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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公司法的几个基石问题


发布时间:2013年11月26日 顾敏康 点击次数:4528

[摘 要]:
公司法通说认为,公司与合伙企业至少有五个区分点:一是公司是法人,而独资企业与一般的合伙企业不是法人;二是公司的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而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三是公司缴纳双重税,而合伙企业不缴纳双重税;四是公司独立行使经营管理权,而合伙企业不具有此权利;五是公司行为主要由公司法规范,而合伙企业主要由合同规范。公司法及其他商业组织法在美国的近期发展显示这种区分正日趋模糊,由此揭示出公司法理论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关键词]:
公司法;合伙法;法人;独立人格;有限责任

    一、引言
 
    通说认为,公司法与合伙法是有明显区别的。[1]当然,对公司法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下定义,如“公司法是规定各种公司的设立、组织、活动和解散以及股东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公司法主要是规范经营组织的构建和经营活动的法律”。[3]此外,公司的运行还会涉及到一系列的合同组合,包括租赁、买卖、贷款、投资等,且以合同为主要依托的公司运行还涉及诚信和公平问题。[4]同时,公司法也与合伙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按照某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在西方国家,公司作为企业的一种,最早是以无限公司的形式出现的。而无限公司是由家族经营共同体演变而来的。”[5]进而言之,家族经营共同体“是合伙的一种形式,与独资企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6]如果这种结论可以成立的话,本文就可以据此划出这样一个企业发展的轨迹:一方面企业经历了从独资企业到合伙企业再到公司这样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公司也经历了从无限公司到两合公司再到有限公司这样的发展轨迹。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制度的发展似乎有其特殊之处,即从公司的消亡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兴旺,再到公司的重现这样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与此同时,为了与国际接轨,还设立了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从而标志着现代企业组织在我国的正式建立。
 
    应该说,公司法著作在区分公司与合伙企业或独资企业时,一般都会列出一系列的区分标志。如美国一本教科书列出了五个区分标志:(l)股东的有限责任。(2)公司的永久存在。(3)转让所有权利益的便利。(4)集中管理。(5)税的考虑。[7]还有学者总结了公司的几个专有特征:(l)法人。(2)有限责任。(3)公司起诉和应诉。(4)永久存在。(5)股份转让。(6)公司借贷。(7)公司税等。[8]可以说,公司法的这些重要标志也构成了公司法的基石,若这些基石不存在或消失了,公司与合伙企业或独资企业的区分也就淡化或消失了。本文拟围绕以下几个公司的重要标志,即(l)公司是法人,可以独立拥有公司财产,独立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责任。而独资企业与一般的合伙企业不具有这种法律资格[9](2)公司的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股东一般不与公司的债权人发生任何关系。[10](3)公司需要缴纳双重税,而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不需要缴纳双重税。[11](4)公司独立行使管理权,而这种管理权是由公司管理机构行使的。[12](5)公司行为主要由公司法规范,合同(包括公司章程)不能与其抵触。[13]并根据企业组织在美国[14]近期的发展,指出这些标志已不再是公司的专有特征,进而揭示出有关公司理论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应对措施。
 
    二、“法人”是否还能成为公司与合伙之“分水岭”
 
    一般来说,公司被视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组织,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15]“公司人格是指公司作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16]因此,要成为法人,公司就必须具备两个实质要件:一是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二是公司责任独立于股东个人责任。[17]根据传统的企业组织分类,这两个实质要件是独资企业和普通合伙企业所不具备的。为了进一步说明法人资格,下面举两个普通法地区的案例。
 
    在普通法地区讨论公司的独立人格问题时,必然会提及所罗门案件。[18]所罗门原来是个体户(制靴),后来成立了公司,股东是所罗门、妻子和五个子女。所罗门将个体企业卖给公司的价格是三万九千英镑,其中九千是现金,两万是股份(每股一英镑),公司还欠所罗门一万英镑,并以公司财产进行担保。由于经济大萧条,公司被迫进人清算。公司的财产仅够支付欠所罗门的款项,而欠他人的无担保的款项则无法归还。法院认定所罗门可以获得优先支付,因为公司是独立实体,不是所罗门的代理或受托人。所罗门可以与公司订立合同而成为有担保的债权人。在另一案件中,[19]马考拉将树木作为投资,分得每股一英镑的四万二千股。随后,他用自己的名义为这些树木投保(防火)。两周后,树木不幸被大火烧毁,他要求保险公司理赔。法院认定,马考拉没有保险利益,他与公司是分开的,树木已经属于公司。传统的公司法将公司视为“拟制人”或“法人”,几乎可以从事自然人能够做的所有事情。在前一案件中,法院明确指出,公司是独立的法律实体。在后一案件中,财产一旦被作为投资给公司,就成为公司的财产,投资者只是公司股东而不是财产所有人。正因为如此,公司可以成为股东的“保护人”而避免股东被无休止地追究民事责任。[20]相反,其他经济组织如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则不具有“拟制人”或“法人”的资格,所以也无法充当投资者的“保护人”。
 
    在普通合伙企业中,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合伙人一旦出现死亡、破产、精神失常等情况,如果合伙合同没有作出特别规定,合伙企业就要解散。再者,公司可以自己的财产作为担保物,获得借贷:合伙企业是不能用企业财产进行担保的,因为合伙企业的财产属于合伙人所有。
 
    今天,如果还将“拟制人”或“法人”的概念作为区分公司与其他企业组织的“分水岭”或区分标准,似乎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其关键原因可能是,这种法律上的“拟制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了,甚至是改变了。一方面,无论是法律拟制人也好,还是法人也好,两者均是指法律所规定的人,也即法律上的“人”,而且公司所谓的独立人格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文有涉及):另一方面,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在定义“人”时,也是不分或统括公司、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的。第一个例子来自美国《统一商法典》对“人”的定义:“人指个人、公司、商业信托、遗产管理、信托、合伙、有限公司、联合、合营、政府、政府分支机构、管理机构,或者媒介、公营公司,或者任何其他法定或商业组织。”[21]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所谓人与拟制人之间的区分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按照《统一商法典》的规定,所有自然人之外的商业组织均可为法律上的“拟制人”。第二个例子可以参见《建立欧共体条约》第48条之规定:“公司或商行是指根据民商法成立的公司或商行,包括合作社和其他公法或司法调控的法人,除非其是非营利性的。”而新近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附件五《适用于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部门及开放措施的服务提供商定义》第1条第2款也规定:“‘一方法人’指根据两岸任一方相关规定在该方设立的实体,包括任何公司、信托、合伙、合资、独资或协会(商会)。”
 
    或许会有人认为,类似的法律定义仅仅是为了一种定义上的便利,公司的独立法律人格的特征,依然可以成为区分公司与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的标志。但是,笔者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将“独立人格”作为区分标志的说法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了,因为其他企业组织也已经被赋予了独立的法律人格。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采用灵活商业规则的普通法地区,也发生在以成文法为主的地区(如欧盟)。这一发展趋势进一步表明了传统意义上的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也许,对于投资者或经营者来说,不论是采用哪一种商业组织形式,只要这种组织具备了特别的优越性或者便于管理控制就行了。
 
    三、“有限责任”不再是公司的专利
 
    如果说无限公司在今天已经式微、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主流的话,那么有限责任一直被视为投资者或股东的保护屏障。[22]从传统意义上说,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对企业承担的是无限责任,独资企业更是如此。由此,有限责任好像成为公司之“专利”。但从美国的现实情况看,“有限责任”越来越无法成为这三种企业的区分点,主要是因为传统的合伙企业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传统的合伙早已演变出有限合伙,即从合伙企业中分出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就对企业的责任而言,有限合伙人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不同的是有限合伙人一般没有直接的经营管理权。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与股份有限公司的优先股东具有了相似性。我国于1997年确立了普通合伙企业,2006年《合伙企业法》修改,增加了有限合伙制度,从而也确立了部分合伙人的有限责任。与此同时,有限合伙也与业主有限责任合伙制(Master Limited Partnership,MLP)[23]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MLP是一种权益可以公开交易的有限责任合伙制企业,一般由一名承担无限责任的经理合伙人和其他有限责任合伙人组成。尤其值得指出的是,MLP已经具有了公司制企业的部分特征,即可以发行股票。[24]美国在20世纪末还推出了“有限责任有限合伙”(LLLP)这种新型的企业组织。与有限责任合伙不同的是:有限责任有限合伙的经营者,即一般合伙人的责任也是有限的,无需承担连带责任。[26]可以这么说,有限责任有限合伙吸纳了其他合伙企业的优势,使得合伙企业有了如同公司那样的保护屏障。因此,如果还将“有限责任”作为区分三种企业组织的标志之一的话,那么可能会导致企业法理论上的混乱。
 
    四、特殊公司也无需交纳双重税
 
    通说还认为,公司与合伙或独资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公司需要交纳“双重税”,即公司和股东要分别就其收人交税,而合伙与独资只需要交纳一次税,即合伙人和独资经营人就自己的收人交税。这种不同的税制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在我国的实践中也曾出现过要求合伙企业交纳“双重税”的情况,[26]但很快被放弃了。这个事实表明,投资者的总体心态是不希望交纳双重税,这对公司也是如此。为此,美国最先推出了有限责任公司(LLC)这样一种混合型或“杂交”的企业形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司、合伙或独资企业的杂交产品。虽然,美国LLC的出现归功于立法者(也包括那些专业说客),但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合同自由的原则(关于这个问题,下文第五部分会讨论)。例如,美国LLC可以通过协议而不设立董事会,甚至可以通过合约抛弃长期为公司法学者所信奉的“信托责任”。美国特拉华州LLC法明确规定:“本章的政策是:给予合同自由原则最大限度的效力和执行LLC合约。”[27]而这种公司的其中一个吸引眼球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像合伙或独资企业那样不用交纳双重税。
 
    五、公司独立人格与管理权的让渡
 
    公司具有独立人格,通常是指公司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尤其是通过其内设的意思机关来经营管理公司。[28]“公司人格与自然人人格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一种团体人格,公司意思的形成和执行都有赖于法人机关,因此,公司机关是公司人格不可缺乏的组成部分。公司法要求在设立时即具备相应的公司机关,即为此意。”[29]但是,这种传统的独立人格和经营模式也因为现代美国企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
 
    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话,这还得从美国商业信托的出现谈起。商业信托与常规信托是不同的。传统的信托是为了解决财产的让与问题,本质是为了避税(遗产税)。但是,商业信托(又可称之为马萨诸塞州信托或普通法信托)是不同的,它与公司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法律地位是根据个人的自愿行为决定成立的商业组织,可以从事公司收购和房地产开发并享受有限责任。一般来说,商业信托是根据合同建立起来的基金组织,其特殊性就是可以通过合约将管理职能赋予其他机构进行。[30]应该说,商业信托这种模式也可能影响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模式(或者说催生了新的公司经营管理模式)、我国民间存在一种“协议控制模式”,即离岸公司通过外商独资企业,与内资公司签署一系列协议,变身为内资公司业务的实际控制人和受益人。在我国,有许多领域是禁止外商进人的,而中国企业要在外国上市,就必须引进外国投资者,因此VIE应运而生。这一模式首创于2000年新浪赴纳斯达克上市之时,所以又称“新浪模式”。后来的盛大、空中网、百度、携程、阿里巴巴等,都是采用此模式在境外成功上市,因此就出现了诸如“谷歌模式”、“暴雪娱乐模式”、“家庭购物模式”等。[31]据说,VIE成功地规避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对中国互联网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为此,《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第9条规定:“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应从交易的实质内容和实际影响来判断并购交易是否属于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外国投资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实质规避并购安全审查,包括但不限于代持、租赁、贷款、协议控制、境外交易等方式。”从表面上看,这条规定可以被解读为VIE已被纳人我国的法律监管。往深处看,以VIE的方法去控制公司的管理和利润已经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如果公司管理权可由其他人行使,那么公司本身是否就可以被视为“行为能力受限制的人”?
 
    即使这种假设是可以成立的,但问题却依然存在,尤其是当项目公司股东与管理公司签订合约后,就出现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的公司法上的问题。我国《公司法》第33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以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此条规定,隐名股东的权利是不确定的,甚至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公司法与司法解释出现了差异,这一方面显示出法律规范的不一致,尤其是公司法规定与司法解释分属不同阶位,司法解释不应突破现有法律规定: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司法解释似乎已经表明了VIE在我国存在的可行性。
 
    如果作为独立人格的公司经营管理权可以外包,那么公司法理论是否需要进一步修改并允许行为能力受到限制的自然人进行公司登记呢?蒋大兴教授在其书中提到一个案例:李某、章某、王某相约一起设立经营打字、复印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章某、王某均为19岁,分别以父母资助的电脑、复印机等作价出资,李某15岁,准备以其香港叔叔赠与的四万元出资。工商部门在审理登记过程中认为,李某系限制行为能力人,不能设立公司,故不予登记。李某认为,我国《公司法》并未明确禁止限制行为能力人设立公司,工商部门不应拒绝登记。[32]
 
    一般而言,个体自然人行为能力的缺失并不影响其民事主体地位或其权利能力。有学者将行为能力的缺失归结为以下几种情况:(1)未成年人是无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2)成年后至死亡之前精神失常的自然人也是无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3)自然人失踪一定期限后被“宣告失踪”的自然人也可以被视为无行为能力的人。(4)死亡后遗产未被继承完毕的已故人是无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对上述自然人,各国法律均规定了监护制度、代管制度、无因管理制度和继承制度,其实质就是有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对无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进行法定代理或委托代理,形成监护人对被监护人、代管人对失踪人、无因管理人对失踪人、遗产执行人对被继承人的各种代理关系。[33]
 
    法律拟制人与自然人不同,其行为能力是法律赋予或认可的。有行为能力的法律拟制人是通过内置的管理机构或管理人从事管理和民事法律活动的。在我国,国家法人、公司法人、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等一般都是有行为能力的法律拟制人。但是,美国的法律却将法律拟制人全面推广,既指公司,也指其他企业,尤其是允许通过协议和公司章程将公司的管理和运作让渡给外部管理人(如投资顾问公司)。[34]这样做的结果是否意味着公司本身已经成为无行为能力人呢?这种结论至少在管理权让渡期间是可以成立的。如果这种模式被推广,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公司治理的理论?尤其是对于已经外置的公司管理,本公司的股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如何建立新的管治关系呢?这一系列问题更需要我们进行理论上的梳理或更新。
 
    如果可以通过管理权的让渡将公司变成无行为能力的公司基金,那么这种公司与非法人社团和普通合伙企业的差别就很少了,因为后者也是被视为行为能力受到限制的法律拟制人,它们不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而需要由发起人或出资人为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般来说,有限合伙内部管理职能是由普通合伙人承担的。从这个角度看,有限合伙也可以被视为是无行为能力的法律拟制人。[35]
 
    六、规范公司行为:从法律规范到合同规范
 
    前面在谈及美国LLC和公司管理权让渡问题时,均提及合同在规范公司行为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LLC可以通过协议决定不设立董事会,甚至可以通过合约抛弃长期为公司法学者所信奉的“信托责任”。[36]
 
    众所周知,信托责任是公司董事所应承担的最为主要的责任,包括:(l)真诚地为公司利益而履行职责。(2)为了适当的目的而行使权利。(3)避免利益冲突。[37]这项义务是传统公司法规定董事义务的核心。现在,由于美国LLC以合约自由为基础,并赋予公司成员可以通过合约去除信托责任,这显然强调了合约在公司的重要地位,但同时也让我们担心今后公司法理论的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LLC允许去除董事信托责任不仅可能伤害债权人的利益,而且还可能进一步伤害到其他人的利益。而这些潜在的受害人,可能需要被灌输更多“买者自己小心”(Caveat Emptor)的理念了。
 
    毫无疑问,合伙企业的建立是合同自由原则。那么,合同自由原则是否能够突破公司法的规定而成为主要规范依据呢?这必将成为另一个值得深人研究的问题。如果说合同自由原则在美国公司制度中被广泛应用是符合其普通法传统的话,那么,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以法定主义为依据的公司法是否能够接受这种发展趋势呢?
 
    我国2005年修正的《公司法》确实给了公司股东较大的自主权。据考察,《公司法》有将近20个条文规定股东可以在公司章程中加人其认为合适的事项,或规定其他权利,只要这些规定与《公司法》没有冲突。[38]如果说这种改变是一种对合同自由原则的有意识的引人,那么这种引人的价值取向就十分明显了,即国家对于公司的干预正在逐步减弱,投资者的财产权和自由权正在逐步得到确认。如果这个结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里就很有必要研讨一下蒋大兴教授在其书中所提及的另外一个案例,涉及公司章程中这样一个有争议的条款:“股东大会闭会期间,董事人选有必要变动时,由董事会决定,但所增补的董事人数不得超过董事总数的1/3。”一审法院采纳了原告的主张,认定这一条款无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39]虽然,我国公司法对股东大会是否可以授权董事会增补有限量的董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由案例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司法实践倾向于保守的做法,认为选举和更换董事是股东大会的专有职能,是不可以被授权出去的。
 
    也许,现在是时候去进一步讨论这种绝对分割合同自由原则和法定原则的做法了。我国《公司法》第38条规定,股东选举和更换董事既是职责,也是权利。这种权利,通过事先约定并通过公司章程,部分授予董事会在特殊场合行使,为什么不可以呢?这种部分权利授予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董事会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以保证公司的正常运作,符合广大股东的利益。虽然股东的投票权行使是为了通过选举合适的董事为他们打理公司,谋取最大利润,但是只要不影响这一点,部分授权应该是可行的做法。何况这种部分授权并没有影响我国公司的“分权”模式,股东依然可以通过股东大会来改变这种部分授权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香港《公司条例》的A表第97条明确规定:“董事有权在任何时间并不时委任任何人出任董事,以填补某临时空缺或增加现有董事的名额,但董事的总人数于任何时候均不得因此超过按照本规例订定的数目。如此获委任的董事,只任职至下届周年大会,并于其时有资格再度当选,但在该周年大会上决定轮换卸任的董事人选时,不得将如此委任的董事予以考虑。”而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修正版的示范商业公司法也有如此的规定。[40]
 
    七、结论
 
    我国公司法的发展历程短暂,学界依然在讨论如何完善之。例如,有学者指出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在组织结构、运作方式等方面并无根本性差异,因此,公司法的公司分类模式已经导致两类公司在法律适用方面的困惑,也给理论解释带来了困惑。可见,我国公司法的完善尚需要时日。但是,当我国公司法还处在改革与完善的初步阶段时,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制度已经进人了新的发展变化时期,现有的公司法理论似乎已越来越无法精确地解释这种变化。笔者虽然并不主张“人有我有”或简单拿来的想法,但认为应当根据当今世界企业发展和理论的变化进行必要的反思。正是基于这一目的,笔者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公司法的传统理论及其可能的变化轨迹,并对我国公司法出现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相应分析与总结。
 
 
【注释】
[1]See Paul L Davies, 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Sweet & Maxell, 1997, p.3.
[2]江平等:《新编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l页。
[3]参见王保树、崔勤之:《中国公司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4]限于篇幅,有关诚信和公平问题将另文讨论。
[5]唐德华主编:《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与内部运作法律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6]同上注。
[7]See Jesse H. Choper, JohnC. Coffee, Jr. and C. Robert Morris, Jr., Case and Materials on Corporations(3rd ed.),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89, p.1.
[8]同前注[1],Paul L. Davies书,第77~97。
[9]参见徐燕:《公司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10]参见张弢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适用与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转引自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11]参见廖正元:《公司与合伙企业区别主要有十三个方面》,http://www.023fa.com/detail/2010-4-1/2010412211289146.htm, 2012年6月23日访问。
[12]同前注[10],朱慈蕴书,第45页。
[13]《公司法》第11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照本法制定公司章程。”即便如此,学者还是将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分为强行法和任意法。蒋大兴教授更建议从四个方面考察属于私法领城中的强制性规则。参见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批评:方法、判例、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341引页。这也为本文强调合同在公司运作中的作用提供了部分依据。
[14]应该说,关国企业法律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其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律师积极参与议会游说团,说服国会及时通过立法规管新型的企业组织。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可参见王亚平:《美国的议会立法与公众参与》,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5300/154/2007/4/li861162151347002702-0.htm,2012年7月19日访问。
[15]在大险法系,人们通常用“社团法人”这个术语解释公司,参见江平主编:《新编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而在普通法系,人们通常用“法人”。See Philip Smart, Katherine Lynch and Ann Tam, Hong Kong Company Law: Cases, Materials and Comments, Butterworths, 1997,p.17.
[16]叶林:《公司法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17]同前注[9],徐燕书,第44页。
[18]See Salomon v.salomon & Co.Ltd.[1897]AC 22.
[19]See Macaura v. Northern Assurance Co. Ltd.[1925] AC 619.
[20]当然,这种保护也不是绝对的,“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就是这种原则的例外。
[21]1-201(27):“Person” means an individual, corporation, business trust, estate, trust, partnership,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ssociation, joint venture, government, governmental subdivision, agency, or instrumentality, public corporation, or any other legal or commercial entity.
[22]参见甘培忠:《企业与公司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23]参见冯士伟、燕雪峰、徐永勇:《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MLP》,http://www.lw23.com/paper_78623641/, 2012年6月15日访问。
[24]同上注。
[25]See Robert W. Hamilton, Business organizations: Unincorporated Businesses and Closely Held Corporations–Essential Terms and Concepts,
Aspen Law & Business, 1996,pp.175-176.
[26]1997年《合伙企业法》第37条规定:“合伙企业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27]18-1101 (a) the Delaware LLC Act states that“The rule that statutes in derogation of the common law are to be strictly construed shall have no application to this chapter.”
[28]同前注[15],江平主编书,第33页。
[29]李建伟:《公司法学》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30]参见王祚君、刘小丽:《美国商业信托发展历程及对我国墓金立法的启示》,http://www-allbrightlaw.com/info/4f31a33e7a9d43879f70fe6e392c10cf,2013年1月20日访问。
[31]具体介绍可参见金钟吉:《合同控制模式的法律问题研究》,The Interface Between Korean Law and Chinese Law, at School of Law, Seoul National Universtiy,11-12June 2010,第434-435页。
[32]同前注[13],蒋大兴书,第2页。最近笔者查阅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网页上的《工商登记相关知识问答》第8(4)条得知,未成年人可以投资办企业,“但必须征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并有法定代理人代其履行法定职责。” http://www.baic.gov.cn/bsfw/wsbsdt/dengjizhuce/bszn/200907/t20090727_524602.htm, 2013年l月22日访问。
[33]参见王柞君:《基金法律关系》,http://www.allbrightlaw.com/lssj_more.asp?id=661, 2013年l月22日访问。
[34]同上注。
[35]同上注。
[36]See Delawar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ct, Del.Code Ann.Title6, Chapter18, Sec18-1101(b).
[37]See Vanessa Stott, Hong Kong Company Law (12th ed.),Longman Hong Kong Education, 2008,p.230.
[38]参见《公司法》第12、16、42、43、44、46、47、49、54、56、72、75、76、84、101、105、142、148、166、167条和第217条之具体规定。
[39]同前注[13],蒋大兴书,第280~281页。
[40]See Sec.8.10: Vacancy on Board, Revised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来源:《法学》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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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雪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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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玉林: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适用关系论

01-14

林少伟:人工智能对公司法的影响:挑战与应对

10-29

杨松 宋怡林:商业银行股东加重责任及其制度建构

07-17

杨立新:《民法总则》规定的非法人组织的主体地位与规则

04-24

曲涛 陈凯帅:《公司法解释(三)》中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问题研究

04-25

黄辉:国企改革背景下母子公司债务责任问题的规制逻辑和进路

03-24

谢海定:中国法治经济建设的逻辑

03-08

罗昆:捐助法人组织架构的制度缺陷及完善进路

12-19

王志诚:公司法人未经合法决议所为法律行为的效力

11-22

屈茂辉:机关法人制度解释论

10-29

柳经纬,亓琳:比较法视野下的非法人组织主体地位问题

10-29

王建文:论特定股东同意型防御性条款的规制模式与法律效力

10-11

徐阳光:论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

08-22

冯玉军:我国宗教法人制度的立法完善

06-24

杨成良:州际竞争与美国公司法的发展

06-14

顾敏康:反思公司法的几个基石问题

11-26

顾敏康:性骚扰的民事责任初探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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