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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寿保险合同之自杀条款研究


以200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保险法》第44条为分析对象
发布时间:2010年6月1日 樊启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点击次数:7912

[摘 要]:
自杀条款之创制,调和了关于“自杀之可保性”命题的理论冲突,超越了危险共同体中团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对立,堪称20世纪初人寿保险法制史上的伟大法律革命。自杀免责期间之制度设计,旨在排除被保险人“缔约之际”已具备的以取得保险金为目的之自杀风险,借此切断“自杀”与“保险金”之关联、稀释被保险人自杀之意念、达成举证责任之转换。当人寿保险契约复效时,自杀免责期间不宜重新起算。作为保险人免责事由之自杀概念,重在考量被保险人自杀时主观故意。自杀作为一种法律事实,其构成要件当以被保险人自杀时“意思能力”而非“行为能力”之有无为判断标准。
[关键词]:
人寿保险合同  自杀条款  自杀免责期间  复效条款

人寿保险以被保险人之生死为保险事故,自杀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如何规范“被保险人自杀死亡”与“保险人给付义务”的关系,是各国人寿保险合同立法中不可或缺的命题。晚近以降,各国人寿保险立法无不以“自杀条款”规范两者之关系:从保险单签发之日起算,两年时间内被保险人自杀身亡,保险人可以免责;满两年后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应当给付保险金。[1]在我国,早在1995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之初,就已移植前述“自杀条款”;并于2009年第二次修订《保险法》时,在内容上作了重大修改。毋庸讳言,由于保险制度之于国人为“舶来品”,我国人寿保险法的理论研究较晚,人们对被保险人自杀条款之法理大多食而未化,在解释论上至今仍有诸多讹传或误识;同时,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笼统、简单,法律适用上亦是歧见迭出。有鉴于此,笔者拟针对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44条关于“自杀条款”规定的修改,尝试运用比较法学以及法解释学等方法,对被保险人自杀条款的几个核心问题作较为深入的探讨,以期澄清理论上的讹误、导正《保险法》相关规定的适用。

一、自杀条款之理论基础的形成:以“自杀之可保性”的学说演进为考察重点

纵观人寿保险法制史,自杀条款并非与人寿保险相伴而生。在人寿保险诞生后的18-19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自杀条款毫无踪迹可寻;只是到了20世纪初,自杀条款才由美国法院通过一系列保险判例所创制。究其原由,乃与对“自杀之可保性”的认知及其学说直接关联;而在保险法上关于自杀是否可保的观念及其理论,又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从法制史的角度对其理论演进过程进行梳理,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理解自杀条款之法理精髓。

1、18世纪之“犯罪说”。人寿保险制度于17世纪末叶诞生于英国,并相继传到欧美诸国。在随后的整个18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保险立法、判例及学说均认为自杀不具有可保性;其理论上所持之依据,是受“自杀即为犯罪”观念的制约。详言之,18世纪欧洲的宗教、伦理观普遍将自杀问题“泛道德化”,“自杀即为犯罪”的观念盛行。受此观念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欧洲,大多数国家均相继颁行禁止自杀法,不仅宣布自杀为犯罪行为,而且规定了对自杀者尊严的冒渎、财产的没收等诸多刑罚。其中,最为严厉乃至残忍的刑罚是,自杀者的尸体须受木桩戳刺之刑,自杀未遂者须送上绞刑台。[2]总之,在18世纪,欧洲社会普遍笼罩在“自杀即为犯罪”之观念迷雾中,加之保险法上的公共政策又要求“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3]由此,从历史到逻辑的结论必然是:被保险人自杀所致之死亡完全被排除在人寿保险的“可保风险”之外,保险人因此而得以绝对地免责。一言以蔽之,“在自杀属犯罪的时代,如一个人自杀,他的保险合同将不能强制执行”。[4]

2、19世纪之“技术说”。进入19世纪之后,尽管在人寿保险的外部法制环境上,随着古典刑法理论对“自杀之可罚性”的否定, [5]欧洲多数国家陆续废除禁止自杀法, [6]“自杀即为犯罪”观念的影响被逐步肃清。但是,保险法学说上关于自杀之可保性的认知,随之又陷入所谓“危险之偶发性”理论的泥潭中。详言之,保险的经营是以大数法则为技术基础来测定危险发生率并据以确定保险费率的,而大数法则是以事件的随机发生为基础的,随机事件是指意外的而非故意造成的损失;如果大量故意的或者非随机性的损失发生,那么对未来的预测就会高度不准确;如果故意造成的损失得到赔偿,那么道德危险就会显著增加,保险费也会随之上涨;保险费的显著上涨将会导致更少的人购买保险,从而使保险人没有足够的危险单位来预测未来的损失。因此,保险技术性要求保险事故系由偶然性事件所导致并且在被保险人控制范围之外。从保险之技术性要求而论,因为被保险人基于自己之意思自主决定自杀,本质上乃以故意行为促成保险事故发生,此危险发生率在技术上具有不可测定性,故自杀不具“可保性”,保险人因此也得以绝对地免责。[7]

3、20世纪上半叶之“目的说”。大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学者率先对上述“自杀在保险技术性上不可测定”的理论提出了强烈批评。有学者从人寿保险经营实务中发现,自杀所造成的死亡,实质上一直被纳入死亡率的统计中。既然根据死亡率计算的保险费率已经包含了自杀导致的死亡因素,那么对自杀所致的死亡给付就不会影响保险业的风险精算。因此,所谓“自杀在保险技术性上不可测定”之“神话”不攻自破,美国的人寿保险公司也因此被谴责为“不道德”与“不诚实”地营业,为社会舆论所诟病。[8]有美国学者指出:“完全排除自杀来保护保险公司也没有必要。自杀是组成死亡率的原因之一,同时也编列于生命表中供计算保险费之用。”[9]易言之,既然自杀本身并不影响保险人对危险的测定与保险费率的确定,那么保险人就应当对自杀所致之死亡给付保险金。基于上述认识,有学者进一步批评指出:“人寿保险是一种以保障经济生活为目的的组织制度,具有安定被保险人遗属生活的社会功能;然而,曾有一段时间,人寿保险契约完全排除自杀的风险。非常不幸的是,这与购买保险的目的———保护受扶养家属———相违背。自公共政策的立场,社会并不希望在被保险人死亡时遗留缺乏生活保障的受扶养家属,而这正是人寿保险契约的基本目的”。[10]简言之,从安定被保险人遗属生活之公共政策的角度而言,自杀之可保性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4、20世纪下半叶之“调和说”。上述学说的演进表明,晚近以降关于对被保险人自杀之可保性的认识,存在“技术说”与“目的说”两种相互冲突的理论。上述两种理论所采之立场及观点,彼此对立,自成其理。上述冲突及其论争,引起了美国法院的高度重视,它试图在保险判例中对两种冲突的理论进行调和。在经过一系列保险判例的尝试后,美国法院终于在“里特诉美国人寿保险公司(Ritter v. Mutual Life In-surance U.S)案”中找到了“折中点”。该案判决认为:自杀应否除外,应以被保险人缔约时是否即有自杀之意思为断;被保险人于缔约之时,即已蓄意自杀或以谋取保险金给付者应属诈欺,保险人得据以免责;缔约后始萌生自杀之念者仍应由保险人承担,但鉴于被保险人于缔约时是否已萌自杀之意念,实不易判断,因此,法律或保险单得规定自杀发生于保险契约生效经过一定期间后,始在承保范围内,以示抑制。[11]上述美国法院保险判例所持之观点,被视为“自杀条款”的思想渊源,随后为美国保险业者所接受,并据此创制人寿保险合同之自杀条款研究———以200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保险法》第44条为分析对象了现代保险法理上的自杀条款。由此可见,自杀条款的创制是“两种理论冲突之后的折中结果。” [12]自杀条款将调和两种理论的“折中点”置于“自杀免责期间”,有“自杀条款理论之‘集大成者’”之誉的美国学者约瑟夫•B.麦克林教授指出:“以前判决认为,自杀所致的危险大概可以一律列为免责;然而,并没有理由将所有自杀列为免责。完全排除这一危险的话,可能使人寿保险的价值大为降低,被扶养者将遭受更大痛苦。自杀条款的目的在于使公司不致因蓄意自杀以后投保的类似诈欺的行为而损失。为此,只需设定一两年的短暂免责期间就够了。现时有将自杀不列入保障的期间由一年延长为两年的趋势”。[13]

综上所述,在人寿保险立法史上,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末将近二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对被保险人自杀死亡的可保性之认识,要么是受制于外部法制观念的约束,要么是拘泥于保险法的固有观念,长期沉溺于“自杀不可保”的迷局之中。受此观念的支配,因此一直没有形成自杀条款的法理及制度。直到20世纪初期,随着“保护受抚或扶养之遗属”之现代思想的提出,睿智的美国法官凭借其高超的裁判技术,才在两种冲突的理论与重叠的利益之间找到“折中点”———自杀免责期间制度。以利益衡平分析方法观察,自杀条款之创设,意味着危险共同体中全体被保险人的团体利益向个体利益的妥协。诚如美国学者所言:“自杀免责条款意味着利益冲突双方的一种妥协。一方面,必须考虑到作为一个团体的全部投保人的最大利益。如果保险公司无法阻止某人通过自杀来为其亲属获取寿险给付,那么其他投保人就必须负担高额的寿险成本。另一方面,对于被保险人亲属而言,因被保险人自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因其他方式的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同样多的。人寿保险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因被保险人死亡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以上所述的保单条款充分防止了那些企图使其亲属从其自杀中获益的行为。很少有人会在自杀前故意等待两年,以便申请寿险保单。因此,如果在保单签发两年或者更多年后被保险人自杀身亡,那么,自杀免责条款同时也就保护了受益人的权益。”[14]可以说,自杀条款之创制,堪称20世纪初期人寿保险立法史上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与法律变革。

二、设置自杀免责期间规范之目的及其实现机理:以“目的论”为解释视角

考察自杀条款的立法构造,其核心在于自杀免责期间的设置。那么,设置自杀免责期间规范的目的何在?我国保险法学界对此鲜有涉及,值得深究。笔者认为,设置自杀免责期间规范的目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防范被保险人于“缔约时”即已具有之自杀风险,避免保险制度遭受不当利用。设立自杀条款之本旨,并非如传统人寿保险一般,是为了将“所有的自杀风险”完全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而仅仅只是为了防堵被保险人于“缔约时”即已具有的以取得保险金为目的之自杀风险。换言之,在理论上,自杀条款将被保险人自杀之情形,依据其“自杀意念产生的时间”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缔约时”即已具备以取得保险金而自杀的风险,学理上称其为“旧念”;“缔约后”始萌生的以取得保险金而自杀的风险,学理上称其为“新念”。法律对两者在效果上的评价是有差异的:就“旧念”而言,被保险人蓄意或预谋自杀,既然起意于订约之初,应视其有诈欺保险人之故意,法律自难对其予以保护;就“新念”而言,被保险人自杀既然起意于契约存续之中,本意上并无诈欺保险人之故意,法律可以对其予以保护。

2、达成举证责任之转换,简化法律关系。被保险人在订约时有无自杀故意,此深藏于被保险人的内心,保险人无法证明。为避免事后对自杀的原因和动机等主观事实举证之窘困,在立法技术上采用“自杀免责期间”之限制。若被保险人于“自杀免责期间”届满前自杀的,当然推定被保险人有滥用保险、诈取保险金之意图,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主观上的自杀意图无须负举证责任,即可据此主张免责。相应的,如被保险人在“自杀免责期间”届满后自杀的,则不论被保险人是基于订约时之“旧念”还是订约以后之“新念”,保险人皆应负给付保险金之责,保险人不得另行举证证明被保险人之自杀有诈取保险金之意图而主张免责。其理由正如英美法系国家保险法判例的解释:“如果被保险人在此期间内没有自杀,那么被保险人为了获取保险金而自杀的动机不成立。过了此期间后,自杀成为死亡的一个正常原因,可列入承保范围之内,这时,自杀成为所有人都可能遭遇的一种生命危险”。[15]由此可见,自杀免责期间制度将合同缔结之后一定期间内的所有自杀行为一律预先排除在保险人的承保范围之外,不仅回避了主观事实举证问题,而且通过免责期间的设置使得划一简便的处理方式成为可能,法律关系由此变得十分明确,从而达到了举证责任转换的目的。

3、切断“自杀”与“保险金”之关联,淡化被保险人之自杀意念。自杀免责期间之设置,还旨在切断“被保险人行为”与“诈取保险金图利受益人”两者间之关联性。[16]有学者指出:“为了避免被保险人于具有自杀之意图时,专为贪图保险金而投保人寿保险,故保险法设有‘两年缓冲期限制’之规定,图希冀此缓冲期,改变被保险人自杀意图。而若保险契约订立超过两年后被保险人故意自杀,则不论是基于订约时之执意或新意之念,保险人皆应负保险理赔之责。由此可知,保险法上故意自杀规定中‘缓冲期限’之立法目的,仅在于防堵被保险人订约时之‘以命换钱’意图。” [17]如此设置是基于以下考虑:即使缔结生命保险合同的目的在于通过自杀取得保险金,该动机很难经过长时期后依然存续,一定期间经过后的自杀与合同缔结动机之间的联系不紧密,事后对自杀的动机及原因也难以解释。因此,对于一定期间内的自杀,无论其动机与目的如何,法律规定保险人一律得以免责。如此规定,一方面可以避免人寿保险合同被不正当目的所利用,另一方面使保险人免受逆向选择或者道德危险之害。由此观之,自杀免责期间制度在功能上为一种“缓冲期间”,以稀释被保险人缔约时的自杀动机、淡化其自杀意念。

4、宽恕被保险人执意自杀之行为,安定被保险人遗属之生活。法律本应将被保险人之自杀作为“除外不可保事项”,但对于被保险人在一定期间届满后的自杀,无论是订约以前既成的自杀意念,还是订约以后所生新的自杀意念,基于诸多因素之考量,均应作某种程度之“缓和”。[18]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形:首先,就订约前既成的自杀意念情形而言,在通常情形下,被保险人订约以前就已萌生的自杀意念,在自杀免责期经过后,仍然“执意”实施,其意志之坚,必有万不得已之苦衷,理应得到社会宽恕。其次,就订约后新生的自杀意念情形而言,被保险人在自杀免责期经过之后,何以会萌生新的自杀意念并付诸实施呢?就其原因而论,大多是因为投保后的情势变更所引发,诸如生活上的经济问题、生理上的疾病苦难等,值得社会同情;就其动机而论,大多虑及其遗属的生活保障,不惜通过自杀而“以命换钱”以利于受益人,因此从保障其遗属经济生活的角度来看,即使该自杀的主要动机在于取得保险金,但也存在着可以被社会宽恕的因素,很难说此种情形下的保险金给付违反了公序良俗。此外,在人寿保险合同缔结几年或者十几年后,若保险人仍以被保险人以取得保险金为目的而自杀为由而得以免责,此类制度安排对被保险人而言过于苛刻,有失妥当。[19]诚如有学者所言:“因好生恶死,本为人之常情,被保险人之蓄意自杀,多系一时冲动,此种意念,绝非历久不变,经历两年之久,必因时间冲淡或景物变迁,而打消自杀意念,若自订约两年之后,仍能贯彻始终,遂其自杀之‘壮志’,足见其必有非死不可之苦衷,而且事实上蓄意两年然后自杀亦属绝无而仅有之事,因此保险法允许该自杀约款发生效力,在此情况,保险人仍须给付保险金。再者,人之将死,其‘念’也善,假借保险契约图利其受益人,以达其遗爱人间之目的,亦非绝无可能之事”。[20]

此外,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法律设置“两年自杀免责期间”的依据为何?是否妥当?笔者以为,“两年自杀免责期间”的设置,是建立在以下“经验事实”基础上的: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而时间是冲淡人们自杀意念的一剂良药。对上述理论假设,陈顾远教授曾作了精辟地阐释:“依心理学家研究之所得,常人心理决非历久不变,而蓄意自杀之决心更不能维持于恒久,则从时间之经过中,即可判断被保险人于订约时蓄意自杀之决心仍否存在”。[21]换言之,如果被保险人缔结人寿保险契约之目的是实施其自杀计划,那么在一定期间(如两年)内没有实施,以后自杀之可能性则相当微弱。至于在立法上自杀免责期间究竟规定多长为宜,则取决于立法者在对本国或者本地区的社会风俗、宗教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仍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所作的具体判断。不过,多数国家或者地区采美国之立法例,将自杀免责期间具体设置为1-2年。其所持之理由,按美国学者的解释,即“一年或两年的期限的依据是,如果投保人的自杀计划是购买寿险保单的动机的话,自杀计划在一年或两年后一般也会被取消”。[22]同时,“规定两年的限制是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考虑自杀的个人不可能在采取行动两年之前购买巨额保险。而且,两年之后取消自杀条款将足以为受益人的清白带来麻烦”。[23]总之,自杀免责期间制度之所以成立,是以如下事实判断作为其基本理论假设的:“一般认为极少有被保险人能在一至两年前就产生自杀的动机并果真在一至两年后实施这种行为”。[24]

三、复效条款与自杀条款关系之厘清:复效时自杀免责期间应否重新起算

在一般情形下,自杀免责期间之起算始于保险合同成立之时,但当人寿保险契约复效时,其自杀免责期间是否将从复效之日起重新开始起算呢?对此问题,《保险法》第66条第2款未作明文规定。但是,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44条则增补了所谓“从复效之日起重新开始起算”之规定:“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满2年后,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揆其理由,可能是顾及我国人寿保险实务的需要。因为在我国保险实务中,长期以来各保险公司拟订的人身保险条款中,大多规定“从复效之日起重新开始起算”的条款。[25]上述修订是否妥当,须结合复效条款之性质与自杀免责期间之规范目的等方面作审慎考量。

1、从复效条款的性质而论。复效条款是立法者顾及人寿保险契约之长期性特质以及分期交付保险费等因素所作的特殊制度安排。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36条规定:“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自保险人催告之日起超过30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或者超过约定的期限60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中止。”第37条规定:“合同效力依照本法第36条规定中止的,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并达成协议,在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后,合同效力恢复。”

关于复效条款之法律性质,保险法学理论上有所谓“新契约说”与“原契约说”之争:前者认为人寿保险契约之复效,在性质上应当解释为缔结“与停效前之同一契约内容”的新契约;后者认为保险契约之复效乃原契约之延续,而非属新契约之订立,原保险契约所存在之除外责任、无效、失效或者解除等原因造成的瑕疵,在保险契约恢复后保险人仍得主张。[26]笔者以为,相比较而言,复效条款之性质宜采“原契约说”为妥。因为从复效条款之法理而论,人寿保险契约因欠交保险费以致停效时,契约之效力仅为“暂时停止”,即为“中止”而非“终止”,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36条及第37条所采之“合同效力中止”一语即已揭明其意旨;当投保人办理申请恢复效力手续,并交清所欠保险费及其利息后,契约自该时起恢复其效力中止前之状态,原停效期间计入保险期间,保险期间视为未中断,使契约发生与原契约效力中止前相同之效果,并非重新订立所谓“新契约”。

就自杀免责期间之计算与复效条款之关联问题而论,其中争议最多的问题在于:人寿保险契约复效时自杀免责期间是否无须重新起算?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多数国家或地区之立法采“否定性”的立法例,仅有《意大利民法典》、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与我国台湾地区所谓“保险法”等持“肯定主义”立场。[27]揆诸“肯定主义”立法例所采之立法理由,大概是“旨在于预防被保险人于保险契约停效期间,萌生自杀短念,乃于交清积欠之保险费及其他费用使保险契约恢复效力后,进一步采取自杀行为,其结果不但造成被保险人之逆选择,而且保险制度反成为其自杀行为之催化剂,殊非保险之宗旨。” [28]若单纯从预防被保险人在复效后为获取保险金以利受益人而自杀之角度而言,上述理由并非毫无道理。但是,既然人寿保险契约之复效在性质上为原契约之延伸而非新契约之缔结,那么,就自杀免责期间之计算与复效条款之关联问题而论,合乎逻辑的理论推理应当是“人寿契约复效时自杀免责期间不需重新起算”;否则,相反之推论势必与复效为原契约效力之延伸的本质不符。

2、从设置自杀免责期间规范制度目的而论。前述已及,保险法上通过设置自杀免责期间制度以构造一个“时间上之缓冲机制”,其立法目的仅在于防堵被保险人“订约时”即以存在的“以命换钱”之自杀意图;至于契约在存续已超过缓冲期限的,纵使被保险人自杀,保险人依然必须负保险金给付之责。依此而论,人寿保险契约复效之性质,既然属于原契约效力之恢复而非新契约之订立,那么,即使被保险人复效之目的在于以自杀图保险金,仍属订约后之“新念”,而非订约时之“旧念”,此种情形不应包括在自杀免责期间之立法规范范围内。再者,立法技术上既已利用“两年缓冲期限”之设计,以减轻保险人之举证责任,从而使被保险人在两年期限届满后之自杀,不论是基于订约时之“旧念”还是订约后之“新念”,保险人均不得再行举证以拒付保险金。因此,所谓“人寿保险契约复效时自杀免责期间须重新起算”之论断,与设置自杀免责期间制度规范之目的,在逻辑上显有冲突之处;若采所谓“人寿契约复效时自杀免责期间须重新起算”之立法政策,则势必与设置自杀免责期间制度规范之意旨有违。[29]

综上所述,所谓“人寿契约复效时自杀免责期间须重新起算”之立法政策,不仅与复效为原契约效力之延伸的本质不符,而且与设置自杀免责期间制度规范之本旨有违,实不足采。正如美国学者所言:“若保单包含自杀免责条款,则当保单复效时,其自杀免责期将不会从复效之日起重新起算。大多数法院得出此结论,其原因主要是认为复效并未形成新保单,而仅仅是使原保单重新生效,可以等同于自原保单签发日起一直生效至现在,并将继续生效。即使在认为复效形成新保单的法院,也认为保单的自杀免责期间,应从原保单签发日起算,而非从复效日起算。这已成为应当遵循的一般规则。” [30]由是观之,前述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44条所采“复效时自杀免责期间重新起算”之政策,实乃过于顾及保险业者经营上的便利,而对被保险人失之过严,对保险人又失之过宽,应当予以删除。

四、保险法上自杀构成要件之解构:以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44条为解释对象

自杀虽然是古今中外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但自杀一词在很长时期内并无一个共同认可的定义。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曾指出:“由于自杀一词在交谈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提到,所以人们可能以为,这个词的意义已是人人皆知,家喻户晓,给它下定义是多此一举。但是,实际上,日常语言中的词,就像这些词所表达的概念一样,始终是模棱两可的;学者们如果按照他们所接受的惯用法来使用这些词,而不给这些词另作详细说明,就可能陷于最严重的混乱。” [31]直到埃米尔•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作出“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 [32]的判断后,始形成共同认可的关于自杀的定义。依此定义,从法律意义而言,自杀系指行为人在认识且能了解自杀行为的意义及效果的情形下,仍自愿且自主地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促使死亡结果发生,以达成自我毁灭之目的。

在保险法上,对自杀概念应当从作为保险人法定免责事由的意义上来评价。依保险法理而言,所谓保险人的免责事由,本质上是指保险制度所不欲承保之风险;从维护保险制度的本质出发,立法者对免责事由之考量只重于被保险人故意所引发的保险事故。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27条第2款有关“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之规定,即揭明其意旨。依此而论,作为保险人法定免责意义上的自杀概念,所应着重考量之关键当属被保险人自杀时在主观上的“故意”,诚如有学者所言:“关于被保险人之自杀,如若任许保险人免除支付金额之责任,而自杀者是否出于故意,在所不问,则对被保险人失之过酷,而对于保险人又失之过宽。故自杀当限定以‘故意’为范围”。[33]有疑问的是,在保险立法上是否应在自杀一词之前,冠以故意一词以示修饰与限定?对此问题,我国保险法理论与实务上素有争议,主要有“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观点。其中,持“肯定论”者主张,《保险法》第66条有关“被保险人自杀”一语,含义过于宽泛,应当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所谓“保险法”第109条第1款之规定, [34]将之修改为“被保险人‘故意’自杀”。[35]笔者以为,上述主张及建议并非妥当,因为从逻辑角度而言,自杀系行为人在本质上出于自由且自主之意愿状态下所为的一种事实行为,因此“自杀”一词本身就内含有“故意”要素;以“故意”限定“自杀”,在逻辑上当为同义语反复,实属多余。对此,有学者批评道:“自杀系指基于意愿断绝自己生命之行为,本属故意之行为,本法之规定,却将‘故意’与‘自杀’并列,甚易误导‘过失自杀’之观念,来日修法之时,似应将‘故意’二字删除”。[36]由是观之,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44条所采立法例,殊值肯定。

作为保险人免责事由意义上的自杀,系指被保险人在具备自由意思决定能力情形下所导致自己死亡之行为,不包含缺乏自由意识决定能力者导致自己死亡之情况。对于被保险人是否具备“自由意思决定能力”的判断标准,《保险法》未作明文规定,致使实务中观点纷呈。[37]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增补“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之“但书规定”,以杜绝争议。但是,依据被保险人的行为能力来判断被保险人自杀时是否具备自由意思决定能力这一做法是否妥当,殊值商榷。因为依民法原理,“所谓意思能力,是指能判断自己行为的结果的精神性能力,包含正常的认识力与预期力”。[38]相对而言,“行为能力指法律行为能力而言,即得以独自的意思表示,使其行为发生法律上效果的资格……行为能力须以行为人具有对于事务有正常识别及能预见其行为可能发生如何效果的能力(意思能力、识别能力)为前提。然而,对各个人的行为是否赋予法律上的效果,如必于个案逐一审查,以决定其行为能力的有无,事实上殆不可能,且易滋争议,对当事人不利,非保护交易安全之道,故举世各国多采类型化或阶段化的行为能力制度。类型化的行为能力制度,系以年龄为基础而区别行为能力之有无及其范围。盖人的思虑智慧因年龄而异,与年俱进,可作为判断意思能力是否健全的标准。” [39]但是,因人寿保险之被保险人的“自杀行为”在性质上属于一种“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故以行为能力之一般抽象标准而为判断,并不妥当。在司法裁判上,应逐一审视被保险人于自杀之时是否具有意思能力而为判断。也就是说,即使被保险人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若自杀时已具有意思能力,也应符合保险法上自杀之概念;相应的,即使被保险人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若自杀时不具有意思能力,仍然不属于自杀行为。总之,保险法上自杀的构成要件之一,须是被保险人具有意思能力。民法上有关行为能力之一般抽象标准,在保险法领域中无法适用。

综上所述,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44条所谓之“自杀”在本质上是基于被保险人自主且自愿的意思自由状况下所为的一种事实行为,不包含缺乏自由意思决定能力者导致自己死亡之情况。由此可见,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有关增补“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之规定,并不妥当。笔者建议,我国未来修法时应借鉴《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69条之立法例, [40]对《保险法》修订如下:“若其行为出于病理失常状态,以致不能自由决定其意思时,保险人仍须负责”。

五、结语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自杀一直是人生中最为严肃、沉重的话题。自人寿保险制度诞生以来,如何处理被保险人自杀死亡与保险人给付责任之关系,保险立法、理论及其判例很长时期内纠结于维护社会公序良俗之公益与保护保险金受益人请求权之私益的冲突中,陷入了非此即彼的逻辑误区而不能自拔。“自杀条款”之创设,从利益平衡的视角出发,主张在排除被保险人滥用保险后,被保险人自杀身亡的,保险人仍应承担给付之责,以服务于“保护受扶(扶)养之遗属”的缔约目的。这不仅在社会公序良俗之公益的维护与保险受益人之私益的保护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而且也消除了人寿保险是否会沦为“鼓励自杀之帮凶”甚至“杀人之工具”的疑虑,堪称人寿保险立法史上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保险法》虽自1995年制定之初就已确立了被保险人自杀条款,但不仅相关规定简单粗糙,而且十余年来有关保险法理论解释亦未揭示其精义,使得保险法实务上争议不断;其间相关司法解释亦是“治丝而棼”,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之相关规定仍显过于偏向于保险经营者之立场。因此,笔者在此作番探讨,期能引起保险法理论和实务界对自杀条款研究之重视,以期对《保险法》之完善有所助益。

 

注释:
[1]从法制史的角度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保险立法规定,自杀免责期间一般规定为2-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保险立法,则将此期间缩短为1-2年。目前,多数国家或者地区的保险立法均规定免责期间为2年;仅少数国家或者地区的保险立法规定的免责期间为1年,如日本及我国澳门地区。
[2]参见袁美范:《保险犯罪事件》(下册),台湾广场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08页。
[3]Ivamy,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 2th.ed , London Butter Worth, 1970, p.228.
[4] [6]参见[英]Malcolm A. Clarke:《保险合同法》,何美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3页。
[5]例如,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自杀看来是一种不能接受真正意义上的刑罚的犯罪,因为,对自杀者的刑罚只能落在一些无辜者身上,或落在一具冰冷的失去感觉的尸体上。如果说后一种情况就像鞭笞一尊塑像一样,对活人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前一种情况就是非正义的和暴虐的……自杀毕竟不是针对他人的犯罪,而且对它的刑罚不是落在罪犯身上,而是落在其家庭成员身上”。[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88-90页。
[7]参见[美]乔治•E.瑞达:《风险管理与保险原理》,申曙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8] [9] [10]参见[美]肯尼思•布莱克、哈罗德•斯基珀:《人寿保险》(上册)第12版,洪志忠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第154页,第150-151页。
[11]See Payk J, Harriton, The Presumption against Suicide———Is It Presumptions?, AM. Council of Lifeins., Legal Sec. Proceeding,Nov. 1983, pp.279-280.
[12] [24]参见[美]特瑞斯•普雷切特等:《风险管理与保险》,孙祁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13] [美]约瑟夫•B.麦克林:《人寿保险学通论》,台湾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42页。
[14] [26]参见[美]缪里尔•L.克劳福特:《人寿与健康保险》,周伏平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第339页。
[15] [美]埃米特•J.沃恩、特丽莎•M.沃恩:《危险原理与保险》,张洪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16]参见[日]中西正明:《判例批评》,《民商法杂志》2004年第2期。
[17] [29]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第2集,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75页。
[18]参见袁宗蔚:《保险学———危险与保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19]参见[日]山下典孝:《生命保险合同中有关自杀免责条款问题的若干考察》,《法学新报》2003年第9-10期。
[20] [36]林群弼:《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585页。
[21]陈顾远:《保险法概论》,台湾正中书局1965年版,第266页。
[22] [美]詹姆斯•S.特里斯曼等:《风险管理与保险》第11版,裴平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23] [美]C.小阿瑟•威廉斯等:《风险管理与保险》,马从辉、刘国翰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4页。
[25]参见肖梅花:《保险法新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版,第226页。
[27]《意大利民法典》第1927条规定:“在被保险人自杀的情况下,其发生于自契约缔结期满2年之前,保险人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除非有相反的约款。如果在保险费支付的欠缺使契约处于效力未定状态,自效力未定状态被取消之日没有经过2年的,保险人也不承担责任。”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2434条规定:“一旦恢复保险合同的效力,保险人可因虚伪陈述或隐瞒风险,或因被保险人自杀而适用保险责任的除外条款而提起主张宣告保险合同无效之诉或缩减保险责任之诉的2年期间,重新起算。”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第109条第2款规定:“保险契约载有被保险人故意自杀,保险人仍应给付保险金额之条款者,其条款于订约两年后始生效力。恢复停止效力之保险契约,其两年期限应自恢复停止效力之日起算。”
[28]刘宗荣:《新保险法:保险契约法的理论与实务》,台湾三民书局2007年版,第476页。
[30]Ferdinand S. Tinio, Annotation, Time When Period Provided for in Suicide Clause of Life or Accident Police Begins to Run, 37 A.L. R. 3d 933,§8(7371).
[31] [32]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页,第11页。
[33]王孝通:《保险法论》,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3年版,第108页。
[34]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第109条规定:“(1)被保险人故意自杀者,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额之责任。但应将保险之保单价值准备金返还于应得之人。(2)保险契约载有被保险人故意自杀,保险人仍应给付保险金额之条款者,其条款于订约两年后始生效力,其两年期限应自恢复停止效力之日起算。”
[35]参见贾林青:《保险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37]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的《关于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5条“自杀”含义的请示的答复》中认为:“被保险人在投保后两年内因患精神病,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下溺水身亡,不属于主动剥夺自己生命的行为,亦不具有骗取保险金的目的,故保险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起草的《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至今仍未颁布生效)第54条关于“自杀的例外”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其自杀后,保险人不得依据保险法第66条规定拒绝给付保险金。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被保险人自杀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
[38] [日]我妻荣:《我妻荣民法讲义: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39]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40]《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69条规定:“死亡保险的被保险人自杀者,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额的责任。若其行为出于病理失常状态,以致不能自由决定其意志时,保险人仍须负责。”

来源:法商研究2009年第5期(总第1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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