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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全球化的迷思


发布时间:2012年1月27日 高鸿钧 点击次数:4103

 

 

全球法律化与法律全球化的表述,并非文字游戏,而是意有所别:前者意指不同社会走向某种法律之治,后者则意指某种法律之治走向不同社会;前者暗示社会治理模式演化的时间之矢;后者暗含某种法律扩散的空间之力。它们是历史的宿命还是虚假的必然?是法治地球村的昭示还是神话乌托邦的幻觉?是众生平等的未来福音还是弱肉强食的现实梦魔?凡此种种,见仁见智,论说纷纭。

 

 

全球化时代既非“自然状态”或“丛林时代”,也非大同世界或永久盛世。置身其中,我们宁愿联想到春秋战国时代:联合国类似春秋的周都,G8类似春秋的五霸、战国的七强,西方的计量单位成为“公制”标准,英语成为“世界语”、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类似秦国的车同轨、书同文和统一度量衡,美国类似战国后期的秦国,而拉登炸美则类似荆柯刺秦。

 

当然,对于当代世界格局,任何类比都失之简单。但有一点难以否认,全球化颇有美国化之势。全球化似乎意味着世界跟着西方走,西方跟着美国走,美国跟着“华府”走,“华府”跟着“华街”走,“华街”跟着感觉走,感觉跟着贪欲走。在一些人眼中,全球的政治中心是华盛顿,控制方式是炸弹;经济中心是纽约,控制方式是金钱;文化中心是洛杉矶,控制方式是媒体。于是,“华盛顿共识”被等同“全球共识”,“滑饵街”法则被等同国际法则,“道穷厮”指数被等同全球标准指数,法律全球化被等于全球法律美国化。这种说法虽然未免夸张,却展示了令人警觉的图景。

 

霸权逻辑激起了反霸权的抵制,全球的法律被地方化,外来的法律被本土化,现代的法律被传统化。法律趋同的追求导致了趋异的对抗:法律民族主义对杭法律帝国主义,地方原旨主义对抗人类普世价值,狭隘的本土模式抵制世界发展潮流,朴素的民萃诉求拒斥体改

和宪政进程。

 

 

经济全球化并未增进全球平等,反而助长了贫富分化。富人无祖国,穷人守乡土,资源流动无国界,财富享受有禁区,其态势虽非东邪西毒,却成北帝南丐。南南合作不过世界“丐帮”的精神聚餐,《北京共识》也不过西医给东土开出的杂方。先发国家内强外强,借助法律输出获取经济利益,通过法律传教士传播文化价值。后发国家内弱外弱,民族国家尚未建成,即被卷入全球化的激流;国家法尚未稳固,就遭全球法的挑战;领土边界尚未划定,便面时去领土化的冲击。强国以全球法打压国家法,弱国则以国家法抵杭全球法;强国以人权挤压主权,弱国则以主权抗拒人权;强国以去领土化延伸影响,弱国则以再领土化奋力阻击;强国发射全球主义的“飞毛腿”狂轰滥炸,弱国则以地方主义的“爱国者”挺力拦截。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强国成为中心,以金钱为筹码,称雄争霸,通过剥削实现压迫;某些弱国沦为边缘,以威权为筹码,求强求富,乃至在后发崛起的狂追猛赶中走火入魔,对内造成压迫,并通过压迫实现剥削,铸成国富民穷。于是,世界似乎只有这两种秩序:一种高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另一种高呼权力就是真理,服从就是力量。前者硬法软法齐用,软硬兼施;后者宽赦严打共存,宽严相济。

 

 

就不同法律体系的地位而言,尽管全球法奋力摇滚,跨国法密集踢踏,民间法不停RAP,国家法仍然昂首挺胸,一路“恰恰恰”,强撑体面。然而,国家法全控的时代毕竟一去不返,国际人权日益坚挺,对主权步步紧逼;新商人法如同候鸟,与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携手并肩,四处游走,国界形同虚设;世界社会尚未形成,社会世界却已穿越国家疆界,结成全球网络:绿党、赤潮、白领、黑帮各守其则,各行其道。

 

全球化与信息化并驾齐驱,相得益彰。信息没有国界,只有网络;没有中心,只有结点;没有等级,只拥有界面;没有历史,只有当下。在这个时代,缺席者即在场者,消费者即生产者,言说者即收听者,游戏者即被游戏者。在即时互动过程中,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本地与他乡、虚拟与真实、演员与观众以及自我和他者相互交叠,彼此交融,难以辨识界域。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部落时代:到处是流动的景观,青年潜伏在丛林里,等待猎物,老人蜗居在洞穴中,给孩子们讲述神话。共时覆盖了历时,感官压倒了理性,虚拟掌控了实在,口语吞没了官话,戏说取代了说戏,性感代替了感性,恶搞解构了搞恶,这一切莫非是对神话世界的复归?神话的内容似乎不再是精卫填海汀著.。二和愚公移山,而是“神马浮云”和“凤凰石头”。如果这一切并非夸张,以理性和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法国家法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全球化虽然没有使得人类共享收益,却同担风险。生存法则的吊诡在于,幸运千呼万唤不出来,而灾难千方百计难逃脱,防不胜防。人们在金融危机中惊魂未定,甲流、核漏接踵而至,北非战火突然又起。灾难源自地方,却殃及全球,于是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走出一种灾难的捷径似乎在于制造更大灾难,消除恐惧的妙方仿佛在于使恐惧常态化,或者以多难兴邦的修辞聊以自慰。故而新闻善于耸人听闻,一如某些媒体勇于赤身裸体。如果说冷战对峙是一种恐怖平衡,那么今日世界则面临着失去平衡的恐怖。

 

人类制造灾难的风险远远大于防御灾难的能力,核武的杀伤力足以多次毁灭人类。然而,人类最大的风险也许不是核武器扩散,而是克隆人问世。如果说进化论以人畜同祖的逻辑,驱除T人的神性之光,那么克隆人则会以人畜同体的结局,打破人畜界限,彻底颠覆人性尊严。当美人鱼不再是童话,牛魔王不再是妖魔,狮身人面不再是怪物,我们人类的伦理道德意义何在?我们真的会以这样的方式自我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众生平等的理想?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随着交往和交流范围的扩大,人类在变得强大的同时也变得更加脆弱。在风险全球化时代,国家日益成为“事故共和国”,而全球则日益成为“风险共同体”。当此之时,国家法、国际法、跨国法以及全球法如何控制风险和应叶灾难,也许是全球治理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自古至今,世界主义和大同理想,一直弦歌不辍。然而,永久和平只是良好的愿望,而持续战争则是严酷的现实。乌托邦一旦付诸实践就坍塌成青红帮,在野党一旦手握大权就形同黑手党,改革派一旦掌权就变成保守派,民主潮一旦得势就蜕变为专政朝。

 

面对种种困局,有识之士探索世界宪政和全球法治的路径,全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开始构建全球民主网络,国际组织强化人权保护机制,边缘群体和弱势人群吁求道义声援,一些重要后发国家,“师夷长技以制夷”,继“四龙”、“四虎”之后,而成为世界舞台耀眼的“金砖”,而某些先发国家则遭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报应,相继陷入了玩火自焚的困境。

 

与此同时,昔日独孤求败的全球霸主摇摇欲坠,改变世界经济体系的诉求不断强化.,重构政治秩序格局的呼声日益高涨,诉诸图腾与血缘的部族统治纷纷瓦解,父位子承或兄终弟及的家国政治难以为继,自由、民主与公平、正义的价值得到广泛认同。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压迫激起了反抗的灵光,规制暗藏着解放的动因,失望透露出希望的信息。

 

地球村是人人怡然自乐的桃花源还是血肉横飞的角斗场;是花果飘香的伊甸园还是白骨粼粼的万人坑?无论是全球法律化还是法律全球化,都难以提供满意的答案。因而,我们不仅需要追问:“全球化的法律是何种法律,法律化的全球是谁的全球?”而且需要自问:“为了人类命运和全球福社,我们应当有何作为,必须有何作为?

 

来源:《清华法治论衡》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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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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