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怀念旧版

首页 私法动态 私法名家 私法研究 私法讲坛 私法茶座 私法书架 私法课堂

>   民法专题   >   知识产权利益衡量论

知识产权利益衡量论


兼论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发展
发布时间:2007年1月13日 黄玉烨 点击次数:3287

[摘 要]:
利益的平衡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过程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有其存在的法律基础。这种平衡又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在不同的阶段,利益的天平有可能向不同的利益主体倾斜。TRIPS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便是知识产权私权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失衡的产物,该协议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却置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后TRIPS时代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将重现利益平衡的精神。
[关键词]:
知识产权 利益衡量 TRIPS协议 后TRIPS时代

 

    一、利益的衡量——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基础
 
    知识产权法本身是作为平衡知识产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作出的制度设计,旨在激励知识创造和对知识产品需求的社会利益之间实现理想的平衡。在知识产权法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利益平衡始终是知识产权法发展的主旋律。[1]无论是从当前最为盛行的有关知识产权的理论——效益主义与劳动理论来看,还是从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宗旨来看,这种平衡精神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综观各国的知识产权法及有关国际公约,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创设的目的有二:一是要鼓励创新,通过赋予智力创造者一定的专有性权利,使其得到物资上与精神上的补偿,以此来调动人们的创造积极性,使得更多的创新成果产生;二是促进新技术、新知识的传播和利用,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造福于全人类。如美国据以制定版权法与专利法的《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第8项规定:“国会应有权……通过保障作者与发明人对其相应作品与发明在限定期间内拥有专有权的方式来促进科学与实用艺术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第1条规定,《专利法》的宗旨在于“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利用,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TRIPS协议规定了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执法目标“应当有助于技术创新以及技术转让和传播,有助于技术知识的创作者与使用者相互收益并且是以增进社会和经济福利的方式,以及有助于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因此,知识产权法同时承担着两项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职能:一是对权利的保护,二是对权利的限制。从而构建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机制,以实现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一般认为,知识产权的利益衡量包括知识产权所有人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平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2]在高新技术的影响之下,除了传统的利益关系,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需要平衡的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平衡关系:
 
    1.知识产权权利人与使用人之间的平衡
 
    从知识产权人的角度看,知识产权人取得知识产权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占有”该知识产品和消极地防止他人擅自利用其知识产品,更主要的是通过积极地“实施”或“处分”其知识产权而取得“收益”,据此,知识产权人可自行投资搞实业,运用其人力、物力来生产、销售知识产品,或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该知识产品,基于知识产权的实施而得到物质上的利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自行实施知识产权的只是少数权利人,多数人因不具备印刷出版、投资办厂的条件或其他原因而无法使其知识产品转化为生产力,这时,其他人对知识产品的使用便成为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之源,知识产权人通过许可他人实施其知识产品而获得经济利益。从有利于推动新技术与新知识的传播与利用的角度看,其他人对知识产品的使用有助于实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这一功能。事实上,一项知识产品在被利用之前的经济利益是很小的,甚至体现不出价值。只有通过在产业中实施,将其转化为生产力,才能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提高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说,其他人对知识产品的使用,一方面为知识产权人获得报酬实现其财产权提供了路径,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新技术与新知识的扩散以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与此同时,知识产权人与使用人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行协调与平衡,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益的平衡。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属于民事活动,在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过程中,知识产权人与使用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两者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既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又要顾及使用人的效率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二是权利不得滥用。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性权利,一般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但是,知识产权这种独占权往往会使得其拥有者在某一特定市场上形成垄断或者支配地位,限制了该市场的竞争,尤其是在某些情况下拥有知识产权的人可能会滥用其依法获得的独占权,通过不正当地行使知识产权来非法限制竞争。知识产权的滥用,是相对于权利的正当行使而言的,它是指知识产权人在主张与行使其权利时超过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正当的界限,导致对该权利的不正当利用,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3]例如,在专利许可合同中包含搭售条款、回售条款、对技术改进的限制条款、固定价格条款、泄露国家机密等条款,均属于权利滥用行为。20世纪末发生的“微软垄断案”即是一起典型的知识产权滥用案例。
 
    2.知识产权的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维护的平衡
 
    知识产权的本质是私权。私权是与公权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意指私人享有的各项民事权利。[4]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的属性取决于它所调整的利益关系的性质,而利益关系是客观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知识产权之所以属于民事权利是因为它所反映和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因而具备了民事权利的本质特征。[5]有学者从哲学的角度用洛克的财产权劳动价值理论来解释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在洛克的自然法学说中,财产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任何社会及其法律都必须为其提供保护。劳动使人们获得私有财产,用现代劳动价值论来诠释这一学说,则劳动既包括体力劳动,又包括智力劳动;产品不仅包括物质生产中的实物形态的商品,还包括精神生产中的非物质形态商品,如知识产品。因此,知识产品是智力劳动的产物,智力劳动者应对其知识产品享有财产权,即知识产权。[6]立法上,一般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予以规定,知识产权法则是民法的组成部分。[7]TRIPS协议在“序言”中要求各成员方承认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诚然,确认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可以为权利的实现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但是,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是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并重,权利与义务具有相对性。当我们强调知识产权人私人利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应当在保护私有权和企业利润与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通常认为,知识产权人享有的垄断性权利的“度”不宜超过他对社会所作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法即是一种追求正义秩序的信念,成为人定法权利赖以存在和有效的根据。平衡知识产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无疑是对法律正义的追求。[8]因此,法律一方面赋予知识产权人以广泛的权利并给予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为保证公众利益的实现,对知识产权人的权利予以一定的限制。例如,当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发生了战争、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时,或者是为了公共利益而非商业性目的,可以凌驾于知识产权之上,给予实施专利的强制许可。
 
    3.知识产权法的效率价值与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平衡
 
    法律经济学对知识产权的设定曾提出了一个悖论。该理论认为,在信息方面设立和履行产权能鼓励对信息的有效投资和使用,但是在信息方面确立的每一种方法的显著经济特征在于这些产权都是垄断性权利。因为信息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商品,新信息的生产者在一个不受管制的市场中回收它的价值是困难的。然而垄断者对产品索取高价将阻止产品的使用。简而言之,这个问题的困惑在于,“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9]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于正确认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经济学领域,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与有效配置,在经济活动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公平是指财产分配或者获取收入与积累财产机会的公平。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学家认为既不能否定按效益分配原则促进效率增长的作用,又要承认其局限性。就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而言,我们可以假设创新活动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物质利益,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具有鼓励创新的积极意义,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创新活动的主体从事创新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并非全部来自自身利益的追求。当他不以个人所能得到的利益作为动力而把社会责任感放在首位时,同样会激发出主动性、积极性;当他以个人的兴趣、爱好或其他某种心理因素作为动力时,也会激发出主动性、积极性。[10]在许多情况下,科学家们就是基于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才进行科学研究的,如果只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取向应当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强调知识产权法的效率价值、授予知识产权人以垄断性权利是很有必要的,但不能惟效率是从,还要顾及社会整体的利益,以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立法者在设计财产权利时应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在知识产权领域追求这一目标,便要求立法者在以排他性权利之力激励发明与艺术作品创造时,对这种权利限制公众享用那些创造物的倾向予以控制,并力求在二者之间实现一种最佳平衡。[11]
 
    4.知识产权的财产权属性与人的生命健康权的平衡
 
    一直以来,我们将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界定为财产权、无形财产权、私权,在洛克的自然法基础上,强调知识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此外,在《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新视野下,又赋予了知识产权以人权的属性,如《宣言》第27条规定:“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人人对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这一属性与知识产权的财产权属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宣言》第3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25条规定:“人人享有享受为维护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发现《宣言》中的知识产权人权属性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是智力创造者对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享有专有性保护的权利;二是社会公众为维护自身的生命健康权享有分享他人智力劳动成果的权利。这就再一次体现了知识产权的平衡精神,即知识财产的私权保护与人的生命健康权的平衡。生命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是人的最高人格利益,具有至高无上的人格价值,其基本内容是维护生命的延续;健康权以人体的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和功能的正常发挥为具体内容、以维持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为根本利益。[12]当知识财产权与人的生命健康权发生利益冲突、法律需要进行利益选择时,我们可以引用美国著名的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有关利益位序的论述:生命的利益是保护其他利益的正当前提条件,它应当被宣称为高于财产方面的利益;健康方面的利益似乎在位序上要比享乐或娱乐的利益高;国家的利益高于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利益。[13] 
  
    二、利益的失衡——TRIPS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立伊始,立法者就对知识产权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进行了权衡。遗憾的是,现代知识产权法建立起来的利益平衡机制在TRIPS协议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甚至有利益失衡的倾向。TRIPS协议代表了发达国家的意志,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却不顾发展中国家的感受,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只是一个浮夸的目标。该协议处处体现了私人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指导思想,却忽视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没有为非权利人利用知识产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在人的基本生存权与财产权保护问题上是本末倒置。联合国人权促进小组委员会于2000年8月通过的《知识产权和人权》的决议指出,TRIPS协议并没有反映所有人权的基本性质和整体性,包括人人享有获得科学进步及其产生利益的权利、享受卫生保健的权利、享受食物的权利和自我决策的权利,所以,TRIPS协议同国际人权法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
 
    从TRIPS协议的内容来看,其保护范围广泛,不仅包括传统知识产权,还包括未公开信息权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领域;其保护水平之高,在多方面超过了《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且强化了知识产权执法程序和保护措施,把履行协议保护知识产权与贸易制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面对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协议,发达国家可能是如虎添翼,有利于保护创新与鼓励创新,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没有回旋的余地。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经济水平低下,尚未形成本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体系,一旦对外国权利人开放保护,本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将很可能被外国垄断集团所控制,民族工业和公众消费者的利益很有可能遭致难以承受的巨大损失。[14]
 
    在技术转让方面,TRIPS协议第7条规定知识产权保护应当有利于“技术的转让与传播”;第8条也承认需要采取措施来防止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包括“对国际技术转让有不利影响”的做法;第40条涉及防止在许可合同中采取限制竞争的做法;第66条第2款要求发达国家向其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动力,以促进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但是,TRIPS协议仅仅加强了对技术提供者的全球保护,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国际机制来确保技术转让在合理的竞争中进行。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是技术的净进口国,大多数技术由发达国家提供,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压倒多数的知识产权。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多数发达国家是TRIPS协议的受益者(美国受益估计为每年190亿美元)。在1991-2001年间,美国在知识产权提成费方面的净顺差从140亿美元增加至220亿美元,而在1999年,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提成费方面的逆差为75亿美元。[15]   
 
    TRIPS协议规定各缔约方应当给药品以专利权保护,并且保护期限不得少于20年。这就为占有绝大多数药品专利的发达国家制药公司提供了合法的垄断权,却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贫穷患者获得急需的廉价救命药品的权利。如果没有TRIPS协议的约束,发展中国家为了其民众的利益,可以通过帮助普通药品生产商进入市场进行竞争来限制专利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国际比较表明,专利药品的仿制品的价格在没有专利保护的市场中要廉价得多。在印度市场中,由于没有专利保护,药品的市场价格居全世界最低。一旦将药品专利制度引入,将导致发展中国家药品价格的上扬。尽管专利权国际保护体系中已经建立起了专利权的限制制度,TRIPS协议第8条亦规定各成员在其国内法律及条例的制定或修订中,“可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公众健康与发展,以增加对其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至关重要之领域中的公益……可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防止借助国际技术转让中的不合理限制贸易行为或消极影响的行为”,并在第31条规定了防止权利滥用的强制许可、为了公共利益目的的强制许可以及交叉强制许可,但是,TRIPS协议中规定的强制许可使用制度还是从保护专利权人的经济利益出发,在适用时限制过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难以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其限制包括:第一,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受益人应当向专利权人支付合理的使用费,使用费数额的确定以不损害专利权人的经济利益为前提。这就导致药品的生产成本过高,在很多情况下患者仍然购买不到廉价药品。第二,强制许可使用具有期限性,强制许可的期间应与强制许可的目的一致,当强制许可适用的情形已不存在,并且不大可能发生时,强制许可就应终止。但强制许可适用的情形将于何时结束具有不确定性。假设为了治疗某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流行性疾病,一制药公司取得了生产与销售特效药的强制许可,但是需要支付一笔数额不小的使用费,并且还投入巨资用于药品的生产,可是当成本尚未收回时,流行性疾病便得到了有效控制,适用强制许可的情形消失,根据TRIPS协议的规定应终止强制许可。对于这种损失,一般的厂商往往难以承受也不愿承受。第三,强制许可只能是国内许可,基于强制许可生产的药品只能在国内销售,而不能销往国外。这样不具药品生产能力的国家既不能通过强制许可从其他国家进口药品,也不能从其他发展中国家低价进口强制许可生产的药品。而事实上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完全不具备或基本不具备生产药品的能力,对他们而言,强制许可制度无异于望梅止渴。对此,我们不得不怀疑:西方国家倡导的基本“人权”何在?财产权与健康权哪个优先?
 
    TRIPS协议极其重视医药化工用品、农用化工用品、生物技术发明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定“一切技术领域中的任何发明”[16]均可获得专利。这尤其涉及专利权制度在新技术上的应用,特别是生命科学和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的发展已经带来了更广泛的生物专利,其中生物的专利性已经在1980年由美国最高法院对Diamond v. Chakrabarty一案的判决所确认。发达国家的专利法已经淡化了发明与发现的界限,给予基因技术基础研究成果以专利保护,并打破传统,赋予有生命主题发明以专利权。同样,在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逐渐交叉已经带来了计算机软件专利的延伸。为此,在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报告中,专家们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利保护的重点已经逐渐转移为将专利制度视为一种产生为R&D所需要资金、并保护投资的手段。对看起来是发明但实际上属于科学发现的主题授予专利权是存在着危险的。[17]这一倾向如果任由其发展,那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的专利制度是继续鼓励创新,还是转而保护投资?
 
    TRIPS协议在扩大高新技术保护范围的同时,却将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民族民间文学艺术、遗传资源等的保护忽略不计。1993年12月29日生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各成员方尊重、保护传统知识,保存生物多样性,确认各国对其生物资源拥有主权并以可持久的方式利用其生物资源的权利,认识到许多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地方同生物资源有着密切和传统的依存关系,生物资源提供者应公平分享从利用与保护生物资源及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而产生的惠益。发展中国家的安第斯组织在其《知识产权共同规范》中明确地把传统知识列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基因资源与文化遗产成为他人的创新之源,其权益受到了侵害。遗憾的是,TRIPS协议并没有涉及这些方面的内容。究其原因,还是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失衡,因为传统知识、生物资源等发达国家的创新之“源”多分布于发展中国家,某些发达国家的医药化工公司甚至将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药品拿去稍加改进就申请了专利。
 
   三、利益的再平衡——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发展
 
    由上可知,TRIPS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并不完善,还有许多问题尚需解决,尤其是上述利益失衡之处。从1996年开始,发展中国家便多方呼吁,要求修改TRIPS协议,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
 
    2001年11月9日至14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在多哈召开,并最终通过了《多哈部长宣言》、《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宣言》、《关于与实施有关的问题和关注的决定》,涉及的问题有:
 
    1.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在举世瞩目的《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宣言》中,该宣言承认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遭受痛苦的公共健康问题,尤其是艾滋病、肺结核、痢疾和其他流行病引起的公共健康问题的严重性;承认TRIPS协议必须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更广泛的国家和国际行动的一部分;承认知识产权保护对于药品的开发是重要的,也承认由药品价格影响所产生的忧虑;承认那些在药物生产领域生产能力不足或没有生产能力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依TRIPS协议在有效利用强制许可方面可能面临困难,并责成TRIPS理事会寻求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2002年年底之前向总理事会报告;将最不发达国家在医药产品方面履行TRIPS协议有关义务的过渡期延长至2016年。其后,经过近两年的艰苦谈判,世界贸易组织TRIPS理事会于2003年8月30日通过决议,允许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因艾滋病、痢疾、肺结核及其他流行性疾病而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可通过强制许可自己生产有关专利药品,无生产能力的国家也可以获得由此生产的药品。
 
    2.TRIPS协议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关系。作为《关于与实施有关的问题和关注的决定》中尚未解决的实施问题,TRIPS理事会将特别审查TRIPS协议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之间的关系,审查对传统知识、植物品种及其生产方法、植物多样性的保护。
 
    3.地理标志的保护问题。TRIPS协议只要求其成员保护葡萄酒和白酒的地理标志,范围显然太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农产品、食品、酒类和手工艺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征,符合地理标志的保护条件,也需要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此,《多哈部长宣言》指出,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扩大到葡萄酒与烈酒以外产品有关的问题将在TRIPS理事会中根据本宣言第12条加以处理。
 
    4.非违约之诉的问题。非违约之诉是在GATT/WTOG多边贸易体制下一种独特的国家责任确认方式。对于非违约之诉是否适用于TRIPS协议的争端,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为非违约之诉与公共健康有关。多哈会议《关于与实施有关的问题和关注的决定》指示TRIPS理事会继续对GATT1994第23条第1款b项和c项下规定类型起诉的范围和模式,向第五届部长级会议提出建议。
 
    从上述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知识产权议题及多哈会议上发表的宣言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问题已经引起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视并提上了议事日程,世界贸易组织公共健康协议的达成则是“历史的突破,利益的平衡”, [18]这预示着TRIPS协议那失去平衡的天平即将复原,平衡精神将重现后TRIPS时代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之中。这样一种利益的平衡-失衡-再平衡的进程也是符合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规律的,因为所谓的平衡是动态的平衡,由于利益倾斜,一方更多受益而另一方更多受损的情况时有发生。 [19]以著作权为例,在封建出版特权制度下,作者与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调,出版商即作品的传播者是真正的受益者,而作为作品创作者的作者得到的保护非常有限甚至没有。“印刷版权”时代,随着权利观念的进化,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了现代著作权观念,即著作权首先保护的应当是作者的利益,作者对自己创作的作品享有专用性权利,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使用他人的作品。审视近代著作权制度的立法文件,字里行间无一不渗透着自然法学派崇尚权利、崇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念。[20]利益的天平开始向作者倾斜。“电子版权”时代,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著作权人的权利不断得到扩张,与此同时,产生了一系列著作权限制制度,包括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使用制度、强制许可使用制度等。该限制制度的设立旨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调整作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21]
 
    法律的主要作用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的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在进行利益调整之时,正如庞德所认为的,便是尽可能多地满足一些利益,同时使牺牲和摩擦降低到最小限度。[22]即便是美国,其在1998年通过的《千年数字版权法》(DMCA)以及“波诺著作权保护期限延长法案”(Sonny Bono Term Extension Act),由于过于偏重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忽略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也在美国引起极大的争议,并因其合宪性问题而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其实,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乃是各国政府与民间的共识,但是在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之余,亦应注重社会公益与文化发展之平衡,否则在此数字化时代所产生的“数字落差”(digital divide)将更加严重。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但涉及法律层面,更与产业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国家文化发展有关。[23]再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可以采用不同的保护水平。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大多数国家曾经对某些领域不给予专利保护,以适应其特定时期的发展需要,推进其自身的经济发展。如法国1791年不允许对药品授予专利。英国通过采取对化学产品不授予专利的做法来抗击德国在该领域的竞争。相反地,经济技术不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由此所获得的收益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适得其反,除非其相应的整个环境制度也能够得到改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实现了从零水平到与国际接轨的飞跃。事实证明,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与适度的权利限制有利于促进知识的创新与传播,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因此,我们不应当盲目地去适应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出的要求,必须以我国国情为立法前提。 [24]具体而言,我国专利法既要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给予药品以专利权保护,又要建立有效的强制许可制度和明确专利产品使用的例外情况;既要顺应基因技术的发展潮流授予基因专利权,又要严格审查基因发明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并注意基因资源的保护;既要适应网络技术的发展增加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又要规定相应的合理使用制度与法定许可制度。
 
注释:
 
[1]参见冯小青:《利益衡量论: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基础》,《知识产权》2003年第6期。
[2][8][20]参见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页,第45页、第32页,第8页。
[3]参见王先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第92页。
[4]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5]参见刘春田:《知识财产权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6]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1996,Published by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td. England, pp.41-44;李扬主编:《知识产权的合理性、危机及其未来模式》,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0页。
[7]值此制定中国民法典之际,我国法学界就知识产权法是否应纳入民法典展开了一场论战,但对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即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没有异议,这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早已作了明确的规定,在今年提交给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民法草案中也肯定了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属性。传统的民法典没有包含知识产权的内容并不能否定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属性,因为现代意义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从17世纪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在19世纪欧洲兴起的民法典编纂运动时还不成熟,未能在民法典中体现出来。在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民法典编纂浪潮中,有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荷兰、俄罗斯、越南将知识产权法规定在民法典中。
[9][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5页。
[10]参见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9页。   
[11]参见[美]威廉·费歇尔:《知识产权的理论》,黄海峰译,载刘春田主编:《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页。   
[12]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42-645页。         
[13][21][22]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第288页,第398-400页。      
[14][19]参见袁泳:《知识产权法与技术、文化创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15][17]参见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报告:《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编译,第45-47页,第123页。   
[16]《TRIPS协议》第27条第1款。   
[18]闫文锋:《世贸组织公共健康协议———历史的突破,利益的平衡》,《中国知识产权报》2003年9月6日第1版。   
[23]参见冯震宇:《著作权法不应作为台美贸易谈判的牺牲品》,《智权情报网》2002年11月4日。   
[24]参见寿步:《试论软件最终用户的责任》,载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页。 

原载于《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作者简介:黄玉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来源:

版权声明:本站系非盈利性学术网站,所有文章均为学术研究用途,如有任何权利问题,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责任编辑:谭文娟

上一条: 世界贸易组织与知识产权

下一条: 知识产权与其他人权的冲突与协调

梁上上:论违规增持的私法救济

09-21

耿林: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法政策研究

03-09

于柏华:权利认定的利益判准

03-08

劳东燕:法益衡量原理的教义学检讨

02-13

耿林: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法政策研究

12-25

梁上上:论公司正义

06-14

梁上上:公共利益与利益衡量

06-05

梁上上:公共利益与利益衡量

05-14

吴汉东:民法法典化运动中的知识产权法

10-15

耿林:论除斥期间

09-24

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

08-15

张宝:环境侵权诉讼中受害人举证义务研究

06-06

吴汉东:知识产权理论的体系化与中国化问题研究

01-26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本质与知识创新目标

10-05

崔国斌 :知识产权确权模式选择理论

09-04

易继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适用

12-05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价值的中国语境解读

11-16

马一德: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10-20

吴汉东:试论知识产权的无形资产价值及其经营方略

06-22

杨明:知识产权制度与知识财产创造者的行为选择

03-04

黄玉烨,戈光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模式

05-06

黄玉烨: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别权利保护模式

03-27

黄玉烨:保护传统文化的政策目标论纲

02-21

黄玉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

10-26

黄玉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与著作权法的关系

06-07

黄玉烨: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论

05-22

黄玉烨 罗施福:论我国著作权转让登记公示制度的构建

01-27

黄玉烨:药品专利保护与权利限制

01-24

黄玉烨 罗施福:论我国民间文学法律保护的立法模式

01-22

黄玉烨:知识产权与其他人权的冲突与协调

01-14

黄玉烨:知识产权利益衡量论

01-13

黄玉烨:浅谈中国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01-05

黄玉烨:人类基因提供者利益分享的法律思考

06-28

黄玉烨:论基因技术的可专利性与投资保护

05-18

版权所有:中国私法网
本网站所有内容,未经中国私法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违者必究。
联系电话:027-8838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