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农地流转、废止劳教、统一高考、放松结社等一整套改革措施，体现了向社会放权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在此背后又存在一个巨大的盲区，那就是对言论与新闻自由的进一步限缩，使得原本相当乐观的新一轮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就在全会决定下达前后，有关部门实施了销号、封网等一系列打压舆论行为，向社会释放出中央集权的清楚信号。高层似乎认为，要在当前大环境下心无旁骛地推进改革，不仅要克服地方政府等既得利益障碍，而且有必要排除社会上各种“杂音”，否则就无法建立足够强大与稳定的权威以推动改革。
这种看法看似自然，但是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别的且不说，我的“自由派”朋友圈无一例外都对压制言论的做法表达了本能的反感和愤慨，而他们个个都是正直敢言的“君子”。按传统儒家的说法，“君子”、“小人”之分在于义利之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谓“君子”，就是能放下一点个人利益，出于民族大义、社会正义秉公直言之士。在中国这种制度环境下，“直言犯上”、针砭时弊是要冒一定风险的，而自由派能不畏强权、仗义执言，可见其不失君子之风。在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围剿之后，这群人数量不多，但是在网络社会赢得了足够强大的公信力，已被普遍认为是社会良知的代表。如果政府能够“亲君子，远小人”，赢得他们的尊重和支持，那么政府的社会威信自然扶摇直上，执政权威不树而立。
其实，自由派本来也完全可以像“歌德派”一样跟着政府高唱“主旋律”，对现实社会问题采取“选择性失明”；如此则不仅没有风险，而且还能得到各种机会、项目、奖励。但是如果他们昧着良心这样做，即沦为小人矣。当然，当今有的左派之所以显得“左”，未必是出于投机或恐惧，而是无视中国社会现实，真的相信“主旋律”的正确性。然而，在网络时代，如此不明事理的人恐怕只是极少数。人性毕竟是理性自私的，其理性即表现为对昭然若揭的社会丑恶不可能没有清醒认知，其自私则表现为在强权面前保持沉默和“装睡”，甚至为了邀功请赏而充当压制不同声音的舆论打手。在制度化的利益激励下，这些舆论打手个个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如果政府成天为这些人包围着，听惯了言不由衷的阿谀奉承，听不进直言不讳的逆耳忠告，一味打压批评言论，那么最后结果必然是“亲小人，远君子”。这样怎么可能提高执政权威呢？
打压言论固然显示了执政者的权力，但真的能达到消除“杂音”、维护权威的目的吗？不要忘记，三中全会的改革措施绝大部分并非中央智囊自己突发奇想，而是吸收社会各界集体智慧的成果。中国社会之所以对全会决定反响热烈，也正是因为它表达了社会的普遍愿望和诉求。改革三十年，中国社会的****进步即在于私人言论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空间。虽然某些言论听上去有点刺耳，但是它们真实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严峻现实。如果在言论自由上退步，直面问题、对症下药的主张遭到全面封杀，剩下的只有揣摩上意的奉迎附会和投其所好的歌功颂德，政府的改革新思维从何而来？不解决实际问题，社会不满不断积压又不能流露，则会让执政者不仅误以为世界一片歌舞升平，而且误将恐惧麻木当成心悦诚服。及至社会越过其心理忍耐的临界线，危机将不期而至、骤然爆发，那时再想回头为时已晚。
反过来问，目前开放言禁真的会造成天下大乱、威权扫地吗？即便今天最激进的“公知”，也没有谁在高喊颠覆政权的极端口号。许志永、王功权等维权人士只是主张官员财产公开，而这是官方一度认可、社会普遍认同的目标，何来“扰乱公共秩序”乃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对他们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不仅显然违法，而且也极大损害了执政者自己的国际与国内形象。其实，当今自由派多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保守改良派。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对大众民主心怀恐惧，唯恐民粹主义会把中国引向“小人暴动”、天下大乱。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执政者维持宽容大度、尊重自由、践行法治的姿态，即为当前中国最理想政体。反之，如果执政者无视自由，或以集权之名践踏法治，则必然使他们产生异心和抵制。禁言越严厉，他们越反感，而在全民觉醒的网络时代，政府又不具备完全扑杀其言论影响的能力，这种官民之间的恶性拉锯才是对执政权威的****伤害。
任何改革都需要政府权威，包括执政者的个人权威，但是树立权威有正道。禁锢言论或许一时让人慑服，但并不能产生持久的尊敬。归根结底，赢得尊重的并不是不可挑战的权力，而是宽容大度的人格。也只有这样的君子人格才会“亲君子，远小人”。为什么八十年代令人怀念？不是因为那个年代的政府权力有多大。恰好相反，经过长年政治动荡和内斗，当时的执政权力处于1949年以来的最低点；政府财政也相当拮据，远非像现在这样财大气粗。然而，胡耀邦、赵紫阳等领导人的真诚、宽厚、朴实、坦荡打动了亿万人心，为他们赢得了爱戴和尊重，凝聚了一大批朝气蓬勃、敢想敢为的年轻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权力的谦抑才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威。
当然，树立权威只靠个人魅力是不够的。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建立维护制度权威的机制，做到令必行、禁必止。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中央显然是没有什么权威的。但是要建立中央权威，显然不能光靠传统的“党管干部”这套组织人事控制，而是要依靠人民通过民主与法治机制监督各级官员。中国这么大、官员这么多，一个中央是监督不过来的，更不用说中央监督者本身也面临腐败问题。建立制度权威，无非是要保证国家法律让人民满意，为此需要让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运行起来，让立法者真正对人民负责；保证执法者如实执行让人民满意的法律，为此需要对行政进行有效的政治与司法监督；保证司法者忠实解释让人民满意的法律，为此需要保障法官的独立人格与地位。
最后，要保证政府只做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还得让人民讲话。归根结底，权威不是立给人民看的；如果集权的结果是人民都不敢讲话，官员却为所欲为，执政权威又体现在哪里呢？如果执政者信任人民的话，应该尽早抛弃敌我思维，尤其要防止有人滥用公权、剥夺自由、人为树敌。对公民权利多一分不正当限制，只能多制造一个不必要的敌人，少一分对执政权威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