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验法则，是指人们从生活经验中归纳获得的关于事物因果关系或属性状态的法则或知识。经验法则应当符合人们认识的常理，如果不合常理，也就不具有公正性。
从正义性角度而言，对于特殊的经验法则，基于该经验法则的“特殊性”，应当由当事人加以证明，也包括实施鉴定加以确定。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尽可能穷尽证据方法，包括通过经验法则认定事实，从而避免举证责任适用的简单化。
一般而言，运用经验法则认定事实作出裁判，比直接运用举证责任作出裁判更具有合理性。两者如何平衡处理是法官的智慧。
“经验法则”一词对于法律实务界的人而言也许还有些陌生，但如果提到“常理”，人们就十分熟悉了。近年来，“经验法则”或“常理”这一概念受到了法律实务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在一些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案件中，法官使用了常理或经验法则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引起了人们争论。人们提出的问题是，常理或经验法则能否作为裁判的依据？其在诉讼中具有什么作用？如何确定常理或经验法则？应当由谁来判断？应当如何运用常理或经验法则？如此等等。
经验法则是一个法学术语，在国外，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经验法则是诉讼法和证据法中经常使用的概念。所谓经验法则，是指人们从生活经验中归纳获得的关于事物因果关系或属性状态的法则或知识。经验法则既包括一般人日常生活所归纳的常识，也包括某些专门性的知识，如科学、技术、艺术、商贸等方面的知识。人们不仅要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经验法则进行逻辑推理判断，在诉讼中，当事人和法官也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经验法则进行诉讼活动和审判活动。当事人要利用经验法则推论自己的事实主张和法律主张，法官则会利用经验法则对案件的事实进行判断和认定，对法律概念和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进行解释。可以说，没有一个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能够离开经验法则。经验法则在诉讼中的基本作用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作为事实推定的中介，实现对待证事实的间接证明。众所周知，案件的裁判是一个三段推论的过程，抽象的法律规范作为大前提，案件的具体事实作为小前提，从而推导出裁判的结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需对自己主张的主要事实加以证明。这些事实有时可以通过证据直接加以证明，有时则无法直接加以证明，如关于合同是否成立、生效、解除、中止、变更等；侵权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等。在此情形下，法律允许当事人以经验法则为中介或桥梁推论出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当对方当事人没有能够提出经验法则的例外情形时，该推定就予以认可。经验法则之所以具有这种中介或桥梁的作用，是因为经验法则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识，这种常识所具有的盖然性，即事物之间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可能性，使得这种推论或推定的结果也具有了较高的可信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九条第（三）项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该事实无需举证加以证明。
应当注意的是，经验法则不同于自然科学法则、定理、公理，经验法则并不是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必然反映，只是一种具有盖然性的外在联系，一种按照归纳法所得出的判断和结论。这种基于经验法则的推论并不能保证其绝对的真实性。因此，也就允许人们对经验法则的推定提出例外情形，以推翻该推定。《规定》中明确指出，当事人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时，当事人仍然需要对该事实加以证明。
其二，在诉讼中，法官借助经验法则认定事实。由于法官必须对案件的主要事实作出认定，判断当事人是否需要证明，因此也要使用经验法则。经验法则所具有的常识性和高度盖然性，也就使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获得了正当性，使裁判获得了正当性。
其三，经验法则成为法官采信证据和运用证据的依据、手段。在诉讼中，法官通过经验法则对证据能力、证据的证明力等进行推理判断，决定是否采信该证据以及运用证据。在判断证据时，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法官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经验法则，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其四，经验法则具有法解释的功能。这包括对法律概念的解释和对法律行为的解释。对于经验法则的这一功能，以往人们并没有自觉地认识到，人们更多注意到的是经验法则在事实推定方面的作用。就法律概念的解释功能而言，实际上，因为任何法律规定其中的法律概念都是相对抽象的，要将抽象的法律规定具体适用于案件，也需要借助经验法则。例如，法律规定中的“过失”、“故意”、“正当理由”、“瑕疵”等概念，就需要通过经验法则加以确定。例如在医疗纠纷中，医生的医疗行为是否构成过失，就需要根据医疗过程中的经验法则来判断。当医生在实施一定的医疗行为时，除了医疗规则外，还要根据一般医疗人员所具有的常识实施其医疗行为，如果违反该常识即经验法则，则可能构成过失。再如，物权法中关于“公共利益”的概念，也需要在具体案件中适用经验法则来加以判断，而不能一概而论。就法律行为的解释功能而言，人们可以通过经验法则确定某一法律行为。例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行为人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等。从经验法则具有判断作用这个意义上，经验法则也就与法律法规一样，成为案件三段论推论的大前提，具有规范的意义。因此，作为日常生活的经验就成为一种法则。
在理论上，经验法则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判断事项。因为经验法则无处不在，又因不同的案件有所不同，难以做到统一性和规范性，仅有极少数可以通过法律加以明确规定。因此，只有委任给具体审理案件的法官进行判断。当然，法官自由判断并非说法官可以任意认定经验法则。经验法则应当符合人们认识的常理，如果不合常理，也就不具有公正性。因此，法官在运用经验法则时应充分考量该“经验法则”是否能够构成经验法则，此“常理”是否的确为常理。例如，在买卖房屋的纠纷中，关于是否支付价款的问题上，买方主张自己是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了几百万元，而卖方予以否认。这里就涉及到在特定的地区、特定的人群，这种支付方式可能就是一种符合常理的支付方式，而对于其他地区和特定的人群而言，就可能是一种不符合常理的支付行为。
经验法则在运用中需要注意的是，一个特定的案件往往涉及诸多经验法则，而这些经验法则并非都是支持同一个推论的，在具体的情形中，经验法则的运用有可能是矛盾和冲突的。例如，人们实施一种行为时会考虑自己利益的****化，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常理。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人们也会基于某种观念、同情心、对幸福的不同理解、感恩等主观认知而实施利他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根据具体情形、具体的人和事来适用经验法则予以认定。
经验法则根据是否为人们一般所知，可以分为特殊的经验法则和一般的经验法则。虽然经验法则是人们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归纳，但这里的“人们”以及“日常生活经验”，是相对于某个群体和空间的。因此，对某些人或某些领域而言是共知的常理，但对于其他人而言却可能是特殊的，非共知的。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对于特殊的经验法则是否需要加以证明，是否可以由法官自由判断。从正义性角度而言，对于特殊的经验法则，基于该经验法则的“特殊性”，应当由当事人加以证明，也包括实施鉴定加以确定。
经验法则具有作为事实推定的功能，一旦存在前提事实，就可根据经验法则推定未知的主要事实。因此，作为已知事实与未知的主要事实纽带和桥梁的经验法则的可靠性就非常重要了，如果没有足够的把握，不能形成充分的内心确信，该“经验法则”不能为人们所理解时，就应当适用举证责任规范，视其主要事实（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但另一方面，由于举证责任是一种拟制或假定，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没有能够证明该主张的主要事实时，就拟制或假定该事实不存在，从而承担不利后果。
因此，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尽可能穷尽证据方法，包括通过经验法则认定事实，从而避免举证责任适用的简单化。一般而言，运用经验法则认定事实作出裁判，比直接运用举证责任作出裁判更具有合理性。两者如何平衡处理是法官的智慧。
对于裁判中违反经验法则应当如何救济的问题，目前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而是将经验法则适用的问题分别纳入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这两个方面。当事人通常在上诉或申诉中会指出，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时违反常理，而主张撤销原判或改判。笔者认为，既然经验法则具有推定事实和法解释的重要作用，因此，上级法院和再审法院如果认为原判违背经验法则时，可以直接以违反经验法则为理由予以纠正。至于以何种方式，需要视具体情形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