谋,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其特点:一是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行为人有双方当事人,二是虚假民事法律行为须双方当事人进行通谋,三是虚假民事法律行为不应包含隐藏他项真实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构成要件是:行为人须有两方以上的表意人,双方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并非当事人的真意,双方当事人对虚假的意思表示的表达须有通谋。当事人从事虚假民事行为往往是为了欺骗第三人,故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是无效,但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关键词 民法总则;虚假行为;通谋;无效;法律适用

 

论中国式“好人法”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兼论《民法总则》第184条的理解与适用

王道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2)

作者简介:王道发(1988—),男,浙江苍南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在传统理论上,“好人”的救助行为受民法的无因管理制度调整,如果救助人由于重大过失给受助人造成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随着现实中“好人被讹”以及“见死不救”现象的频繁发生,《民法总则》单独规定了“好人法”与无因管理制度作出分离,救助人不再承担重大过失责任。这是民事立法上的重大创新,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在尊重立法原意的同时,也应当准确理解救助行为的本质,并应当引入比例原则,在适用中平衡好救助人与受助人之间基于救助行为产生的利益关系。这对于完成整个民法典的编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好人法;重大过失;善意;比例原则

 

论侵害未成年人性自主决定权的特别时效制度——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91条

吴奕锋(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201506010318)“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作者简介:吴奕锋(1989—),男,广东湛江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博士生,德国科隆大学保险法专业博士生。

摘要: 《民法总则》第191条确立了未成年人性自主决定权受到侵害情形的特殊诉讼时效中止规则。但对未成年人性侵害这个问题,还需要作三个方面的解释工作:首先,第191条应放置在侵权责任法体系中考虑,“性侵害”做“侵害性自主决定权”解释;其次,第191条存在法律漏洞,未将加害人是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等情形纳入考量,这些情形应当解释为《民法总则》第194条第1款第4项规定,“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得以适用的情形;再次,依据第191条的立法考量,根据事物的本质,性侵害未成年人所导致的特别心理障碍问题也应在时效上予以特别对待,纳入《民法总则》第194条第1款第5项,“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止事由。

关键词 诉讼时效;未成年人;性侵害;性自主决定权

 

我国保险法告知义务“全有全无模式”之批判与制度改革选择*

王家骏(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0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AFX019)“我国机动车三责险改革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王家骏(1990—),男,河南许昌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

摘要: 从法史学和保险学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保险法违反告知义务制度效果上所采取的“全有全无模式”属于早期保险经营技术与保险法理论落后的产物,该模式忽视了危险评估与保险费间渐进式的计算方式,使投保方承担了不合理的不利后果,为保险人不当获利留下了空间,其负面效果日渐凸显。虽然晚近以来该模式经历了主客观两方面的局部修正以平衡保险合同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但在效果上仍无法同对价平衡原则相契合,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全有全无模式”的固有缺陷。在未来的改革上,《保险法》应当弃用“全有全无模式”,改而采用与对价平衡原则更为契合的“对应调整模式”。

关键词 告知义务;全有全无模式;对价平衡原则;对应调整模式

来源:《法律科学》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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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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