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怀念旧版

首页 私法动态 私法名家 私法研究 私法讲坛 私法茶座 私法书架 私法课堂

>   民法专题   >   也论物权法定原则

也论物权法定原则


兼评我国《物权法》第5条之规定
发布时间:2010年6月17日 陈本寒 陈英 点击次数:3539

[摘 要]:
物权与债权的二元划分是物权法定原则产生的前提条件,物权的支配性和排他性则是其存在的内在根源。公示制度是维持物权法定的技术手段,不能作为判断权利性质的标准。物权法定并不违背意思自治的精神,我们应该摒弃立法、司法和理论中存在的错误倾向,坚持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
[关键词]:
物权债权二元分化;意思自治;公示制度

    物权法定原则,是以《德国民法典》为立法蓝本的国家,在编纂物权编时共同遵守的一项原则,被视为“物权法构造重要基柱之一”。[1]我国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物权法》虽然采纳了物权法定原则,但在《物权法》颁布前后,针对物权法定可能带来的权利体系僵化的弊端,部分学者要求立法缓和甚至废除物权法定原则的呼声从未停歇。[2]本文拟从物权与债权二元区分的角度,对物权法定原则的存在基础,物权法定与公示制度、意思自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加以分析,并就《物权法》在坚持物权法定原则问题上存在的缺憾进行检讨,以期物权法定原则在我国实践中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实施。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产生基础
    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在物权法领域实行物权法定原则,而在债权法领域则普遍奉行契约自由原则。作为民事财产法的两大支柱,物权与债权为何有如此差异?对此,必须深入考察物权法定原则产生的根源,了解物权与债权的本质,才能对这两项原则在私法领域的并行不悖做出合理解释。
    (一)物权法定原则形成的前提:物权与债权的二元分化
    物权法定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按照罗马法的精神,“权利必须有诉权的保障,否则即形同虚设”,并将诉讼划分为“对人之诉”和“对物之诉”。[3]诉讼种类的有限性导致权利(不仅仅是物权)类型的有限。但是,罗马法中没有“物权”的概念,“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的划分也不同于债权和物权的分类,因此,罗马法的权利法定不同于近世以来的物权法定。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以《法学阶梯》为模式,分为“人”、“财产以及所有权的各种变更”、“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三编。物权法定隐含的一个前提就是物权和债权的可分性,而《法国民法典》在体系上没有明确划分物权与债权,也没有形成清晰的物权和债权概念。因此,对以法国法为蓝本的国家来说,奢谈物权法定原则,显然缺乏必要的前提。
    为物权与债权的划分起奠基作用的是德国法学家萨维尼,物权法定原则也在同时得以确立。在萨维尼之前,物权、债权和继承权混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对人的权利体系。萨维尼按照法律关系客体的不同将权利划分为物权和债权,这一观点得到学者的普遍赞同,并且认为物权法应该作为民法典的独立构成部分。尽管《德国民法典》没有明文规定物权法定原则,但物上权利数量的封闭性原则自始就是未被质疑的基本原理。“立法者认为,物权法定主义从物权与债权的对立以及物权法和债权法的独立性出发,作为契约自由反面解释的演绎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4]
    《德国民法典》的编排体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制定民法典的国家和地区,在借鉴物权与债权分立模式的同时也接受了物权法定原则。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现行“民法”均明文规定物权法定原则,瑞士、奥地利等国民法虽无明文,但解释上均认为有此原则之适用。[5]可以说,物权和债权的二元分化与物权法定原则是相辅相成的,一国或地区的民事立法只要承认物权与债权的划分,就必然坚持物权法定原则,否则物权与债权的分野就变得难以界定。
    (二)物权法定原则的内在根源:物权的支配性和排他性
    支配欲是人之本性,将外部世界的哪些事物置于人的主宰和支配之下,是自古就存在的问题。在财产法领域,因支配对象的不同导致权利性质的差异。
    为了区别物权和债权,萨维尼将客观世界划分为“非自由的自然界和他人”。对于非自由的自然界,法律关系的标志性因素在于意思支配,这种支配关系形成的权利即为物权;对于他人,法律关系的核心为“对他人的具体行为的支配”,这种关系被概括为债的概念。[6]萨维尼的理论为物权与债权的不同特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物权的客体—物—是暴露于主体之外的客观事物,权利人不需要他人行为和意思的介入就可以自主支配,体现为支配性;同时,暴露于外的物又极易遭受他人行为的侵害,法律必须赋予权利人排除他人妨害的力量,体现为排他性。比较而言,债权的客体—他人的行为—在履行之前是隐匿的,债权人需请求他人为特定的行为才能实现债权,因此债权是请求权;另一方面,债权债务关系仅仅停留在特定的主体之间,第三人不知其存在也不受其效力影响,因此债权具有相对性。
    物权的支配性和排他性使其具有的对世效力,如果允许当事人自行创设,就会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极大影响。一是影响交易安全,增加交易成本。当事人任意创设的物权如果没有公示,将对第三人构成不测风险,即使进行公示也会增加查询成本。二是影响物尽其用。当事人如果任意创设物权,限制物的流转或在物上设定太多负担,就会阻碍物的流通,妨害物的效用发挥。物权法定原则使物权的种类统一化、内容规范化,是交易安全和物尽其用的需要,也是物权的支配性和排他性所决定的。
    二、物权法定原则与物权公示制度
    物权的对世效力,要求通过一定的方式,使第三人了解特定物上物权的变动,这种可资辨认的外部表征,即为物权的公示。物权公示是近现代各国普遍采纳的制度,它使物权的支配性和排他性得以实现。通过公示,权利人可以将特定物上的权利状况公之于众,避免他人侵扰;潜在交易者可以知悉物上的负担情况,降低交易成本,防止不测损害;其他第三人可以了解行为界限,避免误入禁区徒增纷扰。“物权的公示原则并不是法律的抽象拟制,而完全是现实生活关系的反映。”[7]如果没有公示制度,公众无法知悉物权的存在与变动,即使法律限定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权利的排他效力难以贯彻,物权和债权的划分也没有实际意义。
    在物权法定与物权公示制度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有人主张用公示制度替代物权法定原则,认为这样不仅可以为当事人自由创设新型物权提供空间,而且借助于公示制度,也可以准确地判断当事人创设的权利性质。这一观点的理由是:物权的本质属性在于对世性与追及力,而这两种属性又根源于物权的公示性。债权之所以不具备对世性与追及力,是因为债权未经公示。既然物权的本质属性源于物权的公示,那么在司法实务上对于某一项新型的涉及物的权利究竟属于物权还是债权,就应当以该权利是否经过公示作为判断标准。只要该权利经过公示,就应把它认定为物权。这样,公示性就取代法定性成为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标准。公示本身就足以作为区分物权与债权效力的理由,没必要再以是否经过法定作为另一个理由。[8]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混淆了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标准。物权与债权的差异在于:物权为支配权,具有对世效力。正是基于支配权的排他属性,特定物上的物权变动,有可能对他人在该物上的权利行使造成影响,为了避免他人的权利受到不测损害,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将特定物上物权的变动告知他人。而物权的对世性,又决定了物权关系中的“他人”是任何不特定的第三人,不可能由物权人逐一告知,公示制度由此产生。而债权为请求权,不具有对世效力。在债的关系中,双方当事人都是特定的,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变动并不涉及第三人的权利,因而债权关系的任何变动,只要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或通知相对人即可,无须向第三人公示,这样,公示制度在债权法上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其次,忽视了公示制度的现实障碍。且不说公示能否做到万无一失,即使将全部具有排他效力的权利都进行公示,也可能存在以下问题:(1)公示制度只涉及物权种类的公示,并不涉及权利内容的公示,物权内容的确定将成为问题。(2)由于缺少定型化标准,各种权利五花八门,交易当事人为了了解物上的权利状况,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对不同资讯进行搜寻、过滤、比较,徒增交易成本。(3)公示权利的增加和非规范化,将使登记部门的工作任务呈几何倍增长,远非目前的机构设置所能承担。(4)应否赋予公示以公信力还难以抉择。如果公示没有公信力,权利的公示状况随时可能被推翻,公示的意义就值得怀疑;如果公示具有公信力,公示机关审查的成本过高又无法转嫁给当事人,反而会使公示制度瓦解而失去应有的功效。
    最后,低估了物权法定原则在民法结构体系中的功能。《德国民法典》将民事财产法划分为“物权法”和“债的关系法”,并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形成总则和五编制的结构,这一模式为近现代各国提供了法典编纂模版。在这一模式中,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法典编纂的前提,如果用公示原则替代物权法定原则,将使物权与债权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民法典的体系将无从构建。
    总之,以公示制度取代物权法定原则的做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缺陷,它颠倒了物权法定与物权公示制度的关系,造成了民事财产法律体系的混乱。物权法定原则的存在基础表明,物权法定与公示制度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一方面,物权的性质是由立法者在法律中直接规定的,先有对物权性质的认定,然后才有对此类权利的公示。另一方面,公示制度为物权法定原则提供了技术支撑,它使物权的支配性和排他性得以实现,使物权法定原则得以贯彻。正因如此,即使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公示制度,物权法定原则仍然不能废除。
    三、物权法定原则与意思自治
    民法是私法,以意思自治为指导原则。学者们反对物权法定原则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物权法定限制了当事人的选择空间,并认为“物权严守法定主义的结果,使得私法自治只实行了前半段,规范财产流转的契约法标榜自由,规范财产分际的物权法则充满强制”。[9]诚然,物权法定原则是对当事人选择自由的一种限制,但是意思自治并非绝对的自由,物权法定原则之下仍然存在着意思自治的空间
    (一)物权法定与意思自治并不矛盾
    意思自治指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创设权利、行使权利。“虽然自由以及私法自治是私法的出发点,但自由的行使在许多方面是受到控制和限制的。”[10]尤其在20世纪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压力,意思自治已经由最初的不受限制的个人自由,转化为法律限制之内的自由。即使在意思自治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合同法领域,当事人的自由也受到强行法以及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禁止权力滥用等原则的限制。物权法定正是物权法对意思自治的一种限制。
    从私法本身来看,私法各部分有着不同的特性,意思自治虽然原则上适用于一切私法关系,但在不同部分的体现程度是有差异的。意思自治主要体现在财产交易方面,因为自由的意志是商品交换和财货流通的必备条件,意思自治鼓励人们自由地塑造交易关系,促进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然而,物权法的调整对象为财产的归属和利用关系。财产归属关系包含着人类对财物进行支配的基本规则,与一国的经济制度密切相连。而财产利用关系在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当代社会尤其重要,如何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保障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各国立法共同关注的问题。正是由于物权法事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不可能放任当事人进行意思自决。如果将意思自治作为唯一标准,进而否定物权法的私法品性,不仅是对私法本质的误解,也是对财产法两大领域不同功能的混淆。
    而有些学者之所以将物权法定与意思自治相对立,是将物权与债权之间的独立性和反对性混在一起了。对此,德国学者黑克早就指出,“不能由于物权法和债权法的相互对立,所以就把规范一方原则的反面认为必定适用于另一方,支配债权法的契约自由原则的正反对命题适用于物权法,即使在理论上也是难以成立的。”[11]按照相反的推论,法国民法没有区分物权和债权,是否意味着意思自治同等程度地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权利呢?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多数的法国学者认为,在法国法上,“当法律保持沉默时,权利的物权性质从来都不可能是真实的。”[12]
    (二)意思自治在物权法定原则中的体现
    物权法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的选择自由,但绝不像有的学者所言,“私法自治原则仅仅适用于契约法,而不适用于物权法”。[13]在意思自治和物权法定的双重调控之下,物权法中自由与限制的关系是微妙的。
    首先,物权法定限制了当事人创设物权的自由,但没有限制当事人选择物权的自由。物权法定原则禁止当事人创设法律所不认可的新类型的物权,也不得创设与法定物权内容相背的物权,但当事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在法定范围内设定物权、设定何种物权以及选择行为相对人等。
    其次,物权法所规定的内容只是法律上的关键事项,当事人在物权法定之下仍有适度的自治空间。物权法定原则为当事人提供了一套定型化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不可能将所有情形都纳入考虑之中,其所应设定的事项,应是“法律上之关键特征”或“具交易上重要功能者”。[14]因此,在物权法的领域里,其实也存在着“内容形成自由”的可能性,比如当事人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对物权合意附加条件或附加期限;同时,限制物权的权利内容及其负担,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可以通过协议来确定的。[15]
    再次,自由创设的权利违反物权法定原则时,可以通过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实现其效力。一般来说,违反物权法定的行为并不必然无效。如果所设定物权的内容一部分违反禁止规定,除去该部分外,其他部分仍可成立者,仅违反禁止规定部分无效;物权虽无效,但其行为若具备其他法律行为要件的,仍然产生该法律行为的效力。而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则是指一个完全无效的法律行为,如果具备另一法律行为的要件,而且可以认为,当事人知道此行为无效即愿意另一行为有效的,可以作为另一法律行为而生效。[16]这意味着,当事人自由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不符合物权法定原则,仍然可以认定为债权债务关系从而获得法律的保护。
    最后,物权法定通过对物的秩序和交易安全的维护,在更高层次上保障了合同自由。私法自治之成为可能,以物权法定为前提,在不采物权法定主义的情形,为防止在一物之上任意创设不相容的数个物权,对合同进行外部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只能导致合同自由被否定的结局。[17]物权法定原则使权利关系简明清晰,促进了交易的安全便捷和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进一步保障合同自由的实现。
    四、物权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立法与实践
    物权法定原则在我国立法中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我国《物权法》起草之初,物权法定原则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法律原则,毫无悬念地体现在草案条文中。2005年7月10日公布的《物权法》(草案)第3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本法和其他法律规定。”此后的几部草案审议稿也一直保留这一规定。随着立法进程的发展,对物权法定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多,受其影响,2006年8月《物权法》(草案)第五次审议稿第3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法律未作规定的,符合物权性质的权利,视为物权。”第六次审议稿第5条沿用了第五次审议稿第3条的规定。由于该条的后半句,学者质疑“物权法定原则”实质上变成了“物权自由原则”,[18]这将对交易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立法机关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转而回归到最初的立场,形成了现在《物权法》上第5条的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
    (一)对我国《物权法》第5条的评析
    《物权法》公布以后,学术界大都认为我国采纳了物权法定原则,法律起草者也认为《物权法》第5条是关于物权法定原则的规定。[19]然而,该条款是否真的体现了物权法定的精神实质?这一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考察各国立法,在物权法中明确规定物权法定原则的模式肇始于《日本民法典》,该法典第175条规定:“物权,除本法及其它法律规定者外,不得创设。”受日本法的影响,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采此种模式。《韩国民法典》第185条规定:“物权,除依法律或习惯法外,不得任意创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57条规定:“物权,除本法或其他法律规定外,不得创设。”将上述条文与《物权法》第5条相比较,不难发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是从禁止任意创设物权的角度加以规定的,《物权法》第5条仅从正面宣示了物权法定之“法”的范围和“定”的对象,并没有从反面作出规定。而物权之所以要法定,不仅仅是告诉人们物权的来源或法律依据,而且要禁止人们任意创设对第三人产生排他效力的权利,从第5条的规定中是难以解读出这一含义的。《物权法》第5条的规定是立法者的无意疏漏,还是有意为之?是否意味着在法定物权之外,还有自主创设物权的可能?在这一问题上,立法者的态度是暧昧的。
    由于受前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来,无论是在我国的民法学术界,还是在司法实务中,人们对物权与债权的区别和导致这一区别产生的理论基础,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亟须通过一部严谨科学的法律来树立人们的物权意识。遗憾的是,新颁布的《物权法》在推行物权理念,确认物权法定原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我们认为,既然我国的民事财产法采纳了德国法的二元模式,就应该严格坚持物权法定原则,避免物权与债权之间的模糊与混淆,这不仅是物权的支配性和排他性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确保交易安全的需要。因此,《物权法》应该更加充分地体现物权法定的深刻内涵,将其条款修正为:“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得自由创设。”
    (二)坚持物权法定原则的几点思考
    物权法定原则尽管已经写入我国《物权法》,但这一原则一直被认为是民法中最受争议的制度之一,在各国的实施也总是伴随着不断的争论和怀疑。在我国,物权立法的先天缺陷为人们自由创设物权留下了缺口,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着重当事人的约定、轻法律规定的倾向,学术界要求缓和甚至废除物权法定的声音也从未停歇。可以预见,物权法定原则在我国的道路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认为,要正确理解和实施物权法定原则,关键要克服立法、司法和理论等方面存在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和做法,具体而言:
    立法上,为了避免物权类型法定可能带来的僵化,应当及时通过法律的修改,确保交易实践中需要赋予排他效力的新型权利能够在立法层面上得到及时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肯定会突破立法所规定的物权类型,面对新生的物权,“最佳因应之道,乃尽速立法”。[20]以立法的形式克服物权法定的封闭性可能给经济发展造成的法律障碍,这也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通常做法。《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实施也将近八十年,而在民法典之后产生的新型物权都是通过立法形式纳入了物权体系。我们所说的“立法”,并不局限于民法典的物权编,通过民事单行法的形式,对在交易实践可能对交易安全产生影响的权利及时加以规定,同样符合物权法定原则中“法”的含义。换言之,新型物权不一定要体现在《物权法》中,特别法上的物权也是物权的存在形式。这样既可以保持民法典物权编体系的稳定性,又给新型物权在法律上的生存空间。
    司法实务上,物权法定意味着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只能根据法律的明文规定来确认物权的类型。凡法律未明文规定为物权的,就不应当赋予该权利排他效力。同时,一旦确认该权利为物权,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就应当依照法律的明确规定来确定,而不是依照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来确定。法官在处理物权纠纷时,只有真正做到了依法律的规定,而不是依当事人的约定;依登记簿的记载,而不是仅凭当事人之间的一纸合同,物权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才可以说得到了真正的贯彻。在法官的法律意识中,要明确民法的物权制度和债权制度的一系列规则设计,都是为当事人的民事权利提供救济的一种手段。当事人之间约定的权利,如果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物权范畴,不能动用物权的方式提供保护,并不意味着该权利不受法律保护,只要该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仍可将其作为合同债权来加以保护。
    学术理论上,对物权法定原则的探讨,不应偏离请求权与支配权的理论和物权与债权的划分。我们不能一方面承认财产权有划分为物权与债权的必要,其划分的理论基础是支配权与请求权的理论,其目的是维护交易安全,另一方面,又抛开这一理论,置交易安全于不顾,从所谓的经济成本、法律的滞后性等方面,对物权法定原则横加指责;甚至对意思自治原则不当释义,主张废除这一原则。我们应当摒弃日本学者提出的“物权法定无视说”和“物权法定缓和说”的错误观点,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对物权法定原则产生的基础、功能、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正确的阐释。对于理论界来说,重要的任务不是标新立异,另辟蹊径,而是在坚持物权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对我国立法和司法中存在的与该原则相抵触之处,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从而推进物权法定原则在我国的正确实施。


【注释】[1]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2]有的学者认为物权法体系应该完全开放,其核心观点就是日本部分学者提出的“物权法定原缓和说”。参见苏永钦:《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再探大陆民法典的可能性》,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4年第8辑;谢哲胜:《不动产财产权的自由与限制—以台湾地区的法制为中心》,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常鹏翱:《体系化视角中的物权法定》,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建立有名物权与无名物权并存的体系,参见刘正峰:《论无名物权的物权法保护—从对物权法定原则的检讨展开》,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2期;张鹏:《物权法定原则的肯定与否定—评<物权法草案>对物权法定原则的新近修改》,载《法学》2006年第12期。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将物权划分为基础性物权和功能性物权,对前者实行法定,对后者实行自由,参见梁上上:《物权法定主义:在自由与强制之间》,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而另一些学者则直接主张应当废除物权法定原则,其核心观点就是日本部分学者提出的“物权法定无视说”。如杨代雄:《物权法定原则批判—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5条》,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4期;巩寿兵:《物权法定原则否认论略》,载《山西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6年第2期。
[3]周枏:《罗马法原论》(下),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24、955页。
[4]段匡:《德国、法国以及日本法中的物权法定主义》,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5]前注[1],谢在全书,第40页。
[6][德]沃尔夫冈·维甘德:《物权类型法定原则—关于一个重要民法原理的产生及其意义》,迟颖译,王洪亮校,载张双根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95页。
[7]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8]杨代雄:《物权法定原则批判—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5条》,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4期。
[9]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10][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11]〔德〕黑克:《物权的概论》,第23.2,第88页,转引自段匡:《德国、法国以及日本法中的物权法定主义》,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12][法]Malaurie et Aynès, Les biens, p. 81.转引自尹田:《论物权法定原则的解释及其根据》,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13]前注[9],苏永钦书,第73页。
[14]王文宇:《民商法理论与经济分析》(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15]〔德〕德里希·克瓦克:《德国物权法的结构及其原则》,载孙宪忠:《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676页。
[16]〔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页。
[17][日]稻本洋之助:《民法(2)物权》,青林书院新社1983年版,第53页,转引自梁慧星,陈华彬编:《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41页。
[18]梁慧星:《物权法草案第六次审议稿的若干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1期。
[19]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20]前注[1],谢在全书,第48页。

来源:《法学评论》2009年第4期

版权声明:本站系非盈利性学术网站,所有文章均为学术研究用途,如有任何权利问题,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责任编辑:吴小曼

上一条: 重新认识商品房按揭的法律属性

下一条: 论不作为侵权及其法律完善

版权所有:中国私法网
本网站所有内容,未经中国私法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违者必究。
联系电话:027-8838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