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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中国土地私有化论的面纱


发布时间:2010年8月4日 孟勤国 点击次数:3792

[摘 要]:
当前土地私有化的论调声势浩大,其中大部分来自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础,作为法学尤其是民法学者应当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土地私有化论者从未对现行土地制度作过理性的研究,所谓中国土地私有化的好处全部来自于想象和虚构,中国土地私有化是一个对中华民族极不负责的闹剧。
[关键词]:
土地;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化

    中国土地私有化的呼声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前达到了最高的分贝,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由于众多的学术精英赞成或认同土地私有化,而且土地私有化还被打扮成深化农村改革的代表,以致于中央负责农村工作的领导同志在2007年1月30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只能委婉地表示,“讲到实行土地私有化,我想在中国目前还看不到这个前景”。[1]
    参与土地私有化争论的学者主要来自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2]也有一些法学学者。[3]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础,如果土地私有化成为现实,中国现行的法律尤其是民法必须推倒重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学尤其是民法学不能不关注土地私有化的争论并作出独立的判断。我们看到的中国土地私有化,只是一种狂热的政治情绪,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极其有害。
    一、土地私有化论者从未对现行土地制度作过理性的研究
    主张土地私有化者甚众,其中,陈志武和盛大林的文章应该代表了土地私有化的学术水平。陈志武在2005年10月《财经》杂志《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一文中是这样论证的: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乡村社会的官权过剩,民间权力衰落,导致这种局面又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所有财产(包括土地)公有。因此,只能通过土地私有化“还产于民”,进而“还权于民”。[4]盛大林在2006年9月20日新浪专栏《农村土地到底该不该私有化》中提出了土地私有化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等六点理由。看来陈志武、盛大林极力反对现行土地制度。但他们并没有对现行土地制度的历史、现状作过完整的描述,也没对现行土地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作过实证调查和统计,更没有对现行土地制度的利弊得失作过具体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陈志武在其文章《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中说,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已经糟糕到极点。可是,文章既没有糟糕的描述也没有糟糕的量度。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诽谤。[5]为了掩饰论据的缺乏,其以“我自己家还在湖南农村,有哥哥弟弟在那里务农”证明自己言之不虚。稍有逻辑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不是一个对观点有证明力的论据。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在湖南农村长大的海外精英居然不清楚中国农村的财产公有其实是指土地公有,并不是全部财产的公有。而当盛大林断言许多打工农民认为“责任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是限制农民个人自由的枷锁时,同样没有任何数据或实例。至于将农民很难真正脱离农村归咎于责任田,只能让人惊叹其天才的想象力。[6]值得怀疑的是,这位敢于写土地专栏文章的国内精英是否到过农村,因为其讲述了村集体组织必须匀出一份土地给出生的孩子这样一个天方夜谭。[7]同样,已故的杨小凯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为土地私有化奔走呼号,他论述土地私有与宪政共和、农业现代化、公平与效益、按劳分配的关系,就是不论述中国现行土地制度本身。[8]
    土地私有化动的是九亿农民的饭碗,十三亿中国人安居乐业的根基,绝不能试错。应当首先证明现行土地制度具有无可救治的缺陷或者虽可救治但成本过大不如改为土地私有,同时还应当证明土地私有是唯一的能解决现行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的最合适的替代方案。[9]证明的程度如何是水平问题,最差的证明仍不失为探索;证明不证明是态度问题,是探索和攻击的分界线。因此,在土地私有化论者没有开始上述证明之前,中国土地私有化只能是一个居心叵测、蛊惑人心的政治口号,与科学和真理没有任何关系。
    二、所谓中国土地私有化的好处全部来自于想象和虚构
    陈志武宣称,土地私有化能使农民富有,[10]发挥农民自然责任感,[11消]除官员腐败。[12]盛大林宣称,土地私有化不仅保护农民利益,[13]而且避免土壤板结,[14]抑制人口增长[15]等等。杨小凯画的饼比陈志武、盛大林更大,不仅卖地使农民成为有钱人,[16]而且减少社会纠纷、安定社会、稳定地方财政。[17]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一直困扰以后还会困扰的社会问题和自然问题,尤其是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发展的瓶颈。如果土地私有化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还有什么理由不搞土地私有化?
    以土地私有化让农民富裕,这是土地私有化论最蛊惑人心之处,他们认为只要土地私有了,农民就能将自己的土地卖掉,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进城创业和定居。但是,这难免会让我们产生疑问:什么叫可观的收入?中国农民人均只有2亩土地,这2亩土地能卖出进城创业和定居的第一桶金吗?城市的商品房每平米数千元,城市的吃穿住行没有不花钱的,城市的学校、医院是认人民币的,2亩土地换来的[18]也就是支持农民进城市创流浪之业,定乞丐之居。土地卖给房地产商是另一种算法,[19]但中国能有多少十地可以转为建设用地呢?任何一个需要吃饭的中国人都不妨算一算.有机会将十地卖给房地产商的农民占九亿农民的比例会是多少。如果这也算是解决农民贫困之道,彩票应该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第一手段。卖地是他们为农民开出的唯一的致富之道,他们是这样说的:土地私有化了,有能力种地的人就可以买很多的地,搞现代化大农场,提高土地的产出能力,就像美国那样。但仔细一想,美国和中国差不多大,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而且美国的耕地数量和质量远非中国能比,中国能学得来美国的农业生产模式吗?不妨读一下李昌平提供的数据:“中国现在每年新增1100万人,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只能从农村转移800万人进城就业生活。40年后,中国农村的人口依然还有8亿多,人均耕地还达不到现在的水平,所以小农经济是中国农业经济的长期现实选择。在未来40年,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基数始终保持4亿以上,而实际只需要1.2亿劳动力,因此,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并不一定能降低成本、增加土地产出。相反、据我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种地 500亩的家庭农场比种地5亩的农户的单位面积产出要低15%。精耕细作是中国农业的优势,这个还不能丢。”[20]
    陈志武以一个反问句完成土地私有具有普适性的证明,[21]盛大林则以土地公有的国家农业都落后证明了土地私有的普适性。[22]他们似乎忘了中国有过几千年的私有制历史。在几千年中,中国的农民并没有陈志武憧憬的更富有,也没有陈志武崇拜的自然责任感,而且陈志武似乎没听说誉满全球的明清腐败,也没读过《国富论》—亚当·斯密在清朝的盛世年间看到了当时世界上最贫困的中国。[23]他们似乎也忘了当今世界上很多土地私有的国家的农业相当落后,农民相当贫困,[24]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证明西方国家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是当今中国犬儒学者的学术范式。[25]然而,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疑问: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真的是因为土地私有?为什么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或者殖民战争的机遇?
    私有化论者为何如此迷信土地私有化,杨小凯似乎透露了一点秘密:那就是他读了一本有关英国历史的书。[26]看来,是杨小凯对中国能否实行西方式民主的浓厚兴趣促使他无条件地迷信上了土地私有化。在社会科学中,无数的学者申明自己的观点不受政治的影响,但事实上,我们很少能见到真正超越意识形态的研究。
    三、中国土地私有化是一个对中华民族极不负责的闹剧
    很奇怪,土地私有化至今没有如何实行的执行方案。土地私有化论者无一不是精英,不存在因为低能而拿不出一个执行方案的问题。唯一的原因只能是:任何土地私有化的执行方案都没法见人。
    首先是怎么实行土地私有?中国土地基本上都已承包到各家各户,土地私有化是以承包现状确认土地所有权还是重新分配?无论采取何种方案,都将引起农民之间的利益争斗。中国的第一轮土地承包发生于1980年前后,是以每户的人口多少按集体人均标准承包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发生于1995年前后,基本上是维持第一轮承包的状态。但30年间农户的人口是在变化的,因而出现了人口多的户所承包土地少于人口少的户的现象。对第二轮承包时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人口多但承包地却少的农户就很不满,而人口少承包地却多的农户则表示支持。在土地集体所有的条件下,农户的不满是能克制的,因为以后还有调整承包地的可能。如果按承包现状进行土地私有化,地少农户必然产生不可抑制的愤怒,因为以后不会再有调整土地的机会。如果是重新分配土地,人口少承包地多的农户同样产生不可抑制的愤怒,因为物权法刚刚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户的财产。不仅如此,有些村还留有一些未承包的土地,这些地私有化给谁?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瓜分土地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能调和的。土地只要开始私有化,整个中国农村就会变成一个混乱不堪的决斗场。那时,各种有权有钱有势的利益群体可以呼风换雨、兴风作浪,[27]而大多数农民终将成为刀俎之鱼。
    其次是怎么节制土地兼并?土地私有化—土地自由买卖—土地规模经营,是土地私有化论者绘出的所谓农业现代化的路线图。土地自由买卖看上去是一个愿卖愿买、公平交易的过程,实际上卖地大多是因为农民为生计所迫,处于绝对的劣势,往往是非“自愿”低价交易[28]由此,以市场名义大规模低价兼并土地的“圈地运动”不可避免。土地兼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因为土地兼并造就了大量的社会破坏力很强的流民。中国能够承受无节制的土地兼并吗?李昌平非常简洁地描绘了一幅怵目惊心的画面,[29]不节制土地兼并,中国社会的崩溃指日可待,这是历史和现实的结论。在现行土地制度下,任何土地的流转都是有期限的,土地承包期满,土地恢复到流转前的状态,农民不会失去土地。[30]因此,土地集体所有本身就是一个节制土地兼并的调控机制,[31]而且是一个以私权(所有权)为基础和动力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调控机制。土地私有化一旦毁掉了这个调控机制,在市场的名义下,我们能找出什么理由对已经私有的土地买卖横加干涉?这种结果当然符合土地私有化论者的预期和目的,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
    再次是怎么对待失地农民?通过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一方面集中土地搞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同时让失地农民进城加速所谓的城市化。失地农民进城后能找到维持生存必须的工作吗?这个朴素的问题背后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相互关系问题。事实上,农村劳动力转移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促进城市化,但城市化的规模和水平是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以制造大量的失地农民的方式推进所谓的城市化是极不人道的,正如温铁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到的那样:所谓的城市化其实就是城市贫民窟化。[32]杨小凯说失地农民可以买保险,[33]盛大林说农民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34]可是钱从何来?一个多数劳动力失业的国家能有这样的财力吗?
    最后是怎么维持社会稳定?稳定才能建设,建设才能发展,发展才能富裕。中国改革开放前100多年动乱的历史和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成就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土地所有权不仅仅是一个财产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中国2亿多农户生活在380万个自然村,60万个行政村。这些村社是千百年来一个或数个祖先繁衍的后代共同生活形成的区域共同体,其基础和纽带就是特定区域的土地。[35]农民认为老祖宗留下的土地村里所有的人都有份。土地集体所有并不是外来或人为的制度,而是从中国的村社社会内部生长起来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产物。村庄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细胞,土地集体所有保持了村庄的稳定,中国农民不管走到哪儿,走多久,都可以回到村社。中国已经转移的一亿多农村劳动力是一个巨大的人口流,如此巨大的人口流没有造成社会动荡,即便是春运期间也没有出现失控的情况,首先就是因为中国农民的流向是有目的地的。当土地可以自由地普遍地卖给陌生的外村人时,向外流动的卖地农民不再有非回来不可的动力和机会,新来的地主和雇工无须体会村社固有的气息,土地对村社的凝聚力将随之减弱直至消失。因此,土地私有化要摧毁的不仅仅是土地集体所有,同时也摧毁村社区域共同体。人为瓦解村庄区域共同体是彻底改变几亿农民的生存环境,在没有善后措施的条件下,摧毁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的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
    尽管中国土地私有化论甚嚣尘上,但中国众多的有识之士仍坚定地反对土地私有化。温铁军呼吁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因为他看到了土地私有化将使资本以市场名义残酷地圈走农民的土地,看到了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搞土地私有化带来的农村凋敝、暴力冲突和城市贫民窟化,看到了中国现实的农村没有任何土地私有化的社会基础和自然基础。[36]李昌平指出,土地私有是知识分子有意编的故事,因为他知道中国农民大多数没有土地私有化的愿望,知道中国不可以无条件搞规模经营,知道土地私有化将形成数量极其庞大的无地游民。他们了解中国的农村,所以他们能够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能一针见血地揭露土地私有化的本质和祸害。
    现行土地制度问题确实很多,确实需要改革,但改革应当具有完善的目的性。不管土地私有化论者如何丑化现行的土地制度,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居然破天荒地过上了小康生活,都是在现行土地制度[37]的基础上实现的。


【注释】[1]陈锡文:《中国不会实行土地私有化》,载中国改革论坛:http://www. chinareform. org. cn/cirdbbs/dispbbs. asp? boardid = 11&id =118582,发布时间:2007年1月30日。
[2]主张土地私有化的杨小凯、陈志武、文贯中、李再杨、蔡继明等学者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核心在于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是建立市场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3]贺卫方教授认为:“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制度的方式,否则农民最受损害。”转引自云淡水暖:《把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学者官员与小岗村农民强制置换身份》,载乌有之乡:ht-tp://www.wyzxsx.com,发布时间:2008年7月11日。
[4]“地义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只能求着官权,就不会有‘还权于民’。有了‘还产于民’才会有‘还权于民’。”陈志武:《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载中国改革论坛:http://www. chinareform. org. cn/cirdbbs/dispbbs. asp? BoardlD=&ID= 68991,发布时间:2005年10月9日。
[5]笔者以为,在中国,以人品不好、能力太差这样的抽象评介贬低他人远比具体的指责有效。
[6]“对于很多打工农民来说,这份‘责任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看似一份财富,却又无法变现,实际上成了城乡之间一道无形的壁垒,也成了限制农民个人自由的枷锁。‘责任田’还像是贴在农民身上的一张标签,使他们在‘身份’上与城里人迥然有别。”盛大林:《农村土地到底该不该私有化》.载新浪财经网:http://finance: sina. com. cn/review/zlhd/20060920/09262930881. shtml,发布时间:2006年9月20日。
[7]“为什么城市居民宁愿少生而农民却愿意多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里人多生孩子所产生的负担都要自己来扛,而农民多生孩子却可以把一部分负担转嫁给集体及同村村民。因为孩子出生后,村集体组织就必须匀出一份土地给他。所以,农村上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客观上助长了‘超生’。”前引⑥。
[8]“最近听到俄国新总统普京推动土地私有化的消息,忍不住将自己近两年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读书心得记下来,提供给中国的学者和学生,让大家了解认识到目前中国反对土地私有制的观念的错误。第一点是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第二点是土地私有制对农业现代化的意义,第三点是土地私有制与公平效益兼顾之间的关系,第四点是土地私有制与按劳分配之间的关系。”杨小凯:《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载中国改革论坛:http://www. chinareform. org. cn/cirdbbs. asp? boardid =11&id =25040,发布时间:2004年6月20日。
[9]事实上,还有人主张以土地国有代替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笔者认为,将农民集体土地收归国有,在法理上缺乏正当性、公平性,这种主张是在挑起农民与政府的对立,同样非常危险。
[10]“如果土地私有,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收益是,农民会更富有了;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前引[4]。
[11]“土地产权分回到家庭个人,这才可彻底发挥出农民最自然的责任感。也可以让农民自愿、自发地形成以家族、宗族为基础的经济自助体,也可让他们自发‘计划生育’等等。如果没有土地产权私有,这些自发的行为都很难。相反地,以生育为例,现在的制度反倒变相鼓励多生。我所了解的农民,谁都比官僚们更负责任、更为自己的后代着想。”前引[4]。
[12]“在腐败盛行的社会里,规避腐败的首要方法是把腐败所能碰到的资源减到最小。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腐败盛行,同时你又把所有的资源和土地交给他们控制,那么没办法在世界上找到比这更糟糕的组合了。”前引[4]
[13]“目前中国农民与城镇职工年人均收入的比例是1:3.1;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达到1:6。悬殊的收入差距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一道鸿沟。如何才能缩小这种巨大的差距?把土地分给农民可能就是一条捷径。”前引[6]。
[14]“在欧美国家,化肥已经不再使用,因为长期大量的使用化肥,会导致土壤的板结,严重破坏土地的墒情  但在中国,化肥却还在大行其道。并不是农民都不懂这个道理,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现在承包的土地并不属于自己,保护它只能是‘替他人做嫁衣’。此外,由于我国的土地产权长期模糊不清,还造成大片国土沙漠化、水土流失加剧、森林覆盖率下降、生态环境恶化。近年来,土地撂荒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这种在外国专家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情况之所以发生,主要就是因为一些农民既不想种地又难以处置它。‘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土地实行了私有,那么农民就会更加珍惜土地,就会加大对土地的投入,从而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前引[6]
[15]“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农民将成为自由民,若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他业,他可以卖掉土地,不但有一笔收入,而且有一笔资本,因此他进城时是有钱人,而不是盲流。特别是,可自由买卖的土地比不可自由买卖的同样土地市价高得多,土地私有化只会使现在相对贫穷的农民变得更富,君不见,台湾地区的很多农民比城里人富,就是因为他们有大块土地完全的所有权。”杨小凯:《中国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意义》,载孤独书斋学术论文中心:http:// www. engdsz. net/old/discourse/article_show. asp? typeid=2&articleid=1795,发布时间:2003年4月2日。
[16]前引[15]。
[17]“土地所有权私有化不但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减少社会纠纷,安定社会,稳定地方财政有重大意义。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后,土地市价上升,土地交易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也使地方财政,地方基础设施,地价之间的反馈制度化,使地方政府官员的收入和士气提高,效率上升。我们都知道,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财政很依赖土地税和房地产交易税,而这又是以土地私有权和土地自由市场为基础。”前引[15]。
[18]“在农村调查时特别关注了土地的买卖价格。在东北人少地多、亩均负担在50元,亩均年收入200~300元的地方,农民认为一亩土地卖400元比较合理。在中原农民负担较重、亩均年收入100元以内的地方,农民认为一亩土地卖2000~3000元合理。”李昌平:《慎言农村土地私有化》,载《读书》2003年第6期。
[19]笔者以为,几乎所有的中国土地私有化论者都偷换了土地的概念,土地私有化针对的是农用土地,但土地私有化论者在讲述土地自由买卖可以导致地价上涨时都以建设用地作为例子。他们似乎不知道即便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允许私有的农用土地随便转为建设用地,而农用土地的价格始终受制于土地产出能力,农用土地流通提高土地价格的幅度有限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实践中所谓土地流通土地价格上涨的实例无一不是在农地上盖房。
[20]前引[18]。
[21]“看看今天成功的国家里,有哪个是以公有制成功的呢?答案不言自明。”前引[4]。
[22]“从世界范围看,没有一个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是实行土地公有的;而土地没有私有化的国家,比如中国、朝鲜等,农业都相当落后。”前引[6]。
[2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5页。
[24]“印度与中国同属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过其耕地占比和人均土地都多于中国,农业自然条件优于中国。土地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自由流转,在给印度带来维持地主和种植园主土地所有制条件下三分之一农民无地问题的同时,出现的主要是农村游击队和城市贫民窟。无地农民缺乏生存条件,农村贫困人口高达36%,他们部分地流动到城市的贫民窟,仍然缺乏生存条件。”温铁军:《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与土地私有化的理论逻辑》,载《绿叶》2008年第11期。
[25]比如,经常有人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使得西方经济发达,正如土地私有使得西方经济发达一样。
[26]“我以前看的历史书给我一个印象,宪政和共和制度先于普选制的产生而私有财产权似乎是宪政的基础。最近我从Pipe的新书《财产与自由》[ Property and Freedom (1999 )]找到了这段历史的文献记录。按照他记载的英国历史,土地私有制是英国宪政、代议制的基础。由于土地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国王必须求财产所有人交税,由于私人财产所有者财政上独立于国王反而是国王有求于百姓,所以收税一直是个头痛的事。早期英国王室卖王室上地得到相当财政收入,后来主要靠税收,为了解决税收的困难国王开始召集国会。英国国王是不专制君主,因此让国会自订税率,并形成宪制承诺,‘不经国会同意,不能加税’。”前引[8]。
[27]“希望全社会对底层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尖锐矛盾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理性地选择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可惜,鼓吹土地尽快私有化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如果国家允许农村土地私有化,很多干部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大地主,很多农民很快会成为无地游民,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农村社会拖回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呢?”前引[18]。
[28]“在农地负担重、农业收入低、绝大多数农民穷的情况下允许土地买卖,在很多地方,一户农民的土地所能卖到的钱可能不够一个孩子上大学的学费、一个难产产妇在地市一级医院住院的费用。当一个贫困的农民面对孩子要上大学、病号要住院时,除了‘自愿’低价出卖土地外,他还有别的自由选择吗?”前引[18]。
[29]“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3亿多,现在,如果允许出现30亩的地主,也就是一户兼并三户的土地,将有6亿多农民成为无地游民。一个国家有世界1/9人口的无地游民,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啊!”前引[18]。
[30]中国现在有四千万失地农民,但都是因为征地造成的。
[31]“中国现在13亿人口,2020年以后达到15 ~16亿,无论搬来的是什么主义、什么制度,能稳得住吗?那可是天大的本事!西方在工业化早期就经过殖民化把过剩贫困人口转移出去了,中国今天还有这种可能吗?只能十几亿人在这么点资源的地方共生!如果是在所谓制度优越的欧洲,十几亿人早就打翻天了。中国至今还没有打翻天,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农民平均占有的土地制度。”参见玛雅:《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专访温铁军》,载《凤凰周刊》2008年2月5日总第282期。
[32]“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大都是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的,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转移到城市,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比如印度,无地农民缺乏生存条件,农村贫困人口高达36%,他们部分地流动到城市的贫民窟,仍然缺乏生存条件。这就叫城市化?印度农村的土地是私有的,城市的土地也是私有的,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求生计,进人私人所有地就是侵犯私有财产,是要被捕的,所以他们只好居住在公路、铁路、河道两侧的公有土地上。”前引[24]。
[33]“目前保险市场不发达正是因为保险业不准私人经营。若废止保险业不准私人经营的法令,土地私有化并不会增加很多风险。”前引[15]。
[34]“为什么不让农民也享受社会保障呢?农民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本来就不公平,然后又因此不把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农民,这不是双重的不公平吗?”前引[6]。
[35]“中国的现实是,仍然有大约s亿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无论这个国家的大城市怎么变,乡土中国的村社还是村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传承的小农村社制度作为农村的一般经济基础,至今基本没变,还是2亿多小农户生活在380万个自然村,行政性地集中为60万个行政村。”前引[31]。
[36]“中国的现实是,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8,而水、土、光、热这四种适宜农业的资源比较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0%。沙漠、山区和高原肯定不是企业家办工厂的首选地,所以工业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城市也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这样,农业、工业、城市和人口都主要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中国的区域差别拉大,本来应该是中国经济地理条件制约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人为的结果或者制度之祸。”前引[31]。
[37]关于集体所有、承包经营的现行土地制度的功能与价值,可参见孟勤国等:《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来源:《北方法学》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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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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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勤国:物的定义与《物权编》

09-10

孟勤国:司法改革应直面常识挑战

01-25

孟勤国:企业租赁经营的若干民法问题研究

09-12

孟勤国:人格权独立成编是中国民法典的不二选择

04-24

孟勤国 张素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与股东有限责任

05-14

孟勤国 申惠文:我国《物权法》没有承认登记公信力

08-23

孟勤国:揭开中国土地私有化论的面纱

08-04

孟勤国 张凇纶:财产法的权力经济学

07-05

孟勤国:现代物权思维与古老物权思维的碰撞

01-02

孟勤国:《物权法》的现代意义

08-03

孟勤国:东施效颦—评《物权法》的担保物权

11-29

孟勤国:物权法如何保护私有财产

12-05

孟勤国:中国物权法研究的新进展

11-02

孟勤国:如实评估用益物权

06-25

孟勤国:论担保权的性质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

06-01

孟勤国:公有制与中国物权立法

06-01

孟勤国:如何成为著名的法学教授

03-28

孟勤国:常识与事实的距离有多远

12-24

孟勤国:法学的风光与自大

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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