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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法独立及其制度保障


发布时间:2004年8月27日 戴小明 李川国 点击次数:4070

[摘 要]: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和法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坚持和保障司法独立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本文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引,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法治进程,从司法权的独立、司法机关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等方面阐述了司法独立的基本内涵,并从权力分立制度、法院组织制度、法官遴选制度、审判程序制度等方面,论述了加强制度建设、用科学的制度体系防范法官的主观随意性、保障司法独立的途径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关键词]:
司法独立 司法改革 制度保障 司法公正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和法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作为保障司法稳定性与公正性的基本措施和原则,已为现代各国宪法和法律所普遍确认,并成为国际公法确立的一项最低司法准则。联合国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国际文件,都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坚持司法独立是实现法治的前提,只有坚持和保障司法独立,才能防范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为此,中共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要“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1]本文将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引,紧密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法治进程,就司法独立的基本内涵及其实现和保障机制作一初步探讨。
 
一、司法独立的内容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司法原则虽然已为现代文明社会所接受,但其确切涵义至今尚无定论。这可从学界对其内涵的不同阐述上可见一斑。有学者认为,司法独立至少有两层意思,即司法机关在审判活动中独立于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在审判活动中所发表的言论享有不受民事起诉的豁免权。[2]另有学者认为:司法独立“一是结构意义上的,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因此司法独立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二是程序意义上的,司法独立的意旨是在司法程序中保障司法权以维护程序正当性和结果正确性,因此,也称‘技术性的司法规则’”。[3] 还有学者则把司法独立等同于审判独立,并从两个方面来表达审判独立的内涵:即形式意义的审判独立,指审判机构、审判人员在审判活动的物质条件等方面独立于立法、行政等其他国家职能;实质意义的审判独立,指审判机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权限上的独立。另一个方面,审判独立还包括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即审判独立于审判权以外的各种国家职权(外部独立),以及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在审判权这个整体内部独立于其他所有与之相关的职能(内部独立)。[1]
 学者们对司法独立内涵的论述虽各不尽同,但仔细分析,仍能发现各种学说精神的相通之处。那就是:对外,应保证司法权相对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独立行使,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立法职能之间的互不干涉;对内,应保证司法权的具体施行者,即法官对其职权的独立行使,而不受他人的干涉,同时也不受其它法官的干涉。因此,司法独立应当完整地体现为司法权独立、“司法人”独立和司法行为独立,以及司法权行使机构的独立即法院的独立和法官对当事人的案件进行裁决过程中与当事人之间的独立。正如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汤家骅资深大律师指出:“司法独立的意思就是国家的司法制度不受外界或任何其他政治、经济或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可以在任何的判决中在忠于法、诚于法的原则下,公正地施行法律,排除社会的纷争。”[2]
(一)司法权的独立
     司法权的独立是近代司法独立的最初含义。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最早给司法独立原则提供了思想源泉,孟氏在其著述中明确表述“当立法权与执法权联合在一个人或单个行政机关手中时,自由就消失了,因为人们将害怕制造暴戾法律的同一个君主或元老院将以暴戾的方式执行它们。当司法权不和立法权或执法权分离时,自由也不复存在。如果它和立法权相结合,那么在公民的生命和自由之上的权力就将是任意的,因为法官也将是立法者;如果它和执法权相结合,法官就能具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一群人——贵族也好,平民也好——运用这三项:制定法律的权力、执行公共决议的权力、和判定罪行或个人争议的权力,那么一切都将丧失殆尽。”[3]司法权的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基点,如果不能在国家权力结构的划分上保证司法权的独立地位,则司法独立其他各方面的含义都将无从谈起。在美国的法治进程中,“水门事件”、“克林顿丑闻”等重大事件,独立的司法权可以说展现得淋漓尽致。对此,学界曾有异议,代表性的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司法权独立的提法不妥,如果司法权强调独立,是不是立法权、行政权同样也要强调独立呢?为何没有立法权独立或行政权独立的提法呢?这种疑议乍一听有些道理,仔细思量则不然。从理论上说,立法权和行政权同司法权一样,当然也是独立的,但之所以强调司法权,而非另两权的独立,根本在于司法权是三权之中最弱小,最易受侵犯的一种权力,所以为了“使它能够自保,免受其他权利的侵犯”,因而需要强调对司法权的独立。强调司法权的独立绝非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独立的否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司法权的独立,即司法权对于立法权和行政权来说,它是独立的。这种含义的司法独立为采用三权分立制的西方国家所赞赏,为实行议行合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扬弃”。[4]但事实上,尽管在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架构中,司法权“来自立法权,对立法机关负责,受立法机关监督”,但相对于行政权而言,司法权却是独立的。依照我国宪法,司法机关只对立法机关负责,不受行政权力或组织的干预和控制。同时,宪法对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关系的架构也仅仅是强调司法权来源于立法权,其对立法机关负责的含义只是严格依照立法从事司法审判,并接受立法机关的监督,而从司法权本身的架构看,它是完整的、独立的。当然,在西方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立法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制约也总是存在的,如在美国,不仅联邦法官由议会任命,而且法院的设置由议会决定,经费预算也由议会批准划拨。因此,三权分立的制度架构并不排斥立法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制约,而这种制约也并不妨碍司法权的独立。[1]
(二)司法机关的独立
    司法机关的独立也即法院的独立。法院独立在整个司法独立的逻辑体系中处于中间环节。一方面,司法权的独立需要由法院独立来具体体现,法院独立才能为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提供组织和物质保障;另一方面,法院独立还为法官独立行使职权排除了干扰和提供职务上的保障,为防止其他机关和个人对法官的裁判活动施加影响建起了一道“防火墙”,法院独立就此成为了将司法权独立和法官独立联系为一个整体的“粘合剂”,从而与另两者共同成为司法独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具体表现而言,法院独立首先表现于法院应在制度上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以及政党、社会团体,避免彼此间职能上的交叉和相互影响,这是法院独立的外部要求。早在1957年,董必武同志就指出:“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我们一切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党的领导不是每个具体案件都要党委管,如果是这样,那还设法院这些机构干什么?”[2]与此同时,法院独立还表现在法院系统内部各级法院之间的独立,法院与法院之间都是平等的,上下级法院之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审级的需要,在审判权的行使上上下级法院彼此则是完全独立和平等的,这是法院独立的内部要求。这两方面要求的作用各不相同,外部要求保证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不受外部之干扰,内部要求则更多着眼于审级的需要。1985年第7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二条明确宣称:“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间接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预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处于何种理由”,[3]即揭示了司法机关独立的深刻内涵。目前,我国人民法院与党的组织和权力机关的关系都有待理顺。与此同时,各级地方人民法院的审判资源(包括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党政部门,司法权的地方化客观上助长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发展,已严重影响到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4]
(三)法官的独立
   “执法机关在审理案件中实行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的原则。这种含义的司法独立,两种不同历史类型的国家都在提倡”。[5]“行政侵犯司法,特别是侵犯法官的独立,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问题”。[6]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内涵和归宿,它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自主判断而适用法律对案件做出公正裁断,不受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等外在因素的干预。美国学者莱迪西(Redish)指出:“司法独立的概念意味着法官有能力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针对特定的事实选择、解释和适用其认为适当的法律规则,而不受来自于任何可能会影响其裁判的外来的影响和压力”。[7]也即“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8]由此可见,司法独立的前述两项内容绝不能代替法官的独立,因为司法中贯彻的“直接原则”和“言辞原则”说明司法活动是一项“亲历性”的活动,司法权本身也带有亲历性的特点,虽然法院是专门对案件进行裁决的机关,但对于具体的个案来说,审理和裁判的工作无不是由具体的法官来完成的,由于案件与案件总是不尽相同,如果用法院处理同类案件的一般经验来裁决各不相同的个案,自然就无法实现司法的个体公正。所以,法院的独立绝对不能代替法官的独立。而事实上,法院独立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证法官的个人独立。法官的独立不但要求法官不受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预,还要求法官之间的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还是乡村基层法庭的法官;也不管是担任院长职务的法官,还是担任最普通职务的初等法官,他们所代表的含义都是一样的,都代表法律,他们是完全平等的,对案件发表的判断和意见也都是平等的。1982年在新德里通过的《司法独立的最低标准》第47条规定:“法官在作成裁判之过程中,应独立于其同僚及其监督者”,清楚地说明了法官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者当中平等的一员(one among the equals)”。马克思把其描述为:“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其他上司”,实为精辟之言。
(四)在审判结构中,法官独立于当事人
    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法官独立,仅指法官在组织上独立于其他可能会形成干预的人,旨在说明法官与法官之间的关系,并不包括审理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的关系。我们认为,要把握司法独立的完整内涵,忽略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相对于当事人在审判结构中的独立是不全面的。因为在整个司法裁判活动中,与法官打交道最多的是当事人,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和环节对法官施加影响,忽略当事人的环节显然无法表达司法独立的完整内涵,因此完整的司法独立,还应该包括审理结构中法官相对于当事人的独立。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判断,面对的是实际发生争议的当事人,为了使最后的裁决实现公正,结果能够为争议双方都能接受,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保持与双方当事人的独立就显得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法官居中裁判,和争议双方保持同等距离,即所谓诉讼结构的“正三角”状态,法官不与任何一方过分亲近,双方当事人仅靠提交证据和援引法律来说服法官。除此之外,当事人不能再在其他方面对法官施加更多的影响。而此一切,没有审理结构中法官对当事人的独立显然是做不到的。美国学者弗斯(Fiss)指出:司法独立也称为“与当事人的独立”,纠纷必须由与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的法官进行裁判。[[1]]因此,如果作为居中裁判的法官不是独立的第三者,一方面,他是没有资格进行裁判的;另一方面,不独立的结果必然会形成法官支持一方对付另一方,造成诉讼中的“二比一”的状况,而这种诉讼不管结果是否合理都是不公正的。因此,法官独立于当事人对于实现审判的实质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二、保障机制研究
    好的理念需要科学而完善的制度来加以保证和支持,否则只能是空中楼阁。如何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多层次的司法独立保障体系,让司法独立从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目标;十六大报告更进一步提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物相分离”。为中国新一轮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司法独立原则的实践指明了方向。一般来说,司法独立保障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和层次的内容。
(一)权力分立的制度
    宪政是最高层次的法律制度,权力分立的制度正是从宪政的高度对司法独立的保障。司法独立首先就表现为司法权的独立,自洛克首先提出权力分立的主张,经孟德斯鸠等对其进一步深化,分权理论便在西方社会深深扎根,之后无论资本主义制度在形式上做如何的修补或改变,权力分立都始终得到最充分的坚持,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原则之一,也是整个司法独立的基础。
 在权力分立的宪政体制之下,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均有各自的“势力范围”,权力边界明确,哪些是属于司法权管辖的范围,哪些是属于行政权管辖的范围,哪些又是属于立法权管辖的范围,法律规定清楚、明晰,较好地保障各权力的范围,实现各权力的独立,避免因权力边界不明确而导致权力之间互相缠绕,以及势力较强的一种权力侵入势力较弱的另一种权力的情况发生。美国可以说是实行权力分立制度最为典型的国家即“三权分立”,有效地保障了美国司法独立的实现。在中国,根据现行的宪政体制,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统率下的“一府两院”政治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但我们是否据此可以得出结论:权力分立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资源,与社会主义制度无法相容,因此权力分立在中国行不通?[1]对此,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是从功能上对权力所做的划分,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出于更好地发挥国家职能的考虑,都会设置相应的部门分别行使不同权力,这是一个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关系不大的问题。并且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宪法和现行法律并没有否定分权制度的存在,相反,宪法及《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明确规定:国务院及各地方人民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即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宪法及《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方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至于全国及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及《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则明确其为国家的立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立法权。可见,不管在字面上我国宪法是否提及“权力分立”的字眼,权力分立的制度设计是客观存在的,对国家权力进行分工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表现。我们不照搬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然而其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的理念可为我国的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资本主义国家设置国家机构的基本原则是三权分立,社会主义国家设置国家机构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两类基本原则虽然在性质上不同,在国家权力之间的配置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上也不同,但它们的基本政治理念都是相同的: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构其设置的基本出发点都在于:通过控制国家权力的范围和运行,达到服务于社会成员、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权。[2]
(二)独立的法院组织制度
    法院系统的组织状况看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不大,实际则大不然。法院是法官履行职责、具体行使司法职权的场所,法院系统的组织与运行状况直接影响司法独立的实现状况。具体而言,运作良好的法院组织系统,应该具有以下功能:系统本身设置有足够多和足够强有力的“屏障措施”,以防止其他权力,尤其是行政权侵入法院内部;系统能够保证法官人格和经济上的独立,保证法官在工作中做到心无旁骛而“惟法律是从”;系统具有强有力的自我监控能力和自我纠错机制,以保障法官在享受独立的自由之同时,不会陷入司法专横的境地。据此我们认为,完善健全的法院组织制度起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法院审级设置。人类社会的实践表明,每个判断都难免有局限性,法院和法官也不例外。一个判决做出后,如果是错误、或显失公正,或当事人不满意怎么办?这就需要有一定的纠错机制和安抚机制。在司法独立要求下,当然无法请求政府或人大,更无法寄望于某个“青天”的出现来解决问题。通常的途径,只能通过法院内部的纠错机制和安抚机制来保障,这套机制很大程度上建立于法院审级设置之上。由此可见,上下级法院之间只能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下级法院作出的错误或当事人不服的判决,通过当事人的上诉或法院主动发现,启动上诉审或再审程序,使判决得以纠正或安抚当事人,同时起到法院内部监督的效果,保证最后判决的公正。另外,合理的审级设置还能防范地方政府对法院的干预。如不按行政区划一一对应地设置法院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解决地方对法院的干预。而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的重合,是司法依附于行政的重要表现之一,不可避免地使司法受制于行政。因此改革司法与行政并列平行的机构设置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模式,是革除行政对司法的天然控制权、指挥权,实现法院独立的必由之路。
 2.审判机构设置。即使法院和法官之间,往往还有具体的审判组织作为过渡,也就是法院内部设置的审判机构。法院内部审判机构的设置看似是与司法独立毫无关联的问题,但它往往涉及到院长与各机构负责人的职权划分,他们与法官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官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的内容,因而法院内部审判机构的设置决定着法院内部的组织关系,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官独立的实现。从保护法官独立审判的角度出发,审判机构的设置应避免法院院长及审判机构管理人员对法官干预机制的形成,避免“行政化”色彩。从理论上来说,法院内部审判机构设置得过于细密,层级过于繁杂,则法官对案件的审理可能遭受的牵制就越多,因为可能对法官形成制约的环节增多了。
 3.法院行政管理体制。司法活动离不开相应的行政管理,就司法职能而言,案件的审判(纠纷的解决)是核心内容,而其他围绕这一核心而存在的功能,均可视之为司法行政职能。虽然司法行政职能不是司法的主要职能,但它是为法院审判职能的实现而服务的,缺之则司法职能将无从实现。法院行政范围相当广泛,按照与审判工作的关系紧密程度和执掌该职能的主体不同,司法行政可分为法院司法行政和案件审理中的司法行政。法院司法行政主要包括法院行政人员的人事管理、法官的日常管理、司法预算之执行、财务管理、机关建筑之维修、交通工具管理、档案管理、司法统计等;案件审理中的司法行政主要包括案件分配、法庭上的指挥、文书打印、审判日程安排等。原则上,法院的行政系统和审判系统应是分离的,但我国目前法院内部行政化管理不仅有违审判活动的基本规律,也严重妨碍法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当然,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改革书记员管理体制已是一个良好的开端。[1]判断法院行政管理体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应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方面能够给审判工作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又不会给造成对审判工作的干预。
 4.财政供给制度。司法也需要投入和成本,并且必须享有充分的、顺畅的、不受制擎的财政保障,只有在充分的财政支持之下,司法活动才能得以有效组织和开展。汉密尔顿说过:“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法实现”,“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能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要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1]因此,在构建司法的财政供给制度时,财政的供给渠道或来源不能受制于立法或政府机关。当然,司法活动是一项国家职能,其经费只能由国家财政支持,完全脱离立法或政府的调控、划拨是不可能的,但这里的本意在于要把立法或政府对司法经费的决定权限定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并由立法加以固定,立法和政府机关任何时间和条件下不能逾越界限扣留或减少司法经费的提供。并且这种决定权只存在于中央一级,地方机关不能拥有这种权力。至于经费的预算、各级各地法院的经费分配,则由法院系统内部的专门机关来完成,从而避免地方政府通过司法经费的供给“杠杆”干预司法活动。
(三)科学的法官制度
    法官独立要求法官不受任何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包括不受法院院长、审判庭庭长的干涉而仅依自己的意志对案件进行公正判决。这样,如何保证办案法官的高素质,如何保障法官依自己的意志断案而不致其利益遭受不当侵害,如何对法官的行为进行约束而不致法官恣意的产生等等,就成为实现司法独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科学、规范、严格的法官制度来加以保障。具体包括:
 1.法官选任制度。在司法独立的体制之下,法官完全凭自己的意志判断,根据法律和事实断案,法官拥有极大的自主权,不过这只能建立在法官的高素质之上。人们不难想象,如果是一群素质不高的法官,却拥有很大的司法裁判权,那对社会不但无益,而且将是何种的灾难。因此,法官独立首先就要求由高素质的人来担任法官,这就要求建立科学的法官选任制度,实行法官精英化。一名合格的法官必须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宽厚的人文素养、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过硬的心理素质等,只有具备这些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才能与其肩负的重大社会使命相适应,才能获取民众的信任和尊重。“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很高修养的人在职业行为和日常行为中所表现出的自律并非来自对外部惩罚的惧怕,而是因为不当的行为会破坏他内心的自我形象,那是比监禁一类刑法更严重的惩罚。”[2]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法官素质很高,这与他们严格的法官选任标准是分不开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某人若想成为法官,必须毕业于法律院校并获得法学学位,然后从事律师职业或任职于检察机关,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法律界获得良好的声誉或较高的政治影响之后,他才可能被提名为法官人选。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法官的任职条件同样非常苛刻,大学法学院的正规毕业生,往往要经过好几轮淘汰,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选拔考试,其中的佼佼者才能够成为法官。
 2.法官的身份保障制度。身份保障制度包括法官不可更换制、不得兼职和退休制等,直接涉及法官的职业、待遇等方面的稳定,关系到法官的职业安全感,自然影响法官独立审判权的实现。关于法官的任期,很多国家采取长期任职或终身任职的制度。例如美国宪法第3条第一款规定:最高法院与下级法院的法官忠于职守者,得终身任职。德国的法官在经过两到三年的试用期之后,一般均成为终身法官;日本的下级法院法官虽不是终身任职,但其任期长达十年,比一般的政府官员任期都长,且可连任。各国一般还规定,法官在任职期间,除因有违法或品行不端行为受到弹劾,或因身心障碍不能执行职务外,不得违反其意志予以免职、改变职务、调动工作、停止职务,如日本宪法第78 条规定:法官除依审判决定因身心故障不能执行职务外,非正式弹劾不得罢免。法官退休一般较公务员晚,德国普通法院法官退休年龄为65岁,宪法法院法官为68岁;日本最高裁判所法官退休年龄为70岁。采取终身任职的国家有的甚至不规定强制退休年龄,如美国联邦法院法官可以一直工作到他不愿或不能工作为止。所以,一旦担任法官职业,就意味着生活的稳固和可靠。
 3.法官的薪俸制度。如果法官的薪俸有限,难以维持其在社会上与其身份相应的生活水平,且又时刻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面临着被有权机关削减的危险,就会影响其履行职务的积极性和降低对各种诱惑的抵抗力。因此,1983年的《司法独立世界宣言》规定:“法官在任职期间应领取薪金、退休后领取退休金;法官的薪金及退休金应当充分,与其地位、尊严和责任相称”。[1]美国司法委员会主席考夫曼说:“不能要求各级法院为了生计手捧帽子,向他们的主要诉讼当事人(政府)乞讨”。[2]与之相适应,大多数国家的宪法规定:法官于其任职期间薪俸固定,不得减少。另外,为保持法官的廉洁,法官的待遇也较公务员一般要优厚得多,比如英国大法官的年薪就比英国首相的还要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曾作出过某部冻结法官加薪的法律,属于违宪而成为无效的判决。保证法官拥有稳定的高薪,是与其优越的社会地位、收入来源的单一性、高智力的复杂劳动相称的,是稳定法官队伍、实现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
 4.法官的司法豁免制度。即法官在执行审判职务过程中,所发表的言论、所做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的制度。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有明确规定:法官应免于在履行司法职责时的不行为或不当行为而受到要求赔偿金钱损失的民事责任。该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保障法官在某种合理的限度内能够摆脱一些外在或内在的压力,消除其惧怕承担责任的顾虑,大胆地行使其独立审判的权力。当然,对法官的司法豁免也不是绝对的,是受到一定限制的:这种免责仅限于民事责任;仅限于执行审判职务中的言行;仅限于一般过失行为,不包括故意和重大过失行为。
 5.法官的纪律和弹劾制度。法官具有崇高的威望和丰厚的待遇,在职务上享有很大的自由权,但法官在“有所为”的同时,也必须“有所不为”,这是法官的纪律和弹劾制度所要求的基本内容。正因为法官是如此特殊的职业和角色,其行为妥当与否,不仅代表法官自身,而且代表法律、代表国家,不妥的行为不仅会损害人们对司法的信任,而且破坏国家法制权威,所以必须对法官的行为和活动加以明确约束。当然,对法官加以纪律约束不是约束其在法庭中的具体司法活动,而是为了防范法庭之外法官做出与其身份不相称的举动。只有如此,法院才能全面履行职责,才能保证法官正直履行职责所必须的自尊和自重。如法官收受贿赂或私自会见当事人的行为等等,就为法官的纪律所不容。对于违反纪律和职业道德的法官,必须及时予以警告和惩罚;对于严重违纪和违法的,自然不适合担任法官职务而应受到弹劾,令其退出法官行列。
(四)超然的审判制度
    超然的审判制度保证的是在审判过程中,法院和法官如何与当事人保持必要的独立的问题。韦伯认为:“现代国家组织的成功在于以高度的专业技术优势排除个人情感因素,对社会事务作出非个人化的理性安排。”[3]这一点在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相对于司法权与其他权力之间、司法机关与其他部门机关之间、法官之间的独立而言,法院和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如何保持独立更容易为当事人所感知,并对法官判断案件有直接的影响,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庭审过程中,法官相对当事人的中立。只有法官处于中立、超然的地位,也就是审理结构的“正三角”样态,才不至于在庭审过程中受到当事人某一方的影响,才能做到不偏不倚,秉公断案。具体要求包括:第一,应平等地对待诉讼双方当事人,不能为当事人的身份贵贱、地位高低、权势大小、财富多寡所左右;第二,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应给予平等地对待,证据认定和取舍上决不先入为主和“看人下菜碟”;第三,裁判时引用法律要公正,不能引用特别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条款;第四,裁判时不应以主观好恶为转移,而应据实依法作出裁决。
 2.案件审理期间,法官相对当事人的疏离。法官都拥有情感,但在某些情况下,感情和法律是矛盾的。虽然庭审过程中法官相对当事人的独立已经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法官依法办案,但这无法阻止当事人通过在庭下与法官的接触,使法官在感情上倾向于己,从而达到法官在审理和判决过程“法外施恩”的效果。这将使庭审中法官中立于当事人的效果大大弱化。因此,法官相对当事人的独立仅仅局限于庭上远远不够,必须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法官在庭下也保持与当事人的独立。比如,变革当事人和当事人律师随意会见法官陈述案情的做法,施行法官召见制度;法官作为特殊使命的群体,应尽量避免或减少主动参与社会事物的活动,从而尽量保持与当事人和社会的“神秘感”和“疏离感”。
 3.法官自由心证制度。所谓自由心证是指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逐步确立的自由证明制度。在此制度下,对证据的取舍、证据的证明力以及由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规则,法律一般不预先加以成文规定,而是由法官按照自己的良知、经验形成内心确信,对案件事实进行评判的制度,即法官可以运用自己具有的“人类普遍认知能力”来自由评断具体案件中各种证据的证明力。这一制度固然是资产阶级反对和否定封建社会的法定证据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亦为司法独立所必需。因为法官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经验对证据进行认定,既是法官独立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法官独立审判的重要保障;只有法官在思想上内心上是自由的,其审判行为才有可能做到独立自主,不受他人干涉和影响。[1]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指引下,实现法律真实和司法公正。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司法独立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从权力分立、权力制衡的理念上讲,它是一种相对的独立;而从司法机关只服从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的意义上讲,它又是“绝对”的独立。因此,如何使这种“绝对”的权力不导致“绝对”的腐败,同样需要对其实行严格的监督和制约;加之司法程序是实现国家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历史和现实表明:一切权力都可能被滥用,不被监督和不接受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所以必须建立起健全而有效的法官监督机制,才能有效地抑制法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行为,并对其枉法行为予以及时、有效地查处和制裁。[2]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监督和制约就是干预法官的独立审判。前面已述,即使是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制度架构也并不排斥立法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制约。任何权力都不是无限止地延伸的,而应受到一定制约,是相对的。司法监督的目的是控制司法独立的任意性扩张,防止司法专横或司法专制主义的出现。司法独立与司法监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两个同样重要的保障机制,他们之间的关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缺一不可的。[3]因为,只有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础上的司法独立才会实现法律公平与社会正义。


[1]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 参见龚祥瑞:《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第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 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第16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 参见张 敏、蒋惠岭:《法院独立审判问题研究》第67—68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
[2] 汤家骅:《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中国内地、香港法律制度研究与比较》第6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A. M. Cohler, B. C. Miller, & H. S. Stone tr. & ed.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57.
[4] 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31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 参见姚莉:《司法公正要素分析》,《法学研究》2003年第5期。
[2]《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第527页,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3] 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编:《国际人权文件选编》第2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参见潘洪祥、戴小明:《试论十六大对我国宪政理论的发展》,《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5期。
[5] 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31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 沃尔日夫·许茨:《司法独立——一个过去和现在的问题》,《法学译丛》1981年第4期.
[7] 转引自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修订本)第112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8] 《马恩选集》第1卷,第76—7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 转引自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修订本)第113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 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314—31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参见胡锦光:《论公民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原则》,《法商研究》2003年第5期。
[1] 相关措施参见《法制日报》2003年10月28日第1、2版。
[1]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96、391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 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第23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 王守君:《国外有关法官权利、义务的规定》,《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5日.
[2] 转引自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第351—35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1] 胡夏冰、冯仁强:《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研究综述》第6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据《重庆晚报》报道,为了杜绝“官司一进门,两头都托人”的不正常现象,维护司法公正,重庆将逐步建立推行法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就是对法官进行有效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参见《光明日报》2003年11月7日第3版。
[3] 曾宪义:《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保障机制研究》,(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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