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怀念旧版

首页 私法动态 私法名家 私法研究 私法讲坛 私法茶座 私法书架 私法课堂

>   商法专题   >   公司利益保护的裁判现实与理性反思

公司利益保护的裁判现实与理性反思


发布时间:2014年6月20日 甘培忠 周游 点击次数:4052

[摘 要]:
公司利益是公司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主题。由于公司治理孱弱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公司利益保护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将公司利益等同于股东利益、将公司利益简单地理解为公司财产以及未对无形的、预期的公司利益进行有效保护。从本质上来说,公司利益并非公司法律关系中各方主体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的根本依托。故而,重塑保护公司利益的理念,完善保护公司利益的机制也正是推进公司法制度改革的关键举措。
[关键词]:
公司利益 司法裁判 法人资格 公司商业机会

    一、引言:涉及公司利益纠纷的案由变迁

    公司利益保护是司法实践中备受重视的问题。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其第 254 条即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赔偿纠纷”,该案由得以确立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公司制度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1]2011 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案由规定进行修订,将其变更为第256 条“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尽管案由本身不再指明责任主体,但相关解释表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属于其中,第三人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不属于此案由。[2]

    公司利益涉及到公司本质的问题。而现行《公司法》并未对公司利益作出明确定位。我国 2005 年修订的《公司法》规定公司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这无疑进一步使公司利益的内涵及边界复杂化了。有学者认为,缺乏公司利益的界定,如同缺乏了比较的尺度,就不可能有良好有效的司法调整。[3]诚然,公司利益是一个非常哲学化的问题,凭空归纳其定义既非易事,也缺乏意义。倘若对涉及公司利益的司法裁判进行一定经验的类型化分析,或许更能凸显在没有准确内涵界定的情况下保护公司利益的难度与障碍,并以此反思公司利益保护的根本意义与策略改进。

    二、司法裁判中的公司利益:初步统计及简析

    实际上,涉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案件并不少见。为进一步验证公司利益在司法裁判中的法官立场,笔者搜集了相关案件并进行了统计分析。[4]被收入本文作为分析样本的以损害公司利益为由提起的诉讼有 127 例,但其中有 33.07% 的案件与公司利益关系不密切,真正涉及公司利益纠纷的案件中仅有 36例判定公司利益受损,占 28.35%(参见表一)。所谓与公司利益关系不密切,主要包括几种情形:第一,涉及发回重审、管辖权争议、撤回起诉、起诉主体不适格等程序性的案件。[5]这类案件尽管多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起诉,但案情并未涉及公司利益纠纷的实质内容。第二,少数案例实际上是劳动报酬纠纷。[6]该类纠纷尽管涉及到公司与其他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是这种行为并无侵害公司利益的故意。第三,部分案例更侧重于公司控制权争夺问题,表现为公司公章等物件的占有及归属纠纷,[7]这仍属于公司内部治理事项,与公司利益关系不大。第四,少数案例涉及的是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这类纠纷在本质上并非损害公司利益的侵权问题,而侧重考量公司是否违约。[8]

    以上涉及公司利益纠纷的 85 个案例中,又可根据损害公司利益主体的不同身份分为公司管理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股东两大类。在这些案例中,要求被诉主体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9]的案件不足一半,尤其是判定管理者不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案件占同类案件的 61.82%(参见表二)。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案件在表面上是涉及董事等管理人员的纠纷,但在实质上仍旧是公司与股东或是实际控制人之间的问题。[10]就国外的情形来看,损害公司利益的主体一般集中于管理者,而基本不涉及股东。[11]表二的统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公司治理仍未转型为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特征,而这可能也会影响到保护公司利益的策略选择。

    故而,由此引出若干问题值得思考:首先,在我国,既然判定公司利益受损的案件不多,那么是否说明公司利益并未受到严重损害,甚至能推断公司利益的保护已经较为得力?其次,公司管理者被要求承担责任的概率还相对较低,是否说明我国公司管理者在履行信义义务上已经逐渐制度化,甚至可推断出我国的公司治理已经较为完善?继而,公司利益保护与公司治理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

    三、公司利益在司法裁判中的定位偏差

    不仅我国《公司法》没有对公司利益进行科学、合理、明确的定性,在此 127 个案件中法官也无一例外地回避了对公司利益内涵的表态。在缺乏相对统一基准又不得不作出裁判的情况下,公司利益的异化也就不可避免。仅就本文涉及的案件而言,司法裁判的现实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股东利益的保护被视为对公司利益的保护。在个案中,法官即明确表示,当事人没有将公司权益归个人所有,而是分配给公司股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后果。[12]亦有案例存在控制股东影响下公司自认为利益未受损之怪状。[13]从现代公司的发展历程来看,公司与其投资者的分离是公司形式变迁以及公司规模扩大的一种表现。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的各自独立,既是要明晰不同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又是旨在针对不同主体的利益给予更好的法律保障。公司脱胎于合伙,其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公司行为不再被认为是投资者自己的行为”,[14]亦即尝试避免包括行为在内的各种维度的混同。公司与股东的人格、财产的混同,在现代公司法制度框架下不但会使得股东可能会因揭开公司面纱而承受巨大的风险,而且会让公司利益有可能因此被股东蚕食。从表二的情况来看,在诸多被笔者归入股东一类的案件中,表面上看都是管理层的纠纷,而实际上却是股东利益纠纷问题。这当然有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案例全部发生在有限责任公司场合,其人合性本身就较高,但是数据分析同时也反映出,倘若《公司法》仅仅是一部股东利益保护法,那么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区分就非常困难。况且,在现行制度下,倘若股东并未兼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不能以《公司法》第 149 条来追究其法律责任,必须转由揭开公司面纱等更加复杂的法律救济途径去保护公司利益,无疑使得公司利益保护问题愈加严重。

    其次,将公司的财产简单地理解为公司利益的表征。毋庸置疑,公司财产是公司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公司法》第 149 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亦即所谓的归入权。这种权利是侧重保护公司财产的公司利益保护规则,本质上也就是将公司利益“有形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符合法律追求确定性之目的。然而通过归入权来保护公司利益在本文涉及的案件中并未显示出巨大的效应(参见表三)。一者,涉及归入权的案件仅有 13 例,为数不多,二者,超过一半的案件法院不支持既得利益归入公司。值得注意的是被判定“部分归入”的唯一一例案件,责任人只被要求将工资归入公司,而非采用公司估算的公司利益损失。与此同时,有裁判还表明,公司行使归入权,本身是公司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间的内部关系,因此,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主体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15]该案判决进一步表明当前公司行使归入权的两大特征:一是以责任方实际获得利益之多少来判定公司利益受损程度,它并非适用一般侵权法上的认定标准,而是将其减等为不当得利的解决路径;[16]二是归入权的行使条件非常严格,它不仅是以责任方的不当得利为准,还不能要求关联方承担连带责任。归结为一点,公司利益在此仅被简化为直观的、有形的财产集合。

    再次,侧重保护公司财产的策略必然轻视了对预期的公司利益的保护。公司利益与公司财产等同,就会忽略了对公司利益保护理应更加重视的层面:公司本身的长远发展。国外诸多公司利益纠纷都集中于管理者或是控制股东违反竞业禁止义务、利用关联关系或是不当的自我交易篡夺公司商业机会、侵害公司商业秘密等无形的、预期的公司利益层面。[17]反观本文的案例样本,却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极为迥异的裁判结果(参见表四)。在 127 个案件中仅有 18 例涉及预期的公司利益,占 14.17% ,更为严重的是,其中预期的公司利益被法院判定理应支持的只有 5 例。基于裁判的不同缘由,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司法裁判认定责任人是否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的标准在于其是否经营与公司“经营范围”相同的业务,这种做法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亦无可厚非,但是有法院判决即因为公司业务范围不确定而认定未违反竞业禁止义务,[18]由此反映出此种认定标准的不完善。况且,工商登记改革将进一步放宽对公司经营范围的管控,经营范围都可能不再明确,又如何以此来保护公司的商业机会便渐趋成为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实行所谓的法定代表人制度,相当数量的案件都与法定代表人有关,故而,在判定责任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抑或个人行为往往是此类纠纷解决的前提。[19]但法定代表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机制的妥协,它旨在调和公司外部交易之效率与安全的平衡,当然,失衡是实践中的常态。理论上,代表制度是将公司及其代表人视为一体,代表人并没有独立的主体地位,公司要求代表人承担责任就必须通过诸如董事义务甚至是揭开公司面纱等制度来实现,由此来保护公司利益也就必然存在延缓甚至阻碍。

    四、公司治理视角下公司利益异化的实质

    通过上述类型化分析可知,司法裁判的现实问题主要是将公司利益等同于股东利益,将公司利益简单地理解为公司财产,以及未对无形的、预期的公司利益进行有效保护。实际上,公司利益异化的直接原因是公司治理的不完善。笔者认为,完善的公司治理至少有以下几点体现:第一,公司内部权力、权利配置的理性化。第二,公司意思形成与表示的规范性。第三,公司自身的财产、权利得以彰显与保障。

    具体而言,公司内部权力、权利配置的理性化主要追求的是股东会与董事会、经理层之间,以及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均势。所谓均势,并非平均,而是均衡,亦即在相关主体间形成良好的沟通与制约,这种制衡关系能使得公司各方因为权力、权利而催生的利益达至平衡,由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内部主体利益失衡所引起的公司整体利益受损。这与国家学说中的权力制衡有异曲同工之妙,国家层面的制衡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公司层面的制衡则旨在保护公司利益。我国当前的公司治理之不完善,首要表现就是内部权力、权利配置的失衡,这种失衡部分源于公司法律制度本身对特定主体的倾斜性保护,但更主要源于公司内部人员对法制的漠视。因对法制的漠视,我国公司在公司意思形成与表示的规范性方面也存在缺憾。公司意思形成与表示主要是通过公司各项决议得以彰显,这是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重要表征之一,如同人之为人,务必要被赋予自由表达意愿之能力。从发起人设立公司开始,公司利益的变动无一不通过相关的决议得以进行。倘若公司决议的作出与执行都缺乏严格的规范依据,那么公司利益变动也就必然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也会增加内部人侵夺公司财产、攫取公司机会的可能性。继而,前两点因素影响公司的财产、权利得到实质性保障的效果。一个法人地位未受足够重视、公司内部人员缺乏相互制衡、公司决议形成与执行不规范的公司治理模式也就难以确保公司利益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股东派生诉讼也是公司法规则中保护公司利益的一个重要机制,在本文统计分析的案件中,通过股东派生诉讼来保护公司利益的案件只有9 例,而且过半数案件裁判股东败诉(参见表五)。尽管股东派生诉讼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而并非只在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中才出现此种情形,然而,这组数据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保护公司利益的途径不尽周全。

    故而,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经常性地忽视了公司独立法人格的重要地位。即便是在人合性、闭锁性程度较高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人格的作用也并未因其而得以减损。公司独立法人格机制之重要意义在于:一者,明确区分公司债权人与股东债权人。公司人格独立旨在维持公司的财产独立与责任独立,后两者的实现往往需要以保护公司利益为前提。二者,明确区分公司责任与股东责任。尤其是在有限责任公司,正因为公司的人合性与封闭性导致公司与股东极易出现人格混同与财产混同,故而也就能通过揭开公司面纱机制使得股东不再获得有限责任的保护,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护公司利益不仅是彰显公司人格,还增加了一道保障股东权益的强大屏障。

    五、公司利益保护的理念重塑与规则再造

    理念的准确定位比一切实质性规则的构建都重要。当然要回答“公司利益是什么”是困难的,但至少我们应该尝试回答“公司利益不是什么”,由此进一步降低误读公司利益内涵与外延的可能性。在立法层面,保护公司利益的理念早已存在,但近年来由于过分强调股东利益保护而导致前述将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等同的做法。在司法层面,涉及保护公司利益的案件不少,但是本文的数据统计分析显示出司法保护的力度及方略仍然有待商榷。通过本文的论证,重塑保护公司利益的理念,其实是回归公司法则构建的一个基本常识:坚持公司的独立法人格,并将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准确割离。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到公司利益的内在有机性,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成现有的、当期的公司财产,而忽略包括公司商业机会在内的无形的、预期的公司利益。

    实际上,当上述理念通过实证分析、浓缩提炼渐次被立法与司法有所意识之后,具体制度革新的方向及路径也就非常清晰了。

    第一,针对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混淆的问题,主要是在人格、行为、财产方面加以有效区分,如公司应当依法完善公司账册并提升其规范性,[20]决议的形成要在程序和内容上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立法与司法则要理性对待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尤其是在未来制度革新时理性斟酌《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的内容。[21]

    第二,针对公司利益与公司财产等同的问题,主要完善公司资产、营业转让时的估价方式和程序,司法要尊重公司意志与自治,慎用强制评估。[22]

    第三,针对忽视无形、预期公司利益的问题,应从利益冲突规则的重构着手,亦即侧重于完善公司控制层及管理层的信义义务。在我国,公司与董事一般不订立合同,而在国外,保护公司机会规则都往往与合同法联系在一起。[23]因此,在我国追究董事责任几乎完全依赖于立法的完善。此外,法定代表人制度下公司与代表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不明之情势,对代表人的责任追究无疑仍需通过管理层信义义务之策略进行,这无疑对信义义务的体系构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者,正如前文所述,公司与股东(尤其是控制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我国较为明显,明确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或许是我国利益冲突规则构建继而完善保护公司利益机制的一个重要维度。

【注释】
[1]曹建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11 页。
[2]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2011 年修订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1 年版,第393-394 页。
[3]邓峰:《公司利益缺失下的利益冲突规则--基于法律文本和实践的反思》,载《法学家》2009 年第 4 期。
[4]本文有关“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采集于北京大学法律信息网司法案例数据库,访问时间为 2009 年 9月 18 日至 2012 年 9 月 17 日,去除涉及重复录入等因素的无效样本后,有效样本数为 127 件。
[5]这一类案例有 25 个。例如《麦赞新与陈辉龙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管辖权异议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粤高法立民终字第 303 号。
[6]这一类案例有 3 个。例如《上海日伸某公司与李某某赔偿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 615 号。
[7]这一类案例有 11 个。例如《金某某与甲公司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利益赔偿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 1705 号。
[8]这一类案例有 3 个。例如《平海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等损害公司权益纠纷再审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沪高民二(商)再终字第 1 号。
[9]一般而言,被告未被要求承担过半责任的情形可归类为非承担主要责任。例如《梁保山与华源数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损害公司利益赔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民终字第16916 号。在此案中,华源公司要求梁保山赔偿损失 207 万元及其利息,但法院最后支持的赔偿金额为 20 万元。
[10] 例如《杨万寿与于辉损害公司利益赔偿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 808 号。
[11]E.g., see Richard C. Nolan,The Legal Control of Directors’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the United Kingdom:Non-Executive Directors Following the Higgs Report, 6 Theoretical Inquiries in Law 413(2005).
[12]参见《苏振等诉荣春明公司高管人员损害公司利益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9)海民初字第32426 号。
[13]参见《周云飞诉施新章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11)甬余商初字第 431 号。
[14]See Leonard W. Hein, The British Business Company:Its Origins and Its Control, 15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137-138(1963).
[15] 参见《上海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罗某某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 889 号。
[16]此种观点已有学者提出,本文案例分析进一步论证了这种看法。参见邓峰:《公司利益缺失下的利益冲突规则--基于法律文本和实践的反思》,载《法学家》2009 年第 4 期。
[17]See Eric G. Orlinsky, Corporate Opportunity Doctrine and Interested Director Transaction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An Attempt to Restore Predictability,24 Delawar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 451 - 525(1999).
[18] 参见《北京大道昌盛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恒华腾信科技有限公司等高级管理人员竞业禁止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9)海民初字第 5924 号。
[19]参见《广州市番禺国业贸易有限公司与陈巧芳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利益赔偿纠纷上诉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穗中法民二终字第 2126 号。
[20] 有个案正因为公司账册不完善增加了维护公司利益的难度。参见《甲公司与李某某、李某、沈某某、王某某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 1866 号。
[21] 该款规定的所谓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仅适用于“股东逃避债务”情形,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22] 当前强制评估往往采取单纯以资产负债表为依据的成本法,故而重视的是历史成本而非重置成本,这有可能大大低估了公司价值,减损公司利益。
[23] E.g., see John Lowry,Codifying the Corporate Opportunity Doctrine:The(UK)Companies Act 2006,2012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1-17(2012).

来源:《法学杂志》2014年第3期

版权声明:本站系非盈利性学术网站,所有文章均为学术研究用途,如有任何权利问题,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责任编辑:刘胤宏

上一条: 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为背景

下一条: 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价值平衡与规则互补

版权所有:中国私法网
本网站所有内容,未经中国私法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违者必究。
联系电话:027-8838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