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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


发布时间:2013年4月24日 程啸 点击次数:3653

[摘 要]:
法律文书直接导致的物权变动是非基于法律行为之物权变动,不以登记、交付为生效要件,法律文书一生效,物权变动之效力即发生。我国《物权法》第28条借鉴比较法上之立法例,对法律文书直接导致的物权变动做了颇具特色的规定。该规定有助于清晰物权关系,维护物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为了避免公权力不正当地干预私法关系,损害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也应对该条中法律文书之范围严加限制,仅限于具有形成效力之法律文书。
[关键词]:
法律文书 物权变动 登记 交付 确认判决 形成判决 给付判决

    我国《物权法》对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作出了规定。该法第28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可知,当某一动产或不动产上物权的变动因法律文书而引发时,法律文书一生效,物权变动效力即发生,此时,登记或交付不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显然,《物权法》第28条属于同法第9条第1款第2句和第23条中所谓“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1]不过,依据《物权法》第31条,即便因法律文书而取得物权者无须登记即取得该物权,但权利人再行处分该物权且该物权之变动实行登记生效要件主义的,仍应登记,否则不生物权变动之效果。
 
    我国《物权法》施行至今已有数年,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尚未见对因法律文书导致物权变动的问题予以全面系统研究的论文,[2]《物权法》第28条中有不少问题需要深人分析研究。例如,为何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无须公示,就可以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该规定的意义何在?应当怎样确定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的范围?法院对当事人以物抵债协议加以确认的法律文书能否直接导致物权变动?权利人因法院判决取得的不动产物权于登记前的性质如何、应办理何种登记?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物权变动的基础理论出发,立足于我国现行民法体系,参照比较法之立法例,就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做一系统研究,以为抛砖引玉之用。
 
    一、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之立法分析
 
    并非所有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都对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作出了规定,其中德国与日本的民法典就完全没有对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作出规定。《德国民法典》明定的非因法律行为导致的物权变动情形有以下四类:(1)添附,即加工、附和及混合(第946条以下);(2)取得时效,包括动产取得时效(第937条以下)与不动产取得时效(第927条);(3)拾得遗失物与先占(分别为第965条以下与第958条以下);(4)取得天然拿息(第953条以下)。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加工、附和及混合是最重要的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行为。[3]日本法也未对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作出一般性的规定,因法律行为之外的法律事实引起的物权变动类型包括《日本民法典》规定的时效取得、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混同、先占、添附以及《土地征收法》规定的征收和《刑法》规定的没收。[4]
 
    《瑞士民法典》是大陆法系民法中最早对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作出规定的民法典。其第656条规定:“(1)取得土地所有权,须在不动产登记簿登记。(2)取得人在先占、继承、征收、强制执行或法院判决等情况下,得在登记前,先取得所有权。但是,非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不得处分土地。《韩国民法典》第187条规定:“因继承、公用征收、判决、拍卖及其他根据法律规定所发生的不动产物权的取得,无须登记。但未经登记的,不得处分。”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59条规定:“因继承、强制执行、征收、法院之判决或其它非因法律行为,于登记前已取得不动产物权者,应经登记,始得处分其物权。”[5]我国《物权法》第28条是借鉴了《瑞士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述规定制订的,此点可从对《物权法》的起草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两部物权法草案学者建议稿中得到佐证。其中,梁慧星教授领衔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学者建议稿》第45条最先规定了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该条立法理由即指出,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对因法律文书等非法律行为的法律事实导致的物权变动有明确之规定,我国物权法立法应予借鉴。[6]由王利明教授负责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物权编》第670条也有相应规定,其参考立法例更是明确列举了瑞士、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上述规定。[7]尽管借鉴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规定,但是我国《物权法》第28条对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的规定仍有独特之处。
 
    首先,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的范围不同。瑞士、韩国的民法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仅规定了因“法院判决”而取得不动产物权的情形,并未对因法院其他形式的法律文书以及仲裁机构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加以规定。瑞士的民法学说认为,法院的和解书、自认以及仲裁机构的裁决,也可以如同《瑞士民法典》第656条规定的法院判决那样,使权利人直接取得不动产物权。[8]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说则认为,其“民法”第759条所谓之判决仅指法院之判决书,至于依民事诉讼法成立之和解或调解,虽然与确定判决具有同一效力,但就不动产物权变动所为之和解或调解,尚无与形成判决同一之形成力,仍须当事人持和解或调解笔录办理登记后,不动产物权变动之效力方能发生。[9]我国《物权法》第28条则明确规定法院和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都能够导致物权变动。
 
    其次,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的类型不同。无论《瑞士民法典》第656条、《韩国民法典》第187条,还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59条,都仅仅规定了因法律文书取得不动产物权的情形,并未对因法律文书导致的动产物权变动及除取得之外的其他不动产物权变动形态加以规定,我国《物权法》第28条则对因法律文书导致的不动产与动产上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都作出了规定。显然,我国《物权法》第28条的适用范围大于瑞士等比较法上的规定。这一立法差异的原因在于:瑞士、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对非因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仅用一个条文加以规定,重点是放在贯彻不动产登记法的“在先已登记原则”,以保证登记簿记载的连续性,实现维护登记簿公示力与公信力的目的。[10]但我国《物权法》是在第二章第三节以专节方式规定非因法律行为导致的物权变动。在该节总共4个条文中,第28条至第30条分别对各种不同的法律行为之外的法律事实导致的物权变动作出了规定,这些条文的重点是为了规定物权变动的生效时间点,从而明确物的归属,保护权利人的物权。该节中只有第31条才涉及在先已登记原则,即因法律行为之外的法律事实取得不动产物权者,再行处分该不动产物权须经登记。因此,我国《物权法》第28条不同于比较法上的相应规定。不过,从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应当说我国((物权法》第28条的规定并不妥当。其一,我国法上还没有因法院的判决而设立的物权,只有法定的物权,如《物权法》和《担保法》规定的留置权、《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等。因此,在现行法中,无论是法院还是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都只是可能导致物权发生转让(取得)或消灭,不会导致物权的设立或变更。其二,依据《物权法》第6条第2句和第23条,只有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才以交付为生效要件。[11]至于动产物权之变更与消灭,《物权法》本身并未以交付作为其生效要件,这一点与登记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即便是法律文书导致了动产物权的变更与消灭,也实无特别规定之必要。
 
    二、法律文书直接导致物权变动的理论基础
 
    依据我国《物权法》第28条,因法律文书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法律文书一生效,该物权变动的效力就发生,无须登记或交付。为什么在因法律文书而引发物权变动时,登记或交付已经不再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做此规定的意义何在?对该问题,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公示替代说”,此说认为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之所以不登记、不交付即生物权变动之效力,关键在于法律文书已经替代登记或交付而发挥了公示物权变动的作用。换言之,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本身就是一种公示方法,它们取代了登记或交付,发挥着公示的作用,向外界展现了物权的变动,没有必要再以登记或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12]但在持公示替代说的学者内部,就法律文书这一“公示方法”效力的强弱如何,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依据法律规定、依法院的判决或者政府的指令发生的物权变动,甚至比物权公示的效力更强,当事人依此取得的物权,依法理比依公示行为取得的物权还要优先。故各国的法律均承认此种物权变动可以不经公示而直接生效。”[13]而另外有学者则认为,尽管法律文书可以替代公示,但由于法院的判决书、仲裁机构的裁决针对的都只是具体的当事人而非一般人,因此法律文书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公示力和公信力都较弱。[14]第二种观点为“维护法律文书效力说”,[15]该说认为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自法律文书生效时,物权变动的效力就发生。这是维护判决书、裁定书和仲裁裁决的效力的需要。如果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了,却因为没有登记或交付,依然无法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则原权利人依然可以处分财产,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就难以实现。这显然不利于维护司法裁判和仲裁的效力与权威性,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16]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可商榷之余地。首先,无论登记还是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都仅仅适用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易言之,在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时候,需要通过登记或交付贯彻物权公示的原则,使物上的法律关系清晰明确,提高交易效率,维护交易安全。[17]同时,交付和登记本身也蕴含了当事人期望实现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并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因此不存在当事人变动物权的意思表示。既然不存在当事人变动物权的意思表示,就意味着没有物权交易,自然也不存在提高交易效率、维护交易安全的需要。此时,立法者对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采取的完全是法定主义的调整方式,即法律直接规定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能否发生及何时发生。故在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中,既不需要通过登记、交付来公示物权变动,同样,也不需要以法律文书来公示。事实上,与登记或交付相比,法律文书也起不到什么公示作用。因此,《物权法》才在第二章第三节以专节方式对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作出规定,有别于需要公示的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如第二章第一节“不动产登记”和第二节“动产交付”。其次,将《物权法》第28条简单地归纳为维护法律文书之效力也不妥当,有悖于《物权法》之私法属性。《物权法》属于私法,是未来我国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维护法律文书的效力,也应当通过强制执行法及其他公法上的措施,而不是由《物权法》这样的民事基本法来实现。
 
    笔者认为,《物权法》第28条之所以规定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即生效力,是立法者为了贯彻和实现《物权法》第1条所述之“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的立法目的而作出的法政策上的选择。众所周知,依据引发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是否为法律行为,可将物权变动分为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和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在我国,就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而言,登记或交付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因此,《物权法》第9条第1款与第14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原则上自登记即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原则上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有了这些规定,在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明确物的归属,进而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权利人也可以很好地维护自己的物权。但在法律行为之外的法律事实导致物权变动的时候,物权变动的效力究竟何时发生,就需要考虑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而由立法者单独加以规定。否则,会使物的归属难以明确,也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就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而言,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不是法律行为而是法律文书。而法律文书是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的,其本身就有确定的、终局的法律效力。此时,如果依然适用《物权法》关于登记或交付后方能发生物权变动的规定,“不仅与社会实情不符,且将因此无法保护此等物权人。”[18]为此立法者便直接规定,在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中,法律文书生效时即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惟其如此,方能清晰地确定物的归属,为那些因法律文书而取得物权的权利人提供足够的保护。例如,A因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而取得为B所占有的某房屋所有权,其自判决生效时就得到了该所有权。即便B被宣告破产,该房也不属于破产财产,A有权行使取回权。当然,因判决生效该物权变动就发生效力,会导致登记簿记载的物权与真实的物权不一致。为避免第三人信赖登记簿的记载而发生善意取得的风险,因法律文书而取得所有权的A要进行相应的登记(如宣示登记、更正登记),从而更好地保护和行使自己的物权。
 
    三、能够直接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的范围
 
    (一)只有具有形成效力的法律文书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
 
    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包括民事法律文书、刑事法律文书和行政法律文书。我国《物权法》第28条中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仅指民事法律文书。因为该条规范的因法律文书所导致的物权变动是《物权法》第9条第1款和第23条的例外性规定,属于民事法律规范。虽然刑事、行政法律文书也可能导致物权的消灭,但其属于刑事或行政处罚性质,而非民法上的物权变动。例如,刑事判决中适用的作为附加刑的没收财产,只是国家强制无偿地将犯罪人财产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而已。[19]判决书是最典型的法院法律文书,对于何种性质的民事判决才属于《物权法》第28条规定的导致物权变动的判决,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人民法院作出的直接为当事人创设或变动不动产物权的裁判文书,包括裁决书、调解书等,都具有与登记这一公示方法相同的效力,可以直接引起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例如,离婚诉讼中确定当事人一方享有某项不动产的判决、分割不动产的判决、使原所有权人回复所有权的判决等。依据这些类型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而进行的物权变动,无须再进行一般的物权公示而直接发生效力。[20]当然,如果这些裁判文书中没有涉及对特定不动产之物权归属的确认,而只是确认了支付金钱或提供劳务等,则不能适用《物权法》第28条之规定。[21]另一种观点认为,《物权法》第28条中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仅指具有形成效力的判决,即可以变更或消灭当事人之间原来存在的没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判决。[22]笔者认为,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法院判决仅指形成判决,不包括给付判决和确认判决。
 
    首先,从《物权法》第28条的文字表述来看,只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是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导致的,才可以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即发生物权变动效力。而在全部类型的民事判决中,惟有形成判决方属此种能导致物权变动的判决,给付判决和确认判决均不属之。[23]形成判决是指一旦正式发生法律效力(即不可撤销),就会直接形成某种法律关系的判决。[24]其无须强制执行就能自判决生效时起使以前从未存在的法律关系发生或者使已经存在的法律关系消灭或变更。此种效果,原则上任何人都不得否认,故形成判决具有对世效力。[25]由于形成判决一生效,其引起的物权变动的效果就发生了,无须等到登记或交付,所以形成判决不需要执行。如果认为形成判决生效后,还必须等到登记或交付完成了,方能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那么这样的判决就没有形成力,不是形成判决。就确认判决和给付判决而言,它们不具有形成力,是不可能导致物权变动的。
 
    其次,确认判决是不可能导致物权变动的。通过确认判决,权利人只能达到其所主张的法律后果的目的,即确认某个民事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但该判决本身并不会直接引起物权的变动。例如,A房本为甲所有,但房屋登记机构在登记簿上错误地将甲、乙二人记载为A房的共有人。如果甲仅请求法院确认自己是A房的唯一所有人,在法院作出了支持甲的确认之诉判决后,该房屋上的所有权并未发生变动。因为乙本来就不对A房拥有任何权利,他只不过是因为登记错误而给甲的所有权造成了妨害。法院的确认判决只是对甲既存所有权的一种司法确认而已,甲可以依据该判决申请更正登记,[26]其本身并没有发生过物权的变动。换言之,在确认之诉中,原告的权利或法律地位是已经存在的,只是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法院的确认判决消除了权利人的不安全状态,却并非为原告创设新权利,[27]自然也不存在因确认判决而导致物权的设立、转让、变更、消灭的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当事人依据买卖合同或者其他受让合同提出的请求法院确认物权的案件中,由于动产与不动产的物权变动规则不同,法院应当区别对待。就动产而言,交付行为原则上是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当动产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已经受领交付,而请求法院确认其对动产的物权时,法院可以直接作出确认判决。但就不动产而言,我国《物权法》第9条第1款原则上以登记为其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且物权变动之效力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因此,对于那些并未完成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或其他相应登记的受让人而言,他们并非物权人,即便他们请求法院确认其物权,法院也不能作出确认物权的判决,而应当判决登记义务人履行登记义务,从而使得买受人或受让人成为物权人。[28]
 
    再次,给付判决也不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给付判决是针对给付之诉作出的,即命令被告为一定之给付。例如,甲与乙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出卖人甲在收取了买受人乙支付的全部购房款后违约,不愿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和交付。乙起诉请求法院判决甲履行该合同并支付违约金。法院判决出卖人甲履行合同义务(包括支付违约金),该判决就是典型的给付判决。与确认判决不同,给付判决具有执行力,[29]义务人若拒绝履行给付性生效法律文书,权利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给付判决仅仅是为了实现“已经存在的法律关系或法律状态”,而非改变既存的法律关系或状态,判决本身并没有引起物权的设立、转让、变更或者消灭。给付判决只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去实现既存的法律关系而已,如履行当事人之间已经有效成立的买卖合同、赠与合同或抵押合同等。这个既存的法律关系才是导致物权变动的真正原因。[30]在前文所举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无论是甲主动履行判决,还是法院强制执行,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效力都是自登记完成之后发生的。[31]如果认为只要给付判决生效,物权就发生了变动,不仅违背了给付判决的性质,也抹杀了物权变动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此外,这种理解还会破坏物权法的公示公信原则,使登记和交付无法起到公示的作用,最终损害物权交易的安全与效率。
 
    最后,从比较法上来看,所谓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判决也仅仅限于形成判决,并不包括其他类型的判决。例如,在瑞士法中,能够直接导致权利人取得不动产所有权的判决书(包括仲裁机构的裁决书)必须是具有形成效力的法律文书,如“形成判决”等。[32]因为形成判决一经生效,就可以直接引发权利的变动,而无须强制执行。[33]在我国台湾地区,就“民法”第759条中“判决”之界定,法院有相当数量的判例对其加以说明。1954年台上字第1016号判例指出:“不动产物权因法院之判决而取得者,不以须登记为生效要件,固为‘民法’第759条之所明定。惟此之所谓判决,系仅指依其宣告足生物权法上取得某不动产物权效果之力,恒有拘束第三人之必要,而对于当事人以外之一切第三人亦有效力者(形成力亦称创效力)而言,惟形成判决(如分割共有物之判决)始足当之,不包含其他判决在内。”1962年台上字第2641号判例认为:“共有物之分割,经分割形成判决确定者,即生共有关系终止及各自取得分得部分所有权之效力。”1976年台上字第1797号判例指出:“‘民法’第759条系所谓因法院之判决,于登记前已取得不动产物权者,系指以该判决之宣告足生物权法上取得某不动产效果之力,恒有拘束第三人之必要,而对于当事人以外一切第三人亦有效力者而言,惟形成判决始足当之,不包含其他判决在内。关于命被上诉人陈某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之确定判决,性质上既非形成判决,尚须上诉人根据该确定判决办毕所有权转移登记后,始能取得所有权,自难谓上诉人于该所有权转移登记事件判决确定时,即取得系争土地之所有权。嗣后上诉人既迄未办毕所有权转移登记,则其尚未取得系争土地之所有权,殊无疑义,是上诉人本于所有权请求排除被上诉人杨某等之强制执行,即难认为有理由。”据此,通说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59条所谓之判决限于形成判决,不包括给付判决、确认判决。因为只有形成判决才具有形成力,依其宣告方足生物权法上取得不动产物权效果之力,恒有拘束第三人之必要,而对于当事人以外之一切第三人有效力。[34]
 
    在民事判决书之外,法院裁判文书还包括民事调解书与民事裁定书。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法院制作的调解书在当事人签收后可以产生与生效判决相同的效力。因此,当法院制作的调解书具有形成力、能够导致物权变动时,也应属于我国《物权法》第28条中的法律文书之列。民事裁定书是法院针对诉讼和执行程序中的程序问题及个别实体问题(如财产保全)所作出的权威性判定。[35]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事裁定不涉及实体法问题的,不可能导致物权之变动。
 
    就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而言,其包括裁决书与调解书。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依据我国《仲裁法》,仲裁机构制作的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仲裁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与法院的判决书和调解书一样,只有仲裁机构作出的具有形成力的裁决书与调解书,才属于《物权法》第28条中规定的法律文书。
 
    (二)我国法上导致物权变动的具有形成效力的民事判决书的种类
 
    在我国,究竟哪些具有形成效力的民事判决可以导致物权变动,依然存在争议。[36]有人认为,《物权法》第28条中规定的判决有以下几种,即分割共有物的判决、撤销诈害债权行为的判决、撤销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作出的物权变动决议的判决、依据情势变更解除合同的判决等。[37]有人则认为,导致物权变动的形成判决只有四种,分别是分割共有物的判决,导致物权自动回复或消灭的宣告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判决,导致物权自动回复的解除合同的判决以及宣告死亡的判决。[38]
 
    笔者认为,要明确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形成判决的种类,首先应弄清楚形成之诉的性质。原告通过形成之诉要达到的目的既非确认某一法律状态的存在与否,也不是要实现某一既存的法律状态,而是希望创造出一种从来没有存在的法律状态或改造现存的法律状态。显然,“这种任务对于民事诉讼法来说非同寻常,因为民事诉讼原则上只是服务于权利的确认和实现,而不是服务于权利的塑造或形成。”[39]当事人可以提起哪些形成之诉以及法院可以作出哪些形成判决,都必须由民事实体法作出明确的规定,不能由当事人或法官任意决定。因为民法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当事人可以基于自己的意思形成或塑造其希望的法律状态,只有在特殊的原因导致这一通道被堵塞且权利人必须依靠法院时,才能产生形成之诉,[40]否则就会出现公权力任意侵害私法自治的情形。正是由于形成判决可以变动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来自于实体法的规定,所以当事人的形成之诉原则上也只有在具备以下要件时才能获得认可,即实体法自身按照案件的类型来具体地探讨是否应当通过形成之诉以及形成判决来变动这种法律关系。[41]例如,《瑞士民法典》就明确规定了可以使得权利人直接取得不动产物权的判决的类型:(1)将土地所有权判归取得人所有的法院判决(第665条第1款);(2)确定土地边界的判决(第669条);(3)按份共有物的分割判决(第651条第2款);(4)共同共有物的分割判决(第654条);(5)解除建筑物共有关系的判决(第712f条第3款);(6)分割遗产的判决(第604条第1款)。[42]再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于法院可以直接导致不动产物权取得或消灭的情形亦有明文规定。其中,能够直接导致当事人取得物权的形成判决包括三种:(1)依据“民法”第74条关于暴利行为之规定而撤销不动产物权行为的判决;(2)依据“民法”第244条关于诈害债权行为之规定而为的撤销不动产物权行为的判决;(3)依据“民法”第824条第2项关于分割共有不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程啸:论抵押权的预告登记

10-23

程啸: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事项错误与不动产善意取得

06-05

程啸:论抵押财产的转让

03-24

程啸:论抵押财产出租时抵押权与租赁权的关系

11-30

程啸:过失相抵与无过错责任

05-02

程啸: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公信力与买方信赖的保护

04-08

程啸: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

04-24

程啸:论异议登记的法律效力与构成要件

12-22

程啸:知识产权法若干基本问题之反思

07-11

程啸 :论共同危险行为构成要件

10-11

程啸 :论《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共同实施”的涵义

07-17

程啸 :不动产登记簿之推定力

07-12

程啸 张发靖:现代侵权行为法中过错责任原则的发展

09-26

程啸清:试论侵权行为法之补偿功能与威慑功能

08-20

程啸:论侵权行为法上的过失相抵制度(上)

06-17

程啸:论侵权行为法上的过失相抵制度(中)

06-17

程啸:论侵权行为法上的过失相抵制度(下)

07-16

程啸:我国物权法对权利质权制度的创新

04-11

程啸: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主体之研究

09-29

程啸:物权法草案中用益物权客体范围的问题

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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