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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探析


发布时间:2004年5月16日 王建文 点击次数:2844

[关键词]:

          
一、引言
产品责任作为一个法律问题自从首次出现于1842年英国“温特博汤诉赖特案”[1]以来,便在英美判例法中逐渐形成为相对独立的法律领域。进入20世纪后,产品责任问题随着生产社会化的不断扩大和广泛的社会分工而日益突出。特别是二战后,随着现代工业消费社会的到来,因产品生产、流通过程中的欠缺和疏漏,致产品具有缺陷而造成人身和财产的事例更是层出不穷。而二战以来,西方各国又都表现出对于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权益的极大关怀。在此背景下,各国都纷纷制定出相应的产品责任法体系,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保护手段,几乎为各国所公用。通过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在充分保护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产品生产者与销售者的质量意识的提高,从而改善一国或一地区产品形象,并最终提高该国或该地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规范,采取了分散立法的模式。《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构筑起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框架。另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等。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也是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内容之一。然而,尽管有如此蔚为大观的法律体系,我国在产品责任赔偿方面,还是有诸多不足。在产品责任的人身损害赔偿与财产损害赔偿方面,立法相对还算完善,理论于实务上也研究得较为成熟。但在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无论是立法还是理论与司法实践上,都显得较为落后。尤其是在如今已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背景下,完善产品责任法以进一步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一方面,外国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正日益扩大其在华市场份额,在同样发生产品责任的情况下,中国消费者却不能获得外国消费者这同样的保护,显然极不公平。另一方面,我国销往外国的产品因其产品缺陷而承担产品责任时,必须依照外国相关法律承担更高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也要求我们完善产品质量监督机制,提高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标准,从而促进企业加强产品责任风险防范意识,促使其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  
如上所述,《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构筑起了我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就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而言,《民法通则》第122条、《产品质量法》第41、42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都确定了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至于责任形式,民法通则未作明确规定。经2000年7月8日修改并于同年9月1日实施的《产品质量法》在吸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1条、42条规定的基础上,在第44条第一款规定:“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由此可见,关于产品责任的人身损害赔偿与财产损害赔偿均已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应无争议。但是,与93年的《产品质量法》相比,修改后的《产品质量法》在产品质量损害赔偿领域增设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规定,是否意味着人身损害赔偿中已包括了精神损害赔偿,仅作如此规定对消费者的保护是否充分等等则存在许多争议。这一切显然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因此,笔者在加入WTO需要对相关法律法规做进一步修订、完善的新形势下,力求从我国实践出发,结合外国成功立法例,对我国产品责任赔偿的形式与范围做一些有益的探讨。
二、 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关于精神损害,《牛津法律大词典》对其解释为:“目前被认为是同身体伤害一样可以起诉的一种伤害。实际上,精神损害不仅仅是一种惊吓,而是一种可辨认的身体或精神上的损害,它不是由于撞击而引起的,而是其所见、所闻或其它经历通过大脑而产生。”该定义揭示出了精神损害的原始涵义。它指自然人大脑在外界行为影响或侵害(如惊吓)下产生的一种身体或精神上的损害。精神损害的外延是广泛的,包括所见、所闻、或其它经历。我国现有的立法尚未对这一概念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一般理解为,权利人的人身和人格方面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致使受害人在精神利益方面所遭受的非财产上的损失。精神损害的基本内容是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其基本特征在于不能以金钱予以等额计算,忧虑、绝望、怨恨、失意、悲伤、缺乏生气和活力均为其表现内容。至于精神损害赔偿,则指的是自然人因人格权受到不法侵害而导致精神痛苦,因此可以要求一定的财产赔偿以制裁不法行为仁并对受害人予以抚慰。[2]
产品责任是指产品在消费过程中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所引起的民事责任。[3]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一款规定: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由此可见, 我国产品责任损害范围包含了人身损害以及 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那么,对照精神损害及其赔偿概念,这两种损害能否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呢?
因产品责任致使受害人人格权利受到损害,产品生产者或销售者应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各国法的规定有所不一致,有的国家规定有精神损害赔偿,有的国家则没有规定。在规定有精神损害赔偿的国家又有两种不同的规定方式:其一,是在产品责任法中专门规定有精神损害赔偿,如美国;其二,是在产品责任法中不作专门规定,而统一适用民法或民事普通法,如德国。在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仅见于被公认为包含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4]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修订后的《产品质量法》中均只有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但是,其性质如何尚存争议。有人认为只能属于可得利益的范畴[5] 也有学者主张,因其是对受害人予以精神上的慰抚,故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应可归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6] ] 王利明则教授则认为不能等同于精神损害赔偿。 [7](不过,下文提到的最新司法解释文件将其纳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并且,其适用也必须已发生残疾或死亡为前提。尽管司法实践中有法院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名义实施精神损害赔偿,但对于一般侵害身体权、健康权,没有造成残疾、死亡的情形,就无能为力了。对此,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因产品责任致使受害人人格权利受到损害,产品生产者或销售者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其二,因产品责任致使受害人人格权利受到损害,应适用一般人格权的侵权救济。事实上,这应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理应毫无争议。毕竟,因产品责任致使受害人人格权利受到损害与因其他原因致使受害人人格权利受到损害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原因不同而已。因而,因产品责任致使受害人人格权利受到损害,自应适用一般人格权的侵权救济。况且,我国产品责任法尽管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但也没有完全排除其适用。这样一来,问题就很简单了。于2001年2月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1次会议通过并自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据此,产品责任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在因产品责任致使受害人人格权利受到损害时,适用该解释的规定,而使产品生产者或销售者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当无疑义。事实上,这种理解也恰恰与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的立法例相吻合。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仅限于人身权,财产损害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种理解,其实有失偏颇。我们知道,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乃在通过一定的金钱补偿,对受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加以抚慰,从而减轻其因此造成的损害。因此,只要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客观上造成了精神损害,不管是因人身权受到侵害,还是因特定的财产权受到侵害,都应予以补偿。毕竟,我们所要抚慰的是受害人遭受侵害的精神世界,而非人格权本身。就外国立法力而言,日本民法典第710条规定“不管是侵害他人身体、自由或名誉情形,还是侵害他人财产情形,依前款规定的应付赔偿责任者,对财产以外损害亦应赔偿。”可见人格利益之外的财产损害,在日本是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尽管其他国家大多没有像日本那样予以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则大多予以承认。与各国实践相呼应,我国在上文提到的《解释》第4条规定:“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由此,我国也确认了财产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但我国对此加以限制,强调了“有人格象征意义”和“特定纪念”两个因素,这表明并非所有财产都能提起精神损害的请求,财产必须具有人格象征性、特定性和纪念性。因为这样能发挥法律的灵活性和保护性,并对于某些特殊财产(损害后不能恢复原状或返还原物)实现重点保护。实际上各国对此都是加以限制的。譬如,在司法实践中,日本也仅限于亲属赠物或宠物受侵害的情况下才确定精神损害赔偿。因此,在产品责任中,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财产损害的,若该财产符合“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要求的,是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
三、 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及其限额
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一种,自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尽管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应否设立限额,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存在很大分歧,但最高法院的《解释》则为对赔偿数额做出任何限制。在此之前,除少数地方立法中对精神损害赔偿的上限做出了规定外,许多法院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此做出判决。在当事人方面,由于缺乏法律的明文规定,也常常是曲解法律,漫天要价,任意扩大赔偿范围。于是,一方面,由于各个法院于法官的理解不同,使得同样的案件甚至同一个案件的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额,高则达数百万元之巨,低则仅寥寥数百元,差别之大,令人瞋目。这显然有味公平正义的原则。另一方面,由于当事人的赔偿要求与法院判决相去甚远,也因此产生许多纠纷,当事人为此层层上诉、申诉,对宝贵的司法资源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浪费。
那么,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到底应依据什么标准呢?对此,我们应根据精神损害赔偿与产品责任自身的特性来解决。
一般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具有三种功能,即补偿功能、抚慰功能和惩罚功能。(1)补偿功能。精神损害是无形损害,绝大多数的精神损害无法用财产的标准加以衡量。但是,以财产的方式补偿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对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失和精神痛苦的赔偿,具有明确的填补损害,使该损害得到平复的功能。(2)惩罚功能。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的来源,是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仅不能因自己的侵权行为而得到任何经济上的便宜,还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这一方面是对行为人的民事惩罚,另一方面是对其他人的警戒,从而达到防止侵权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3)抚慰功能。金钱作为价值和权利的一般尺度,可以成为满足受害人人身及精神需要的物质手段。尽管它无法弥补受害人的精神利益,但是它可以使受害人在其他方面得到精神的享受,可以慰籍其感情的损害,通过改变其外部环境而克服其内心的精神损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恢复身心健康。
无疑,这三种功能在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中也应得到充分体现。受害人的精神损害需要得到充分补偿与抚慰,应是题中之义。因此,那种“抚慰为主、适当补偿”的主张,至少在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中,应当受到批判。但是,在产品责任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功能是否包含了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呢?由于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致使“东芝笔记本电脑事件”、“三菱帕杰罗汽车事件”发生后,我国消费者得不到美国、欧洲同样消费者的赔偿待遇。于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法律理念的民族情感的驱动之下,全国各大媒体都在呼吁确立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不管从有效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角度,还是从有效防止产品制造者利用“补偿原则”, 为最终降低其成本,宁愿个案赔偿也不愿采取措施对产品缺陷予以改进、完善这个特定的角度出发,笔者也主张我国应确立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然而,我国现行法律毕竟还没有确立这项制度。那么,这一制度缺憾能否通过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功能来弥补呢?我们知道,精神损害赔偿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的限制。从《解释》第一到第四条规定的范围来看,因产品责任受到侵害,仅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及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受到损害的,方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显然,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制度价值并不能完全包含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功能之中。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欣喜地发现至少可以借助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功能使得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部分地实现。
至于确定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额的具体标准,根据《解释》第10条的规定,结合产品责任自身特性,针对下列因素的具体情况加以确定:(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基于产品责任的特性,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与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无关。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与侵权人的获利情况可以作为确定是否适用以及如何惩罚性赔偿的重要标准。如果产品制造者没有过错,仍然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此即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情形。因为产品责任的严格责任的性质,侵权人责任的承担并不以过错为条件。其他因素的适用于一般精神损害赔偿无异。
关于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限额问题,笔者认为,由于精神损害赔偿应采完全赔偿的原则,因此,本来是不宜设置赔偿限额的。但是,一方面,为了规范精神损害赔偿,使受害人能够得到充分的赔偿,应当设立最低限额。另一方面,为了使产品制造者不致因负担过重而丧失竞争能力甚至破产,应当设立最高限额。基于此,除美国一般没有赔偿限制外,欧盟国家大都规定了最高限额。德国即在其《产品责任法》中规定,赔偿义务人在不超过1.6亿马克之最高限额内负责。同时,欧洲理事会在《涉及人身伤害与死亡的产品责任公约》即斯特拉斯堡公约中对人身伤亡的赔偿额的规定是,最高限额依各国国内法,但最低不得少于:(1)个别赔偿额为相当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7万特别提款权的国内货币;(2)总赔偿额为相当于1000万特别提款权的国内货币。由此可见,欧洲国家产品责任赔偿限额的上下限都是非常高的。日本则是用表格的方法对不同的情况予以细化并设立上下限额。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在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我国可以将因产品责任所致精神损害根据严重程度分为若干等级,并针对具体等级设立精神损害赔偿的上下限额。就目前而言,赔偿的上额还不宜太高,当然下额也不宜太低。如果有一个合理的赔偿限额,既可以避免畸高或畸低的赔偿判决,也可以避免当事人漫天要价或羞于启齿而动则请求赔偿精神损失一元钱的不正常现象。

[参考文献]  
[1][3]参见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549、548页。
[2][7]参见王利明:《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探讨》,载《民商法研究(第四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4]王利明、杨立新、姚辉:《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5]何炼红:《试论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6] 参见刘文琦:《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本文原载于《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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