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呢，参加今天的活动。我想邀请我来参加会，可能，我在六十三年前，我是按照第一志愿呢，进入了燕京大学新闻系；所以可以说，学新闻是我的第一个志愿。然后呢，三年之后呢，一九五一年我又公派去了苏联学习法律，法律呢，是第二志愿，是“被迫”去学的——当然现在，也有感情了。
所以应该说，对于新闻也好，或者对于法律也好，我是都深有感情的。另外呢，这些年来呢，跟媒体的人呢，也有很多的接触，我也感觉到媒体也有一些苦衷。所以我这次选择了一个题目呢，叫《传媒人的几个法律底线》。
我也在思考啊，我在学新闻的时候，当时所教我的新闻，应该是贯彻什么理念，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我觉得有三个目标。第一个呢，就是真实。
我记得第一堂课上新闻学的时候，就讲到新闻的真实性。但是我参加工作了以后，不久，在新闻界就传出了新闻的党性的问题。所以在我脑子里面马上就反映了一个问题：新闻的党性和真实性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虽然尖锐一点，但是好像是不能够回避的。
我觉得，新闻的真实性和新闻的党性，不是对立的，不是有此就没有彼的这个关系；但是这两个又不是一个问题。新闻的党性和真实性，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我记得，在当时在我们看新闻的时候，我们知道，国内的新闻实际上也是分等级的：有的新闻是大参考，有的新闻是司局级以上的看的，有的是党部长一级看的，有的甚至是更高层次才能够看到的新闻。
这种新闻的等级的划分，是在共产党执政的下面的一个创举。其他国家应该说，新闻只是限于它的保密性，如果它是具有保密的，它是受到了限制，不是人人都可以看的。但是一般的新闻，应该是人人都可以看到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新闻的管制的方面，有所缓和；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比原来好了很多很多。但是呢最近，我们又看到，有些上升的趋势。
我想，这个从法治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说，新闻是应该以法律的准则作为它最高的原则。除了这个原则之外，没有其他更多的利益。如果我们考虑，是党的利益，只能够维护党的利益而不能够报道某些东西，那党的利益和法律的原则就有一个可供商量的余地了。那么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呢？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急需制定新闻的法律，新闻的法律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解决新闻和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新闻的真实也好，新闻的自由也好，究竟在多大的公权力的许可范围内允许来进行？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立法体系里面，说我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立法的体系，但是我们又缺少了有关新闻的立法、出版的立法、结社的立法，那我们可以说，还是有欠缺的地方。
所以作为新闻工作者、传媒工作者，一个重要的底线就是，在公权力控制新闻的情况下，宁可不说话，也不能够去讲那些违背法律良心的话。
因为我们实践中有些传媒工作者也对我说：“我们是不得不发表这样的一些新闻。”但是你如果违反了我们法律良心的一个底线的话，那是很可悲的。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喉舌”。
我这个，我们学法律的时候，很注意，学新闻的时候，很注意这个新闻的“喉舌”的作用。我们那时代的所看到的新闻，完全是取决于它反映了多少的民众的心声，是作为民众的喉舌而出现的。
我想，我们解放前看到的，《大公报》也好，其他的进步刊物也好，以至于我们的《新华日报》也好，那真是民众的喉舌、民众的心声。很多人是发自心腹的来买这些报纸来看，花多少钱都愿意。
但是，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了。我们现在有一些个刊物，是倚靠了一种，强制的一种订阅。我们有一些个官方的刊物，发行的量也很大，但是它是一种官方强制的力量来推动你。究竟有多少人认真去读这些报纸呢？恐怕编这些报的人心里头也没有底。
我们学术上也好，其他方面也好，我们有一些垄断性的刊物。你要是想发表那个论文，你就要到我这儿来；而且不仅你要到我这儿来，还要向我来付钱、交费。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种耻辱。
我登了一个文章，不仅拿不到稿费，我还要拿出多少版面费，来买这个版面。这样的一种的学术，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啊？
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的传媒，是靠广告。一个是靠数量大、很大的广告，版面可以有很多，但是都是广告。而且现在也不仅能这样，而且发展到了新闻都成了广告了，用新闻的方式写进广告的内容。这个也是一个很悲哀的。
所以新闻的传媒的生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传媒的生命力就在于一个，就是你有你自己的读者群，有自己的广大的读者群，愿意在你这个地方，来看你的报纸，看你的网站，看你的新闻。这个才是你成功的秘诀。
我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些的新闻，比如说《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并没有太多的新闻的版面，但是它的发行量在一百多万份，而且这一百多万呢，完全是靠自己的内容的独特、内容的吸引力来引起人们的关注。我想，这就是舆论的作用、舆论的力量。
所以，新闻立法应该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新闻和公众的支持度是什么关系。如果一个新闻、一个媒体，没有真正的读者群，宁可关门倒闭，也不应当去浪费那些纸张，浪费那些宝贵的资源。这是传媒工作者应该有的第二个法律的底线。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启蒙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所说的启蒙，就是指，从国际上来看，文艺复兴是一种启蒙运动，我们中国“五四”前后也有启蒙，我们的改革开放某种情况下也可以说是一种启蒙。这个启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消除愚昧、提倡文明：我们应该把文明带给人间，而不能够再搞愚民政策，再搞那些愚昧的东西。
我们的普法大概是一种启蒙，但是事实证明，我们的由司法部门所主持的这种普法越来越走形式，普法的考试也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东西，而真正对我们起到法律上的启蒙的作用，恐怕我们的报纸、我们的广播、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也好，其他的以案例的形式来宣传法律的作用，要大大高于我们的普法。所以我们可以说，普法要比起我们报纸上的启蒙，杂志上的这种启蒙作用，还差了很多。
我们现在所讲的，报纸宣传里面的启蒙的作用，很多需要我们很好来思考。
前段时间报纸上在讨论“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民主是一个坏东西”，我觉得，民主是一种现代的生活，那么，它不应该说是一种坏东西，而是在文明的情况下如何把它更好一些。
我们讲“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是西方国家的，但是“权力的分工制约”是好的，是进步的。你可以说中国不实行“三权分立”，但是你不可能去批判这个“三权分立”。
现在“司法独立”也不讲了，宪法上写得清楚；但是我们的舆论上，不提“司法独立”。那难道司法从属于政府的权力、从属于公安的权力，那就是先进的吗？
专制是错误的，民主是进步的，在这一点上，是非必须清楚！不能够把正确的和错误的混为一谈！如果我们报纸上宣传的不是正确的东西，把一些正确的东西也视为是“愚昧落后”的，那我们在宣扬倒退。我们报纸的作用就起了相反的作用。
所以，坚持启蒙、反对愚昧，这是新闻传媒工作者的一个神圣的职责。但是现在的情况，有时是相反的。
所以我这个第三个底线，在我们说来就是，坚持启蒙，反对愚昧，必须把正确的东西告诉老百姓，让老百姓懂得。这是我们媒体的一个神圣的作用。
我为什么要讲这三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传媒工作者的三个理念，也可以说是三个最低的底线。一个，就是要是“说真话”；第二个，要有群众的拥护；第三个，要讲正确的，不要宣传倒退。
就这样，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