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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物权法上公示的局限性


——“公信原则”之质疑
发布时间:2007年3月6日 唐义虎 点击次数:3022

[摘 要]:
物权法上的公示, 主要是物权的公示, 同时也包括物权变动的公示。公示的法律意义是双重的、相对的、有局限性的, 而所谓的“公信”原则是可疑的、被夸大了的。
[关键词]:
物权    变动    公示    局限性    质疑


    一、物权的公示抑或物权变动的公示

    关于公示的对象,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权利公示说”,认为物权公示是对物上权属状况的公示,物权公示的对象包括物权的主体、物权的种类及作为物权客体的具体标的物。[1]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基本正确。公示的目的在于使物权人以外的人知晓物权之状况,在于保护物权人的利益(即保护静态安全)和保护物权人以外的人的利益(即保护交易安全),而物权变动之行为过程之动态与第三人利益无涉,故原则上公示是物权静止状态的公示。但是,物权之状态必有其发生之原因(这一原因包括法律行为),而且物权状态又是新的物权变动行为之起点,所以不可将物权状态和物权变动绝对地对立起来。

    第二种观点“物权变动公示说”,认为物权公示是指物权变动的公示。

    我国很多学者都持“物权变动公示说”。例如,谢在全说:公示原则系指物权变动之际,必须以一定的公示方法,表现其变动,始能发生一定法律效果之原则。[2](P56)又如,钱明星说“:基于物权的特性,公示原则要求物权的产生、变更、消灭,必须以一定的可以从外部察知的方式表现出来。”[3](P61)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从纯理论上说,物权法上的公示应当是物权状态的公示,而不是物权变动的公示,因为公示的目的不在于公开物权状态的转变, 而在于使物权获得对世效力的正当性。其次,持“物权变动公示说”的学者们的论述当中的公示实际上包括物权变动的公示和物权状态的公示两部分内容。

    第三种观点是“统一说”。例如,有学者说:“物权的公示,指物权享有与变动的可取信于社会公众的外部表现方式。”[4](P70)又如,有学者认为:“物权公示,是指物权的得失变更,应依法律的规定采用能够为公众所知晓的外部表现形式。物权公示的实质内容,是物权的权属状况或者物权的不复存在。物权公示的方法,在动产为占有,在不动产为登记。”[5](P275)本文赞同“统一说”。

    第一,交付离不开占有,公示以静态公示为重心。占有是交付发生的前提,没有占有,何来交付?占有又是交付行为完成的结果, 所谓交付就是占有之移转。因此,对于动产而言,物权法的公示包括物权的公示和物权变动的公示,是两种公示的统一,而以物权状态的公示为重点。

    第二,在一般情况下,对于不动产,其物权之存在以及物权之变动,其公示的方法都是登记。对于不动产物权之原始取得,登记行为(这里指的只是登记申请行为)是动态的,但是登记内容却包括动态的行为内容和静态的行为结果。对于不动产物权之继受取得,一方当事人取得物权、另一方当事人失去物权或者出让所有权的一部分权能,登记行为(指的也只是登记申请行为)也是动态的,登记的内容也是法律行为和法律行为之行为结果的统一。所以,对于不动产的登记,物权及其变动的登记总是前后继起、相互一致而且密不可分的。而登记的侧重点是不动产物权之权利状态,因为其物权状态既是变动的起点又是变动的结果。

    从根源上说,一定物权之存在,总是有一定的法律事实作为其存在的原因,一定的物权状况之改变,也总是有其改变的法律事实。而更重要的是,物权状况之改变,并不总是处在动态过程之中,而总是会发生相应行为结果的。所以,物权法的公示主要是物权状况的公示,同时也包括物权变动的公示。而对于物权变动的公示,则不可能仅仅限于行为过程的公示,其中肯定包含行为结果的公示。事实上,行为过程的公示对于物权变动的当事人以外的人是没有严格的法律意义的。

    二、论公示的局限性—“公信原则”之质疑

    人们往往认为“公信原则”是公示原则的进一步延伸与贯彻;公示原则在于使人“知”,公信原则在于使人“信”;如果信赖物权法上的公示而为一定的行为(如买卖、互易等),即使登记或交付(占有)所表现出来的物权状态与真实的物权状态不相符合,也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此即所谓的“公信原则”。人们往往认为该“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不过,在笔者看来,人们通常所说的“公信原则”是一个十分含混的“原则”,令人有些怀疑。

    (一)关于物权的公示

    无论是对物权人,还是对物权人以外的人来说,物权的公示都存在着局限性。

    第一,公示方法的多样化和法律拟制,使公示本身具有局限性

    动产与不动产物权公示方法各不相同。动产物权公示方法一般是占有,但是汽车、船舶、航空器等一些价值较大的动产物权公示方法则依法是登记(占有仍然有公示的作用)。不动产物权公示方法原则上是登记。登记的公示效果(事实上的效果)比较明显。然而,占有对于不动产物权也有公示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不动产登记比不动产占有的公示作用大得多,但是公示方法多样化的客观存在无疑会造成公示制度的复杂化。而占有包括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间接占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但间接占有作为物权的公示方法尽管使各种形式的物权在理论上都可以找到其公示方法,却又使得“公示”的事实上的效果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

    第二,公示两方面的意义的相对性,表明公示的局限性

    物权法上公示的法律意义是双重的:第一方面,公示使某些事实状态转化为物权状态(即公示产生物权),或者使已经公示的权利成为物权,保护物权人;第二方面是法律赋予公示一定程度的公信力,保护物权人以外的善意当事人,第二方面意义构成对第一方面意义的限制。

    就第一方面的意义来说,公示的法律意义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无论是占有还是登记,都存在公示的名义物权与真实物权不一致的情况,这表明公示制度不一定绝对地保护真正物权人。

    就公示的第二方面的意义来说,所谓公信力,就是法律推定某种公示手段所公示的“权利”为真实的权利。既然公示是作为保障交易安全和鼓励交易的一种推定性手段而存在的,公示方法所推定存在的“物权”就可以根据一定的规则和一定的证据经由一定的程序予以推翻。

    还有,公示第二方面的意义是有条件的,即法律以交易第三人的善意为条件限制公信力的强度。再者,物权之公示是否具有公信力,完全是立法政策选择的结果,而非公示的必然逻辑结果。是否赋予公示以公信力,取决于立法者在两种冲突的利益之间如何进行协调和平衡,取决于立法者对于物权法诸多价值目标之间发生冲突(即正义与安全、秩序等的冲突)时的立场之选择。

    对于动产善意取得,各国有所谓的“极端法”和“中间法”的立法立场之分。挪威、丹麦、葡萄牙及南美大部分国家(除阿根廷外)采取极端的立场,原则上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采取了另一种极端的立场, 无限制地承认善意取得制度,无论受让人有偿或者无偿取得动产,也不问取得的动产是占有委托物还是占有脱离物,均得发生善意取得。而德、法、日、奥地利、瑞士等国民法,则都采取中间立场(介于极端否定和极端肯定之间):法律区分标的物为占有脱离物或占有委托物之不同而分别确定得否发生善意取得,对于占有脱离物原则上不发生善意取得,而对于占有委托物原则上得发生善意取得。[6](P485-487)

    动产占有的公信力或者说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建立在一个看似矛盾却不矛盾的基础之上:一方面,正是因为占有与真实的动产物权存在差距,才有必要建立善意取得制度以保护善意的交易第三人;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占有与真实的动产物权之间存在的差距不大(或者说两者之间基本一致),才有建立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是否赋予不动产物权登记公信力,立法者面临着一个微妙的难题:如果登记能够一网打尽所有的不动产之物权状态,并且登记丝毫不错,那么决不可能发生无权处分,也就不会存在影响交易安全和善意取得力—却又不能赋予登记公信力,因为如果赋予公信力,那么会严重损害真正物权人的利益。一句话,赋予登记公信力的前提是,不动产登记比较准确而不是绝对准确,登记的名义物权与真实的物权存在差距却又基本一致。

    对于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虽然各国均采登记为其物权的公示方法,但是是否赋予登记以公信力,却有不同的选择。在德国、瑞士等国和我国台湾省,不动产登记采取实质审查主义的模式,程序严格,记录完备。与此相应,法律赋予不动产登记以极强的公信力:凡信赖登记而为物权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均可依据登记的公信力获得保护。在法国、日本等国,其不动产登记不能决定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与否,其登记的效力是对第三人的对抗效力,但是,法律没有赋予登记公示以公信力(即没有赋予登记公示之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效力)。须强调的是,公示的对抗效力与公示的公信力是不同的,前者是保护物权人利益的,而后者是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

    在法国,不动产登记机关是行政机关,它只审查不动产交易的形式上的正当性,这种形式审查不能保证登记所公示的物权的准确性,故其不动产登记公示的公信力之赋予,是没有扎实的技术支持和法理保障的。在日本, 登记采用由登记官形式主义审查的方式,[7](P43)通说认为登记没有公信力。[8](P29)但抵押证券发行之际, 登记官对相关人员发出“如有异议可提出”的催告书,如这些人员不提出异议,而且 2 个月之内不提起诉讼的话,今后就不能向善意取得抵押证券的人员提出异议请求,这一范围内对于抵押证券的公信力是得到认可的。[7](P43注②)

    笔者认为,法、日等国不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公信力的主要原因, 与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立法模式无关,而在于其登记制度的形式审查主义做法不能确保登记的准确性( 即登记的物权与真实的物权差距过大)—瑞士不采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规则,但就不动产登记采实质审查制度,并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公信力,即可从反面加以证明。

    法、日等国登记制度之宽松,以及登记无公信力之事实,说明所谓的“公信原则”在物权法的法理中是不存在的,从而也进一步说明物权上的公示原则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二)关于物权变动的公示

    第一,由于不可能每一个权利变动都加以审查批准,甚至也不可能将所有的权利变动都加以单纯的备案登记;第二,物权变动这一动态过程本身对当事人以外的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当事人以外的人产生影响的是变动过程所最终产生的权利的状态(即权利的静态)。所以,对于物权而言,物权变动本身无须公示,须公示的只可能是变动后的物权之状态。物权法上的公示无审批及核准之因素,故物权法上的公示的侧重点不在变动过程,而在于变动之结果及物权之静止状态。

    (三)论动产登记与占有之公示—对“公信原则”的进一步质疑

    对于动产物权和权利上的物权,除了以占有(交付)作为其存在及变动的公示方法以外,登记也依法成为一些动产和权利上的物权及其变动的公示方法,这无疑增加了公示制度的复杂性, 同时也给所谓的“公信原则”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如动产抵押权的公示问题就给所谓的“公信原则”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规定,动产抵押权的设立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此可谓系采登记对抗主义,我国也是这样。就是说,在设立动产抵押的当事人之间,设立抵押权的协议生效之时即是抵押权成立之时(此时的抵押权的效力无异于债权的效力),而对于不特定的第三人而言,登记之完成才是抵押权成立之时(此时的抵押权才真正成为一种物权)。从这里可以看出,动产抵押权从设立到登记经历了由债权到物权的转变。

    动产抵押权的成立不以移转占有为要件,其公示方法依法为登记而非交付(占有),其登记具有对抗效力,而根据动产物权公示的一般原理,用来抵押的动产的占有仍然具有公示的作用,因而其占有具有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动产抵押权的登记的对抗效力的法律赋予,是为了保护动产抵押权;而法律对动产的占有的公信力的确认是以维护交易安全和保障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为宗旨的。因此,当动产上设有抵押权时,在公示方面,存在一个登记的对抗效力和占有的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之间的效力冲突问题。不过,这种冲突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这两种“效力”可以并存,但是它们相互制约。

    也就是说, 对于设有抵押的动产的善意取得,受到了动产抵押权登记对抗效力的限制(但不是排除了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此时,从对动产(其上设有抵押) 无处分权的合法占有人处受让动产的人,是否能够基于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对该动产的物权,还是取决于该受让人是否出于善意、是否具备善意取得的一般要件。只要有关的动产之抵押权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不管善意的(下转 110 页)(上接 105 页)交易第三人(即对于处分人之无权处分不知情) 对动产上之抵押权是否不知情, 交易第三人( 受让人) 都只能取得有瑕疵( 即有抵押权负担)的物权—原所有权消灭;抵押权因登记而具有对抗效力, 故不消灭。因为, 动产抵押权的设定已经办理登记以后, 如果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对抗恶意第三人是没有疑问的) , 那么登记势必形同虚设, 动产抵押制度将无法真正担保债权的实现。

    总而言之,法律既然设计了动产抵押制度,就应该赋予动产抵押权登记的对抗力和对世性, 如此处理,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没有因此缩小,但基于善意取得而取得的物权不能使已经登记的抵押权归于消灭,交易第三人(受让人)取得的物权却存在已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之负担。

    需要说明,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对抗效力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保护动产抵押权人利益的,而不是以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为主要目的(尽管也兼顾善意第三人利益)。而所谓的公信力或者说“公信原则”是以保护善意第三人为核心目的的。所以,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对抗效力不是登记的公信力。

    三、本文结论

    物权法上的公示的法律意义是多方面的,公示对于不同的当事人具有不同的作用。所以,公示的法律意义具有相对性。

    所谓的“公信原则”只不过是公示的公信力规则。其全部内容就是善意取得。该规则以保护善意第三人为宗旨, 而非以保护真正的物权人为其立法目的。

    公示的“物权”与真实的物权的差异是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前提,而这种差异被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则是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之前提。

    参考文献:   

    [1]齐毅保.论物权公示的性质和制度价值[J].中外法学,1997,(3).

    [2]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钱明星.物权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4]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5]尹田.论物权的公示与公信原则[A].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26)[M].香港: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3.

    [6]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7][日]田山辉明.物权法[M].陆庆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8][日]铃木禄弥.物权的变动与对抗[M].渠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作者系安徽东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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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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