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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裁判请求权(下)


民事诉讼的宪法理念
发布时间:2008年1月3日 刘敏 点击次数:3181

[摘 要]:
从国外情况来看,裁判请求权已经宪法化和国际化,并成为世界人权的一项国际标准,裁判请求权已经成为近现代民事司法的最高理念。我国宪法尚未确认裁判请求权这一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和运作也未以裁判请求权保护作为最高理念。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国应当通过宪法明确确认公民的裁判请求权,并以此为理念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
[关键词]:
裁判请求权/宪法/理念/民事诉讼


 
四、我国裁判请求权的宪法化:必要性及模式选择

裁判请求权在国外得到了普遍的确认,并成为近现代民事司法的最高理念,由此促进了这些国家法治的实现。我国正在构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工程,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以裁判请求权作为我国设计和运作民事诉讼制度的最高理念,自觉尊重和维护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

我国宪法中确实有一些关于公民裁判请求权保障性的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第33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宪法第123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宪法第125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第126条),但这些规定不像《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样,从人的权利的角度规定裁判请求权,也不像我国的《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那样对裁判请求权作出明文规定,如《香港基本法》第35条规定,香港居民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澳门基本法》第36条规定,澳门居民有权诉诸法律,向法院提起诉讼。实际上,我国宪法没有明确确认公民的裁判请求权。正因为如此,我国公民诉诸法院的权利和请求法院公正审判的权利是没有充足的宪法依据的。我国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实现裁判请求权的宪法化,通过宪法确认裁判请求权。

第一,宪法确认裁判请求权是加强人权保障的需要

在现代社会,对人权保障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但是,人权的司法保障无疑是最重要的保障方式,人权得不到司法保障,人权即使上升为法律权利,也将会落空。如果没有宪法所确认的诉诸法院的权利,一旦权利受到侵害而诉诸法院时,诉诸法院的权利也得不到宪法的保障;如果没有宪法所确认的公正审判请求权,即使当事人诉诸法院,当事人也得不到充分的程序保障。因此,只有在裁判请求权被宪法确认以后,人权才能得到充分的司法保障。

第二,宪法确认裁判请求权是裁判请求权获得强有力保障的需要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它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宪法的权威表现为宪法的至上性,宪法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最为人们所尊重的地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高的行为规范。一切国家机关和任何公民的行为都必须遵守宪法的规定,诚如我国宪法在其序言中所说的“,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享有比一般法律权利更优越的受保护地位,它具有不可侵犯性,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权利,对于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有义务予以保障实施。如果裁判请求权被我国的宪法明确确认,裁判请求权就具有不可侵犯性,并将获得国家强有力的保障。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有绝对保障和相对保障之分,绝对保障模式是指,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其它法律规范不能加以任意限制或规定例外情形;相对保障模式是指,允许其它法律规范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加以直接有效的限制或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方式。[31]绝对保障模式与相对保障模式相比较,前者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更加坚强有力;后者由于立法机关可以制定法律对基本权利予以限制,因此,它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没有前者那么彻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上,许多国家采取了绝对保障模式,对裁判请求权的保障模式也不例外。当然,绝对保障模式并不意味着对基本权利绝对不能予以限制,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通过法律予以限制,而且,法律仅能限制有害于他人或社会的行为,而且应当符合宪法的规定。[32]《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第2项就有类似的规定:“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在我国,如果宪法确认了裁判请求权,那么,对裁判请求权的保障也应当采取绝对保障模式。原则上,裁判请求权不受到其它法律规范的限制,当事人享有诉诸司法的权利,也即,只要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他就可以诉诸法院,要求法院予以审判解决;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享有法院公正审判的权利。对于裁判请求权的这两项权利内容,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不得擅自加以限制,任何法律规范都不能随意加以限制或规定例外情形,如果有法律对此权利随意加以限制或者规定对某些纠纷排除法院审判,这种立法将是违宪的。

第三,宪法确认裁判请求权是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下缔约国义务的需要

199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项明确确认了裁判请求权。1998年10月5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在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以后,我国便成为该公约的正式成员国,应当履行该人权公约下的缔约国义务。那么,我国公民能否直接依据公约享有裁判请求权呢?或者说,公约在我国有没有直接的效力呢?我国宪法对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或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没有作出规定,只是一些法律对这一问题作了规定,如《民事诉讼法》第2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确认裁判请求权等基本人权的国际人权公约,不适宜由《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对它在我国国内的适用问题作出规定。当《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以后,虽然并不表明该人权公约在我国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也并不当然导致我国宪法的修改,但是,我国应当尊重人权公约所确认的人权包括裁判请求权,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值得注意的是,批准机构在处理它所批准的国际法与它自身依据宪法所制定的法律、法规的关系时一般应当遵循被自己批准的国际法高于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的效力。”[33]因此,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之前,我国应当检查我国法律的规定是否与人权公约一致,如果有不一致的地方,应当修改我国的法律。为尊重人权公约所确认的裁判请求权,笔者认为,我国还应当修改现行宪法,通过宪法明确确认裁判请求权。

第四,宪法确认裁判请求权是与国际通常做法相适应的需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为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顺利进行,作为经济交往的游戏规则的私法制度在不同国家不能有太大的出入,不仅如此,司法原则在不同国家也不能有太大的悬殊,作为现代司法最高理念的裁判请求权已经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构成人权国际标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被各国的司法制度所保障。近年,由美国法律协会(ALI)和统一国际私法委员会(UNIDROIT)共同发起并组织起草的《跨国民事诉讼程序基础原则》和《跨国民事诉讼程序规则》[34]中就有不少是保障裁判请求权的规定,例如《基础原则》第2条对法庭的独立性、中立性作出了规定,第3条对当事人获得平等审理的权利作出了规定。世界贸易组织的有些法律文件特别强调司法的最终解决,如TRIPS协议第41条第4项规定“,参与程序的当事人应当有机会对行政终局决定获得司法机关的审查,并在遵守一个成员关于案件重要性的司法管辖权的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至少对案件是非的初步司法判决的法律内容进行审查。”据此,对有关知识产权的行政裁决,当事人有权请求司法审查,获得司法救济。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且我国在加入WTO时作出了承诺:司法审查是最终的审查。我们应当保障当事人有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即使是外国当事人也能够享有获得审判的权利。世界各国普遍将裁判请求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通过宪法予以确认。在对待人权问题上,我国的一些学者常常从马克思的关于“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经济结构及由它所决定的文化发展”的经典论述出发强调人权的特殊性,并认为,人权要受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因素的限制,[35]由此,各国的人权保障水平是不一样的。这种认识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的人权尤其是社会经济方面的人权的保障水平与发达国家完全一样。但是,人权具有普遍性,世界人权标准具有共通性,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以经济落后为借口而不去改善和提高人权的保障水平,而应当采取措施使本国的人权保障水平逐步与国际通常做法趋近,不仅如此,某些基本的人权标准在任何国家都不能打折扣的,生存权是如此,裁判请求权也是如此,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都应当保证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诉诸法院获得__司法解决,并且能够获得公正的审判。尽管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导致法律的全球化,即不可能全球各国实行统一的法律规则,[36]尤其是作为一国根本大法的宪法更不可能完全趋同,但是,各国基本人权准则的趋同性是不容否定的事实,甚至出现了人权高于主权的现象,[37]因此,我国的宪法对基本权利的确认,应当与国际通常做法相一致。无论是有关国际公约,还是国外的宪法,大多确认了裁判请求权这一基本人权,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强调和尊重人权的国家,应当通过宪法确认裁判请求权。

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我国怎样实现裁判请求权的宪法化呢?或者说,按照什么模式来实现裁判请求权的宪法化呢?按照上文的分析,国外裁判请求权宪法化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模式,即明示模式、默示模式和其他模式。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有成文的宪法,我国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由宪法明文确认,并且由宪法专章规定。宪法以外的法律都不能确认公民基本权利,它们所确认的只能是基于基本权利而产生的权利。由于我国不存在宪法判例制度,宪法权利不可能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案件形成判决来确认。可见,在我国的裁判请求权的立法模式上,英国、美国等国家的“默示模式”和法国等国家的“其他模式”是行不通的,要使裁判请求权成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应当采取“明示模式”,即应当由宪法明文确认这一权利,或者说由宪法对裁判请求权进行明文规定。为此,我国应当修改现行宪法,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认公民的裁判请求权。

五、结语: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方向

我国宪法确认裁判请求权或曰裁判请求权的宪法化本身不是目的,裁判请求权的宪法化的目的在于希冀国家设计和运作民事诉讼制度应当以裁判请求权为最高理念,希冀全社会特别是国家尤其是它的法院尊重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衡量民事诉讼制度科学合理与否的根本标准就在于这一制度能否保障裁判请求权的实现。考察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和民事司法的现状,我国的民事诉讼的立法与实践离裁判请求权的真正、完全的实现这一理想目标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一方面,当事人诉诸法院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这主要表现为:法院主管的范围较为狭窄,尚有许多纠纷当事人不能诉诸法院;即使是民事法律关系争议,出于某种原因,法院也不予受理;某些纠纷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剥夺了当事人诉诸法院的权利;起诉受理制度和诉讼费用制度存在缺陷,限制了当事人诉诸法院的权利;法院的独立性和法官的独立性尚存在问题,当事人诉诸法院的权利得不到真正的实现。另一方面,当事人的公正审判请求权也没有充分的实现,这主要表现在: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还没有做到真正的平等、当事人的程序参与请求权、程序自治请求权、程序公开请求权尚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因此,如何保障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使裁判请求权这一宪法理念得以实现是我国法学界今后的一项重要课题。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以及我国的民事司法改革应当以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的实现为最高理念。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与运作既要保证当事人诉诸法院的权利得以实现,又要保证当事人公正审判请求权得以实现。为此,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努力,例如应当做到:扩展纠纷的可诉性范围,使得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都能够诉诸法院;改革与完善起诉受理制度,降低当事人跨入法院的门槛;完善诉讼费用制度,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构建小额诉讼程序,排除当事人诉诸法院的障碍;协调行政裁决与诉诸法院权利的关系,保证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最终都能够诉诸法院,得到司法的最终解决;完善裁判请求权的组织保障机制,使得当事人能够获得独立的合格的法院、法庭的审判;确立辩论主义并建立释明权制度、确立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完善与落实司法公开原则使得当事人的公正审判请求权得以实现。
 
 
 
 
注释:
  [31]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第94 - 95 页。
  [32]正因为绝对保障模式也可以对基本权利加以限制,所以,绝对保障模式与相对保障模式没有截然的区别。
  [33]莫纪宏:《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第426 页。
  [34]在2000 年10 月10 日至11 日,美国法律协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跨国民事诉讼规则国际研讨会”,旨在听取中国的民事诉讼法专家、学者对《跨国民事诉讼程序基础原则》和《跨国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的意见。在研讨会上《, 跨国民事诉讼规则》的起草人、美国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哈泽德(Geoffrey C.Hazard) 先生等人指出,跨国度的商业,也要有跨国度的解决争议的规则,全世界共同的民事诉讼规则是可以实现的。当然,对哈泽德等外国教授的看法,与会的一些中国学者包括本人在内不完全同意。
  [35]参见郭道晖先生在1998 年12 月10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举行的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载夏勇编:《公法》第1 卷,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329 页。
  [36]关于法律全球化的含义有多种理解,如果按照朱景文教授的理解,法律全球化是指国际法的国内化或者称地方化的全球主义(localized globalism) 和国内法的国际化或者称全球化的地方主义(globalized localism) ,那么,这样的法律全球化是有可能的。朱教授关于法律全球化两种形式的论述,参见朱景文:《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法制化、本土化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567 —570 页。
  [37]1971 年,国际法院在一个判例中明确指出,人权已经是超越国界的共同责任,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保护人权,而人权不再是任何国家主权下的专利品。参见夏勇编:《公法》第1 卷,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334 页。人权高于主权的现象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的观念的排斥与否定,人权高于主权的现象有正常的,也有不正常的。正常的现象如《欧洲人权公约》的成员国的公民在该公约规定的权利如接受裁判权受到侵害后,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欧洲人权机构提出申诉;不正常的现象如有的国家借口人权高于主权来干涉别国内政。 
 
 
 
出处:《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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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钦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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