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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程序与民事纠纷的类型化解决


发布时间:2004年5月18日 章武生 吴泽勇 点击次数:2599

[关键词]:
简易程序 小额案件 型化解决

【内容摘要】为了提高司法制度解决纠纷的能力,以便纠纷解决在数量和质量上均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应当在民事诉讼中引入“纠纷的类型化解决”的思路。就简易程序而言,适宜以此种方式解决的案件通常具有以下三种特征之一:案情简单,用简易程序足以处理;虽然情节未必简单,但对简捷、迅速审理有特殊要求;诉讼金额较小,“不值得”使用普通程序。在简易程序的设计中,应根据各类案件的不同特征,在程序的提起以及运作的各个环节上进行繁简有别的设置,以体现类型化解决的制度优势
【关键词】简易程序  小额案件  类型化解决



近年来,由于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大幅度增长,而法院人员编制相对稳定,积案过多成为法院系统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为解决或者缓解案件数量与法官人手的矛盾,各地法院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简易化”措施,以节约个案审理的时间,在相同的时间内审结更多的案件。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立法和理论指导,各地的“简易程序”事实上处于一种各行其是的无序状态。显然,这种状况对我国的法治化建设是不利的。要统一各地简易程序的改革步伐,首先就要统一人们对简易程序基本问题的认识。作为民事诉讼法学者,起码应当在以下两个问题上作出明确的回答:其一,为什么要采用简易程序(其二,哪些案件可以采用简易程序(在笔者看来,这两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简易案件的类型化问题。之所以要采用简易程序,是因为某些类型的案件适宜以简易方式解决;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应当限于这类适宜以简易方式解决的案件。基于这种思路,本文对简易、小额案件的类型化解决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并期待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一、 纠纷解决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机能
按照法社会学派的观点,法律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对个人行为的安排,社会利益的保护,提供一种庞德所言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作为法社会学派的创始人,庞德这样表述他对法律的基本看法:“为了理解当下的法律,我满足于这样一幅图景,即在付出最小代价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各种要求。我愿意将法律看成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即在通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求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即产生于文明社会生活中的要求、需要和期望———的社会制度。”!付出最小的代价,满足人们尽可能多的要求,法律正是作为这样一个社会工程发挥着作用。
这个社会工程包括了许多的环节,比如立法、司法、行政以及对法律的认知、遵从和信仰等等。其中,通过解决个别社会冲突保护当事人利益、协调各种社会需求的诉讼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位置。因为,人们的需求是多样的,它因主体、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变动不居的样态。不同的需求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和资源环境中共存,难免产生碰撞,而这种碰撞如果不能以个人、群体自身的力量化解,就可能以诉讼的形态提交到国家的法律面前。对国家的法律来说,它也正是通过一个人具体纠纷的处理,将国家倡导的价值和行为模式宣示给民众,进而实现有限资源在无限需求中的合理配置。②基于类似的思路,我们把通过诉讼的纠纷解决也看作一种特定的需求,那么在关于诉讼的需求与国家诉讼制度解决纠纷的能力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社会工程”。为了使这个社会工程更好的运转,人们面临着以下课题:其一,将诉讼的需求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如果任由这种需求无限的膨胀,那么无论是多么功能强大的诉讼制度,也不免陷于崩溃。其二,提高国家诉讼制度的纠纷解决能力。其三,将现有的诉讼资源在各种需求中合理的配置,以达到其纠纷解决效益的最大化。
至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诉讼效率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学者和立法者的理性设计所能左右的。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人治国家走向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诉讼的大量增加是不可避免的。虽然目前许多法院都面临着“积案如山”的困扰,但依靠增加接近诉讼的难度来降低诉讼率,并不是明智的选择。众所周知,由于传统以及制度本身的原因,一般中国人仍视诉讼为畏途,除非万不得已,是不愿跨进法院大门的。诉讼的增多或许多多少少反映了人们法制观念的转变;但它更多的反映了社会本身的转型———在这种转型过程中,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传统社区、团体凝聚力减弱,价值观多元化,人的主体意识增强,所有这些,都使得必须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纠纷越来越多。因此,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中,制度设计者应该做的不是压制诉讼,而是对可能演化成诉讼的纠纷进行一定的“疏导”———比如创建各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发挥某些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等等。只有人们发现了更简便、易行的纠纷解决办法,诉讼案件急速增长的趋势才可能得到遏制。
第二、三两个方面是诉讼法学者真正有所作为的领域。如果说国家司法制度纠纷解决机能的状况还与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中的地位以及国家对司法的投入有关———其实在一个具体的国家和一个具体的时期,这两点都是固定的,那么现有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则主要与诉讼制度的设置相关。诉讼法学者应研究这样的问题:在现有的司法资源条件下,如何尽可能地增强诉讼制度解决纠纷的机能;以及如何将这有限的司法资源在各类纠纷中有效的配置,以达到一种纠纷解决效果的“最优化”,即所谓“社会整体正义”的最大化。
对法学家而言,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即通过制度的设计来提高司法制度解决纠纷能力,以便纠纷解决在数量和质量上均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法学家扮演着一种“社会工程学家”的角色,他们应向工程学家那样具有对事物结构的敏感,像工程学家那样具有慎密的思维,能时时留意影响整个工程的每一具体要素的变化。
基于这样的视角,提出纠纷解决类型化的课题应是水到渠成。人类几千年的生产经验告诉我们,对纷繁复杂的工作进行专业化分工,将有利于此项工作更好的完成。在现代社会中,有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区分,并通常在法院设置了专门的庭室,由固定的人员来处理某一类案件。但这还不够。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化对纠纷解决机制的专业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它要求我们在民事案件中做进一步的划分,按照其中各类案件的特点和需要,设置专门的诉讼制度加以处理。
二、 简易、小额案件的类型特征
按照纠纷类型对法院审判程序进行的分类,首先是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两种。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诉讼标的是否涉及实体上的争议,如存在实体争议,属于诉讼程序,反之则属于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相比,非讼程序在对处分权主义、辩论主义、诉讼公开主义的适用等方面有所保留;而一定程度上提倡了职权干预主义、职权探知主义、书面主义等。"复杂的民事案件,依据简单的标准一分为二,非此即彼,未免失之简单。④也就是说,即便是在归入诉讼案件的民事争议中,实际上仍可按实体争议的种类、案件的复杂程度以及涉及案件标的金额的大小,做出进一步的划分。
简易、小额诉讼程序的设计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一般而言,适宜以简易方式审理的案件至少应具有以下三种特点之一。
(一)案情简单,用简易程序足以处理的案件。虽然这个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诉讼,甚至有人已经发出了诉讼爆炸的惊呼,但事实上,并非每一个案件都复杂到了必须用正规的普通程序来审理的程度。比如某些债务纠纷,双方当事人对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任何分歧,原告也能举出确凿有力的证据;某些离婚案件,夫妻双方均同意离婚,只是在财产划分上存在争议,等等。类似的案件在司法实务中有很多。对这些案件,法官用简单的“三段论”逻辑便足以做出判决,完全没有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走完一个又一个冗长的诉讼环节。确有某些案件可以用简单的程序妥善地处理,这是简易、小额诉讼程序得以存在的基本依据。
笔者曾就简易程序的公正价值作论述。⑤从纠纷的类型化解决的角度,可以对此话题作进一步的引申。如果把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目标看作是纠纷解决,那么适当的公正度则是该目的得以实现的条件之一。贝勒斯指出,争执的解决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种是行动上的解决,一种是心理意义上的解决;法院的判决常常是仅仅从行动上解决了争执。⑥"虽然这么说,但一种诉讼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心理上解决纠纷———让即便是败诉的当事人也心悦诚服地接受判决,这是评价其优劣的一个标准。能否做到这一点,与一种程序的公正性有关。而现代诉讼制度的同度烦琐,其基本的理由便是为了使诉讼更公正,以便当事人在一般情况下能够接受判决;惟有如此,法院作为官方的纠纷处理机构,才能长久地维持其权威地位。这种公正不仅是实体上的,同时也是程序上的———而且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从实体上看,只有经过了谨慎的庭前准备、证据调查、庭审辩论,案情才可能弄清楚;从程序上看,由于经过了一个又一个体现着人类理性和当事人程序主体性的程序环节,当事人即便对最后的判决并不认同,通常也无可奈何而只能甘心接受判决。但是,这两个方面的要求,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案情足够复杂。对简单的案件,既没有必要用复杂的程序去查明事实———因为案情本身是简单的;败诉当事人一般也不会因为程序过于简单而觉得自己的程序保障权受到了侵害———因为是非很清楚,“没什么好说的”。如果从“妥当地解决纠纷”这样一个功利化的角度出发,可以说程序公正发挥作用的领域更多地集中在事实很难弄清,仅凭事实说话难以服人的场合。而简单案件不在其中。
(二)虽然情节未必简单,但对简捷、迅速审理有特殊要求的案件。国家设置司法制度,是为了满足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主体化解纠纷,保护自身权利的需要。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要求都应成为程序设置的一个基本理念。而当事人的要求是多样的。虽然普通程序因其程序保障的完备性而成为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的典范,但并非所有案件的当事人都愿意忍受这种程序高昂的诉讼费用和漫长的诉讼周期。事实上,还有某些案件,由于其案件类型的特殊性,过于冗长的诉讼周期成为妥善处理纠纷的大忌。比如,在破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涉及破产财产归属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如果按普通程序处理,可能大大延误破产案件处理的进程;在共同海损案件中,如果不尽快就海损造成的权利义务纠纷作一了断,双方的利益都可能受到损害;在请求抚养费用的案件中,如不尽快审理,被抚养人的基本生活都可能受到威胁。其他如本票价款追索案件,确定股票价格案件等等,都对简单、快速的审判有着超乎寻常的要求。⑦除了这些典型案件外,复杂的社会生活肯定还造就了许多其他要求简速裁判的案件。比如在现实中,当事人涉讼的利益可能是有期限的———即只有在一定的时期内实现,才对其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对这种案件,如果全都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就未必利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
与第一类案件相比,这一类案件的特征是其对简捷审理的特殊要求。但这些案件中也有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要求快速审判的主体不同。某些案件是出于公益的考虑,要求简速判决,比如关于破产财产的纠纷案件;某些案件则是出于双方当事人的要求,比如在共同海损案件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某些案件则是从原告的角度,对简速判决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请求抚养费用的案件。由于这些不同,各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法理基础也有所差别,相应的在程序安排上也可考虑不同的设计。
(三)诉讼金额较小,“不值得”使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以诉讼标的金额为主要标准来界定简易、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这是国外立法的通例。对此可能提出的挑战是:一个诉讼金额对不同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因此以诉讼金额来界定简易、小额程序的适用范围,对穷人有失公平。但正如台湾学者邱联恭所说的,在诉讼上追求权利与在社会上通过交易行使权利是不同的,因为除本案原、被告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或即将利用法院。所以,不能为了某一个案件的审理花费过多的劳力、时间和金钱,从而阻碍了其他案件进入诉讼程序。⑧为此,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均采纳了所谓的“费用相当性原则”,即根据案件金额对纠纷做出分类,分别适用繁简不同的程序,以保持案件重要性与诉讼耗费的基本相当。⑨根据这一原则,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不能将五万元的债务请求分成数次起诉;不能越过法律规定的小额诉讼程序而选择使用普通程序等等。
关于在小额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的理论依据,前文的分析其实上多有涉及。比如,从效益的角度,它是一个司法效益最大化的问题;从公正的角度,它是一个个别公正与整体公正的协调问题。而从纠纷的类型化解决的角度,其更直接的依据是程序设置的费用相当性原则。无论是就司法效益的维护,还是就社会整体公正的维持,都没有理由在数额很小的案件中使用耗费很高的普通程序。
三、 简易、小额纠纷的类型化处理
从纠纷的类型化特征出发,我们归纳了应适用简易程序的三类案件:简单案件、强烈要求快速审判的案件以及小额案件。虽然这三类案件都要求审理以简易、迅速的方式进行,但每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理论依据并不相同。我们说,对案件进行类型化处理,是因为案件本身有应该适用简易程序的正当化理由;既然这些理由不同,在程序的设计方式上自然也应体现出某些差别。
对于第一类案件,即案情简单的案件,应适用法官职权裁量的法理,由法官决定是否使用简易程序。案情是否简单,这必然涉及对一个案件的主观判断问题,而法官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人,应享有此种判断的权力。当然,为使法官的裁量有章可循,不致于过分随意,由立法列举若干类型的简单案件让法官参考,也是必要的。同时,当事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对案情简单与否有着最真切的了解,因此应赋予其提出异议的权利。即对法官认为案件应适用简易程序的判断,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对该意见,法院审查合理的,应裁定对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反之,仍适用简易程序。
对于案情不一定复杂,但却强烈要求简速审理的案件,应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一个民事案件可能涉及三种利益:原告利益、被告利益和公共利益。相应地,要求案件快速审理的主体也就有三种可能。在共同海损案件中,可能是原、被告双方均要求快速审理,对此类案件,法律无须专门规定,只要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程序的权利即可。只要双方当事人一致要求适用简易程序,法院无须审查,即可适用简易程序。因为这里体现了当事人处分权的原理。另外一些案件,可能是出于公益的考虑,必须运用简单、快捷的方式加以处理,比如关于破产财产的纠纷,关于股票价格确认的纠纷等等。在这类案件中,是适用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实际上是一个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衡平问题。为保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可考虑在一定条件下对其中的某些案件强制适用简易程序。还有一类案件,只是原告要求快速审理,被告并没有这种要求,比如要求抚养费用的案件、涉及原告期限利益的案件。在这类案件中,利益的衡平主要发生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给对方选择程序的机会,同时辅以相应的措施,对故意利用普通程序拖延时间的被告施以惩罚。比如,可规定,在这类案件中,原告可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请求,对此请求,如被告无异议则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如提出异议,则适用普通程序;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后被告如果败诉,则要承担原告因此付出的额外损失———比如诉讼费用,期限利益过期带来的损失等。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对被告滥用程序选择权的一种惩罚。
至于因案件涉及金额较小而不值得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由法律规定强制适用简易程序。因为对这类案件而言,采用简易程序是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维护大多数当事人利益的要求。这种要求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应优于当事人的个别程序权利。因此,这已经超出了当事人选择的范围。当事人只能对自己的实体和程序利益做出处分,而无权就国家司法资源的整体配置做出处分。
除了在程序提起方面的差别外,在程序规程上,三类案件也应有所区别。这三类案件中,简易程序的适用只有在小额案件具有绝对的正当性,而在其他两类案件中,都只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因此,可考虑对小额案件与简单案件、强烈要求快速审理的案件安排简易程度不同的程序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小额案件的审理程序应是最简单的,在这里,诉讼资源的节省是主要的制度目标。而对案情简单的案件和强烈要求简速审理的案件,则可安排相对正规的程序,只是在各个程序环节之间的间隔应尽量缩短,同时略去某些不太必要的环节,以便整个程序更紧凑、更省时。这是因为,这两类案件或者诉讼标的较大,或者案情并不复杂,都有给当事人相对完善的程序保障的必要。在立法上,这类程序可以是对普通程序的适当简化,而未必非要设置专门的特殊程序。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分析只是初步的。这种分析的目的主要是为简易程序的适用提供一种理论上的依据———这种依据的立足点便是纠纷的类型化处理。至于类型化到什么程度,那又涉及到由具体国情决定的制度设计的可行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合理性的问题。


注释:①转引自[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②小岛武司提出的“整体正义”的概念颇具启发意义。小岛武司指出:“社会各个角落是否都能达到适当的救济,正义的总量———也称整体正义,是否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标准,这才是衡量一国司法水准高低的真正尺度。”&日
③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1页。
④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31页。
⑤章武生:《民事简易程序中的公正与效率》,《诉讼法学研究》第!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282页。
⑥前引[美]贝勒斯 《法律的原则》张文显译,第21-22页
⑦这里列举的几类典型案件,参考'台(邱联恭:《程序制度机能论》,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83-87页。
⑧台邱联恭:《司法现代化与程序法》,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277-288页。
⑨台邱联恭:《司法现代化与程序法》,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319-321页。这里所说的“费用”,应该是指诉讼中的资源耗费,而不单指应由当事人负担的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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