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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国法文化 建立社会主义法律秩序


发布时间:2013年1月21日 李青 点击次数:4038

[摘 要]: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意味着立足中国国情,深入发掘和科学地总结中国法文化的精髓,从优秀的法文化传统中汲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所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融入到当下的法制建设中,这样的法律秩序才是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法律秩序。
[关键词]:
法文化;传统法律;法秩序建立社会主义法律秩序

    中国法制的近代化是以取法西法作为模式和标准的。从晚清到民国,引进西方先进法文化、培养法律人才,改良立法技术、变革司法制度,推动了中国的传统法制向近代化转型,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历史经验。但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向我们提供了晚清、民国时期由于片面追求西方化,虽然在立法上取得了成就,但却因脱离中国的本土实际,使很多法虽立而不能行的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曾片面学习苏联,虽然时间不长,但也证明了这样的立法脱离我国的实际。历史告诉我们,离开了本土国情学习外国法,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推行。
 
    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何谓中国特色,就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特色的标志应该具体表现在反映本土的法律文化,正确对待传统的法律文化,“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将传承历史传统、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和进行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吴邦国同志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一方面,注重继承中国传统法制文化优秀成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另一方面,注意研究借鉴国外立法有益经验,吸收国外法制文明先进成果,但又不简单照搬照抄,使法律制度既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又顺应当代世界法制文明时代潮流”。中国是一个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法律文化底蕴深厚,这些宝贵的古代法律文化成果,也丰富着今天社会主义法制的内涵。
 
    一、中华法系的人本主义思想,表现在中国传统法律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国古代法制与法文化的哲学基础
 
    西周统治者在统治实践中认识到民众对于维持政权统治的重要作用,所谓“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1]因而比较理性地提出“敬德”、“保民”,宣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民之所欲、天必从之”,[3]将殷商时代对鬼神的尊崇转移到重视民心的向背上,形成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4]的政治警世观点。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就是从西周统治者对人事、道德的重视和对人的作用与价值的不断警悟中逐渐形成的。汉代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古代法律文化的主流,从人本主义理论出发,推崇重人伦,尚德行,提出“明德慎罚”的理论,形成“德主刑辅”的法制模式。“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重民;慎罚就是使刑罚得中,不“乱罚无罪,杀无辜”。明德是慎罚的精神主宰,慎罚是明德在法律上的具体化。明德慎罚的出发点是重民,是以人为本。它不仅是指导古代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治国的基本方略。“德主刑辅”是西汉中期董仲舒对德为主和刑为辅在理论上的演绎,反映了在德与刑的治国二柄中,德是重要的价值取向。荀子说:“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5]《唐律疏议·名例》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德主刑辅与阳主阴从的关系,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中国古代在司法实践中,注意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教化与刑罚的兼施,强调“明刑弼教”,司法官在处理具体纠纷时,既要依法断案,又要兼顾道德情理,注意法、理、情三者的统一。人本主义重视人事与人命,形成一系列慎刑、恤刑原则,如区别用刑、罪疑从赦、限制刑讯、控制死刑的决定权,实行死刑复核制度,唐朝唐太宗将死刑三复奏变为五复奏的会审制度,清朝实行秋审会审制度。矜恤老幼孤寡,宽宥残疾废疾。西汉惠帝时,“诏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6]即减轻处刑。景帝时,对于“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侏儒当鞫系者,颂系之”,[7]就是对这几类人不带刑具。《唐律疏议》: “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还特别规定:“诸犯罪时虽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妇人犯流者,留住、收赎”;“妇人年六十及废疾,免流配”这些法律规定体现了国家的仁政和刑法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对老幼妇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恤刑规定,也体现了人文关怀,表现了高度发达的封建性的法制文明,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二、中国传统法律蕴涵了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中庸精神
 
    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观是从有序、和谐的自然观发展而来的。古人认为:自然是和谐的,所以人类社会达到有序、和谐的通路就是“天人合一”,维持自然与社会、天地与人间和谐秩序的力量,不外乎就是礼义与道德,行为的模式就是中庸之道。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律的理论原则,《礼记·中庸》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者”。在儒家看来,中庸就是和谐。儒家的和谐包括天道和谐、天人和谐和人人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人与人(家庭) 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秩序观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它追求的是一个“和”的理想世界,为了达成这个“和”字,以中庸之道作为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这样的哲学思想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法制建设。
 
    中国古代把国法视作天理,以纲常为内涵的天理,不仅指导立法建制,而且不断法律化。我国古代是世界上少有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社会,宗法伦理在家礼与国法中有广泛而深刻的表现,国法中很多内容,如“户婚”篇,体现了宗法伦理的特点。所以,亲族之间根据伦理原则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家庭成员同时也是社会成员,是社会关系在家庭(族)间的具体化,中国传统法律的特征就是伦理入法,法律同以血缘、伦理、亲情为内涵的人情是一致的,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当伦理道德与家法律发生冲突时,在无害于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允许“法情允协”、“执法原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保持了国家的稳定。
 
    譬如,“存留养亲”“留养承祀”的规定。《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上请”,即除了犯十恶死罪的人犯,若家中祖父母或父母老病无人奉养,又无成丁,如果执行死刑,要奏请皇帝批复;至于犯流罪者,则“权留养亲”。大明律将唐律“权留养亲”改为“存留养亲”。大清律更加具体地规定:“凡犯死罪非常赦不原者,而祖父母(高、曾同)、父母老、(七十以上)疾、(笃废)应侍,(或老、或疾)家无以次成丁(十六以上)者,(即与独子无异,有司推问明白),开具所犯罪名(并应侍缘由)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人侍养)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军犯准此)”。“凡旗人犯斩、绞、外遣等罪,例合留养承祀者,照民人一体留养承祀。”并且将“留养承祀”正式定为秋审免死的条件。
 
    在处理民事纠纷时,依律断案,同时也依情理、民间习俗、民族习惯断案。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也”。[8]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9]执法以顺民情、法、理、情三者协调统一,是封建制的法制文明给我们的“法合人情则兴,法逆人情则竭”的历史启示。
 
    三、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中存在着重人伦、尚德性; 重教化、轻刑责的观念,反对专任刑罚,主张“德主刑辅”
 
    中国的法制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其核心就是“礼”,礼从一种古老的宗教祭祀仪式逐渐发展演为体现封建制的尊卑贵贱等级秩序的法律规范,融入于法,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调整着人与社会、人与家庭、人与人的关系。
 
    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系“一准乎礼”概括了传统法律的灵魂。礼和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两种手段,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礼指导着法律的制定,违反礼的法律就是无效的,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10]
 
    礼的作用是导民向善,侧重于预防犯罪;法的作用是禁人为非,侧重于惩罚犯罪,有鉴于此,传统法律更重视礼治的作用,而法的作用则是辅助性的。因为礼所包含的道德政治观内涵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国情相结合,对社会的调整作用更深入,更易为民众所接受。
 
    在如何管理国家方面,古人的先哲们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礼记·乐记》:“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综合治理,其渊源就是礼的规范。礼是封建的等价秩序;乐是与国家盛衰相关的精神文明;刑是封建的五刑之律;政是国家设官分职的政权机构。
 
    礼、乐、刑、政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四个方面,礼是“经国家,定社稷”的施政准则,在礼的内在精神的指导下,“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自中出,礼自外作”,礼乐和谐,就可以使“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11]礼与刑的关系是,“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12]礼与政的关系是,“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13]
 
    古代中国把礼、乐、刑、政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系,发挥各自的不同功能,共同推动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寻求宗法伦理和等级秩序下的和谐秩序,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治国理政的才能,也显示了传统法制文明的价值。
 
    四、援法断罪与调处息讼相结合是中国最具特色的法律文化
 
    援法断罪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由来已久,公元前 536 年,郑子产铸刑书,公布成文法,打破了司法擅断的旧有传统,晋律、北周律、北魏律将“决狱科罪,皆准律文”写入法典,晋律规定:“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不论”,[14]代表了中国法制文明的新水平。“与欧洲近论(罪行法定主义)类似的观点,中国在一千多年前的三世纪就已原则地叙述过,而且还完善地体现到了法规之中。”[15]虽然它与近代西方罪刑法定主义的理论和实在性相比存在很大距离,但就其基本原则即断罪以法律规定为据是一致的。
 
    隋朝时,明令司法官在断狱时具写律文,保证了依法定罪量刑,同时,当事人也可以根据律文来验证司法官执法是否公正无私,从而决定是否上诉高一级的司法机关。唐律将援法断罪的法制原则简明地概括为:“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16]这条规定标志中国封建时代司法活动的规范化,反映了封建法律所具有的权威,并且严肃了司法官的司法责任,维护了封建的法制秩序。
 
    明朝沿袭唐律的规定,“凡律自颁降日为始,若犯在以前者,并依新律拟断”,统一了律令的适用。清 朝 在 依 法 断 罪 的 规 定 上,律 例 并 行,《大清律例·断罪引律令》:“凡(官司)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如不具引)笞三十。若(律有)数事共(一)条,(官司)止引所犯(本)罪者,听(所犯之罪止合一事,听其摘引一事以断之)。其特旨断罪,临时处治不为定律者,不得引比为律。若辄引(比)致(断)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故行引比者,以故出入人罪及所增减坐之。失于引比者,以失出入人罪减等坐之)。”此外,为了约束司法官吏依法定罪量刑,清律还规定:“凡官司决人不如法(如应笞而用杖)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可见,援法定罪、罪刑法定是中国法律的传统,尽管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司法,是以君主擅断为基本特征,援法定罪、罪行法定不可能完全贯彻实施,但这些相关规定,客观上有利于申明冤枉,公平判决的实际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中国古代把“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民和睦、颂声兴”[17]没有纷争的社会视为理想的王国,以“必也使无讼乎”作为国家的建设目标,所以在强调援法断罪的同时,也提倡调处息讼,尤其对待民间发生的田土户婚等民事争讼,在统治者看来属于“细故”,对国家统治不具有危险性,往往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调解制度在中国历史悠久,据考古发掘的西周铜器铭文中就纪录了不少在民事诉讼中实行调解的案例,发展至明清时期,调解已经成为常用的基本手段和司法结案的重要补充形式,调解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如官府调解、宗族调解、乡邻调解等。调解息讼作为审结民事案件的特殊方式,因其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官僚的治绩而被广泛适用。
 
    以清朝为例,在顺治、康熙、雍正朝颁布的“圣谕”中都有关于息讼的内容。如康熙《圣谕十六条》中提到:“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息诬告以全良善。”[18]
 
    州县调解是在州县官主持下的诉讼内调解,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民事诉讼当事人“依奉结得”的甘结中,即体现着依照州县官的意思遵命和息。州县官还可以通过“不准”状的办法,促成双方和解。所谓“善批者可以解释诬妄于讼起之初”。[19]
 
    虽然清律并没有规定调解息讼是必经程序,但实际上,它往往处于被优先考虑的地位。经由调处而讼清狱结,是州县官治绩的突出表征,也是大计考官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州县官对于自理案件,首先着眼于调处,调处不成时,才予以审决。据近年来发现的巴县、宝坻县、紫阳县、冕宁县诉讼档案统计,调解结案在民事诉讼中占有相当的数量,经过调解化解民事争讼,不仅有利于社会生产与民众生计,而且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而被清朝政府看作是与“弭盗”、“完粮”并重。
 
    民间调解是诉讼外的调解,在宗法伦理原则的支配下,血缘成为维系宗族的精神力量,而家法族规则起着规范家庭和族人的行为的作用。大量的民事纷争,在告官涉讼之前,先由族长剖决是非,在家族内部调处化解。如安徽桐城《祝氏宗谱》卷一规定:“族众有争竞者,必先鸣户尊、房长处理,不和遽兴讼端,倘有倚分逼挟恃符欺弱及遇事挑唆者,除户长禀首外,家规惩治”。又如江西南昌《魏氏宗谱》卷十一规定:“族中有口角小愤及田土差役账目等项,必须先经投族众剖决是非,不得径往府县诳告滋蔓”。但由于宗族内部成员的身份有严格的尊卑、支派、嫡庶之分,因此族内成员在接受调解时,往往会受到族长的强势干预和强迫,所以宗族调解未见得公允。
 
    乡邻调解源于中国古代国情和安土重迁的观念所带来的悠久而强固的地缘关系。几代人相邻而居,相通有无,患难扶助的传统,使相邻成员自觉遵守体现相邻成员共同意志的乡规民约,即道德信条和生活准则,当纠纷发生时,这些乡规民约便成为调解纠纷所依据的“法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法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这些独有的文化特质,体现在思想学说、制度建构以及司法、行政行为等方面,其中不乏理性的思考和民主性的因素,如依法断狱,法致中和的平等观与法治观;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原则;在追求司法公正、宽猛适度的同时,礼乐刑政综合为治,进而追求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古代法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而对待历史文化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承历史不是简单的拿来,而是根据国情的需要进行合理的创新,注意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注意民族和世界的结合。中国当下的法制建设,总体上,源自西方的法律思想与制度占主流地位,但是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纯粹的西方化难以实现。我们需要发掘和传承中华法文化中的合理内涵,实事求是地总结其历史价值,立足中国的国情,把适合中国传统国情的本土文化融入到现实的法制建设中来,这样的法制才是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
 
注释:
[1]《尚书·康诰》。
 
[2] 《孟子》引《泰誓》。
 
[3]《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
 
[4]《尚书·康诰》。
 
[5]《荀子·礼论》。
 
[6]《汉书·惠帝纪》。
 
[7]《汉书·刑法志》。
 
[8]《孟子·离娄上》。
 
[9]《荀子·王制》。
 
[10]《汉书·贾谊传》。
 
[11]《礼记·乐记》。
 
[12]《后汉书》卷四十六《陈宠传》。
 
[13]《礼记·哀公问》。
 
[14]《隋书·刑法志》。
 
[15][日]仁井田升: 《唐律的通则性规定及其来源》,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 ,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102 页。
 
[16]《唐律疏议·断狱》,“断罪不具引律令格式”。
 
[17]《史记·周本纪》。
 
[18]《圣祖实录》康熙九年十月。
 
[19]《牧令书》卷十八,白如珍:《论批呈词》。

来源:《法学杂志》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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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胤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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