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岗位的要求，笔者的职责就是看论文，尤其是法学论文。作为学者，又须看国内外的文献，以进行个人的研究；作为编辑，更是必然认真去看每一篇国内外来稿。看多了，就论文的具体写作方式，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两种不合逻辑的“三段论”
笔者将之归纳成为两种不合逻辑的“三段论”。具体来说，就某一个问题（先不说这个问题是否是真问题）的研究，法学论文中，恐怕有七八成逃不脱这两种写作模式。
第一种模式，大前提：“某问题是什么”；小前提：就该问题，“甲专家的观点是，乙专家的观点是，丙专家的观点是”，偶尔还会来一句：“通说认为”；最后是结论：“笔者认为”。或者第二种模式，大前提：“某问题是什么”；然后小前提：就该问题，“英国如何，日本如何，美国如何”；最后是结论：“中国应当如何”。
尤其以第二种模式居多，大概占到一半以上。而在提出“某问题”时，也是径直为其下个定义，“某问题就是某某”。
必须承认，划定论题域，交代研究的前提当属必要，但笔者的疑问是，为某个问题下定义是研究的结束，而不应该是研究的开始。因为定义都能下了，这个问题还是“问题”吗？除非是要论证前人的定义不对，打算另起炉灶。这是典型的教科书写作模式，而不是严格的学术研究模式。
还有，什么是“通说”，通说是怎么来的，怎么界定的，经过了什么样的“认证”？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不管是甲乙丙专家认为，还是美英日如何，都跟“笔者”认为或者“中国如何”没有必然的联系。甲乙丙专家那样认为，“笔者”不一定要那样认为，也不一定不那样认为；美英日如何，“中国”未必如何，也未必不如何。径直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前提和结论之间显然是断裂的，是没有逻辑关系的。
实际上不少学者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很费力气，甚至是很认真的，文章中文献极为丰富，一看就是花了不少工夫，说他偷懒，还真是冤枉。说学风浮躁、急功近利，好像对，但也好像不完全是。
将板子打在偏重数量的科研评价体制上，固然是一个有力的解释，但反例也是存在的。比如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偏重数量考核的，诸如SCI、SSCI之类的东西就是美国人鼓捣出来的，为什么美国主流期刊所刊发的文章很少如此呢？而且，在同样的科研评价体制下，中国也有非常杰出的学者脱颖而出，他们的学术成果从数量上说自然不算少，从质量上说也非常高，与国外最杰出的学者相比也不逊色，或者犹有过之。
因此，如果说以上各种解释都有其道理但又让人觉得有些不得要领的话，那么，其背后肯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笔者认为，这背后深层的原因，就是从文本到文本的思维研究定式。
深层原因在于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定式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译介还是比较法，都主要是一种文本操作，着重于对外国法律资源文本的引介与比较，仍然停留于从纸面到纸面，从文本到文本。无论是比附、格义还是译介、比较法，对于文本背后的实践与问题的关注都并不足够。不过是为西方的法律资源找到一个中国表达。即便译介与比较法更“学术”一点，它主要也不过是为西方的法学研究作品找一个汉语版本而已。
之所以这样，原因也很明显，由于近世中国对外国法的译介与研究是在面临瓜分豆剖之际的选择，“今日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在救亡心态下，自然不免少了许多慎重与清醒。而且，学习西方主要有三种资源：第一，西方的法律法规等制度资源；第二，西方的学说、理论等法学思想资源；第三，到西方对西法进行实地的运作考察。实地考察自然好，但所花人力、物力却是不少，而且考察规模小了效果不明显，考察时间短了也未必有实效，大规模的西法考察又显然不现实。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方中，主要利用的是前两种资源，而这两种资源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是文本资源，都是纸面资源。故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学，主要就是引进和汲取这两种资源的法学。
然而，这种主要关注资源汲取的中国法学，既然目的是“取经”，显然就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和鉴别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法学研究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引进西方法学资源的研究，而且引进的主要是文本资源。引进的最初目的，则是用来改造中国法的“落后”。这些来自西方的法学文本资源，就成了“药方”。而既然是药方，那么，自然是只能学习和奉行，而极少敢于去进行质疑和否定。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不是研究，只是如何去“适用”。而“适用”的过程，就是本文开头所言的那种三段论的过程；也只有将其理解为对“药方”的“适用”，这种三段论才是合乎逻辑和可以理解的。
当然，原因还可以继续深挖。因为，这种从文本到文本的“药方”研究，本质上是贩卖，是学者缺乏独立思考、学术缺乏自主精神的体现。而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话题了，值得强调的是，独立思考与自主精神并非排外，因为对一物除魅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入研究它，搞清了，弄透了，自然就不会迷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