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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司法律人格之本质要素


发布时间:2004年5月17日 王建文 点击次数:3504

[关键词]:
公司、法律人格、法律人格要素、财产独立、意思独立

[摘要] 在不对现行公司法关于公司的法人属性相关规定进行变动的前提下,探讨公司法律人格要素,对于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以及国有独资与国有控股公司的人格独立的真正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公司作为独立的法律人格,具有许多特征,但堪称公司法律人格要素的只有独立的财产与独立的意思两项,而其本质性要素则应为独立的意思。基于此,在国企改革中,应围绕如何确保公司具备独立的意思,从而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展开工作。


一、引言:论题范围的限定

在展开本文的论述之前,需要强调的是,各国关于公司与法人的立法与理解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统一,而是基于其各自的国情做出了不同的规定。近年来,我国许多学者在比较了中外公司与法人制度后,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修订我国公司法与法人制度的意见。譬如,认为公司不应仅仅局限于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而法人也未必为有限责任。[1]因此,我们应“与国际接轨”,在公司法中增设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等形式,而法人内涵中则去除其有限责任的要素,使其外延包含合伙企业的形式。应该说,这种观点确有其合理性,但忽略了几个重要问题:其一,公司包含了无限公司与两合公司,实际上只是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等)的立法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无限公司与两合公司则分别以合伙与有限合伙的形式存在,谈不上什么国际通例;其二,在大陆法系国家确未曾明确赋予法人以有限责任的特权,并且,除德国、瑞士等少数国家民商法可谓隐示了法人的有限责任外,法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均赋予承担无限责任的两合公司等以法人资格,[2]但各国的作法并不一致,而往往都有其特定的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因此,尽管笔者也对我国现存的公司与法人的内涵与外延的偏狭性感到遗憾,但也认为,在我国,由于法人的有限责任属性已经深入人心,没有多大必要非要改成所谓与国际接轨的形式,而公司类型方面,无限公司的功能基本上已有合伙企业承担,唯无两合公司可资风险投资利用,稍有遗憾。不过,尽管如此,由于长期实行早已成为一种习惯认识,于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倒也并无多大的妨碍。由于重构我国的民商事主体制度所涉工程浩大,势非一日之功,为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起见,本文将自我限定在我国现行法的框架内,即限定公司均为法人而法人均属有限责任主体,通过对公司法律人格及其要素的反思,试图提出一种较为合理的公司人格要素理论,并基于此理论,探讨我国公司尤其是国有控股公司意思独立的制度价值、现行体制的妨碍及其完善,为我国公司法修订与完善中关于如何确保公司的独立性问题及国有企业改革做一些积极的探讨。

二、公司法律人格要素界定

人格这一概念在法律上具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的个人和组织,这种意义上的人格是与独立主体、独立的人的概念相同的;第二种含义是指作为民事主体的必备条件的民事权利能力;人格的第三种含义是从人格权的客体角度来理解人格的概念的。[3]基于此,为区别人格概念含义,特将第一种含义上的人格称为法律人格。因此,所谓法律人格,就是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所归属的主体。公司作为法人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亦即公司具有法律人格。后期注释法学派在教会法学的理论基础上将法人定义为“在团体成员的多数人之外独立存在的抽象人格”。[4] 由此, 法人是抽象的产物,法人人格的本质是抽象人格。故公司的法律人格当指公司作为一个团体而在团体成员之外独立存在的具有法律上主体地位的抽象人格。公司法律人格要素也就是指公司得以取得抽象法律人格或者说具备民事主体资格的基本构成要素。需要说明的是,公司人格要素不同于公司的成立要件。[11] 公司成立要件分实质性要件和形式要件,前者即为公司人格要素,后者即获得法律承认,包括履行依法注册登记等手续。公司人格要素也不同于公司人格的具体表现形式,如公司具有独立的名称、住所、组织机构等。另外,公司得取得法律人格必须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但不能将民事权利能力等同于公司法律人格要素。由于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是不可分离的,因此,可以认为公司法律人格要素即为公司具有权利能力的基本要素。

由于公司是法人的典型形态,我国学者在论述公司的法律人格要素时,历来有多种说法,但总的来说,多以法人要件为基础加以概括,大抵认为独立的财产、独立的责任能力以及团体意思构成了公司法律人格的要素。譬如,有学者认为, “团体之是否具有独立人格最终取决它是否独立承担责任,或者更准确些说,最终表现为它是否独立承担责任。独立财产与独立责任是法人独立人格的两根基本支柱,而独立责任是独立财产的最终体现。”[5]显然,该说以独立财产与独立责任为团体人格的基本要素,而以独立责任为团体人格的本质性要素或本质性特征。但现代民法学界越来越意识到,衡量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标准,应当看其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即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6] 而不是把是否具备民事责任能力作为判断标准。且不说在法国、日本等国享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未必为有限责任主体,即令在我国,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也是在其成立以后才能表现出来。事实上,正是由于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公司才能独立承担责任,而不是相反。不过近年来,学界逐渐认识到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实为其特权,若将所有法人均赋予其有限责任的特权,则视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为法人特征尚可,称之为要素则于逻辑不合。因此,现在已鲜有将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作为公司人格要素加以论述者。

另有学者主张公司人格独立的内涵亦即公司法律人格要素为:公司财产独立;公司责任独立;股东责任有限。[7]该说区别于前一学说之处在于将股东责任有限作为公司法律人格要素。很显然,公司责任独立与股东责任有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公司责任独立即意味着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为限对外承担法律责任,而不使其股东受到连带,也就是说,股东只以其股份或出资为限对外承担责任。因此,股东责任有限也不能成为公司法律人格要素。

还有学者认为财产独立、团体意思与独立责任构成了公司的法律人格要素。[8]与上述两种学说不同的是,该说提出了团体意思这一人格要素。

为辨析团体意思含义,我们先考察一下法律意义上团体的含义。江平教授指出,团体者,集合体也,任何一个团体必须包含两个要素:人和财产。可以说团体乃财产和人的有机集合体。基于团体与其成员的关系构成情况,江教授将团体分为三种形态:(1)成员显现型(如家族公司、合伙、现代意义上的公司);(2)成员隐现型(如财团法人);(3)成员不现型(如国家、国家机关等公法人)。以此为基础,江教授进一步指出,团体的组成离不开人,而人与团体的关系则是多样的:人(或国家)可以是团体财产的设立人、共同出资人、管理人、受益人、使用人或劳作人。[9]略有遗憾的是,江教授在行文中仍是将人与成员概念等同使用,从而使管理人、受益人、使用人或劳作人未能明确地成为团体构成要素的人;并指出财团法人无成员可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团体成员是不明显的,这里又似乎是将财团的管理人与受益人作为非成员意义上的人。但不管怎样,这种理论实则意义重大:它恰恰可用于解释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团体意思的形成。基于股东本位的理念,传统公司法将公司视为由物质资本所有者(实际上,在法学上这种经济学上的习惯提法只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股东或出资人尚未将其财产移转于公司时才能成立)所拥有或终极意义上拥有,从而忽略了真证创造剩余价值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在公司中地位。在讨论“公司归谁所有”等问题时,日本学界更倾向于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公司的归属,并认为,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古典资本主义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以物质资本为基点、以股东本位为理念建立起来的,股东的利益被放在了优先的位置,而日本的公司则是“人本主义”的,即遵循从业员主权,[10]公司归长期固定在那里工作的从业员“所有”,从业员不仅对公司的最基本的问题享有决策权,而且也对公司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享有优先分配权。因此,尽管日本的商法规定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但这只是法律上的概念,现实中的公司与其说是股东“所有”,不如说是从业员“所有”;只有公司的财产权在法律上出现争执时,股东才以主权者的身份“出场”。这种公司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的理论,虽未能获得立法上的认可,但确实正越来越多地受到许多国家学者的关注。因此,可以将公司团体意思定义为:公司作为区别于其股东(或出资人)的实体所独立形成的体现股东(或出资人)、管理者、职工等共同意志而由公司机关予以具体表示的意思。具体来说,这种团体意思既不同于个人意志,也不是个人意志的简单相加,而是依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产生的一种集合意思。它通过公司机关作出决策,执行决策和实施监督,把团体内分散的个人意志凝聚成统一的团体意志,把孤立的个人活动变成为统一的团体行为。[11]为明确地标示公司团体意思的独立性,笔者主张使用“独立的团体意思”概念,或在描述其特征时使用“意思独立”概念以彰显之。通过以上关于独立的团体意思的形成特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当每个人的意志形成共同意志,而共同意志又有机地形成团体意志时,团体才可能具有独立人格”[12]因此,独立的团体意思乃公司法律人格之要素。

上述三种观点均将财产独立作为公司法律人格的要素,应该说是合理的,毕竟“公司资本是公司赖以生存的血液,是公司运营的物资基础,也是公司债务的总担保。”[13]“这一规定使公司与非法人社团划清了界限。”[14]财产对于公司的意义确实远胜于财产对于自然人的意义。个人是否具有人格并不以财产为条件,没有任何财产的自然人仍然是独立的民事权利主体,而团体具有人格则是要以拥有财产为绝对要件,没有财产的团体不可能具有独立人格,财产是法人人格不可缺少的要素。[15]公司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主体,而市场交换则是产权间的互相让渡。可见,财产对于公司是否具有独立人格之重要。一方面,公司的设立必须以财产为前提条件,各国对于公司成立的条件都有财产方面的要求,而且作为公司成立的法定条件。另一方面,财产是公司赖以经营的物质手段,并决定公司经营规模的大小。同时,财产也是公司信誉的基础以及公司承担责任的保证。对于公司而言,可谓“没有财产就没有人格”。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公司法律人格要素为独立的财产与独立的意思,没有独立的财产,财产公司就失去其作为独立的法律人格参加民商活动的物质基础,没有独立的意思,公司就失去其作为独立的法律人格参加民商事活动做出独立意思表示的前提。诸如公司独立责任或股东有限责任等只是在公司成立后作为独立的法律人格,而由法律赋予公司的一种特权而已。实际上只有确认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使其与公司股东(或出资人)、管理者、职工的个人人格区别开来,才可能给予公司以独立的责任,从而使股东或出资者享受以其股份或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的优惠。

三、公司法律人格之本质要素

确定公司法律人格要素为独立的财产与独立的意思,对于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意义非常重大。由于公司是法人的最典型形式,我们且先考察一下法人的独立责任在我国的发展及其意义。多年来,在我国,国有企业独立责任的实行成为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国营企业盈利全部上交,亏损由国家填补的统收统支的经营管理体制,国家实际上为企业承担了没有范围限制的无限责任。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竞争的局面逐渐形成,使得那些生产过时的产品或效率低下的落后企业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势必需要破产。这样,国家从企业经营风险中解脱出来就显得非常重要。于是,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确立了企业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赋予其独立的法人资格。但是由于改革的动机所在,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法人应独立承担财产责任,以致在《民法通则》中明确将“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规定为法人的成立要件之一,也就是将其作为法人人格要素之一了。这样一种思潮导致了对企业法人独立财产的忽视,以致在我国公司法出台前,国企改革始终未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独立,从而“企业法人”未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法人。

以公司法为依据的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终于认识到公司应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从而使国有资产以股份的形式投资于公司。由此,公司表面上取得了独立的法律人格。但是由于国有独资公司只有一个股东——国家,国有控股公司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处于控股地位,因此,国有股代表的意志将代替国家的意志,从而影响公司的人格独立。从国企改革的现行做法看,充当国家出资人代表的主体,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16]第一种形式是政府授权的国有企业集团或者国有独资公司; 第二种形式是地方政府组建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第三种形式是由政府直接充当国有企业的国家出资人代表。这几种情况都不可避免地使得国有独资公司与国有控股公司的经营决策受制于国有股代表,实质上受制于地方或中央政府,从而使公司失去其独立意思。究其原因,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在于未能在理论上充分认识到意思独立这一人格要素的深刻意义。尤其是在国有股权行使上问题众多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公司的独立法律人格方案未定之际,进一步研究公司法律人格的本质性要素,就具有分外重要的意义。

如上文所述,财产独立当毫无争议地成为公司法律人格要素,但我们不能就此过于夸大其意义。公司的财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司成立时的财产,一类是公司成立后的财产。公司法律人格要素所要研究的财产当然只能是公司成立时的财产,即公司的资本。故财产独立乃指公司资本的独立,而公司资本则指的是公司的注册资本,因此,公司财产独立也就是要求公司必须具备一定独立于其成员的注册资本。一般认为,注册资本是指为设立企业在登记管理机构登记的资本总额。但在不同法律制度的国家中,公司资本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注册资本也就具有了不完全相同的法律意义。在外国公司法中,公司资本制度分为三种类型: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认可资本制或折衷的授权资本制,这三种不同的公司资本制使公司资本的含义迥然有别,“资本”的含义包括:授权资本、发行资本、催缴资本、实缴资本[17]。而在我国,由于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公司资本的形态单一,除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实行授权资本制外,公司资本与公司注册资本、发行资本、实缴资本的概念都是一致的[18],即公司资本是指由公司章程确定的,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公司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或股本总额。但是应当承认,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公司资本制度的各模式间并不具有可比性,也不存在优劣之分。因为各国的国情是决定公司资本制度模式的更为重要的因素。[19] 至于英美法系国家对公司的最低资本金何以要求不严,美国一些学者认为,关于最低资本金的规定无太大意义,因为它与公司经营事业的目的并无直接关系,所以,现在美国的标准公司法和绝大部分州的公司法已取消了最低资本额的规定[20]。如上所述,公司资本是公司偿还债务的物质基础,是对公司债权人的信用保证。但是严格地说,在法律上,公司是以全部资产而非资本对公司债务负责,公司资本仅仅是形成公司部分资产的基础,是公司设立时股东认缴的股本(出资额)或公司设立后通过法律程序增减注册资本而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资本额,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公司资产即包括股东出资形式的财产(即资本),也包括公司负债形成的财产,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是个动态的概念。一般而言,公司资产总是大于公司资本,但若公司经营不善、亏损过大,则可能会耗竭公司资产,此时,公司资产则少于资本,所以,公司资本并不能表明公司资产的价值,当公司资不抵债时,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就会严重受损。并且,公司资产独立必须以其财务、账簿以及财产计算方法的独立为前提。从这个角度出发,公司资本对公司债权人而言是虚幻的,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21]。

我们还可以通过对公司资本制度的价值考察,来分析公司资本制度应如何定位。为确保公司资本的独立,各国公司法均将“资本三原则”作为公司资本制度的基石加以规定,此为贯彻和维护交易安全,使公司债权人获得较为可靠的一般财产担保。然而作为一个私法上的自治组织,公司是由股东组成并且为其赚钱的工具。因此,股东投资所形成的资本本身就是为了获利。[22]就资本本身或资本一般来说,资本的本质属性是追求价值增值。[23]这是公司资本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原本含义。可见,资本从经济领域进入到法律领域后,其内涵已发生严重异化,资本增值功能在法律上已退居次要位置,甚至被根本忽略,而维护交易安全的这一公司资本原本无力承受的功能则被强化到极至。应该说,在法律上,公司资本制度的功能应包含两个方面:方便股东设立公司和投资获利,为债权人提供交易安全保障。[24]但如上文所述,公司资本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实际上只是虚幻的,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为维护交易安全,而在公司设立阶段即通过严格的资本制度,试图以事前审查机制实现其初衷,但实践证明,此种立法思维常常是失效的。[25]

事实上,现代公司的最典型形态是股份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自其登上历史舞台伊始便以其资本社会化显示于世。资本社会化在西方国家主要就是社会公众的广泛持股。[26]在大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即使是控股股东也往往只持有公司全部股份的很少的一部分。这样公司财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与其成员财产完全区别开来。但这只是公司发展所出现的自然结果,或者说是公司在享有人格独立带来的好处时应遵守的程式而已,[27]并非公司取得法律人格的本质要素所在。并且,退一步说,即使公司财产与其成员财产完全区别开来,在内部人控制广泛存在的情况下,公司经营者(包括股东与非股东)也完全可能将公司变成其牟利工具,从而使公司丧失其独立人格。因而公司得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抽象人格存在,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公司是否具有独立于其成员的财产(资本)。并且,除公司外,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也需要一定的独立于其投资人的注册资金(资本),只不过数额要求不如公司严格而已。而合伙企业与个人独资企业都已取得民事主体资格即法律人格,或者保守一点说,至少合同法这一民事特别法已明确赋予合伙企业以民事主体资格。[28] 因此,公司财产独立并不能成为公司法律人格的本质性要素。

实际上,人的资格表面上是行为资格,实际上是意志资格。权利能力作为法律上的人格,实际上即为意志资格。公司具有法律人格关键在于其作为法律上的实体具有实践自己的意志的资格。尽管关于法人本质有法人拟制说、法认否定说、法人实在说等多种观点,但法人实乃法律基于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而赋予其团体人格。之所以如此,乃在于作为团体的法人在实施行为时,能以其财产为基础,表示出区别于其成员的独立意志。这种独立意志具体表现形式即为团体意思,它不同于团体成员的个人意思,也不同于团体经营者的个人意思,而法律必须界定该团体意思的归属,于是势必需要赋予团体意思者以法律人格。由此,公司法律人格要素,或者说公司法律人格之实质性要素乃公司区别与其成员、管理者与职工意志的独立的意志,亦即公司具有独立的团体意思。

    四、结语:一点启示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规范的公司,能够有效地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有利于政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企业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国家解除对企业的无限责任……”同时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第一次提出了“法人财产权”的概念。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国有企业开始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向公司化改制的新一轮改革。1993年底颁布并于次年7月1日实施的《公司法》则为国有企业的这一改革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时至今日,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国有独资公司与国有控股公司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产权不够清晰、责任不够明确、政企不够分开、管理不够科学。很显然,对于现代企业制度来说,这些都是致命的问题所在,因为这些都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要求,是保持企业独立法律人格的基本要求。在加入WTO后国际国内市场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加强国企改制公司法律人格的独立性,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并完善公司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就成为我国法律的迫切任务。

基于此,有学者提出,国有资本应当尽可能地退出市场,遵循西方国家股权高度分散化的国际通例,从而通过相互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不受个别股东或管理者不当干涉的独立人格的制度目标。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想当然的未经过审慎思考的非理性说法。首先,机构持股者占主体、股权分散化事实上只是英美模式的特征,以法国和德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欧模式则具有股权比较集中、银行的作用较大的特点,日本模式则是法人股占绝对主导地位。[29]可见,股权结构并无固定模式可言,而股权集中本身也不能说就有问题,毕竟西欧与日本的公司制度都是很正常地运转着。其次,就国有资本的存在来说,除去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外,本身就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不能一概而论。党的十五大报告即明确指出,为了调整和完善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具体来,对于关系到国家安全的行业,如造币行业、重要军事工业和涉及国防安全的关键领域以及国家战略储备系统等,需要由国有资本垄断经营,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国有独资公司应存在于该领域。而对于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具有战略意义需要绝对控制的行业,也应由国有控股公司占主导地位。这两类公司尽管也应按照市场主体运作,但其存在价值,首先是确保社会目标的实现,其次才能考虑利润最大化,因此,有其特殊性,使其得以以特殊的机制继续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公司也是以特殊的方式较大规模地存在的。在西欧国家,也普遍存在国有控股公司,其法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也具有不同于私人公司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国家干预的色彩。[30]然而,国有独资与国有控股公司得以不依严格的公司治理要求运作的毕竟应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市场竞争性行业中存在的国有控股与参股公司来说,则必须严格按照公司机制运行,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尤其是国有控股公司,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形成的“制度依赖”,还远远不是独立、完善的市场主体,其行为具有相当程度的扭曲性,还无法成为独立、理性、成熟的主体。要在理论上改变这种状况并予以完善,可谓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诚非本文所能胜任。因此,本文谨以公司法律人格要素——财产独立与意思独立尤其是公司法律人格之本质性要素——意思独立为特殊视角,对促使现有国有控股公司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法律人格者做出了一些初步探讨。

(本文原发表于《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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