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起因古今考

——评甘阳《<自然权利与历史>序言》

林国荣

一 从喜剧到战争

在这篇长达90页的、为犹太血统大学者列奥?施特劳斯的毕生名著《自然权利与历史》的中译本所作的序言的开篇，导师甘阳先生引用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主题，并借施特劳斯之口说：

“苏格拉底本人日后的一个深刻转变，是从少年式地鄙视政治和道德事务、鄙视人事和人，转向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和人。”

在这段话中，“少年”和“成熟”以对立的方式出现。不过我们知道，促使修西底德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原因之一恰恰就是：“我刚到能够理解事情的年龄。”古罗马的一项法律规定：允许那些行将就木的老迈之人在遗嘱中说出真话。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政治常识是：真话始，则政治终。近代欧洲****的“政治”贡献就是：让人们学会“少年式”地关心“自然权利”，同时让人们放弃“成熟地”关心“历史”；并且他们成功了。苏格拉底的学生就年龄而论，都是少年，对此，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在最容易产生伟大作品的年代，伟大作品才最能为人所认识、所尊重。将伟大作品传播于世，这是从前的风气。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对于当世的作品和人物漠不关心，但是一旦遇到伟大作品，使得愚蠢和丑陋的薄俗不能不为之屈服的时候，从前的写作风气也还不至于完全泯灭。从前，正因为那些值得记述的伟大作品和事迹，其行事大多出乎自然、光明磊落，所以才能留下一些大手笔。甚至一些自我记述也算不得妄自尊大，而实在是出于自尊自敬，严复以《天演论》之名曲译《进化与伦理》，在从前那个时代可算是其中一例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不得不找出这样的例子以图安慰，那就是甘老师的这篇序言了。希望我这样说，并没有损害这篇作品的信誉，也没有引发旁人的轻蔑。甘老师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活在17、18世纪之交的维柯：作为思想家，他才比天高；作为学者，他却不够格。对待天才、而非学者的作品，评论者若要做到既不吹捧，又不贬抑，就要尽可能地小心翼翼，不走错一步。

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就是从注释入手。甘老师为这篇序言破天荒地下了174个注释，这很可能暗示着，这篇序言是老师的严肃作品。这篇序言引来众多赞叹，在这些众多的赞叹者中，有谁真正读过、或者完整读过《自然权利与历史》本身呢？面对这个问题，如果进行一次类似我们大学时代的课堂点名的话，那我只能说：“没来的请举手。”结论是：赞叹者发出赞叹，却不知道为什么而赞叹。这种情况和导师的序言结构本身出奇地相似：这篇评论乃是为以“自然权利与历史”为标题的书而作，但在174个注释中，我们竟然没能找到哪怕一部合格的历史作品、哪怕一位够劲儿的历史学家。在序言的开篇，甘老师借施特劳斯之口询问：为什么“前苏格拉底哲学”竟能不涉及政治哲学？作为评论者，我们也可以自己之口询问：为什么《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序言竟能不涉及历史？

也许我们都还记得，狄尔泰早已驱散了这样一种幻想，即，人们可以就某个单独的观念写作一部历史。但是，人们仍然要不可避免地转向历史，以澄清自己关于一系列观念的想法，比如自由、荣誉、正义，甚至婚姻、贸易。这些观念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起点。但是，观念是否是历史发展的原则，这个问题并不能得到先天的答案：只有历史研究能够说出观念是否、或者如何在历史中发生作用，比如荣誉。不过，即使我们不能确定观念是否导致了历史发展，我们仍可以确定，观念可以导致历史研究——尽管不是所有的历史研究。我们对自己的工作主题越清楚，我们对自己的偏见也就越清楚；我们对自己的偏见越清楚，我们的工作也就越有效、越不自欺。比如说，如果你向自己确定：研究罗马法的惟一办法是剖析罗马有产者阶层的利益，那么你也就选定了罗马法研究的众多任务之一；俄国学者对古代奴隶制的研究不也有效地开辟了新领域吗？甘老师在结束序言时说：“我愿期待21世纪是喜剧的时代。”但这并不否认我们可以同样合理地说：“我更愿意忠诚并追随‘人类是场悲剧’这一事实。”马基雅维里大可以把他喜剧式的《佛罗伦萨史》终结于1492年，但哥伦布也大可以在这一年去发现他的新大陆。

半个世纪前，战争迫使大批德国学者走上流亡之路，又进一步迫使他们陷入和犹太民族几乎同样的处境当中。政治首先意味着有一片固定的土地，并且从事对外战争。那么犹太人为什么关心政治、或者说关心政治哲学呢？首先，犹太人的散居必须被犹太人自己看作是反常状态，至少从菲洛（耶稣诞生后的第54年）时代开始就是这样。犹太人并不用政治的术语来描述自己的背井离乡，他们只把自己的放逐看作是上帝对自己民族的罪恶的惩罚。如同罪恶无疑导致了犹太人国家的毁灭一样，忏悔也同样将导致这个国家的重建。但是，没有人能确定这种反常状态何时结束，但他终将结束，对这一点犹太人自己没有疑问。正是在这一点上，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并不被认为是全然的徒劳之举。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德国或者德国-犹太血统的学者们在大部分定居美洲之后，开始了悔过和反思的工作，而历史主义这个德国的本土产品当然就是首要目标。耶格完成了对希腊思想史的考察，克里斯泰勒和巴隆成为人文主义研究的灵魂人物，库特纳重新激发了对教会法的研究，潘诺夫斯基传播了一项有关艺术史的方法论、坎特罗维奇则帮助建立了拜占庭思想和中世纪西方思想之间的新联系。施特劳斯利用他在芝加哥大学的教席对历史主义展开了犀利的批判，也勉力在这次流亡者的潮流中辟得一席之地。

德国或者德国-犹太血统的流亡学者在美洲的生存，事实上是把他们置于一种尴尬境地而无法自拔：他们对历史主义的反思和忏悔、对政治的关注，只是在对未来国家的期待中才获得意义。正是由于眼光聚焦未来、心灵指向期待，所以对历史主义的这次批判很少涉及史学本身，因为历史意味着过去。况且，美国不是这些人的祖国，所以，美国并没有给这些人提供土壤。美国史学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自己的成熟和自信。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首先，史学的本质功能之一就是为本国的居民廓清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问题，有可能的话，还应当为一个信仰进步的民族提供进步的灯塔，并且在恐慌时代，矫正任何误导性的大众宣传，使歪曲事实者丧失信誉。在美国，情况尤其如此。其次，就是来自哲学家们的合作。约翰?杜威创造了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的纽带。在用社会学方式刻画历史处境、并提供实际的解决办法方面，马克斯?韦伯使德国备感焦虑，而杜威则使美国领先世界。面对美国史学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自信和成熟，这些流亡者只能更少自信、更多期待。美国不是他们的祖国，但他们却生活在这个国家。施特劳斯可能是这些人中判断形势最透彻的一个，他确实回归了古代，但回归的道路却是政治哲学，而不是历史。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大军怀着“立国”的理想开赴西西里，但一个要塞的陷落使雅典人甚至没能获得赖以“立国”的一片土地；战争终结了雅典人的这项理想；战争同样挫败了色诺芬在黑海海边“立国”的尝试。这很可能意味着，战争并不是政治哲学的恰当主题；如同一个好将军很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治国者那样。而一个如尼西亚斯这样的笨蛋将军，却有可能是个合格的治国者。正如甘老师借施特劳斯之口所说：“政治哲学更近喜剧，而非悲剧。”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伯里克利在他的葬礼演说词中希望“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并强调“英雄有大地做他的坟墓”；最终实现伯里克利这项理想的是雅典人在西西里的惨败；修西底德记载了这场战争，并用这场战争教导“未来的世世代代”。修西底德是全人类的教师，因为战争是全人类的教师。修西底德评论说：雅典人在西西里的失败，是场“悲剧”。修西底德在迫使我们离开诗人荷马之后，又迫使我们离开喜剧。如果亚里士多德关于“诗歌更象哲学而非历史”的评论没错，那么修西底德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历史讲述战争，战争不是政治哲学的恰当主题，但战争是人类的教师。甘老师在以“政治哲学作为教育”为标题的结论一节的起首句中说：“施特劳斯似乎并不认为‘古典政治哲学’一定是保守的。”这句话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意涵上看，都谈不上任何意义；就象我们根本不可能指望发现一个保守的柏拉图或者保守的亚里士多德一样，我们也决无可能发现一个激进的柏拉图或者激进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作为教育”，一个如此“隐微”的表达方式，只不过掩饰着一个“显白的”的事实：政治哲学本来就是教育。正如甘老师在同一节中为整篇序言做总结时所说：“对政治哲学的真正理解可以说只有在所有传统都已打碎时才成为可能，因此……危机越是深刻，反倒恰恰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有利契机使人们有可能以全新的视野来审视以前从没有被真正理解的传统。”在教育方面，战争是政治哲学的竞争者；如同修西底德是柏拉图的竞争者一样。知识分子和学生在大学、或者更极端一些、在乡野或者广场接受政治哲学的教育；战场则是全人类的教育之所。对战争起因的探讨将如同对政体原则的探讨一样，承担起教育的职能。

二 战争起因

布里的理查，14世纪的杜海姆主教，在其Philobiblon中为那些因战争而没能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感到伤心。他暗示说，如果不是战争破坏，人们将会读到多得多的亚里士多德、多得多的塞涅卡。亚里士多德本应向我们传授圆积法，本不应让世界永恒性之问题成为我们的未解之迷。布里相信，当托勒密的图书馆在亚历山大里亚战争中遭到焚毁的时候，加德穆斯的语法、约书亚的几何、埃斯库拉比乌斯的解毒方法、以及无数其他的科学秘密，其实都已经得到了解决。奥鲁斯·格里乌斯则更干脆地感叹说：“[战争的]一个次要一点的罪行是，阿加门农用自己的剑亲手杀死自己虔诚的女儿，以献祭诸神；大一点的罪行莫过于奥德赛巧献木马计，导致古城特洛伊的覆灭。”

如果布里活在今天，他将更有理由为战争对文献的破坏而悲叹。不过，他也许应当明白，跟战争破坏文献相比，还有更大的灾难。有些文献是得到战争的启示和洗礼的，这些文献的目的在于论述战争的起因，因此，这些文献本身就是****的灾难。的确应该为这样的文献感到悲伤。惟一的安慰——如果这也称得上是安慰的话——就是，还存在第三种类型的文献，这种文献更坏，因为这些文献本身就启示着战争，他们自己就是战争的制造者和起因所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个从事慈善事业的国际组织提出动议，打算整理出人类迄今写作的一百本最具威胁的书。我相信，有一天人们会去执行这项工程。如果这一天到来，那么我提议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塔西佗的《日尔曼尼亚志》应当排在最前面。这并不涉及荷马和塔西佗其人。塔西佗是个绅士，并且就我所知道，荷马也是个绅士。但是，又有谁会否认《伊利亚特》、《日尔曼尼亚志》一直在人类心灵中召唤着最不神圣的情感呢？很幸运，我在这里暂时不用自找麻烦，去谈论《日尔曼尼亚志》对后世的影响这件事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恐惧，这就够了。《日尔曼尼亚志》自诞生之后，又成了所有这些恐惧的生身父亲。但是，如果要谈论战争的起因，就不能略过史诗的最伟大典范《伊利亚特》。《伊利亚特》不仅创造了阿喀琉斯和阿加门农这些模范人物，而且也让这些人很快成为《奥德赛》中的幽灵，永恒地纠缠人类世界，挥之不去。几乎所有最邪恶的史家都师从荷马，把邪恶的起因归于世世代代的战争。

然而，荷马竟是如此善良地对待战争。他知道人为什么走向战争，他的陈述是如此简单：人为保护妻子、儿女不受伤害而战；人为复仇而战；人为自己或者为首领的荣誉而战；人为财富和利益而战。尽管荷马的****特点是含蓄，而不是直白，但战争终究是令人悲伤的必然，诸神为可怜的人类编织了命运之网，注定了人类应当生存在苦难当中。这就是“荷马的财富”。

后人在荷马那里发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其实荷马根本就不曾有过，比如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冲突；比如欧罗巴和亚细亚之间的永恒仇恨。这一点我们不必再多说了。就其本来意图来说，《伊利亚特》并不是为东西方战争致开幕辞。不过，现在的我们都明白，人们确实把它当作了这样的开幕辞，对此，希罗多德已经心知肚明了。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正明白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的涵义所在。尽管有了莱因哈特洞察天机的评论，我仍然搞不懂：为什么希罗多德把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希腊故事栽到腓尼基人和波斯人头上。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希罗多德要解除有关希腊波斯战争的那些神话解释。希罗多德确定地告诉人们：如果你想知道希波战争的真正起因，你一定不要看希腊神话，一定不要看荷马。爱奥、米底亚和海伦的故事并不是希波战争的插曲。希罗多德启动一个惊人庞大的流程以造反荷马，前述内容只是这个流程的一部分。这项造反是完全不动声色的，也许是不经意间，这项造反使得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历史成为可能。希罗多德将自己从神话式过去的魅力中解脱出来，并开始观察不远的过去，包括距离他不到一代人时间的希波战争。希罗多德自问：证据的价值何在？同时，希罗多德的头脑非常清醒，这使他能够对不远的过去抱有同情的理解，他理解了人类生活的复杂，这样的理解也是荷马曾经展示过的，只不过荷马处理的是神话事件。有一件事情无疑是希罗多德从荷马那里学到的——善待错综复杂的人事线团。希罗多德许诺要解释“这场[希波]战争的起因”，他履行这项诺言乃是凭借一个史家的开放心灵和闲暇。如此的开放心灵和闲暇态度，即使对一个史家来说，我们也只是在文艺复兴的16世纪才有机会再见其闪光，这时候，文艺复兴的主导心绪与其说是贝多芬式的，倒不如说是莫扎特式的。

“起因”对希罗多德来说，究竟是意味着“原因”还是“仇恨”，这个问题当然是无关紧要的。希罗多德没有必要就战争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作出区分。他只知道，人拿起武器、人和人成为敌人，这总是有原因的。这就够了。他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使希腊人和波斯人兵戎相见，他不遗余力地记载着同这场战争有关的一切，——只要他认为有关。他的考察扩展到他那个时代的世界的一切，并且也包容了这一切，但是，希罗多德从来没有宣称说，他道尽了这个主题，或者他记载了所有有关这个主题的事实。克洛伊索斯介入爱奥尼亚事务、德摩西德斯建议阿托萨去说服丈夫大流士征服希腊、爱奥尼亚叛变的前前后后、雅典民主派聚会在激怒大流士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薛西斯对帝国和荣耀的渴望，所有这些，如果你愿意称它们为战争起因的话，希罗多德也只是提了一下，这些段落的文风是再明显不过的松松垮垮。希罗多德一点都不系统、不紧张。我们不难发现，德摩西德斯的建议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效果；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如果希罗多德不提这件事情，那他就很可能犯了天大的错误：因为正是这个建议，对后世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无法估量的影响。我们也不难见出，大流士对雅典的愤怒被刻画得不成体统、甚至有点扭曲；至于薛西斯要将战争扩展到整个希腊世界的决定，我们从希罗多德那里也得不到足够的理解。但我们同样能感到，希罗多德离真相并不远。但希罗多德并不试图使自己关于战争起因的看法附和自己的政治意见。他羡慕雅典的民主，并且他很清楚，这样的民主将使雅典在战争的效率方面胜过其他希腊城邦：确实，他把雅典赞美为希腊世界的拯救者。但是，当阿里斯塔哥拉斯成功说服雅典人、而不是斯巴达人，去援助爱奥尼亚人的时候，希罗多德直白地下评论说：欺骗三万人要比欺骗一个人来得容易。援助爱奥尼亚人是雅典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对这一点，希罗多德没有怀疑。

希罗多德对于战争起因的分析既具体又精巧。他知道，希波战争的全部起因在于克洛伊索斯、及其吕底亚王国的扩张，但是他也清楚，战争的实际发生是很多偶然因素凑巧的结果。希罗多德的精神视野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年代上，都惊人宽广。但更令人羡慕的是他叙述历史的技巧，这技巧使他能够从自己编织的网里面超脱出来，而这张网也同样宽广。

拿希罗多德同东方文献作一比较，这个主题充满了诱惑。我不能肯定：这样的比较是不是真能揭示出一些东西，因为双方的差别太大了。埃及和阿西里亚对战争的记载都是官修文献，而希罗多德的《历史》所表征的正是对官修历史的否决。《圣经》的《列王记》同样能讲述希罗多德式的故事。阿伯撒罗姆叛变或者莎巴女王的到达都是同样好的故事素材。但是，《列王记》对战争并没有表示出多少兴趣。如果我们把考察扩展到《士师记》或者《撒母耳记》，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希伯莱文献中的永恒素材，即对神的服从或者违抗，和希腊历史文献相比，竟是如此地无法相提并论。大卫王对上帝说：“我只对你犯了罪，”先知但以理说：上帝能随便改易时势，他建立王国，他消灭王国；阿喀琉斯则谴责阿加门农说：“你这个贪婪之徒……只是因为你的部下太弱。”当然，希罗多德也提到了神对战争的干预，但是，战争中所爆发出来的情感、以及战争的结果本身，总是可在不考虑神的情况下加以描述和解释的。我相信，假设有一天，我们也能够从埃及人、阿西里亚人和犹太人那里找到私人所作的文献记载，那么我们也就能够明白，这些私人都是有能力凭借比官方史家更冷静、更精巧的态度来看待战争的。

在这项假想的比较中，在其得到允许、同时也具有意义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提出希罗多德和东方文献的三个不同：

A. 东方文献对于战争起因所持的论调千篇一律。某某民族、某某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闱，玩弄阴谋、暴力，所以，需要以战争惩罚之。

B. 看待战争的东方观点几乎一成不变地是从征服者的角度出发。失败通常要掩盖起来。我在东方文献中很少找到希罗多德对斯巴达温泉关战役所作的那种叙述。如果有一天我们在东方文献中有了类似的发现，我相信那也只是在角落里罢了。

C. 获胜的国王自动地把自己的事业等同于神的事业，并且把胜利看作是神的直接宣判。

至少，我们可以稳靠地说，在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希罗多德是第一个对战争及其起因进行大规模考察的人。这确实是希罗多德为欧洲史学留下的遗产，当然，我并不是说，这项遗产从所有方面来看都是可让人称慕的。希罗多德之后，战争就成了欧洲史学的核心主题或者核心主题之一。一位牛津大学的本科生曾向迈里斯爵士提问说：“爵士，如果希罗多德确实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傻瓜，那么我们为什么到他那里去读伟大的东西呢？”如果我也不得不回答这个著名问题的话，那么我的答案会是这样的：在一般的意义上，希罗多德并不是欧洲史学的惟一奠基者，但他给欧洲史学提供了领导性的、永恒出现的主题——战争，——它的起因、它的主要事件和人物、以及它的结果。

希罗多德的接力者当然是修西底德。正是修西底德，在使战争成为欧洲思想的决定性主题方面，比任何人都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修西底德以一种再深刻不过的方式处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在政治理论方面，把卢梭《论艺术与科学的增进是否有利于淳化风俗》；在政治实践方面，把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看作是对修西底德的这种处理方式的直接回应。修西底德的处理方式所具备的力量同其所引发的问题同样巨大。我在此的目的并不是要讨论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关于麦加拉令谕，我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说；关于“起因”一词在修西底德所具备的涵义，我也没有什么更新的理论可以提供。当修西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3章说：“国王尚未成年”的时候，很自然，我希望我能够确定修西底德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国王”，而在于“尚未成年”。修西底德暗示：答案的确定程度只能跟随年龄一同增长，而他本人正如第1章所提示，也只是在“刚知晓事理的年龄”。幸运的是，对于我所要讨论的这个主题，不需要任何的理论。

如果说希罗多德的世界是个开放的社会，那么修西底德的世界则是一个封闭的商店。修西底德决不允许任何陌生人闯进这个他准备加以经营的商店，希罗多德则时刻准备闯进世界的任何地方。修西底德的世界很冷清，就是卷入一场生死战的两个希腊城邦。他要描述的就是这场战争，没有别的。正如戈米所见：“对于修西底德不愿提供给我们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不应当提出任何要求。”这样的孤离对于修西底德的伟大是必须的，对于成功地研究领导人物在战争状态下将如何行动、以及领导人物的决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孤离也是必须的。修西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乃是针对政治和军事领袖人物所进行一项探察，2400年后，这项探察仍然证明了是无人可以加以模仿或者竞争的。但是，这样的孤离方式自有其弱点。在刻画人类生活的复杂时，修西底德将无法再象希罗多德那样，以荷马为榜样。确实，修西底德是如此坚定的希腊中心论者，以至于他甚至遗忘了卡里亚斯和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有两次将注意力转向波斯，第一次是因为不这样做，故事就无法进行下去；当他第二次面临同样处境时，他干脆中断了这部历史。为这个中断付帐的是他的读者。今天，我们再无法知道战争的最后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更没有机会知道，以修西底德这样的心灵将会怎样呈现这7年的历史画卷。他严厉地将关系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事件分离出来。他精确地知道哪些东西是有关的。他确定无疑地恰好把手放在最重要的关节上。因此，在西西里、克尔西拉和波提达亚发生的那些事情就永恒地存在了。但是，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些还不够。他禁止自己介入稍微广阔一些的世界，但他把自己狭小世界的深度开辟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在战争的借口和起因之间作出区分。起因是雅典帝国权力的日益扩张、以及斯巴达及其盟邦对这项权力的不安。这项区分深受现代人的欢迎，尽管现代人在表达术语上有所变化。很多人把修西底德当作是古代最讲究科学解释的史家来加以研究，修西底德在这方面的声誉再好不过地体现于下面的事实当中：作为成熟建制的欧洲大学都以拥有一位能够讲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一章、甚至一节的教师而骄傲，这种现象遍布从波罗尼亚到美洲的大学，从文艺复兴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兰克时代。但是，可以肯定，这里面存在误解。如果说修西底德确实有些事情没有做成功，那这件事情就是解释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冲突的更为遥远的起源。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三十年的外交和社会史的状况，对我们来说很可能是无可挽回地丢失了，原因在于：修西底德对这些事情没有兴趣。因为修西底德没有费心去研究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和战争的近因一样，战争的远因也是直白的历史事实。如果这些事实没有整理出来，如果修西底德仅仅留给我们一种模糊的神秘感，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被误导了。对于战争的起因，修西底德提供的说法令人吃惊地浅白：恐惧、权力和利益；这种说法的浅白同“战争不可避免”的巨大结论之间的对比同样巨大，而且令人困惑。对此，我们似乎只能说：对于战争的起因，修西底德是模糊的。在解释现实的战争行为方面，修西底德无疑超越了希罗多德，而这正是修西底德所用心的地方。然而，在发掘战争的远因方面，修西底德的说服力远逊于希罗多德。不感兴趣并不意味着不了解、或者不愿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端部分指出：“我为未来的世世代代而写作。”修西底德似乎是在为自己的疏忽作出解释。至今，在意大利的一家博物馆里，仍陈列着一座文艺复兴时代的双面神雅努斯的雕象，一张脸是希罗多德，他朝向遥远的过去；另一张脸是修西底德，他朝向没有尽头的未来。修西底德的这种苛刻的自我限制，使他特别不适合于追踪一场战争的起因：他不允许自己使用那些前辈们已经用得很熟练的材料和因素。康福德陈述说：修西底德不是一个讲究科学的史家，因为他对战争的社会和经济的科学起因一点都没有兴趣。康福德在一百年前所创造的这种感觉包含了大量的真理。修西底德尝试去理解那些即将奔赴战场的人们的心灵，而不是和一场战争有关的传统或者利益。

修西底德区分了战争起因和借口，事实上，修西底德在这方面只是更为精确地表达了已经为希罗多德所本能地熟悉、并更好地运用过的一个区分罢了。这一区分在希腊史学随后的发展中是有作用的，尤其是考虑到人们在追踪战争起因时，通常要流于鸡毛蒜皮的妇人之见。修西底德严肃的语言提醒着后来的史家：他们有责任去看穿直白的现象。修西底德的两个延续者色诺芬和Hellenica Oxyrhynchia的神秘作者，也把这一原则运用于他们所记载的战争。比如，色诺芬，就是用这个原则来解释斯巴达和底比斯之间的争斗；而那个神秘作者则指出，波斯提供的黄金并不能解释反斯巴达联盟的形成。人类需要修西底德的提醒，埃佛路斯证明了这一点。狄奥多罗斯报道了埃佛路斯就米塞纳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所说的一切，就我们所能作出的判断而言，埃佛路斯的这些话鸡毛蒜皮到了不知羞耻的程度。根据他的说法，伯里克利应当听从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建议去开战，以转移人们对他财政管理不善的注意力。修西底德这一区分的重要性很难被夸张。但是，修西底德本人和他的追随者从这种方法中所收获的果实，并不让人印象深刻。无论是色诺芬还是那个神秘作者，在处理他们各自的主题时，都尽其所能了。

在这件事情上，波利比乌斯应当感到不安，因为在接受修西底德这一区分的同时，他作了修改和完善。对于修西底德已经使用过的术语，他赋予了不同的、或者说更精细的意义。例子之一是亚历山大的远征。起因是色诺芬和阿格西劳斯所从事的远征，这次远征让希腊人懂得了波斯帝国的弱点；借口则是斐力普公开宣称：波斯人对希腊人做了坏事，他要为希腊人复仇。在此，起因表达得并不模糊；它们都是很清楚的历史事实，比如色诺芬和阿格西劳斯的那次远征，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马其顿国王在备战波斯的时候，备感安全。然而，即使是波利比乌斯的修正也并不令人满意；即使是波利比乌斯，他在处理战争中的外交和军事行为方面，似乎要比处理战争起因问题更为成功。在追踪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起因时，他把这些起因归之于哈米尔卡对罗马人的私人恩怨、归之于迦太基人对于萨迪尼亚之劫的怨恨，最后则归之于罗马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的恐惧。

有些人可能会说，波利比乌斯没能就经济因素、以及罗马的社会结构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些人同样谴责塔西佗不懂得罗马的经济社会制度，但是请想一想，有谁会愚蠢到质疑罗马的一位执政官，说他不懂得本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呢？有谁会认为一个能用三句话就把罗马的八百年历史概括至尽的人，不懂得罗马的社会经济制度呢？还有人会说，波利比乌斯没有关注那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作用很大，而且早在迦太基介入西班牙之前就存在了；另外有人很可能会扩展探索的视野，把希腊的西方城邦也牵扯进来。但不管怎么说，我相信我们都会同意，波利比乌斯对战争起因进行了简化的和理性化的处理。修西底德太模糊，波利比乌斯太简单。

一旦到了内政问题，修西底德不再模糊，波利比乌斯也不再简单了。修西底德知道如何去品评雅典和斯巴达生活方式的不同；对于城邦的内讧，他贡献了最著名的章节；他把第八卷的大部分内容用于解释寡头是如何操纵雅典的。同样，如果我们对波利比乌斯第三卷有关战争起因的探讨感到不满，那么当我们转入第六卷的内政问题时，不满将让位于惊羡。在两种情况下，精细的天才观察都取代了那种关于战争起因的心不在焉的肤浅陈述。我们甚至有了这样的感觉，修西底德和波利比乌斯在处理内政问题时，好象是采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技术。
（未完待续）
【转载自公法评论】 (x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