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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据制度中的程序保障问题


发布时间:2004年5月18日 蔡虹 点击次数:2951

[关键词]:

我国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其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几个司法解释,对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有关证据制度的改革成果进行了肯定并不断地加以完善,十分清晰地反映了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弱化法院调查取证职权的思路,顺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方向。然而司法实践表明,这种改革不仅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其在实施过程中也被大大打了折扣。主要表现在:第一,立法过于粗陋,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由此直接导致了当事人的举证范围与法院收集调查证据范围界域不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在1992年、1998年通过的有关司法解释虽然对《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划出了明确的范围,但每一次都保留了“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这一极富弹性的规定,因而法院至今仍可以此为据依职权收集和调查证据。在这个问题上法院拥有如此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就难以从制度角度重新整合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难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第二,立法虽然规定了举证责任的分担原则以及举证与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等一般性规范,但缺乏切实可行的程序保障。突出地表现在,法律明确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但当事人为了取证而需要收集证据时,他是否有权收集?他能够以什么方式、依照何种程序去收集?当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占有证据而又拒不交出时,他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获取证据?当事人收集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似乎“并不是当事人的权利,而变成当事人对法官的义务。”[1]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当事人因没有依法取证的途径和手段,明知有某一证据却收集不上来,从而导致败诉。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所追求的公正与效益的价值目标,就是如此公然地被损害了。第三,现有法律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变形、走样,在许多地方与改革前没有两样,甚至更糟。有的法院对于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应当由法院收集调查的证据,却以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为理由,堂而皇之地拒绝收集。这既是一个司法问题,也可以说是立法不完善所致。由此,造成了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不举证会败诉,而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不举证法院将会依职权收集调查证据,提出主张的当事人不会因此败诉的局面,诉讼的结果因而变得很不确定,因人而异、因案而异的情况时有所见,这损害了法律制度的公正性、严肃性和确定性。

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其核心是要重新整合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保障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由当事人确定审理对象,使其能够利用诉讼程序充分提出自己的主张及证据,而法官则致力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依据证据和法律居中作出裁判,从而建立公正并且富有效益的民事诉讼制度。

显然,上述状况与改革的目标是不相符合的,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和克服。但在立法粗陋、缺乏程序保障和法官不严格执法这三者之间,笔者以为加强程序保障是至关重要的。有关立法粗陋及其完善的方案,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2]这对于建立和完善诸如举证责任、证明规则、证明标准、质证以及证据的审查判断程序等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而法官不严格执法则需要从根本上通过完善立法,加强程序保障来解决。指望法官均为“圣贤”以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实现,本身就是缺乏程序保障的表现,因为法官是个性化的,而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则具有普遍性,因此“由具体的法官保障,不如由法律程序来保障”。[3]当然,强调程序保障并非意味着可以或者应当孤立地进行变革工作,程序保障首先应当从立法上加以解决,并且需要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官的具体工作实践来落实,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加强程序保障而不是仅仅限于完善各项具体规则,应当成为完善我国证据制度的关键。

加强程序保障,从指导思想上说要从根本上调整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当事人的诉权是基础和前提,法院的审判权是为当事人行使诉权的需要而配置、启动和运作的,审判权的行使应当以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充分行使为宗旨,这是市场经济对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因为“只有权利到位,市场经济才能到位”,[4]在诉讼中,这种权利是需要通过制度和审判权的行使来保证的,而这一点在证据制度中恰好是最为欠缺的。必须改变国家本位观念以及法院(法官)行政化、院(庭)长首长化的传统意识,审判权具体化为诉讼权利与诉讼义务,其性质本身就决定了法院的职权与职责必须挂起钩来。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应当从法律上、制度上重点解决下列问题:第一,应当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完全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法院只有在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证据时,依当事人的申请而不是依职权收集调查证据。当事人举证不能则败诉,无疑是最符合举证责任机制的内在原理的,但鉴于有些证据(如银行存款、人事房屋档案等)确因客观原因当事人无法收集,出于对当事人权利及举证责任制度的切实保障,法律应明确规定哪些证据属于“因客观原因当事人无法收集的证据”而由法院收集。法院与当事人在获取证据问题上的相互关系并非分工关系或“相结合”的关系,而是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

第二,与建立完全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相适应,必须赋予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享有收集证据的权利、手段和合法的途径;否则,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当事人收集证据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有效性产生怀疑。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可能成为导致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的一大障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解决。现代民事诉讼是双方当事人的公平论战,“要想进行公平的论战,必须使双方当事人都持有充分的证据”,⑤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必要的证据,是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的必要手段。为此,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法几乎都采取不同方式赋予当事人相应的收集调查证据以及了解有关案件信息的权利与手段,并且在程序上、制度上予以保障。例如,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为双方当事人收集证据提供了多种选择手段,当事人有权依法要求对方以及其他人提交他们掌握的证据。修改后的《日本民事诉讼法》也加强了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总之,力求保障双方当事人在获得足够证据的条件下进入法庭审理阶段,无疑既符合民主、公正原则,又符合诉讼效益原则。笔者以为,我国将来修订《民事诉讼法》应当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建立一个审前的准备程序,集中解决双方当事人如何通过诉讼程序获取必要证据的问题。

第三,对于需要由法院收集调查的证据,应建立当事人申请、法院审查并作出决定以及当事人异议的制度。当事人认为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的证据,自己因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收集的,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对申请要及时审查,确属应由自己收集的证据,应当及时收集,如果该证据不属于法院收集调查证据的范围,则应驳回当事人的申请,当事人不服,可以提出异议一次。这样既充分保障了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又促使法院慎重对待这一问题,从而使当事人提供证据与法院收集证据的关系得到较好的协调。

第四,通过制度加强程序保障。程序保障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制度的设置应当健全,二是要求承办案件的法官要严格依法办案,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行使权利并与一定的法律责任相联系。二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从制度的设置方面来说,除了应完善立法对于各项具体规则的规定外,尤其应当增加一些保障性的制度。目前,对于当事人来讲,不能承担举证责任,他会面临败诉;而法院在应当收集并且能够收集证据时不去收集,制度上却没有任何制约。笔者建议在这种情况下,败诉人如提出上诉,第二审法院一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对于承办案件的法官,则可对其实行违法责任追究制。在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中,加强程序保障须与其他问题综合考虑,并置于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宏观背景下,与整个制度的改革及完善同步进行。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
[1]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蔡虹,中南政法学院副教授。
[2] 参见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赵钢:《正确处理民事经济审判中的十大关系》,《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齐树洁等:《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证据制度的完善》,《诉讼法论丛》1998年第2卷。
[3] 张晋红:《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4] 转引自汤维建:《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展望》(上),《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
[5] 叶自强:《民事诉讼观念的转变及其实现机制》,《法律科学》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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