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理解“物格”
民法之“物”，可能是民法中最直观的基本范畴。似乎可以推论，民法之“物”即使不是民法中最容易掌握的基本范畴，也是民法中最容易掌握的基本范畴之一。民法著作界定民法之“物”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没有实质的分歧，几乎看不到专门探讨民法之“物”概念的文章。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民法物格制度研究》(2008年10月版，以下简称《物格研究》），封面标明“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部级科研项目”，负责人是著名民法学家杨立新教授，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物格研究》对“物”的概念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分析，特别是提出了“物格”范畴。就笔者所见，这是国内第一本探讨民法之“物”的概念的专著。全书27万2千字，足以证明民法之“物”的概念内容很丰富，也很复杂，不是容易说清楚的。
《物格研究》称：“物格，即物之‘格’，即物的资格、规格或者标准。民法物格，则是指物作为权利客体的资格、规格或者格式，是相对于法律人格而言的概念，是表明物的不同类别在法律上所特有的物理性状或者特征，作为权利客体所具有的资格、规格或者格式。……我们提出民法物格这个设想的基础，就是在市民社会中的两大基本物质形态，一个是人，一个是物。”[1]引文的意思十分清楚：人有人格，“物”应有“物格”，“物格”是相对于人格的概念。
现代汉语中的“人格”，是多义词，源自日文，本义是主体资格，是一个法学范畴，但在不同的学科中，派生不同的词义：在伦理学中表示尊严、价值、道德等；在心理学中表示个性；在人格主义哲学中表示“自我”、“唯一的存在”。《物格研究》所谓“人格”，应指“人格”之本义，即主体资格。
主客体是一组相对概念，各以相对方之存在为自己存在之前提。任何一方的性质，均存在于与相对方的关系中。这意味着离开了相对方，任何一方均说不清楚。
将两个事物分别称为主体和客体，理由只能是其中一方可支配另一方。民法所谓支配，指在对象上实现自己的意志，只服从法律，可对抗任何人。实现他人许可自己实现的意志，不是支配，而是作用。实现意志一方称主体，被实现意志一方称客体。主体性即主动性、能动性。主动性、能动性只能通过支配表现。这意味着唯支配性方能表现主体性。客体性即被动性。被动性只能通过被支配表现。这意味着唯被支配性方能表现客体性。简单地说，主体即支配者；客体即被支配者，或者说支配对象。无支配关系即无主客体关系。任何非支配关系之主客体关系均非实质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
主体资格表现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权利是法律确认的行为选择资格，权利主体可在权利客体上实现自己的意志，即支配客体。义务是法律确认的行为强制资格，义务主体只能通过行为履行义务，故必然享有行为资格，即权利。法律赋予某存在以主体资格，就是许可其支配特定对象，即有客体，有权利。可以认为，主体资格表现为享有权利，或者说，法律上的人格表现为享有权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格就是取得权利的资格。
那么，物格表现为什么资格呢？据《物格研究》：“物格，即物之‘格’，即物的资格、规格或者标准。民法物格，则是指物作为权利客体的资格、规格或者格式。”[2]从该引文看，作者想区别“物格”和“民法物格”。在文字意义上，前者是成为“物”的“资格”，后者是有了“物”的“资格”后成为权利客体的“资格”，后者是前者的下位概念，两者必须区分。然而，通读《物格研究》，找不到作者对“物的资格、规格或者标准”的具体分析。该书提出了“一般物格”范畴，但并非指区别于“民法物格”之“物格”，而是指“民法物格”的一个类型。[3]相反，《物格研究》用同一个“物”字，表示“物格”之“物”和“民法物格”之“物”，不作任何区别。这意味着作者想区分“物格”与“民法物格”，但不想区分“物格”之“物”与“民法物格”之“物”。其实，作者想区分汉语之“物”的“资格”与民法之“物”的“资格”，但不想区分汉语之“物”与民法之“物”。这是非常奇怪的。不区分汉语之“物”与民法之“物”，怎么可能说清楚民法之“物”呢？
在汉语中，享有某一资格，通常表示可行使某一权利，取得某一身份或利益；如果仅仅表示具有某一属性，通常不使用“资格”，而使用“条件”或“要件”。因此，“物格”之说不符合“资格”一词的使用习惯。按《物格研究》的逻辑，任何事物均有其资格：主体有人格，客体就应有“客格”；“物”有物格，债就应有“债格”，财产就应有“财产格”，人身就应有“人身格”，权利就应有“权利格”，义务就应有“义务格”……如此表示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物格研究》讨论的并非民法之“物”的资格，而是民法之“物”的条件、要件。
二、“物格”说结论的困惑
《物格研究》没有讨论一般的“物格”（非该书中的“一般物格”），但讨论了“民法物格”，提出了伦理物格、特殊物格、一般物格等“民法物格”类型。其中，伦理物格讨论的对象包括人体分离器官和组织、人体医疗废物、胎盘、尸体、动物等。特殊物格讨论的对象包括海域、空间、自然力、虚拟物、货币、证券等。《物格研究》讨论的范围是广泛的，甚至可以说基本上周延了。在此基础上，《物格研究》对“物”下了定义：“物是具有自然属性的物权客体。”[4]在表述形式上，此处之“物”没有任何限制，证明作者没有意识到必须区分民法之“物”和汉语之“物”。从内容看，此处之“物”应指民法之“物”。
什么是自然属性？《物格研究》的答案是：“自然属性即是指物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消灭，依赖于自然世界的事实存在而非人类社会。”[5]此说难以理解。民法之“物”是民法范畴，可以作为民法物权之客体。民法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规则。不存在离开人类社会的民法，当然也不存在离开人类社会的民法之“物”。在这一意义上，任何民法之物均有社会性。换言之，不存在只有自然属性没有社会属性的民法之物。
我国先秦著作《商君书·定分》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盗不取。”引文通俗地揭示了法律的功能：定分止争。引文以兔子为例，其实是指财产。
从是否受人力支配的角度，万物（指客观事物，非民法之“物”）可分为不受支配物和受支配物，前者如日月星辰。从是否可为人类利用的角度，受支配物可分为不可利用物和可利用物，也就是无用物和有用物。前者如工业污水、核废料。当然，此处之“受支配”和“无用”，只是就当时或目前的生产力水平而言。从是否稀缺的角度，受支配的有用物可分为不稀缺物和稀缺物，前者如空气、阳光、海水。可支配、可利用、稀缺之物，即可支配之稀缺资源。人的生存依赖于可支配稀缺资源，可支配稀缺资源是人的生活质量的物质基础。在法理上，一切可支配、可利用、稀缺之物，法律均须规定归属，或规定取得归属之程序。反之，需要法律定分止争的，或者说需要法律规定归属或归属程序之物，必然具有可支配性、可利用性和稀缺性。法律的宗旨就是规定可支配稀缺资源的归属关系和归属程序。民法之“物”属可支配稀缺资源，须法律规定归属或归属程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民法之“物”表现了社会性，其“产生、存在、发展和消灭”，无法只“依赖于自然世界的事实存在而非人类社会”。
物权是对民法之“物”的权利。在逻辑上，物权的概念只能建立在民法之“物”概念的基础上，即必须先界定民法之“物”，然后根据民法之“物”的概念界定物权概念。民法之“物”的概念尚未界定，物权概念无法界定。而《物格研究》中民法之“物”的定义却是“具有自然属性的物权客体”，是用物权概念界定“物”的概念。如果此处之“物”指汉语之“物”，这一界定不能成立，也毫无意义；如果此处之“物”指民法之“物”，那么，界定顺序颠倒了。
“物格”说的上述问题不难发现，指出“物格”说的上述问题不是本文的目的。民法范畴甚多，除主体有相应的主体资格概念外，向来无人提出其他范畴的资格问题。现在有学者提出了物格范畴，这自然与提出者个人的思想方法有关，但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民法之“物”的要件表面上已无分歧而实际上并不明确。《物格研究》的讨论范围基本上周延了，但《物格研究》对民法之“物”的定义是粗疏的、表层的，反映了从基本周延的范围抽象民法之“物”的要件的困难。因此，真正值得重视的不是“物格”说的错误，而是此类错误所反映的明确民法之“物”要件的迫切性。
三、民法之“物”的现有定义
汉语之“物”，是一个多义字。民法之“物”仅是汉语之“物”的词义之一，与汉语之“物”的其他词义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民法之“物”源自罗马法。罗马法中，“物”有广狭义之别：广义之“物”是相对于自由人的范畴，指自由人以外的一切；狭义之“物”指财产。狭义之“物”的概念从广义之“物”的概念发展而来。通常所谓罗马法之“物”仅指狭义之“物”，分有体物和无体物。罗马法之无体物指财产权（理论上还包括财产权派生之诉权）。罗马时代，人们尚难从法理上明确区分所有权与所有物，作为狭义之“物”的财产权实际上指所有权以外之财产权，如地役权、用益权、继承权、债权。
用“物”表示、代替财产，物权就是财产权，实际上否定了民法学提出“物”和物权的必要性。但罗马法中，民法之“物”的概念并不严谨，所有权与所有物界限不清就是一例。罗马法认为债权属于“物”，据此，对债权的权利属于对“物”的权利，这意味着债权属于物权。但罗马法又严格区分物权与债权，在这一意义上，债权又不能归入民法之“物”。实际上，罗马法之“物”虽然包括有体财产和无体财产，罗马法之物权仅适用于有体财产。后世民法学继承的民法之“物”概念是罗马法物权适用之物。近代民法之“物”权均有占有权能，近代民法之“物”均指有体财产。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新的现象，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电、热、光、磁、射线等自然力，胎盘、人体移植器官、组织，遗体、骨灰等人身性遗存，动物，特定空间，虚拟财产，等等，是否属于民法之“物”，产生了疑问，民法学家必须明确作出回答。
目前民法教材对民法之“物”的介绍有三种情况：(1)不界定民法之“物”。如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物权法》（第4版）仅指出，我国法律通常用“财产”表示“物”，无民法之“物”的界定。[6]《物权法》教材不界定民法之“物”，说不过去，而该书以前版本曾界定民法之物。从界定到不界定，恐怕只能有一种解释：作者后来发现民法之“物”的概念比较复杂，回避为妥。(2）列举民法之“物”的属性界定民法之物，代替对民法之“物”的定义。如前引《物权法》（第1版）之“物”：“须可为权利客体”，“须为有体”，“须为人力所能支配”，“须独立为一物”，“须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7]等等。定义应采用“属＋种差”的方式，列举事物的属性通常不能揭示事物的“属”和“种差”，不能代替对事物的定义。而且，引文之界定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有些属性不成立。如“须为有体”，而电、热、光、磁等虽无体却属民法之“物”。二是存在包容关系。如“须可为权利客体”，即包含“须为人力所能支配”、“须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三是属性界定不完全。如民法之“物”的属性包括：有交换价值，可与主体分离，属财产，可占有，等等，而引文均未列举。列举民法之“物”的属性代替民法之“物”的定义，恐怕只能有一种解释：民法之“物”不易定义。(3）用定义界定民法之“物”。通常的形式是：“民法上的物，作为民事权利客体之一，是指存在于人身之外，能够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而又能为人所实际控制或支配的物质客体。”[8]据此，民法之“物”的属概念是“物质客体”，种差是“人身之外”，“能够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为人所实际控制或支配”。但如此定义仍存在问题，如人体分离之器官和组织是否民法之“物”，不清楚。著名民法学家王泽鉴教授对民法之“物”的界定采用“通说”：“通说认为系指除人之身体外，凡能为人力所支配，具有独立性，能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有体物和自然力。”[9]如此定义说明学界对民法之“物”的概念无实质分歧，但此“通说”也没有回答人体分离器官和组织之法律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引文将民法之“物”从有体财产扩大到了自然力。自然力属无体财产，除自然力外，无体财产还包括财产权和智力成果，为什么自然力归入民法之“物”，财产权和智力成果均排除在外，学界没有回答。
可以发现，民法之“物”的概念其实不易界定，至今不见令人信服的定义。学界的认识虽无实质分歧，但不等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在逻辑上，如果民法之“物”包括若干子项，如有体物和自然力，民法之“物”的定义就不是列举各子项，而是揭示各子项的共性，即民法之“物”的本质属性。但学界似乎没有注意这一问题。经验告诉我们，对一个民法范畴的认识无法统一的时候，首要的事情往往不是继续争论这一范畴的确切含义，而是弄清楚民法为什么提出这一范畴。
四、民法之“物”的要件
在民法史上，民法之“物”的范围是变动的，如罗马法的“物”包含奴隶和各类财产权，但不包含电、热、光、磁等自然力；当代民法之“物”包含电、热、光、磁等自然力，但不包含奴隶和财产权。这说明民法学对“物”的认识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不存在一个古今中外公认的民法之“物”的定义。但民法学需要“物”的概念，必有其原因，这意味着应该存在法理上的民法之“物”的定义。
哲学有物质概念，物理学有物体概念，民法学为什么还要提出“物”的概念呢？理由很简单：法律是对可支配稀缺资源归属关系和归属程序的规定。物质概念和物体概念均不限于可支配稀缺资源，不能满足民法的需要。
可支配稀缺资源范围广泛，为规定其归属，必须分类。交换是民事主体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可支配稀缺资源第一层次的分类就是：不可交换与可以交换。不可交换之可支配稀缺资源通称人身，实际上有两种类型：一是主体不可欠缺，或者说不可与主体分离，称人身，由以下要素组成：生命、健康、身体、行动、姓名（拟制主体为名称）、肖像、名誉、隐私。二是主体可欠缺，或者说可与主体分离，包括：(1)荣誉；(2)人体可逆性分离部分；(3)人身性遗存，包括物质性遗存和非物质性遗存，前者是指尸体、遗骸、骨灰等；后者是指死者生前的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4)作为著作身份权客体的作品；(5)主体的效果意思等。不可交换但可欠缺之稀缺资源，许多情况下准用人身之规定，可称准人身。
可交换之可支配稀缺资源即财产，其中，可占有财产与不可占有财产的得失变更，包括归属、移转、取得、丧失、保护等，存在很大区别，法律必须区分，对可占有财产作专门规定。可见，法律需要一个范畴，表示可占有财产。日本学者借用汉语“物”字，翻译西方法学的这一范畴。中国民法学界接受了这一翻译。因此，在法理上，民法之“物”，其实是指可占有财产，属概念应为“财产”，种差应为“可占有”。民法之“物”的要件只有两项：(1)财产；(2)可占有。不可占有财产包括智力成果和财产权。
历史上，民法之“物”的范畴限于有体财产，原因在于当时人力不能占有无体财产，可占有表现为有体，有体等同于可占有，有体成了民法之“物”的要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无体财产如电、热、光、磁、射线等自然力，人力已可占有，有体与可占有被区分开来。此类无体财产被归入民法之“物”，适用法律对民法之“物”的规定，有体不再是民法之“物”的要件。而不可占有的无体财产，如智力成果、财产权，仍非民法之“物”。这充分证明，民法之“物”的本质属性不在于是否有体，而在于可否占有。正是由于占有手段的进展，民法之“物”的范围从有体扩大到无体。任何可占有无体财产均可归入民法之“物”的范畴。
五、民法之“物”的范围
第一，民法之“物”必须是财产，非财产不是民法之“物”。通说认为，人体可逆性分离部分属“禁止流通物”，这一名称需要澄清。
汉语之“物”与民法之“物”是不同概念。“禁止流通物”是禁止流通的汉语之“物”，还是禁止流通的民法之“物”，必须明确。“禁止流通物”是作为民法之“物”的类型而提出的民法范畴，相对于“限制流通物”、“一般流通物”，应属民法之“物”。在文字上，“禁止流通物”由“禁止流通”与“物”构成，“禁止流通物”是民法之“物”，“禁止流通物”之“物”，也应指民法之“物”。因此，“禁止流通物”属财产。而人体可逆性分离部分虽可捐赠，不可交换，非财产。称人体可逆性分离部分是“禁止流通物”，其中之“物”即为汉语之物，不限于财产；“禁止流通”之汉语之“物”，当然亦属汉语之“物”，不限于财产。然而，如“禁止流通物”指汉语之“物”，物权即包含非财产权，不能成立。
禁止流通之可支配稀缺资源包括两种类型：(1)因公序良俗而禁止流通，如人身和准人身。(2)因一国之政策而禁止流转，如我国的土地。土地是可占有财产。财产是交换价值之载体，可交换是财产的本质属性。所谓我国土地禁止流通，其实是指土地禁止买卖，并非绝对不能移转所有权，如国家可征收集体的土地，并给予补偿。而我国历史上，土地可以买卖。在国外，土地也可以买卖。因公序良俗禁止流通，主客体之间发生专属关系，客体发生专属性。因一国政策禁止流通，主客体之间不发生专属关系，客体不发生专属性。专属关系即人身关系和准人身关系，专属性即人身性、准人身性。非专属关系即财产关系，非专属性即财产性。专属性客体非财产，当然亦非民法之“物”。非专属性客体如可占有，即民法之“物”。不区分原因，一律称禁止流通之可支配稀缺资源为“禁止流通物”，归入民法之“物”，混淆了财产与非财产。
第二，不可占有财产非民法之“物”。虚拟财产不可占有，不属民法之物。《物格研究》称虚拟财产为虚拟物，主张虚拟物是一种特殊的民法之“物”。[10]此处“虚拟物”之“物”，除“虚拟”外，无任何限制，在文字意义上当指汉语之“物”。称虚拟财产为“虚拟物”，未尝不可。但《物格研究》又将此处之“虚拟物”归入民法之“物”，据此虚拟财产成为民法之“物”，不能成立。《物格研究》不加限制地用一个“物”字表示汉语之“物”与民法之“物”，无法进行严谨的推理。
第三，“独立”非民法之“物”的要件。通说认为，民法之“物”必须具有“独立性”。严格地说，“独立”是主体的属性。民法之“物”不能成为主体，本来无所谓独立不独立问题。通说所谓民法之“物”的独立，其实是指民法之“物”在空间上可与其他客体分离，此说不能成立。
例如，砖墙可成为物权客体，墙上之砖不能单独成为物权客体。原因在于，任何人不能单独支配墙上一砖而不妨碍自己或他人支配墙上他砖。砖墙是民法之“物”，组成砖墙之砖也是民法之“物”。墙上一砖不能成为物权客体，不妨碍它构成民法之“物”。
需要指出的是，从上例中可以推论，空间上可与其他客体分离并非民法之“物”的要件，但不能推论，物权客体必须在空间上可与其他客体分离。如共有物之各共有份额分别归属于各共有人。共有物可占有。共有份额不能单独占有，但可通过占有共有物而占有，是可占有财产，属民法之“物”。共有份额空间位置不确定，意味着民法之“物”不以空间位置确定为要件。共有人不能单独支配共有物，但可单独支配共有份额，如处分。共有人对共有份额享有所有权，但共有份额在空间上与其他共有份额不能分离。[11]
物权是支配民法之“物”的权利。民法之“物”如受权利主体支配，存在的一个前提是，权利主体可单独支配该物而不妨碍他人。这意味着必须区分民法之“物”与物权客体：民法之物是可占有财产，物权客体是可单独支配之可占有财产。可见，民法之“物”无“独立性”，但物权客体有“独立性”，只是此“独立性”并非指物权客体必须在空间上可与其他客体分离，而是指物权客体必须可以单独支配，即权利人可在不妨碍他人正当行使权利的前提下支配物权客体。
第四，合法非民法之“物”的要件。有学者认为，民法之物必须具有合法性：“即某一具有效用和稀缺性的物品，须法律不禁止其进入民事领域。例如各种文凭，法律就不允许其成为民法中的物。法律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禁止，是为了维护某种秩序。文凭为自然的物无疑，但不是民法中的物，由于合法性要求的存在，民法上的物不能完全等同于自然的物。”[12]
法律是行为规范，只规范行为，即只评价行为。法律对行为的评价包括评价行为性质和行为后果，两种评价存在区别：否定行为性质必然否定行为后果，例如，法律否定侵权行为的性质，规定其违法，亦否定其后果，发生侵权责任，行为人须广义恢复原状，即恢复至可正当行使权利的状态，包括排除妨碍、返还原物、恢复原状（狭义原状）、赔偿损害等；但否定行为后果未必否定行为性质，例如，善意不当得利人的行为和无因管理本人的行为均合法，但前者须返还现存利益，后者须返还必要支出，即否定其后果。除行为外，法律概不评价。除行为之性质外，无合法非法问题。任何“非法之物”的概念，均非其文字意义。例如，所谓违章建筑，其实是违章建造的行为违法，并非建筑物违法；所谓盗版产品，其实是盗版行为违法，并非产品违法；所谓非法组织，其实是组织成员的行为违法，并非成员以外的某个集合违法。在法理上，主体是一元的，主体的集合不是主体。任何组织均非主体，均非法律上之人，不存在合法还是违法问题。[13]这意味着“违法”修饰的是行为之性质，非行为之后果，或者说，违法的是人，不是物。违法制造之可占有产品，不可任意流通，但仍有交换价值，属财产范畴，必须规定支配者，即成为物权客体，是一类特殊的民法之“物”。文凭作为生效之学历证书，不能交换，但作为纸张，可按纸张价格交换，属民法之物。旧文凭可作为收藏品交换，属民法之“物”。“民法的物”与“自然的物”的确存在区别，但区别不在于是否合法，而在于“民法的物”是可占有财产，“自然的物”无此限制。
第五，动物是民法之“物”。上世纪后期兴起了动物保护主义，一些民法学者主张动物享有权利。1990年《德国民法典》增加的第90条a规定：“动物不是物。动物受特别法律的保护。除另有规定外，对于物的规定准用于动物。”一些学者认为此条规定是动物享有权利的法律根据。这是误解。《德国民法典》第90条a区分了动物与其他“物”，法理上的意义就是规定人们对两者的支配须有所区别，但并没有赋予动物以主体资格。动物属于财产，可占有，法理上只能归入民法之“物”的范畴。《物格研究》反对给动物以主体资格，立论成立，但又主张“法律应当赋予其处于民法物格的最高地位，即最高的民法物格地位”，[14]这就不适当了。客体是主体的支配对象，即主体实现自己意志的对象，法理上不存在地位的高低之分。法律可规定对不同客体的不同支配方式，但不是为了客体，而是为了主体。
六、区分民法之“物”与汉语之“物”
本文讨论的“物”是民法之物。民法之“物”是可占有财产，但只有在法律社会中，才需要提出民法之“物”的范畴，表示可占有财产。换言之，只有在法律社会中，可占有财产才成为民法之“物”。这意味着民法之“物”只存在于法律社会中。
有学者认为：“试想，当罗宾逊一个人身处孤岛时，尽管他可以占有岛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黍，是一种人对物的关系，但这种人对物的关系何以能形成一种物权？盖此时并不发生他人对罗宾逊所占有、支配的这些物的争夺、侵占的问题。亦即，不存在可能影响罗宾逊对物的占有、支配的人。从而，罗宾逊对物的占有、支配也就仅仅是一种对物的事实上的占有，这种占有因不存在法权形式下的义务主体，所以当然不是一种物权关系。可见，对物的占有关系要上升为一种物权关系，只有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所结成的人类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此即学者所说的：‘物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上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才可能成为权利的客体。’”[15]
罗宾逊的孤岛上没有社会，没有法律，岛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黍，当然属汉语之“物”，但非民法之“物”。用“物”表示岛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黍，无法区分汉语之“物”与民法之“物”。如此讨论问题，违反了同一律的基本原则：A是A，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权利是法律确认的行为资格，无法律即无权利。所谓物权人可直接支配民法之“物”，是指法律确认物权人享有支配民法之“物”的资格，与物权人自己是否有能力支配民法之“物”无关。罗宾逊对岛上的汉语之“物”无物权，原因不是无人争夺，而是不存在支配资格问题。原始部落是一个社会，但不存在法律，不存在权利，当然也不存在物权。当时的花草树木不是权利客体，属汉语之“物”，非民法之“物”。花草树木成为权利客体，成为民法之“物”，是法律产生后的事情。在这一意义上，民法之“物”的要件还应该加上一条：“在法律社会”。
综上所述，为了表示可占有财产，民法需要一个范畴。日本学者借用汉语“物”字翻译了这一范畴。中国民法学界接受了这一翻译。汉语之“物”是多义词，民法之“物”只是其中一义。显然，民法之“物”并不等同于汉语之“物”，不能用民法之“物”表示汉语之“物”的其他词义。这意味着民法学者讨论民法之“物”时，必须明确自己讨论的对象与汉语之“物”是不同概念，不能随意替代。民法之“物”是法律社会之可占有财产。财产是可交换之稀缺资源（可交换必然可支配）。因此，民法之“物”是法律社会可占有之可交换稀缺资源。概括地说，在法律社会，民法之“物”的要件只有两项：(1)财产；(2）可占有。具体地说，在法律社会，民法之“物”的要件包括：(1)可支配；(2）可利用；(3)稀缺；(4）可交换；(5)可占有。据此不难判断特定客体是否民法之“物”。民法之“物”是可支配稀缺资源逻辑体系中的重要结点，只有在可支配稀缺资源的逻辑体系中，才能正确表述民法之“物”的位置。因此，界定民法之“物”的要件，首先必须构建可支配稀缺资源的逻辑体系。事实已经证明，离开这一逻辑体系争论民法之“物”的概念，虽然很热闹、很激烈，但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当然，由于民法之“物”概念重要，民法之“物”的要件尚不明确，而提出“物格”范畴，则走上了歧路。
【注释】
[1]杨立新等：《民法物格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2]同前注[1]，杨立新等书，第38页。
[3]同上注，第47页。
[4]同前注[1]，杨立新等书，第20页。
[5]同上注，第19页。
[6]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7]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4页。
[8]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9]王泽鉴：《民法物权（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10]同前注[1]，杨立新等书，第262页。
[11]参见李锡鹤：《民法哲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章“权利之一元性”。
[12]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13]同前注[11]，李锡鹤书，第4章“拟制私主体—法人”。
[14]同前注[1]，杨立新等书，第76页。
[15]同前注[6]，梁慧星、陈华彬书，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