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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改革开放与中国民法发展30年


——在湖北省民法研究会2008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发布时间:2009年1月9日 余能斌 点击次数:2534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开会之前,昌华同志要我在会上发个言,回顾并展望我国民事立法三十年。先给我发言的时间是一个小时,所以我准备了一个题为“见证改革开放与中国民法发展30年”的发言提纲,现在发言时间改为20分钟,要花二十分钟时间回顾三十年的事情,太难了。我就把原来的提纲做个“压缩饼干”,结合改革开放的历程谈四个问题。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之门,引来了民商法发展的化雨春风。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中国社会近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曾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第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前段时间看了一些有关的历史,很有一些感受。第二次转折,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同时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样的思想路线,对民法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思想解放路线为民商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同时奠定了思想基础。思想解放运动打碎了人们思想的枷锁,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真正的解放。我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在78年底召开以后,中央的政法领导小组,就通知法学研究所,要研究一下民法的问题。我们感到既欣喜又惊讶——民法好久没有提了,它好久被人们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我们立刻着手讨论和出去调研,我记得先是在公安部礼堂开了第一次民法讨论会。那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次讨论会,这次讨论,大家的思想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比较自由了。当时讨论得非常活跃,争论得非常激烈。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制定民法典,民法要规定什么,是制定民法典还是财产法典,还有民法同经济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开了一天半的会,没有争出结果来。之后,会议的主持人、当时法学所所长孙亚明同志说,没有结论,就到实践当中去找答案。于是组织了几支队伍,分头去调研;与此同时我们还组织一批翻译力量,搜集翻译一批外国民法资料并着手加强研究。从这些情况看来,思想解放,为民商法的发展,既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又做好一定的理论准备。

    第二个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方针,发展商品经济,为民商法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承不承认商品经济,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于民商法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承认商品经济,就有民法的需要。不承认商品经济,就没有民法的需要。前三十年,民法难得生存和发展,是因为没有这个大前提,不承认商品经济。计划经济排斥商品经济,也排斥真正意义上的民商法。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商品经济,为民商法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民商法的存在与发展终于有了可能。

    第三个方面,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工作,特别是法制的建设。这一点,今天看来似乎不发生什么问题,可在当时来说,特别是加强法制建设,人们对它的理解并不那么全面。过去的法制建设是什么呢?过去的法制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加强法制几乎成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代名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法制建设,是同经济建设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涉及对敌斗争的领域,更重要的是涉及经济建设工作,要求在经济建设中依法办事,也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要把经济建设纳入法制的轨道。这一点,就给了民法很大的支持。加强法制建设不再被理解为只搞刑法,而是民法也要搞。我们可以以加强法制建设来进行民法的立法。当时中央也是这样做的。我所体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我们民商法的春风化雨,起码有这么几点。

二、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推动了第三次民法工作的启动与民法通则的颁行标志着民法开始走向创新发展。

    (一)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推动了第三次民法起草工作的启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议事日程。”全会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沿着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普遍推进的轨迹迅速发展。这种发展态势客观上对加强民事立法推出了迫切要求。实际部门和学界对重新恢复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呼声很高。在这种形势下于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了民法起草小组,启动了第三次民法起草工作。起草小组从1979年11月开始工作,我全过程参加,到1982年5月份,大约经过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四个“民法草案”的起草稿,简称“民草四稿” 。怎样评价起草工作?我归纳成以下几点:1、带动了民商法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后来民商法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和理论上的准备。首先是为民商法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训练了一批业务骨干。我是有体会的,在当时,我在起草小组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民法起草小组说起来是一个工作小组,但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研究班。参加民法起草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我从中受益匪浅。那个起草工作,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法界领军人才,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后来的民法实务骨干。那个起草小组聚集了一批当时可以说是国内顶尖的民法学专家。老一辈的有陶希晋、杨秀峰、林亨元、林诚毅、林我朋、徐开墅、孙亚明、余鑫如等,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有佟柔、王家福、史越、陈汉章等。其次是为民商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那个时候和现在的民法起草的思路不完全一样,那时候,是先做调查研究,从现实中发现问题,然后再带着问题来研究法律依据和法律对策。既要参考借鉴现存的经验和理论,更多的是要根据实际进行创新思考。拟定了法律条文之后,拿到实践中去,通过调查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回来再修改。回头看当时制定出的法律草案,尽管条文不像西方法律那样的法言法语,但的确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法律。它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因此可以看作是当时最优秀的研究成果。一部草案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可成为一本宝贵的教材。大家知道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民法教材是《民法原理》,而这部教材的基础从框架到内容可以说都能从民法草案四稿里找到。我写的《民法总论》是在《民法通则》出台之前完稿的第一部面世的 “总论”专著,其内容不少也是参考“民草四稿”的。第三,民法起草工作的开展,唤醒了人们对民法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法起草和向社会征求意见,是在一定范围内对社会进行的一次民法知识启蒙教育。在民法起草工作进行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配合起草工作撰写了一批宣传普及民法知识的文章,终于打破了过去许多人只知有刑法不知民法为何物的社会偏向。

    这次民法起草工作是伴随着改革不断深入进行的,当时是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经济关系尚不稳定,因此尚不具备完成一部法典的客观条件,所以这次民法起草工作在没有完成最终的民法典的情况下中断。但这不代表民事立法工作的中断。为适应需要,在当时“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指导思想之下,从81年底开始,陆续出台了如《继承法》、《专利法》等一系列的民事单行法。84年的时候,因为单行法太多,条文分散,单行法之间有不少矛盾和不协调,迫切需要有一个基本法的规范来加以调整,为满足这一要求,于是就决定在“民草四稿”的基础上适当简化,先搞一个《民法通则》并于1986年颁布。

    (二)《民法通则》的颁行,标志着我国民商法走向创新发展的历史新开端。

    《民法通则》是在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已经取得理论和立法上一定成果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它从1983年开始,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修改,最后形成“送审稿”提交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于1986年4月12日颁布,1987年1月1日实施。《民法通则》虽然不是民法典,内容也比较简略,但由于它是经过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属于民事基本法范畴,具有“准法典”的性质,因而它在中国民法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我国民商法走向创新发展的一个新开端。《民法通则》的创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其一,结构创新。它突破民法的传统结构模式,创设了以“基本原则”为统帅,以民事法律关系为主线,串联主体、行为、权利、责任且以权利为中心的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的全新的结构框架。法律形式上首创《民法通则》这样的一种“准法典”形式,并将公民、法人、人身权等独立成章,充分体现现代民法以人为本,民法即“人法”、“人权法”的法律精神;其二,内容创新。《民法通则》虽然不是“民法典”,但是它较全面的规定了民法的基本内容,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法框架。内容方面表现有以下特色:首先它突破传统法典一般未规定调整对象的做法,给本法的调整对象开宗明义的科学界定;其次专章明确规定“基本原则”,开了确定民法基本原则体系的先河;第三,专章设立完整的民事主体制度;第四,专章全面系统规定民事权利,确立了我国的民事权利体系,形成较完整的权利制度;第五,创新建立完整的民事责任制度。其三,技术创新。《民法通则》遵循第三次民法起草工作规定的“三化”——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原则,在立法技术上充分体现了结构紧凑、内容精练、逻辑严谨、语言通俗和正确继承本民族法律文化传统等显著特色。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开创了我国民商法发展新的局面。

    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并且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我国民商法的发展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过去不敢谈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商法。虽然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但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适合现代民商法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现代民商法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民商法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在于:第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引起了国人民商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长期以来,国人对民商法的认识非常肤浅,甚至在法学界一些人只知将宪法和刑法的旗帜高高举起,却不愿在高高的法学殿堂之中给民法一席之地。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国人对民商法的认识发生了以下显著变化:一是正确认识到民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应有的地位;二是较深层次认识到民商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市场经济法治属性的深度认识到民法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宪章”;三是全面深刻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商法的时代使命。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促进加快改革步伐和市场的发育,从而有力的推动了民商事立法和民商法现代化的过程。第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理论上的突破,为民商法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使民商法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第四,伴随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理论发展,民商立法和教育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为民法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

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为中国民商法全面发展开辟了历史新阶段。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发展新形势,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提出来,它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民商法发展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就不讲了,有兴趣的同志请参阅《余能斌法学研究文选》“世纪之交看新中国民商法的发展”。

    下面谈最后一个问题。

五、新世纪以来,伴随社会经济转型,出现了民商法发展的新态势。

    我想概括说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新世纪以来,社会的发展对民商法的发展提出新的机遇与挑战。其表现之一,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成熟,经济生活繁荣和多样性日渐显著,为民商法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厚土壤。大大增强的民事活动复杂性对民法传统内容提出了挑战。其表现之二,是由于依法治国方略的逐步实施为民商法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和优良的社会环境。从而使民法的发展获得更宽松、更自由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也对我们每个民商法律人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其表现之三,由于国家推行“科教兴国战略”,科学技术飞速进步,对民法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开创了更新的天地,同时也对传统民法理念和制度提出挑战。最后是由于全社会成员法制意识和权利意识大大增强,有利于民商法的社会作用更好的发挥,使民法权威得以树立,但同时也对从事民商法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全面素质的提高与法律的适应性产生新的期待。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新世纪以来,在世界格局新变化和全球化影响下与正处在新的转型时期的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的合力推动下,我国民商法的发展出现了以下新态势:一是,民商法的趋同化倾向进一步加强,并呈现出国际法的内国化,外国法的本土化,本国法的全球化的一种的趋势。二是,民商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其不仅成为经济生活的“宪章”,而且也是制衡国家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的重要工具。三是,民商法科学研究力量的不断壮大,理论研究向着更广和更深的方向发展,民商法学教育也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四是,随着民商法学研究的成熟,民商法学界摆脱了传统的思想束缚和各种不良学术的影响,形成脚踏实地、坚持真理的务实作风和锐意进取的的学术精神。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近些年来,在民商法学界,由于受外来的思想影响和某些政策执行偏差产生的误导,在学风上出现了一些我认为不适合时代发展的不良症状。

    一曰“迷外症”,言必称外国如何,而且迷恋欧美,却忘记了自己国家和本民族的一些优良传统。二曰“浮躁症”,主要是表现在不是脚踏实地,学了一点东西,就飘飘然。三曰“狂妄症”,虽然思想解放运动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原则的,如果自命不凡却违背了基本原则,是会有危险的。四曰“孤傲症”,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自命清高,不和外界接触。五曰“虚脱症”,表现为知识空虚,脱离实际,不知道中国的国情,不知道其过去,也不知道其未来,那样是没有前途的。民法是要联系实际的,联系实际是民商法理论的生命线,脱离实际的民法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陈小君教授研究“三农”问题,研究农村土地立法,与实际紧密联系,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陈词。回顾30年,我国的民商法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已经走过了它应有的辉煌。目前,由于西方市场经济的顽症引发的全球化的金融危机的传染病,造成世界性的恶劣影响,我国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考验。同时也给我们法学界包括民商法学界提出许多新的问题要让我们去思考。我在这里提以下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一是,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刻社会根源是什么。二是,西方新自由主义近年来对我国学界包括民法学界的影响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不能接受西方自由化模式。三是,新世纪的民商法从理论到立法的发展趋势会怎样?我国民事立法模式应该做怎样的选择?四是,我国的法学界包括民商法学界,在学风上有哪些值得反思?五是,在应对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我们法学界包括民商法学界应该有何作为?六是,中共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对我们民商法的研究和发展有何积极的指导意义。我提出这些问题供大家思考,如有不当,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刘范义整理,已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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