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唯物史观中的法与正义
张文喜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摘要：唯物史观是唯一对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及其共同福祉采取严肃批判立场的学说,那种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原则基础上的法学分析，有能力洞察关于法律亦即关于实际生活的诸多关系中的真理。法权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与可能的物质条件。然而，面对如此重要的生命权概念，并未得到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批判足够的重视，其大部分论题只存在于福柯、阿甘本等左翼思想家的生命政治论中。唯物史观具有丰富的理论面相,马克思主义法学批判的未来，以及所能具有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它所抱持的批判性信仰，指出人们对探求法的形式的规律性和生命权力意涵背后的各种正义目的所担负的责任。
“德行”与诠释
潘德荣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摘要：孔子删订六经，开启了一种新的诠释路向，即通过经典诠释来阐发儒家义理，旨在“立德”、“弘道”。检视西方诠释传统，与孔子的诠释理念最为相近的是亚里士多德和伽达默尔，他们的共同点是从“实践智慧”出发思考德行的诠释问题。古希腊学者的用力之处是从“实践智慧”中推导出“德行”；伽达默尔虽未能充分关注诠释的价值向度，但是他所揭橥的“实践智慧”却指出了推动现代诠释学继续前行的方向。亚里士多德、特别是孔子关于德行的思想，对于解决诠释理论中关于理解的价值取向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德行”的诠释学意蕴便在于它真正实现了诠释活动中的理论与实践之互动互摄与统一，孔子以此为核心的诠释学理念是一个值得期许的诠释学向度。如果我们将中国诠释学的构建纳入到世界的“诠释学”视野中来考察，它就不仅是作为整体的诠释学思考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还是诠释学研究得以突破目前的发展瓶颈，进而提升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德行诠释学”——的决定性因素。
语境同一论：科学表征问题的一种解答
魏屹东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摘要：表征已成为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核心概念，更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相对于一般表征，科学表征更特殊、更复杂、更抽象，围绕它产生了多种说明理论，如图像论、自然主义、结构主义、语义论和语用论等。这些理论虽然对科学表征问题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还不够充分，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表征的语境性和表征关系的语境同一性分析，不能更深刻地揭示科学表征的实质。语境作为一种本体解释基底，提供了解决科学表征问题的框架。在此框架下，表征被理解为两个客体在特定语境中的指涉性关系。这种基于语境同一性的科学表征，通过概念作为指代、理论作为定律集、模型作为推理工具、思想实验作为假想这些中介客体，适应性地指涉目标客体。
准前沿经济体的技术进步路径及动力转换——从“追赶导向”到“竞争导向”
黄先海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宋学印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而且是跨越潜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路径。从技术维度将世界各国划分为远离前沿、国际准前沿和国际前沿三类经济体，并通过构建纳入技术差距的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模型，刻画非前沿经济体的技术进步路径及其动力转换的一般机理，并基于115个国家的长时序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发现：对于远离前沿的经济体，基于技术差距的追赶导向型技术进步可推动快速技术进步，扩大竞争可能将导致低水平竞争困境；对于国际准前沿经济体，追赶导向型技术进步将面临潜在“技术追赶陷阱”，竞争导向型技术进步可规避“技术追赶陷阱”，并加快向国际前沿收敛。政府应在技术进步动力转换、规避“技术追赶陷阱”，进而推动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经济新常态下的社会政策议题
王思斌 关信平
摘要：在中国经济从快速成长期走入稳速发展期的“新常态”下，以往有所失衡的社会与经济的成长格局得到了调整的机会。各类经济、社会问题复杂、多变和频发，昭示着中国社会政策会出现较大的调整。在这一背景下，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社会政策的战略方向选择及其相关问题，对于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意义重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思斌指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需要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是积极的社会政策与积极的政策实施的结合。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要从单纯、狭义、补救性的托底走向对救助对象积极地实施救助和帮助的科学的、人文的、整合的和发展性的托底。无论从政策对象需要的角度看，还是从资源动员的角度看，托底的社会政策都要有整体性，要从整体的角度看待困难群体的问题，也要从整体角度设计和实施社会政策。积极托底社会政策的建构不但对解决当前经济转型中的社会问题有现实意义，也是我国社会政策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关信平认为我国社会福利水平在过去十多年里已有较大提升，但按照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仍处于偏低水平。在我国新的经济与社会形势下，社会政策不仅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维护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更好地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为了落实中央提出的公平正义、改善民生、共享发展等新的发展理念和要求，并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应继续提升社会政策的目标和总体福利水平，实现社会政策支持下的福利与发展的共赢。
司法公正与同理心正义
杜宴林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摘要：随着社会诉求的日趋多元化，司法的公正运作遇到较为复杂的困难局面。同理心正义既能****限度实现个案的正义裁决，又能正确对待普遍性的正义寻求，显现出一种亲社会性的公共理性，可成为这一难题的破解之道。同理心正义既是多元动态的正义，又较好地诠释了正义的对等性和互换性，也展现出了主体间性的互动特质和共鸣效果，还一定程度上荷载了较为丰富的正义德性。同理心正义尽管发端于心灵或情感体验，但完全能够经受住法律科学性的检验。同时，它也并非至善的正义，其操作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也会诱发一些不利因素的产生。
司法方法在裁判中的运用——法条至上、原则裁判与后果权衡
任强 中山大学法学院
摘要：法条至上、原则裁判和后果权衡为法官处理不同类型的案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和裁判方法。法条至上强调法官必须遵守法条的字面含义。法条至上既是现代司法运行的通例，也是法治社会对法官最基本的要求，不按照法条及其字面含义判决仅仅是特例或者例外。但是，当法条缺乏、按照法条的字面含义无法裁判甚至会导致不公正、荒谬的裁判，或者法条冲突无法抉择时，需要求助于内含相关价值判断的法律原则、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在缺乏法条、与上述三种原则没有关系或者关系不密切、法条冲突、原则冲突、利益冲突、违背常识等疑难案件中，需要权衡后果进行裁判。三种司法方法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综合运用，综合能够增强其裁判的说服力，但无损于司法方法的独立性。不同的司法方法构成了裁判的基础。
对称与五四时期新诗形式变革
王泽龙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高健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对称作为诗歌形式建构的重要方式，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又可细分为两种不同形式：一是倾向于整齐一律的“对仗”；二是融“一致”与“不一致”于一体的“对称”。在五四时期的新诗变革中，诗歌中的对称形式发生了现代转变，使诗歌初步完成了从以整齐一律为主导的旧体诗形式，到自由多元的现代诗体形式的变革。新诗的对称主要体现在诗形建构、节奏安排以及诗意构筑等方面。多样自由的对称形式为新诗的诗形建构提供了多样化途径；以对称形式安排的音节和韵，为新诗节奏的试验提供了技术支持；多元化的对称推动了新诗诗意建构的复杂化。所有这些既为中国现代诗歌增添了更加多维的表达空间，也为五四新文学的思想与精神革命注入了全新内涵。
夏鼐、苏秉琦考古学不同取向辨析
汤惠生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指导下，不同学术观点和研究取向之间的互动讨论非常热烈。在考古界，以夏鼐为代表的“实证派”和以苏秉琦为代表的“理论派”两个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的互动，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进入21世纪后，由于各种原因，中国考古学形成以苏秉琦为代表的“理论派”一家独大的局面。对夏、苏两派的考古学思想及研究取向进行科学辨析，有利于中国考古学更加健康地繁荣发展。
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历史演进与规范建构
郑先武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摘要：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是相关国家在不同区域意识主导下所进行的政治、经济与安全互动的结果，共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至1950年酝酿与起步阶段、1951年至1960年局部成长阶段和1961年至1967年分化重组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基于不同的区域意识，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实践留下了重要的区域性规范遗产，主要是以区域自主、主权平等、不干预主义、共识性决策、非正式的渐进主义、注重经济发展、拒绝多边军事合作和泛亚洲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方式”的形成。这些早期区域合作的遗产为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的制度建设及“东盟方式”创建奠定了必要的规范基础。不仅如此，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的实践证明“亚洲方式”是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区域合作共同的“亚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