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涉及到转投资问题的法律规范主要有《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等。《商业银行法》第42条第2款规定：“商业银行因行使抵押权、质权而取得的不动产或者股票，应当自取得之日起一年内予以处分。”该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保险法》第105条第2、3款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证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由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积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在投资后，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纵观现有调整转投资的法律规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除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外的一般公司可以进行转投资，但其限额累计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但有两个例外：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不受转投资限额的限制；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不包括在限额之内。（2）商业银行绝对不得向银行以外的其它企业转投资，但超越中国范围的除外；保险公司也被严格限制进行转投资。
由于本文主要从公司法的角度对转投资的限制性条款进行分析和探讨，因此对《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相关条款仅作介绍，不作深入探讨。
（一）公司可否向合伙企业或无限责任性质的公司转投资？
由于《公司法》第12条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存在很大争议。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公司可以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它们都承担有限责任。因而一公司向另一公司转投资是法律所允许的，但由于我国不存在无限责任性质的公司，因而焦点集中在合伙企业上。我国《民法通则》第52条规定，企业法人可以和企业、事业单位共同出资，组成不具备法人条件的联营，即“合伙型”联营（见民诉法实施意见第40条）合伙型联营先以联营企业的财产清偿债务，联营体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联营成员应负连带责任。依《民法通则》，公司可以成为合伙人。虽然《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似乎应理解为不能向合伙企业转投资，因而产生了矛盾，实践中的分歧较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司法》第12条的规定实际上是禁止向合伙企业转投资的，其立法目的是防止公司因转投资行为成为其他公司无限责任股东或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后，所负债务可能大于所投资的金额，进而影响本公司资本及运营，故加以禁止，以期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⑴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公司法应明确规定公司不得成为合伙人的理由并非公司不具备无限责任能力。因为公司的有限责任并不是公司本身责任的有限，而是指公司股东责任的有限；只要股东履行完出资义务，股东即不再对公司的债务负责。公司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同其他主体一样，应以自己的全部财产对外承担债务，在此意义上，公司责任是无限的。⑵只是资产雄厚的公司法人若成为合伙人，会成为债权人****的追偿目标，可能潜在地影响公司正常地经营，使其背上沉重地债务包袱，甚至破产，从而危及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方流芳教授认为，由于《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对公司能否成为合伙人并无明文规定，依普通法和特别法的适用规则，除非有特殊规定，公司行为能力可适用民法，因为《民法通则》允许公司成为合伙人，那么，“推定公司法存有禁止公司为合伙人的意图是言而无据的。”⑶
笔者认为，《公司法》没有必要禁止公司向合伙企业转投资，理由是：（1）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有权自主决定经营活动以及是否对外投资。股东履行完出资义务后，公司取得全部的法人财产权。在非恶意的情形下可以自主支配公司的财产。（2）公司对合伙组织进行投资而加入合伙后，以公司资产对合伙企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种对合伙组织债务承担的无限责任并不与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最终承担有限责任相矛盾，并不影响到股东对公司的有限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其生存与发展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公司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后可能造成公司资产流失，但这是公司进行生产经营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只要投资策略、经营方针正确，健全其他方面的机制，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不能因为惧怕企业可能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对公司经营大加干涉，从而不利于公司的自由竞争及资源的合理配置。依据意思自治的原则，不应对公司投资进行过多干预，限制，因而没有必要禁止公司向合伙企业转投资。（3）允许公司对合伙企业进行转投资，有国外立法例可循。如美国1991年修订的标准商事公司法第3.02--（9）条规定，公司可以“成为任何合伙组织、联营组织、信托组织或其他实体的发起人、合伙人、成员、联营人或者是上述实体的经理。
（二）公司能否转投资于其他企业法人？
对公司能否转投资于其他企业法人这个问题，我国《公司法》第12条未作明确规定。在当前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法人包括公司企业法人和非公司企业法人两类。依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企业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见《公司法》第3条）。非公司企业法人，按《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主要指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见《民法通则》第41、48条）由此可见，非公司企业法人的投资者对所投资的企业是承担有限责任。如果说立法者是基于使公司避免承担无限责任的考虑，那么有限责任公司向非公司形式的企业法人投资，并不与其本意相悖，因为投资者对企业法人债务的承担亦是一种有限责任。故在企业法人存在公司与非公司两种形态的情况下，不能将公司转投资的对象只限于公司法所称的两类公司。⑷
但也有学者认为，对公司转投资的对象应作严格解释。第12条的立法意旨不仅在于禁止公司成为无限责任经济组织成员，还在于避免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形式公司进行过多的投资活动。因为公司往往在其转投资业务以外另有其设立目的和经营范围，过多的投资活动尤其是长期投资，往往会影响公司的经营能力，致使其财务周转易出现困境，从而影响其设立目的的实现。同时，在我国现行法制下，公司是否有向非公司企业法人投资的空间，值得怀疑。⑸
（三）未对转投资所产生的公司间相互关系加以调整和规范
《公司法》第12条仅对接受投资的主体及投资数额加以限制，而未对由此所产生的公司间相互关系加以调整，因此一些现实问题无法可以的状况也时有出现。《公司法》第12条对转投资的限制是单向的，即只考虑到转投资对投资公司的影响，而未考虑到接受投资的公司因而会发生资本结构、股份表决权分布上的变化，尤其未对由此而引起的特殊关联公司之间的关系加以调整，这无疑显得非常粗略。实际上，对投资公司的投资行为的限制并不能清除公司转投资所产生的弊端；重要的也是关键的另一方面，须对公司因转投资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予以法律调整。⑹纵观世界各国立法，各国已由早期的单纯规制向综合规制方向发展，即由早期单纯偏重转投资行为对投资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的影响，转向考虑转投资行为对接受方的股权结构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及由此可能引发的股东表决权滥用等问题，开始对转投资形成的各种关系加以综合调整。⑺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358条规定：如果一公司拥有另一公司10％以上的股份或10％以上资产时，后者不得拥有前者任何股份或资产，否则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转让，并不得享有表决权。若公司持有另一公司低于或等于10％的股份或资产时，后者也只能持有低于或等于10％的股份或资产。德国股份公司法第328条规定，一股份公司与另一企业相互参股的，其中一企业应按法律规定发出通知，方可对属于它的另一企业所持有股票的四分之一行使股份权。
（四）如何确定净资产存在困难
《公司法》第12条第2款规定，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与控股公司外，对一般公司，其进行转投资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由此可知，公司转投资限额的确定标准是公司的净资产额。但如何确定公司的净资产额，却存在困难。学界对此存在不同观点。会计学上的“净资产” 又称所有者权益，指公司资产减去公司负债后的余额，包括股本、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⑻净资产是一个典型的、综合的时点指标，是一个变量，它随着公司的持续经营，随着公司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之股息和损益等经常发生变动，难以掌握。另外，不同的会计原则和会计核算方法下净资产的计算结果截然不同。但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同什么时点及什么原则方法计算的净资产挂钩，实际操作中产生歧义，难以贯彻。因此，以公司何时的净资产作为基数来计算累计投资额，是一个产生于立法中而又难以从立法中得到答案的问题。⑼有学者认为，公司的资产具备特殊性，“公司用以经营的资产，不完全是由股东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同时也包括由债权人投资而形成的那一部分资产。无论是股东的投资还是债权人的投资，在帐面上都等于公司资产。”⑽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公司无形资产是否包括在公司净资产内，如何确定？
总之，由于“净资产”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我国公司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亟待修改《公司法》或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
（五）如何区别“控制公司”与“投资公司”？
依《公司法》第12条之规定，转投资限额限制的例外之一是“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即“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不受转投资限额规定的约束。但何谓“控股公司”？“控股公司”与“投资公司”有何区别？公司法却未作规定。一般来说，投资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证券投资、再投资和证券交易；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则是通过拥有另一个公司有表决权的多数股份来控制另一个公司。⑾同时，有关部门也未对哪些公司是“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做出明确规定。另外，是否还存在国务院没有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对这些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的对外投资是否仍要受该投资比例的限制？这些都有待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明确。
（六）未明确规定违反《公司法》第12条规定的法律责任
义务是法律规定的当为，而责任是当为而不为后所产生的对己不利的法律强制，没有责任保证的义务是无法在实践中贯彻遵行的义务。
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包括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假定是规定适用该规范的条件和情况，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制裁是规定违反该规范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⑿我国《公司法》第12条对转投资作了限制，但对违反转投资限制性条款的责任却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从法律实施的角度看，这会使本来就单薄的法律条文形同虚设，不能达到立法目的。在界定违反转投资限制行为的法律责任时，应该明确两个问题：一是违法转投资的效力如何？二是违法转投资人的责任如何？
对于违法转投资产生的效力是否被承认，学界有无效说、有效说和部分无效说三种不同的观点。无效说主张违反公司法上关于限制转投资的行为无效，理由有二：（1）从法人权利能力来看，公司法人的权利能力受法律的限制，法人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具有权利能力，因而公司超越公司法的许可范围所进行的转投资行为者，就该行为本无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资格，其行为当属无效。⒀（2）从限制转投资的立法政策看，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维持稳定的经济秩序，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任意加以改变，属于强制性禁止规定。因而，违反公司法限制规定的转投资行为当属无效。
部分无效说认为超过规定限额的公司转投资行为无效，但未超过限额部分的转投资行为应当认定有效，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多采此说⒁
有效说从合同自由及维护交易安全的原则出发，认为违反公司法上限制转投资限制规定的，其投资行为有效，但必须给违法行为的公司责任人员科以处罚。理由有二：（1）公司法上关于限制转投资的规定是否为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还存在争议。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一味遵循对权利能力的限制，确认超越法律许可范围的行为无效，则势必影响交易安全。法人权利能力限制的观点逐渐被实务界所摒弃。（2）强制禁止之规定，依其性质有效力规定与训示规定之分，违反效力规定的行为无效，违反训示规定的行为却不因此而无效。⒂由于公司法上关于限制转投资行为的规定在性质上应属于训示规定，因而违反该规定的行为本身并不因此而无效，只是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对违反限额的转投资行为采有效说较无效说更为充足的理由。从法律上看，公司转投资行为经过工商登记核准后，被投资企业已经成立，认定转投资合同无效必将带来被投资企业的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以恢复转投资以前的状态，这对于已经与被投资企业发生民事活动的其他主体特别是被投资企业的债权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其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的民事行为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和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我国《公司法》关于法律责任一章的规定中，对于若干违法行为的责任均属于训示性规定，不以无效行为处理。从学理上看，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和商事交易日益复杂的今天，如何保障交易安全，更好的维护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公司转投资行为根本上属公司广义投资性质，是公司的民事权利能力范畴，依据公司法理论中公司意思自治原则，法律不应对这种行为作过多干预，一律认定无效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各国公司立法相继抛弃了公司权利能力受范围限制的规定。从司法实践上讲，若认定公司转投资行为部分有效部分无效，无效部分如何处理，如果恢复原状，则在法律上就有公司投资不实或抽逃或减资的构成要件，使被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处于不确定状态，如若被投资企业是公司法人，则违反了资本确定和资本维持原则⒃可以说，有效说更符合现代公司法的立法潮流。
进一步讲，从保障被投资公司及与其交易第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承认违法转投资效力，这并不意味着鼓励违反《公司法》第12条之规定。相反，为维护公司法律的严肃性，必须给进行违法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员以相应的处罚，该处罚不以民事责任为限。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现行《公司法》第12条关于转投资的限制性规定，已落后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落后于公司制度发展的要求，该条款的立法缺陷和不足理应引起立法界和理论界的重视，有必要在《公司法》的修改过程中对该条款加以修改和完善。


注 释：
⑴施天涛著 《关联企业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⑵钟明霞 《论公司法对公司资金的运用的规范》，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
⑶⑼方流芳 《关于公司行为能力的几个法律问题》，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3、4期
⑷欧阳明程 王鑫 《公司转投资的法律问题》，载《山东法学》，1995年第2期
⑸蒋大兴 范健著 《公司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251页
⑹廖军 解春 《关于公司转投资限制的法律思考》，载《河北法学》，1998年第4期
⑺冯果著 《现代公司资本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⑻江平主编 《新编公司法教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⑽李静冰 《论公司资产的特殊性及其投资者的权益保护》，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⑾江平主编 《新编公司法教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7页
⑿沈宗灵主编 《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⒀施天涛著 《关联企业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⒁潘大维 《公司法》，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49页
⒂赖英照著 《公司法论文集》，台湾证券市场发展基金会编印 ，1990年版，第73－74页，转引自施天涛著《关联企业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⒃俞宏雷 《公司转投资的效力及其处理》，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