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怀念旧版

首页 私法动态 私法名家 私法研究 私法讲坛 私法茶座 私法书架 私法课堂

>   商法专题   >   禁止内幕交易立法理念转换及其体系效应

禁止内幕交易立法理念转换及其体系效应


——从反欺诈到市场诚信
发布时间:2014年3月7日 傅穹 曹理 点击次数:4239

[摘 要]:
基于反欺诈理念和市场诚信理念所建构的禁止内幕交易法律制度存在根本区别,前者注重保护投资者个人利益,后者则着眼于证券市场诚信的维护,进而导致二者在行为构成要件和法律责任设置等核心规则方面的重大差异。随着证券市场实践的深入发展,反欺诈立法难以克服的功能障碍和结构缺陷日益凸显,造成禁止内幕交易执法和司法实践面临诸多困境,故此逐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所抛弃。顺应国际趋势,以市场诚信维护作为禁止内幕交易制度的立法理念并依此重构制度体系,或能实现逻辑自洽与体系完整,似为提升我国证券市场核心竞争力的应然选择。
[关键词]:
内幕交易;立法理念;反欺诈;市场诚信

    虽然世界著名法与金融学者LLSV所提出的“对外部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程度会决定一国证券市场的强弱”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仍存争议[1],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证券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所首创的禁止内幕交易法律制度已被绝大多数国家作为发展本国证券市场不可或缺的制度支持而移植。我国亦紧随禁止内幕交易的国际化趋势,早在1993年《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件》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中即明确禁止内幕交易;1998年《证券法》的颁布及其2005年的修改,则对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和行政、民事责任做出具体规定;1997年和2009年两次刑法修改又分别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以及明示、暗示他人从事内幕交易等行为均明定为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内幕交易行为并未因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而减少,反而呈现多发态势,并演变为最主要的证券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已成为当前证券执法工作的重中之重。[2]对此,国务院办公厅于2010年下发《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意见》,就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中国证监会原主席郭树清亦多次强调,对内幕交易始终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3]为有效遏制内幕交易的多发态势,一系列应对措施相继出台:例如,证监会于2007年专门制定了《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对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作出更为详尽的规定;在2011年又出台了《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要求内幕信息知情人按规定实施登记,落实相关人员的保密义务和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则于2012年联合颁布《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犯罪主体、犯罪行为的认定以及定罪处罚标准等问题作出详细规定。
 
    中国证监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禁止内幕交易执法和司法方面所做出的上述巨大努力,一方面用中国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禁止内幕交易法律制度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执法和司法中可能存在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4]88-89对于禁止内幕交易法律制度所存在问题,理论界也提出了诸多完善建议,如扩大行为主体范围、[5]细化内幕信息认定标准、[6]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7]等等。然而,这些建议仅仅局限于对具体法律规则的修改和补充,或者说是以技术完善为主导的集中力量“打制度补丁”,而缺少对禁止内幕交易法律制度的立法理念的系统性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制度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诚如证券法专家指出的那样,就法律制度的系统性而言,单一法律规范的实施效率与功能效果受制于该法律体系结构的整体效应,而一个法律的体系结构是基于立法理念的选择性建构的结果。[8]由于我国禁止内幕交易法律制度主要为移植借鉴发达国家的产物,在此过程中并未准确区分不同国家的制度在立法理念上的差异,由此导致的功能障碍和结构缺陷,或许是其实践效果不彰的根本原因。为此,本文拟从禁止内幕交易法律制度的立法理念切入,剖析不同立法理念对于制度体系建构的具体影响及其规制实效,在追踪国际最新立法趋势的背景下,论证我国禁止内幕交易法律制度立法理念的应然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具体法律规范变革效应。亦即在立法理念转换的基础上进行制度重构,以期实现逻辑自洽与体系完整。
 
    一、反欺诈抑或市场诚信:禁止内幕交易的立法理念
 
    任何法律均有其确定的立法理念,即有明确需要法律保护的制度利益,并且,法律制度所蕴含的利益又可划分为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处于主导地位,非核心利益从属于核心利益。[9]禁止内幕交易法律制度亦不例外。然而,对于什么是禁止内幕交易制度的核心利益,是受害投资者的个人利益还是社会整体利益,各国立法基于不同的基础理论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一)禁止内幕交易制度的核心利益之争
 
    当今各国禁止内幕交易立法的基础理论可以归纳为反欺诈理论(anti-fraud theory)和市场理论(market theory)两种,二者在禁止内幕交易制度的核心利益方面存在根本分歧。
 
    1.反欺诈理论下的个人利益
 
    作为全球禁止内幕交易立法先导的美国证券法是采用反欺诈理论的典型代表,该理论认为,知悉公司重大且未公开信息之人,于买卖证券之时,如未披露相关信息,对于不知该项信息的交易对方即构成欺诈,因而违反了作为反证券欺诈一般条款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b)条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10b-5规则。为避免违法,内幕人士只有两种选择:将信息向交易对方披露后进行证券交易;若为保护公司秘密而无法披露时则应放弃交易,此即所谓“披露否则戒绝交易”原则(disclose or abstain from trading)。联邦最高法院出于对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过宽可能抑制正当市场行为的顾虑而提出,根据普通法规则,反欺诈条款中的信息披露义务应当产生于内幕交易行为人事先存在的信义关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即因职业、信托、代理或监护等而产生的特殊信赖关系。[10]92联邦最高法院的信义关系理论,一经确立即成为美国反欺诈条款在内幕交易领域适用的主导理论,至今尚未发生根本改变。
 
    反欺诈理论将内幕交易视为内幕信息持有人对交易相对人的欺诈,其所损害的直接客体也就是与其进行相反证券交易的具体投资者利益。因此,依据反欺诈理论制定的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即为“禁止公司高管和主要股东利用内幕信息为自己谋取金钱利益、损害不知情的公众公司证券持有人利益的行为”,[11]686其禁止内幕交易制度的核心利益因而当然是受欺诈的交易相对人的经济利益,即个别投资者的个人利益。
 
    2.市场理论下的市场诚信
 
    市场理论认为,证券市场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投资者对其充满信心,而投资者信心则来源于市场诚信(market integrity),因此证券法应当保证每个投资者在信息获得方面均应有平等的机会和信息来源,以实现市场公平。如果投资者预见到重大未公开信息在证券市场上被作为交易基础,其将会选择对交易价格讨价还价以弥补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风险,或者干脆放弃交易远离市场,不仅增加新证券的售出成本,而且降低了证券市场的流动性。[12]而内幕交易则破坏了投资者平等获取信息的“游戏规则”,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严重危害市场诚信,侵蚀投资者信心,故此任何可能对市场诚信构成威胁的内幕交易行为皆应受到禁止,无论其是否涉及“欺诈”。市场理论的代表立法例为欧盟《禁止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指令》,其立法宗旨在于“确保共同体金融市场的诚信及增强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SMA2000)制定之际即强调其目标在于维护市场信息、保护投资者并减少金融犯罪,创造一个公平并且干净的市场。[13]362德国学者亦认为,该国证券交易法中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相关规定旨在保护证券市场的正常运作功能,使得所有投资者均能公平利用市场信息进行投资。[14]
 
    在市场理论下内幕交易的违法性基础在于,“滥用其他投资者无法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克服的信息优势的不公平,与投资公众合理预期存在一个所有参与者均能依据相同的规则竞争的诚实、公允证券市场不一致”。[11]673因而禁止内幕交易制度的立法目的即为,确保证券市场运行的透明、稳定与公平,维护全体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和信任,亦即,其核心利益应是证券市场的诚信。
 
    (二)我国禁止内幕交易制度的核心利益
 
    与上述域外法明确禁止内幕交易制度的核心利益不同,由于我国《证券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因此,无论立法解释还是学理解释均普遍主张禁止内幕交易的目的应当是对个人利益与市场利益同等保护,即所谓二元利益观。
 
    第一,立法中的二元利益观。一方面,对于禁止内幕交易制度所保护的市场利益,立法解释认为,如果在证券市场中,总是有一部分人可以在其他投资者还无法对市场变化做出判断时,利用所掌握的内幕信息,抢先一步对市场作出反应,从而占有更多的获利机会,而大多数投资者不能公平地获得证券市场信息蒙受损失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证券市场就不是公平市场,市场的交易量将会因此而减少,市场效率也将降低,从根本上说,内幕交易将会损害广大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阻碍市场发展。为了保障证券市场的公平性,维持投资者的信心,必须予以严格禁止。[15]105-106另一方面,自1993年《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制定开始,我国法律即将内幕交易视为证券欺诈行为的一种,认为其会给投资者个人利益造成损失,因此2005年证券法修改时明确增加民事赔偿责任规定,目的在于使受内幕交易欺诈的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挽回或者减少损失,则是反欺诈理念的明显体现。
 
    第二,学理中的二元利益观。无论民商法学界还是刑法学界,均禁止将内幕交易的目的定位为二元利益观。民商法理论将内幕交易的性质界定为证券欺诈侵权行为,认为内幕交易将造成两方面的损害后果:既给所有的投资者造成普遍损害,也给具体投资者造成个别损害。前者是指内幕交易行为的存在,使投资者在一个交易规则受到损害的市场上从事交易,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承担了交易风险,实际上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后者是指在一笔具体的证券交易中,内幕交易人获得了利益,而其交易相对人则受到了损失。对此两种受损害的利益法律具有予以保护的必要。[16]235刑法学者亦认为,内幕交易不仅侵害证券市场的公正性和健全性,破坏证券市场正常秩序;而且内幕交易人实际上是利用不合理的信息优势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损失转嫁给其他投资者,或者将其他投资者理应享有的利益据为己有,属于违反公平交易规则的欺诈行为,因此也对进行证券交易的现实投资者利益造成了损害。[17]75换言之,内幕交易犯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18]451
 
    综上,依据不同理论构建的禁止内幕交易制度,其立法理念存在着显著差异,并对行为构成要件和法律责任设置等核心规则设计产生实质影响,故此各国均在理清该制度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构建具体的制度体系。而我国立法对这两种理念采取兼收并蓄的移植方式,将个人利益与市场利益等同对待,如下文所述,其结果难免导致法律规则之间的抵牾与冲突,进而妨碍禁止内幕交易制度功能的实现。
 
    二、身份抑或信息:内幕交易认定的中心进路
 
    (一)不同立法理念下内幕交易构成要件的差异
 
    由于不同立法理念建构的禁止内幕交易制度在内幕交易性质界定方面存在显著分歧,因而导致对于内幕交易构成要件的要求亦有所不同,质言之,反欺诈立法以行为人因职务、工作关系或亲属关系而具有特殊身份为中心的认定进路(person connection approach),而市场诚信立法则是仅仅围绕内幕信息的生成、传递与公开过程,以及行为人从事涉案交易的具体情形,寻找其与内幕信息之间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信息中心进路(information connection approach)。[19]
 
    1.反欺诈立法的内幕交易构成要件
 
    反欺诈立法将内幕交易视为证券欺诈行为,而构成欺诈则首先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scienter);其次要求行为人违反“披露否则戒绝交易”义务,但此种义务并非任何知悉内幕信息之人所普遍负有,而系源于特定的信义关系,因此内幕交易认定的关键任务就是找出这种信义关系的存在,能够成为内幕交易主体的也就限定于具有特殊身份之人。对于内幕交易主体身份的界定,美国法是通过三种理论逐步完成的:(1)信义关系理论将内幕交易主体分为传统内部人和拟制内部人,前者指与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具有信义关系的董事、高级职员及控制股东;后者指因工作关系知悉内幕信息而与上市公司形成特定保密关系的承销商、会计师、律师或财务顾问等市场中介。(2)信息传递理论将责任主体延伸至从内部人处受领内幕信息的公司外部人,其承担责任的原因在于明知或可得而知内部人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违反信义义务而参与其中,即与内部人成为共同体。(3)盗用理论则将内幕交易的规制范围拓展至从外部人处窃取内幕信息之人,只要其与信息来源(source of information)之间存在信义关系,其内幕交易行为亦构成欺诈。[20]日本法则明确规定内幕交易的主体应当是“与公司有关系的人”,同时,只有直接从“与公司有关系的人”处受领内幕信息的第一层次的信息受领人才属于内幕交易主体,第二层次及以下之间接信息受领人则不受法律的规制[21]。
 
    2.市场诚信立法的内幕交易构成要件
 
    市场诚信立法将内幕交易视为破坏证券市场诚信的市场滥用行为(market abuse),而非对交易对方投资者个人的欺诈,故而任何持有内幕信息之人所实施的任何可能损害市场诚信的不当使用行为,皆应受到法律的规制,而与主体身份特征、主观状态乃至实际的证券买卖结果无关。最为典型的立法例为丹麦《证券交易法》第35条:“任何持有内幕信息之人均不得买卖、建议他人买卖相关证券或泄露该信息,但是为正常完成其工作、职责或责任除外。”因此,内幕交易认定的中心进路即转换为内幕信息的不当使用,而不再强调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一方面,任何不当使用内幕信息之人均可能受到内幕交易法律责任的追究,无论其于上市公司及其股东或信息来源之间是否存在特定关系。如欧盟《禁止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指令》将通过犯罪行为获得内幕信息并使用之人亦纳入主体范围;并且对于信息受领人责任的追究,并不局限于直接受领人,而是包括第二手以下的间接受领人在内,[22]964其规制范围远较欺诈理论广泛。另一方面,由于内幕交易不被视为欺诈行为,因此无需行为人存在主观意图。例如,德国2004年修改《证券交易法》将“利用内幕信息”改为“使用内幕信息”,明确废除主观要件,而主张仅依客观使用行为既可认定内幕交易成立。[23]
 
    (二)我国内幕交易构成要件及其缺陷
 
    我国证券法关于内幕交易构成要件的规定具有明显的反欺诈色彩,集中体现于主观要件和主体要件的要求。其一,对于主观要件,一方面《刑法》第180条所规定的内幕交易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具有让自己或他人从中牟利的目的。[24]286另一方面从《证券法》第73条[25]的表述来看,其中“利用内幕信息”应当是对行为人主观故意的要求。[26]其二,对于主体要件,立法机关指出,内幕交易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24]285根据证券法规定前者包括:(1)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管;(2)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管;(3)发行人控股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管;(4)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5)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于法定职责对证券发行、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员;(6)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7)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人。后者则不仅包括采用偷盗、窃听、行贿、敲诈等手段获取内幕信息之人;还包括从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处获悉内幕信息之人,[15]112即相当于美国法中的信息受领人(tippee)。
 
    上述构成要件的规定体现出以主体身份为中心的内幕交易认定思维,缺陷较为明显:由于立法仅对内幕信息知情人作有限列举,其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之间尚存在一个“灰色地带”,即既不属于知情人,也不是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而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内幕信息之人。[5]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此类主体所实施的内幕交易行为逐渐增多,由于缺乏立法的明确规定,证券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对其进行认定和追责过程中面临较大困难,不得不在证券法规定范围之外不断扩展内幕交易的责任主体,以有效惩治违法行为。实践中出现的不为证券法所涵盖的内幕交易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对于具有国家公职人员身份的内幕交易主体,证券法只规定了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对证券发行、交易进行管理的税务、审计和查处证券违法案件的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等,但近年来则相继出现了多起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的内幕交易案件,这与证券市场上并购重组活动的活跃直接相关。目前,地方政府享有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动的主导权,党委常委会、政府办公会、政府常务会议、国资委和金融办主任办公会成为并购重组的决策机构,相关意向、筹划、决策、方案等内幕信息往往在上市公司外部形成,客观上扩大了信息的传播范围,也为地方党政机关主管人员实施内幕交易创造了条件。[27]1166在全国首起国家公职人员参与内幕交易被追究刑责的案件中,南京市经委原主任刘宝春于2009年2月受南京市政府指派,负责上市公司高淳陶瓷的重组事宜。作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刘宝春与其妻子陈巧玲于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使用其控制的他人账户大量买入高淳陶瓷股票,卖出后非法获利750万元。[28]而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则在2007年负责中山公用事业集团重组上市工作中,于内幕信息敏感期内,指使亲属以他人名义开立股票资金账户并大量买入公用科技股票,卖出后非法获利1983万元,成为迄今因内幕交易而涉罪的最高级别官员。[29]
 
    第二,并购重组交易对方、标的资产方及其有关人员。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其交易对方、标的资产方及其有关人员通常能够合法地获得上市公司的相关内幕信息,而又不在证券法所列举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之内,无疑增加了行为认定的难度。例如,在瀚宇投资内幕交易案中,瀚宇投资于2011年与ST皇台签订债务重组协议,并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ST皇台股票,非法获利21,591元。证监会认为,瀚宇投资作为债务重组的参与方,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30],但这一结论在证券法中尚无法找到直接依据。在刘洋内幕交易案中,时任湖南建工集团总经济师的刘洋于2009年参与重组ST中钨相关事宜过程中,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为“谢某某”账户买入ST中钨股票,非法获利11,213元。由于刘洋并非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内幕信息,因此证监会只能将其认定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但并未说明具体理由[31]。而在方清内幕交易案中,时任国轩高科总经理的方清在参与上市公司佛山照明收购国轩营销所有的国轩高科20%股权事项中,于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佛山照明股票,卖出后盈利48,800元。证监会认为方清属于证券法所规定的“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32],然而此处的“公司”是指发行人,方清则是收购标的方的高管,与发行人并无任职关系,似乎解释有误。
 
    第三,不存在主观故意的主体。虽然理论界普遍认为证券法对于内幕交易构成规定了主观故意的要求,但证监会在执法实践中对于过失泄露内幕信息者亦认定构成内幕交易。例如,在肖家守等人内幕交易案中,时任新日投资董事长的肖家守在负责重组宁夏恒力过程中,不慎将该信息泄露给其妻子朱莉丽,后者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卖宁夏恒力股票获利13万余元。证监会认为,肖家守虽无故意泄露内幕信息或者与其妻子合谋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但其作为重组收购的核心负责人员且为上市公司重组方董事长,应当注意到重大重组对证券投资者有重大影响,在法律上负有高度谨慎的保密义务,然而其未尽到保密义务,在重组过程中不谨慎以致泄露相关内幕信息给配偶,属于重大过失行为,应当受到处罚[33]。
 
    综上,随着内幕交易形式的日益复杂与多样,其行为主体亦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由此导致以行为人身份为中心的反欺诈立法涵盖范围不周延的缺陷愈加凸显。为弥补规制真空,美国判例法通过个案来不断扩张解释信义关系的内涵,从最初的直接存在于行为人与交易对方之间,拓展至派生(derivative from)于公司内部人与交易对方之间,最后到行为人与信息来源之间,使得禁止内幕交易制度所规制的主体范围一再拓展,已有覆盖全体不当使用内幕信息者的趋势。[34]我国证监会有关人士亦指出,“证监会已将《证券法》第74条第7项中的‘其他人’扩展至‘任何知情人’”。[35]4然而,与美国所不同的是我国为成文法国家,《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制度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亦即行政处罚应当遵循处罚法定原则。虽然证券法授权证监会可以对内幕交易主体进行补充,但其至今尚未正式公布相关规定[36],而是通过事后解释的方式直接将不在证券法列举范围之内的行为人认定为内幕信息知情人,无疑与处罚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相违背,其处罚决定亦难以摆脱“合法”与“违法”的困境。[37]面对立法与实践的巨大落差,以反欺诈作为内幕交易构成要件设计的理论基础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颇值怀疑。
 
    三、补偿抑或惩罚:内幕交易法律责任的预设功能
 
    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具有不同的功能,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侧重于打击和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剥夺行为人进一步实施类似行为的客观条件,从而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而民事责任则旨在消除违法行为的后果,使当事人之间因违法行为而失衡的利益关系得以恢复,使受害人的利益得以救济。概言之,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明显地体现出惩罚性,而民事责任则主要具有补偿功能。[38]21-22由于不同立法理念所建构的禁止内幕交易制度在核心利益选择上的根本区别,决定了二者对法律责任功能的需求有所不同。
 
   (一)不同立法理念下内幕交易法律责任设置
 
    对于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的内幕交易行为,反欺诈和市场诚信立法均对其科以刑事责任,无论其问责基础是保护个人利益还是市场诚信,而二者在对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态度上则存在较大分歧:反欺诈立法认为禁止内幕交易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个人利益,其任务是惩罚欺诈人和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因而需要借助于民事责任的补偿功能才能实现;而市场诚信立法主张内幕交易行为的侵害对象是整个证券市场的诚信,而非个别投资者利益,故此立法的主要目的则是惩罚破坏市场秩序的内幕交易人并预防内幕交易行为的再次发生,通过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即可实现,而无需设置民事责任。
 
    第一,刑事责任设置。为有效遏制内幕交易行为,两种立法理念所建构的禁止内幕交易制度均设置了自由刑和罚金刑,且刑罚力度呈现不断提高的态势。英国1993年《刑事审判法》规定:所有被公诉的内幕交易行为将被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或无限额的罚金。美国1988年《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执行法》规定内幕交易罪的自由刑为5到10年,对于自然人可处罚金10万至100万美元,对法人可处罚金50万至250万美元;2002年萨班斯法案通过后,将自由刑的最高期限提升至25年,对于自然人的罚金提高到500万美元,法人的罚金则提高到2500万美元。日本原证券交易法于1988年首次引入内幕交易刑事责任时,对于自然人的刑罚为单处或者并处6个月以下惩役或50万日元以下罚金,2006年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时则将其提高至单处或者并处5年以下惩役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陈洁:内幕交易事实认定中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及其规制

12-22

吕成龙:谁在偷偷地看牌?

09-24

曾洋: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

04-25

梁清华:论我国私募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

12-24

曹兴权:企业信用监管中行业自律的嵌入

06-25

赵旭东: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价值平衡与规则互补

06-21

蒋悟真: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理念及其维度——兼评《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的完善

03-28

傅穹 曹理:禁止内幕交易立法理念转换及其体系效应

03-07

曾洋:修补还是废止?

06-18

郭文英 丁海筠:中外证券从业人员买卖股票制度之比较研究

02-25

陈小君: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

04-15

李新天 孙聪聪: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研究

02-11

冯果 李安安: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及其实现机制

12-22

王福友:从“一般条款”到一般条款

07-22

傅穹 曹理:禁止内幕交易立法理念转换及其体系效应

03-07

版权所有:中国私法网
本网站所有内容,未经中国私法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违者必究。
联系电话:027-8838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