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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隐私权的冲突


发布时间:2014年10月10日 褚宸舸、朱骞、郑欢 点击次数:3834

[摘 要]:
近年来,高校管理中涉嫌侵犯学生隐私的主要表现为:申请助学金的贫困生信息、学习成绩或补考信息被不当公开、在学生未在宿舍时检查宿舍、不当利用安监器材监控、学生违纪处分中个人信息不当泄露。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刑法》等立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规范,直接或间接规定隐私权保护。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隐私权冲突的原因是:相关立法缺失或规定模糊不明确;高校传统管理理念、管理规范受父爱主义思想影响较大;高校管理中正当程序意识和冲突解决机制缺乏。应该通过完善立法、增强管理者法治、人权和现代教育管理理念,建立健全正当程序并完善冲突解决机制来理顺大学生隐私权和高校管理权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大学生;隐私权;高等教育;管理权;冲突

    现代社会中隐私权已经成为各国法律保护的一项法律权利或宪法权利。学界通说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且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对自己是否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具有决定权。[1]隐私权是基于维护人性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而形成的,本质是“私生活或工商业所不欲人知之事实有不被他人得知之权利”。[2]保护隐私是承认人的价值、尊重人性及人的尊严的必然结果。大学生作为普通公民,当然享有对自己个人秘密和个人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实践中,大学生隐私权的侵犯者大都是家长、学校或社会其他主体,其中最易被学校所侵犯。本文从高校管理中涉嫌侵犯学生隐私的主要表现谈起,以我国法律对大学生隐私权的保护为依据,着重分析学校管理权与学生隐私权冲突的深层次原因,进而为学生隐私权的保护与高校管理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一、高校管理中涉嫌侵犯学生隐私权的主要表现
 
    第一,申请助学金的贫困生信息被不当公开。高校在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时,为核实学生的困难情况,通常会将贷款名单予以公示。有人已经指出,学校为保证有限的助学金真正用于贫困生身上,必须采取公示、调查等方法去查证他们的经济状况,但公示或调查过程无疑会造成贫困学生籍贯、家庭情况、收入情况、困难程度等信息的泄露。[3]
 
    实践中,的确存在不少贫困生因为自尊心较强,不愿让外界知道或议论自己家庭困难情况,从而不愿意申请助学金的情况。例如,沈阳大学某学院为保证助学金评选结果的公平、公正,要求提出申请的贫困生在全班同学面前“演讲”,以证明自己确系贫困,然后由学生投票决定名额归属。该学院学生小刘自从在同学面前讲了自己最羞于启齿的家境后,常常觉得抬不起头来。“想申请助学金,交贫困证明还不够,还要在全班同学面前讲家里有多困难,太伤自尊了!”“本来不想让大家知道家里困难,可这样一来全班都知道了。说是为了公平,可让我们当众‘揭伤疤’,这对我们公平吗?”[4]
 
    第二,学习成绩或补考信息被公开。学生享有成绩或名次不被公开或扩大知晓范围的权利。为保护学生成绩的隐私权,不少高校早已取消过去对考试成绩“张榜公布”的方式。学生学习成绩往往由其本人在学校的教学系统上自助查询,外人很难获悉。但是每到“补考季”,补考学生名单就会被公之于众。广东某高校就将学生的考试成绩公布在学院的公告栏中,并用红线圈出不及格同学的名字。诚然,学校公布补考生名单并注明,旨在通知学生具体的补考时间、地点等信息,但是客观上此行为实际公布了学生的考试成绩和补考信息,易使学生被人耻笑,产生自卑或抵触心理,从而可能影响其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第三,在学生未在宿舍时检查宿舍。学生入学后,通常会入住学校的学生公寓,以便校方统一管理。学生不在宿舍时,校方部分宿舍检查人员所实施的不当检查行为,如私自打开学生的抽屉、柜子、箱包,翻动学生私人用品等行为。对此,学界主流观点曾认为,在学生未在宿舍时检查宿舍,侵犯的是其住宅权。理由是,我国《宪法》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住宅,是指公民(自然人)私人生活的最主要场所,自然人在住宅内的生活属于完全的私人生活,不受他人侵犯、搜查和侵入。有学者指出,从权利保护的角度看,对“住宅”应当做广义解释,它既包括自然人固定的长期的生活、居住场所,也包括临时居所。[5]
 
    但我们认为,检查宿舍并未侵犯学生住宅权,而检查中的行为不当(如翻看学生床铺,打开柜子),则属侵犯学生的隐私权。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条件下,大学生住的都是集体宿舍,作为个人的大学生对宿舍享有的只是部分权利(如个人床铺、柜子等),因此将学生宿舍定义为“住宅”较为牵强。当大学生以久住的意思住进宿舍之后,实际和高校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学生在宿舍从事的合法活动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学校对住校生的宿舍进行卫生、安全、纪律等方面的检查,是学校行使管理权的内容。但是,高校如果在检查过程中超出必要的限度,就很可能侵犯到学生的隐私权。
 
    第四,学校利用安全监视器材不当侵犯学生隐私权。随着电子监控技术的不断发展,高校在校园内安装摄像头进行管理早已不足为奇。许多高校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和校园安全,甚至把摄像头装进教室、学生宿舍走廊、卫生间门口等相对隐私的公共场所。例如,2013年4月,华中师范大学就开始在所有学生宿舍楼安装摄像头,此前包括华中农业大学、中南财大、武汉理工大学在内的武汉多所高校都采取了这种做法。这种监控入楼的做法,有学生认为侵犯其隐私权。“第三只眼”的出现,引发各方议论: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学生学习生活的安全;另一方面,也让部分学生感到不自在,甚至觉得没有了私人空间。如果校方所拍摄的涉及学生个人隐私的资料被公开播放或随意使用,校方很难摆脱侵犯学生隐私权之嫌。
 
    第五,学生违纪处分中个人信息被电子屏滚动式公告。近年来,为严肃考纪,高校对考试作弊学生的处分通报形式“五花八门”。某高校的作弊通告内容如下:XXX,性别,出生年月,民族,籍贯,所在学院年级班级,学号,在XX科考试中的具体违纪行为,根据《XXX大学考场规则》第几条第几款规定,构成违纪,该考生本门课程以零分记(或扣除二十分)等具体处罚。该作弊通告不仅张贴在各教学楼前的通告栏里,更是在学校教学楼电子屏幕里滚动播放。[6]高校公示作弊学生信息的目的无非有以下两点:第一,惩戒违纪学生;第二,让其他学生引以为戒,以严肃本校考风、学风。高校公示违纪学生本无可厚非,这也是高校行使自主管理权的表现,但是该校在作弊通告中如此详实的公示学生信息,就难免引起侵权之争。高校公示违纪学生信息只是规范教学秩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再言之,现在大学生的自尊心和好胜心都比较强,学校公示过多的信息,或许没有起到惩戒的作用反而激化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因此,高校在处分学生时应贯彻适当性原则,公示学生信息是以必要为限度,坚持“以人为本”。
 
    学校类似公布处分决定的方式是否侵犯学生的隐私权?法律界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个人隐私”,无权得到法律保护。学校公布对违纪学生的处分,是为维护校内秩序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因该行为涉及公共利益,故不存在对学生隐私权的侵犯。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不应绝对的对立,学生受处分属于隐私不得随意公开。而学校不恰当地以公告形式公开学生隐私,属于侵犯学生隐私权的行为。[7]我们认为,高校为了维护正常考试秩序,公开对学生的处分决定确有必要,但是没必要如此详实的公示学生的太多信息,管理中也要注意保障学生的隐私权。
 
    二、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隐私权的规定
 
    隐私权已经或者正在成为一种国际社会和各国法律广泛承认与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已经得到《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主要国际人权公约和一些重要的区域性人权公约的确认与保护。[8]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刑法》等立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规范,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涉及到隐私权的保护问题。这些都成为大学生隐私权保护的法律依据,也是高校管理中应遵循的重要规范。
 
    我国《宪法》没有关于隐私权的直接规定,但是在其文本的第38、40条,在学理上都间接涉及到公民的隐私权保护问题。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从解释学角度,宪法第38条规定的“人格尊严”乃是一项概括性的权利,它包括人之所以为人所必不可少的权利,隐私权显然属于该概括性权利的范围。根据宪法学的“权利伴影理论”,隐私权也处于通信自由的“伴影”范畴,因为为保障公民的通信秘密和自由就必须保障与之密切相关的隐私权。
 
    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31条涉及未成年人隐私权的特殊保护。《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六章“人身权利”中第39条规定,禁止用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名誉和人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第140条第1款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名誉行为。这是规定隐私权的重要司法解释。按照此解释,法院承认公民享有隐私权,对特定的侵权行为,适用名誉权的保护方法进行保护。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重申此原则。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明文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是通过将其纳入名誉权的范畴进行的,隐私实质上被当做一种民事利益,这显然是不利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对隐私权的保护形成了两种模式,一是直接保护方式,如美国,法律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当公民个人的隐私受到侵犯时,受害人可以以侵犯隐私权作为独立的诉因,诉诸法院请求法律保护与救济。[9]二是间接保护方式,如英国,对于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不是直接定为侵权行为,而是认定为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按照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实践证明,采用间接保护方式保护隐私权,不利于受害人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和救济。按照我国司法解释确定的对隐私权的保护方法,只有擅自公布、恶意宣扬他人隐私,造成名誉损害后果的,才能认定为侵犯名誉权的侵权行为,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对于其他侵犯隐私的行为,例如刺探他人私人情况信息,擅闯他人私人住宅,跟踪私人活动,等等,就都无法追究民事责任。对隐私权采用直接保护方式,既是隐私权自身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10]
 
    直至2009年12月26日,我国公布了《侵权责任法》,该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至此,隐私权才被正式纳入我国民事立法的直接保护范围。但是该法并没有对隐私权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的界定,这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依然是一个难题。
 
    我国《刑法》第245条规定的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第252条规定的侵犯通信自由罪,第253条规定的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都涉及公民隐私权保护。《刑事诉讼法》第183条规定,涉及个人隐私的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第274条规定,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
 
    我国《教育法》有关学生人格权保护的条款比较含混,主要是第42条,该条第4项、第5项规定,受教育者有权“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受教育者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权利”。《高等教育法》第53条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三、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隐私权冲突的原因
 
    高校作为办学主体,依据《教育法》第28条之规定,有权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享有自主管理权。[11]高校和学生法律关系的通说是双重关系说,即在承认学校与学生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同时,也认为存在着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学校和学生首先有管理和被管理关系,这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而教育与被教育的法律关系则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法律之所以赋予高校管理权,原因在于只有它拥有管理甚至惩戒权方能维护正常教学秩序,使受教育者在校方统一管理下从事教学或科研相关活动。然而,拥有权力者皆有扩充自己权力的倾向。所以,需要法律对权力内容范围及其操作过程予以规定,以及通过各种立法形式给予细化。《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这实际是赋予教育机构一种行政职权。《高等教育法》则赋予高校自主管理教学事项的权力,学生有服从学校管理的义务。
 
    但是也应注意,实践中权力的边界并非止步于法律的规定,而是权力者和权利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只要权利者接受影响,权力者就证明自己的行为有效,就占据这部分权力,权利者对于权力能接受到何种程度,权力者就将权力运作到什么程度,直到权利者奋起抵制或者其他强大力量干预阻止权力扩张为止。[12]因此,前述高校管理权与学生隐私权的种种冲突现象,实际是一种权力和权利的正常博弈,应当理性面对,寻找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当然,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特别是法律改革和教育改革已经进入问题丛生“深水区”的当下,这种冲突的兴起和被社会所关注,又具有一定特殊的原因值得寻味。
 
    第一,相关立法缺失或规定模糊不明确。
 
    近年来我国高校存在的热点现象就是学生(及家长)和校方的纠纷、诉讼不断。高校管理工作,势必涉及学生权利的保障和限制两大问题。
 
    权利限制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较多。首先是法律、法规的问题;其次是校规自身的问题,这又关涉两大边界,一方面是学校自治的界限,表现为法律和校规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学校管理和学生自治的关系,表现为校规和学生的冲突;再次是法律、法规、校规等本身的合宪性、合法律性问题。
 
    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隐私权冲突的最根本原因是缺乏法律规范作为准绳。以致于学校权力过大,特别是管理者自由裁量权过大,压缩了学生权利的空间。学生即使维权也很难找到有力的法律条文作为武器,只能在私下或网上“吐槽”。有些案件对簿公堂,法院也难以裁判。例如,2010年3月8日,“浙江在线”教育频道的一则报道[13]就引起广泛争议,其焦点是学校在学生宿舍安装摄像头是否侵犯了学生的隐私权?学校认为,这样做是为防范盗窃事件的再次发生,这是为保护学生财产安全的有效举措,是学校管理权的正常行使。但学生认为,学校侵犯到自己的隐私。因为我国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对如何管理宿舍并无明文规定,所以学生的诉求也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
 
    从法理上看,公民隐私权在位阶上要高于学校管理权。首先,公民隐私权属于宪法规定的人格权,是公民人格尊严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众所周知,人的尊严条款,被世界各国公认为现代宪法的根本规范。而学校管理权的权源是《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在权源上弱于低于隐私权。其次,从现代教育法理论来看,双重关系说承认学校管理权的有限性,即使学校行为有校规的依据,这些校规也要接受合法性、合宪性以及司法机关的必要审查。
 
    第二,高校传统管理理念、管理规范受“父爱主义”思想的影响较大。具体到管理方式上,就是对权利限制往往有“制度依赖”和“偏好”,把大学生当做未成年人(中小学生)管理,忽视或侵犯学生应有的法定权利。
 
    大学生因为大都超过18岁,因此学校的管理并不能按照未成年人的标准来进行,更不应将其当做是“孩子”看待,应将其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对待。大学生是享有宪法、法律上所赋予的全部基本权利和法定权利,且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主体。
 
    “父爱主义”也叫家长主义,反映了国家对公民强制的爱,即如果当一个人的行为会使他自己丧失重大利益时,可以限制他的自由,强迫其促进自我利益或阻止他进行自我伤害,也就是说,为了被强制者自己的利益,国家对一个人的自由可以进行干涉。
 
    过去大学生在校期间不能结婚,可是我国现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已经不禁止在校学生结婚。在校大学生一般都处于18周岁至23周岁之间,根据我国《婚姻法》第6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因此,只要达到法定婚龄,学生有权结婚。可是一些高校依然反对学生结婚,一旦发现便会公之于众,这显然侵犯学生的隐私权和婚姻自主权。在校女大学生晓梅便是一位受害者,她婚后与夫在校外同居,校方知情后便将此事公之于众。现在同学只要一见到她,就会问东问西,晓梅的学习、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4]
 
    高校很多管理者在干涉甚至侵犯学生权利时,往往有一个似乎很正当的理由:限制禁止学生的权利,目的是好的,是为学生的根本利益或者大多数学生的利益考虑的。实际上,这种理由在法理上并不充分。由于“父爱主义”有可能错误地导致扩大管理者对个人自由的干预,所以必须将其运用范围严格控制,一般认为只能对判断能力不充分的人的不完全自由的选择和行为进行干涉,而且这种干涉和限制还要按照法律保留、人的尊严和比例原则进行再限制。
 
    例如,按照权利限制的比例原则,除了目的正当性,还有其他的条件。如果有多种手段能够达到目的,应该采取对行政相对人的自由限制最小的手段才是正当的。前述高校限制公民隐私权的诸多行为中,并不具备限制的妥当性,在有其他方法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限制学生隐私权是不合理的。
 
    第三,高校管理中正当程序意识和冲突解决机制缺乏。
 
    高校往往以“有利于管理,为学生安全考虑”等为由运用权力进行管理活动,这必然导致学生权利的行使受到限制。例如,保证助学金发放公平的方法有很多,高校不能在没有穷尽所有方法的前提下,轻易逼迫学生放弃自己的隐私权。一些高校在处分学生的过程中,不给学生申辩的机会,直接将处理结果予以公示,就算学生有异议,也很难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
 
    实践中,当学生的权利被校方侵犯时,学生很难及时得到救济。大部分学生表示,只要校方未严重侵犯其隐私,他们都可以接受,而且“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毕竟和学校发生冲突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
 
    四、改进完善高校管理环节保障学生隐私权的几点建议
 
    首先,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有关隐私权保障和高校管理的法律规定。
 
    大学生隐私权保护作为隐私权保护的特别领域,由于法律规范依据不尽完善,其保护力度和方式也不尽如人意。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隐私权有必要在民事立法方面与名誉权、姓名权等提到同等地位予以保护。在立法中明确隐私权的内涵和外延,不仅有利于打破司法实践中高校和学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局面,更有利于在高校管理环节中更好的保护大学生的隐私权。
 
    与一般公民的隐私权相比,大学生隐私权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享有保守姓名、肖像、通信和其他私人文件等秘密不被刺探、公开或传播的权利;②享有宿舍不被非法非法侵入、窥视、骚扰或搜查的权利;③享有个人生活不受他人监视、监听、调查或公开的权利;④享有家庭关系、亲朋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的权利;⑤享有学习成绩或名次、处理或评议结果不被非法公开或扩大知晓的权利;⑥享有私人数据不受非法搜集、调查、公开、传输和利用的权利。
 
    其次,应增强高校管理者的法治、人权意识,改善管理理念。《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规定:“教育之目标在于充分发展人格,加强对人权及基本自由尊重。”高校管理者良好的法律意识是其严格依法办事的重要前提。高校在管理过程中应贯彻依法治校、依法治教原则,通过培训和学习使高校管理人员转变传统管理理念,提高其法律意识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使管理者明确学生所享有的权利和在教育中的平等主体地位、明确自己和学校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应履行的义务,自觉尊重和保障大学生的隐私权,不随意探查学生的隐私,不泄露自己所知悉的学生的隐私。在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以学生是权利主体、尊重学生权益,保障学生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
 
    再次,在高校制度建设方面,应建立、健全管理程序并完善冲突解决机制。正当程序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没有正当程序,不仅难以在管理工作过程中实现公开和公平,而且事后救济权也得不到保障。因此,高校应在其管理活动中坚持正当程序原则,在需要公开学生个人信息时,必须遵守权限并提前告知学生本人;在处分学生时,应依法采取合法、合理、恰当的方式,尽量避免侵犯学生的隐私权。在披露学生信息时,也应坚持适当性原则,对于不必全部涉及的内容,只以必要涉及的内容为限。不可简单地把涉及学生隐私的事情全部公开。如公示特困生时,可以只公布姓名、专业、年级和贫困等级,而不要涉及过多的细节。此外,还要建立通畅的冲突解决机制。有些高校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是一个较好的尝试。即当学生对学校做法有异议时,可在限期内向委员会提出申诉,由一个合议的组织,而非某个具体管理者做出科学、客观的决策,这也可以使学生的权利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同时避免学生和某个具体管理人员发生激烈的冲突。
 
    另外,也有必要加强学生的法治教育,增强学生的权利意识,让学生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权利,权利应受到哪些限制,权利受到侵犯时应该如何保护。
 
    总之,隐私权作为人的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予以充分尊重,同时也应尊重学校管理中的权力和正常的教学管理秩序,这就要求必须妥善处理好大学生隐私权和高校管理权之间的关系,把握好管理中的“度”,使二者并行不悖。
 
 
 
 
【参考文献】:
[1]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2]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3]吴热生:“高校管理权与学生隐私权的冲突与调解”,《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36-40页。
[4]“大学要求贫困生演讲比穷 得票最高可获助学金”,《沈阳晚报》2013年10月15日。
[5]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6]“西安一高校大屏幕公示舞弊学生信息  是否侵犯‘隐私权’惹争议”,http://sn.people.com.cn/n/2013/0111/c226647-18009067.html(2013年12月4日最后访问)。
[7]张弛、鲍治:“隐私权的保护:在权力与权利之间”,《法学》2000年第10期,第30-33页。
[8]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9]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10]杨立新:“关于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的几个问题”,《人民检察》2000年第1期,第26-28页。
[11]近年来我国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正在推动各高校制定大学章程,依法自主管理,但也存在很多法律问题。参见刘璞:“大学章程制定中的缺位与错位——兼谈大学法的制定”,《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12]张弛、鲍治:“隐私权的保护:在权力与权利之间”,《法学》2000年第10期,第30-33页。
[13]“大学宿舍防盗窃装摄像头 学生隐私权如何保护”,http://edu.zjol.com.cn/05edu/system/2010/03/08/016395124.shtml(2013年12月5日最后访问)。
[14]2013年7月1日东北新闻网报道:“在校女孩婚后与夫校外同居遭通报 质疑学校侵权”,http://society.nen.com.cn/system/2013/07/01/010505004.shtml(2013年12月26日最后访问)。

来源:《法学教育研究》(第十一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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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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