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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的隐喻(下)


发布时间:2004年5月17日 朱晓喆 点击次数:3172

[关键词]:


三、知识型的断裂:谱系学的分析

语言、知识与权力
1.语言与权力。20世纪以来的哲学研究对语言问题越来越敏感,许多哲学流派对语言的探索精彩纷呈。在语言与权力的问题上,语言哲学大致可分为两种观点:“语言共产主义”和“语言暴力主义”。前者认为语言是纯粹的表达思维和世界图象的工具。语言与它的使用者无关,任何人都可以任意的使用语言系统中的语言,故而语言具有公共性。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到精确表达世界的途径,这种表达世界的方式是没有偏见的,甚至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计算。如逻辑实证学派的著名哲学家罗素、弗雷格、前期维特根斯坦提倡的“逻辑原子主义”可以看作这种观点的代表。
第二种观点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表达、传递、交流思想和反映世界的工具,而且也是一种权力支配的工具,是现存社会秩序的表象。不能仅仅从语言与世界如何一一对应的角度来观察语言,更要认识到语言是如何刻画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并不在于语言如何交流思想和反映世界,而在于为什么用这种语言而不是另一种语言来交流和反映。由此引入语言背后的社会权力问题:语言系统中的语词不是随便供人享用的,语言的使用根据使用者的身份而定,对某事某物的发言权、命名权,从来都是掌握在权力者的手中,所以语言共产主义是一种假象。一句话,语言与权力唇齿相依。后现代学派的福柯、布迪厄持这种观点。
从笔者在本文开篇就已论述的语言与其共同体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观点来看,语言共产主义的确存在一个致命的谬误,即语言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任意由说话者来选择,或者用一句更时髦的话说:“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后期维特根斯坦抛弃了自己早期苦心经营的逻辑实证学派的立场,并指出逻辑原子主义根本错误在于把语言同使用语言的人、同语言共同体的生活实践隔绝开来,是一种超历史的永恒的语言理论。相反,语言暴力主义则正确说明了语言这一看似中性、和平的制度,其实下面隐藏着深层的社会权力关系,“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决不能从语言本身中识别出来。哈贝马斯指出,语言也是控制和权力的媒介,它服务于有组织的权力关系的合法化。因此权力控制用合法的语言表现出来,就是意识形态。“问题不是语言中包含欺骗,而是用语言进行欺骗。”美国传播学者丹尼斯·姆贝更进一步,将语言与社会生活中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的利益联系起来,认为“统治利益”最善于调动有利于他们的语言符号,而这些语言符号体系反过来又产生和再现某些利益群体的统治地位。
由此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对“权力”进行重新定义。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是从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开始阐述,并由马克思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暴力,它是一种国家的有形暴力,依靠一套物质性的暴力系统(如军队、警察、司法机构、监狱等)来保障实施和进行统治。然而,这种权力观的视野过于狭隘,在许多场合都不适用。权力并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性的有形的压迫,而且还可能是一种无形的压迫,语言就是一例。当我们从权力的角度重新审视语言时,就会发现语言暴力问题。例如布迪厄将法律语言视为“有关命名和分类的一种凌驾于一切的符号暴力形式,这种命名和分类创造了被命名的事物”。稍具反思能力的法科专业的读者,都会对此有所体会。对事物在语言上作出分类在民法学中触目皆是:作为民事客体的“物”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主物和从物、原物和孳息、消费物和不消费物等等,这些概念的划分实际上塑造了我们的认知方式;在民法学界闹地沸沸扬扬的“物权行为”之争,说到底就是个语言之争;隐私权在我国迟迟未能获得承认,而实质上用名誉权来涵盖和保护,也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在布迪厄看来,利用语言对事物进行分类和命名实际上是对人们施加一种看法,一种思考方式,这是一种无形的“软性”的暴力,布迪厄称为“符号暴力”。“国家不仅垄断着合法的有形暴力,而且同样垄断了合法的符号暴力。” 20世纪以来,许多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结合哲学中“语言学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认识深入语言/符号的层面,笔者认为这些学派的功绩正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物质暴力的批判推进到符号暴力的批判,质疑一切作为暴力工具的符号体系的合法性,从而展现了更深刻的批判维度和可能获得的更大的自由空间。笔者于下文将运用这种语言暴力的学说来解释我国民法中的自然人与公民的问题。
2.语言与知识。受到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思潮的影响,人们往往认为知识是与谬误相对立的,理性与非理性是水火不容的,知识是永恒的、客观的真理。但是从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其实知识就是人类处理外界事物的不安定因素而日渐积累下来的一整套的信仰系统,“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因此如果不把知识看得很神圣的话,那么知识无所谓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真理与迷信之分,作为人类的信仰系统而言的知识就是一些人类编织的意义体系。各种意义体系之间不存在什么高下优劣之分,只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不同而已。现代的科学哲学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的纲领”理论都把科学知识作为人们的一种信仰,科学与迷信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如“地心说”与“日心说”都是人们关于地球与太阳关系的知识,中国人的廿四节气并不比西方的十二月的划分有什么不方便。
在对知识做了如此一番释义之后,我们来看看语言与知识的关系。知识是一个意义系统(或信仰系统),但意义如果作为单个人头脑中的观念不具有客观性和可交流性,因此意义需要一定的外化,这种外化除了通过行为表露之外,最大量就是通过人们制造的符号系统来表达和传递,将意义黏附于符号系统之上,知识系统就有了可见的外观形式。而语言则是一种最方便最稳定的符号系统,也就成了知识最常见的载体。当然我们在理论上是分别论述语言系统与知识(意义)系统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语言与意义始终是合二为一的,即意义需要语言予以“凝固”,语言本身就承载意义,语言(符号)的产生过程就是人们赋予其意义的过程。哲学家普特南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一只蚂蚁在沙滩上爬行,蚂蚁的足迹碰巧形成了一幅邱吉尔的头像,但是对于蚂蚁来说,这幅图像并没有什么意义可言——蚂蚁不可能知道邱吉尔是谁。因此对人类而言,只有负载意义的符号才是符号,只有用符号表达出来的意义才是可交流的意义。
由此看来,语言并不仅仅是表达世界图像的工具,由于语言是反映一定意义体系的符号,所以它也是一定秩序观念或世界观的反映,例如中医语言与西医语言之间对同一疾病症候的表述,并不是表述方式或符号本身的差异,而是中西之间认识事物方式不同。进一步说,各种语言之间的真正差异并不是语言或记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Weltansichten)的差异,说各种语言之间不可翻译实际上是指各种意义体系、秩序观念之间不可通约。
也许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所说的“知识型(Epesteme)”能够恰当地概括这一原理。什么是“知识型”呢?按照福柯的看法,一个时代关于符号或语言如何与事物结合的方式,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知识型。换言之,知识型就是“词”与“物”被结合起来的那一知识空间,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人们的总体知识观念。对于同一时期而言,它是不变的观念,它决定了该时期人们如何进行认识。对于不同时期而言,它表明的是不连续性和断裂。 福柯将西方人文科学知识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知识型。福柯发现这三个知识型阶段发生了两次大的断裂,人们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大的转变,这典型地表象为“词”与“物”(意义体系)的结合方式的转换。换言之,知识型的断裂可以表象为语言的转换。
在本文中,笔者将“自然人”和“公民”当作两个不同的法律世界观的代表,二者表现了不同“词”与“物”(意义体系)结合的民法知识型。“自然人”与其所负载的民事主体的价值观念构成了传统大陆法系民法知识型,1929年民法典是其代表,它所反映的民法理念是:“自然人与民事主体的重合,民法以自然人表述有血肉之躯的民事主体在于强调私法主体和私权的无差别性和天赋性。”“公民”与其所负载的民事主体的价值观念构成的是社会主义民法知识型,1922年苏俄民法典是其代表,它表明了民事主体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无私性的公民,“公”民是没有私权、没有私域的。由此可见,50年代开始,我国民法发生的转变可以认为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型发生了断裂,“自然人”被“公民”替换就是这一断裂的表象。
3.知识与权力。最后我们需要阐明的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语言与权力的关系。一般的常识认为,科学的知识应当具有客观性、中立性,不能掺杂任何价值判断,因而真正的知识只有脱离权力的影响和干涉、脱离意识形态的污染才能产生。其实知识,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知识根本不可能超脱于社会权力关系之外,不受权力的影响。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独尊儒术”完全不是儒家弟子能够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知识经常给我们一种“无辜”的假象呢?关键问题还是在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暴力观将权力的行使仅仅定在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倾向于将权力领域等同于国家暴力机关。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属于无偏见的科学,而国家则是掌握权力者和暴力镇压的执行者,因此知识与权力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共同之处,二者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一方面,权力可以通过“科学的知识”的名义来贯彻实施,统治者总是将自己的意志以普遍的面目抛出,知识就是最好的“障眼法”。另一方面,知识的直接制造者并不是国家机关,而是教育、科研、文化单位以及宣称自己掌握真理的学者,这些人在制造知识时往往与暴力压迫并无直接联系,因而就容易掩盖知识的权力性质。
根据上文所述的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知识是一定的意义体系附着于一定的符号之上的信仰系统。因此当两种知识体系发生碰撞时,就要分辨出哪种知识处于统治地位,或者对特定的对象需要从哪一角度来进行认识以及怎样认识,这些就是一个“权力”决定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认为知识并不是个别主体无偏见的思维活动的产物,而是各种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知识是一个社会制度及其机制的“呕吐物”,“生产物”。
所以我们应当抛弃这样一种假象:好像只有权力关系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真理知识才存在,只有在利益冲突的场合之外才能发展出真理知识。我们更应该承认:知识的生产绝对不是一个利益无涉、价值无涉的过程,相反,倒是“权力制造知识”。权力不仅仅具有排斥的、否定的、镇压的作用,而且更具有积极的“生产知识”的作用,与知识结合在一起的权力我们称之为“知识权力”,福柯用“知识/权力”这一表达式来传递这层意思。
那么法律知识的生产有何特点呢?英国学者Goodrich认为:“法律话语是一个应根据统治和被统治的控制、社会权力关系的术语来准确阅读的话语。”如果存在两种互相冲突的法律话语或法律知识,冲突的结果是一个优于另一个,最终解决冲突的还是“权力”。这里的权力斗争或是存在于立法机关的立法会议上,或是存在于法院法官的实际判决中,或是存在于法律专家的学术争论中。总的来说,法律知识并不是平和安祥之物,它与“权力”是密切相关的。
谱系学的考察
总结上节所述的语言、知识与权力的论述,我们介绍了与传统的国家暴力观不同的权力观,即符号权力与知识权力。这与马克思主义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将统治暴力仅仅与国家领域联系起来,因此权力只表现为一种有形的、物质性的镇压,马克思随之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显得不够彻底——即未能认识到一些看似中立、客观的思维活动(如语言与知识)的暴力属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贻误。忽视了软性的无形的暴力,是一种反思意识不足的表现,说话者以为自己站在较客观的立场,其实任何语言任何知识都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这里我们引进了语言暴力学和知识社会学,对我国民法中的“自然人”和“公民”重新进行认识。
在此我们并不是否认马克思的国家统治权力观点对分析本文问题的有效性。恰恰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正支持了本文的论述。1950年以后的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逐渐取得统治地位,1952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彻底摧毁国民党的旧法统,随之埋葬了清末以来中国移植的大陆法系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代之以苏联的社会主义法权。民法当然也在这一场变革中发生了转变。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也赞成这样的分析,但是这种大而化之的分析方式无助于认识事件的复杂性,以及缺乏对看似“无辜”的语言与知识暴力的批判。我们的任务毋宁是将的马克思的批判观点进一步发展,采取一种更细致的眼光审视话语层面的微妙的变化。
对于知识的批判,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无疑具有深刻的力度。简言之,作为一种历史观,谱系学崇尚的是“搞乱历史”,质疑线性进步观,发掘事物起源的差异、断裂和斗争。具体地说,谱系学的任务是:“关注局部的、非连续性的、被取消资格的、非法的知识,以此对抗整体统一的理论,这种理论(指整体统一理论或宏大的叙事──引者)以真正的知识的名义和独断的态度对之进行筛选、划分等级和发号施令。” 可见福柯把传统上真理知识“是什么”的问题,转换为真理知识如何建立在对“非法的知识”的剥夺、区分、压制、筛选之上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下,那些“被取消资格的”知识的命运就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它们的消失的过程也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今天我国民法上的“自然人”一词(甚至更多的民法词汇如私法、私权、契约)被我们毫无反思地使用,没有人关心它的起源、它的经历,好像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是一种集体健忘症,需要用谱系学的手段唤醒我们对自然人起源的重新认识。“自然人”的消失是伴随传统民法知识型与社会主义民法知识型在中国大陆的一次大断裂而发生的,谱系学的眼光促使我们关注我国民法上两种知识型的对抗与斗争,发现事物起源的这种非连续性。在此还请读者原谅以下笔者拙劣地套用福柯的观点。
对于福柯来说,前期的谱系学主要是一种话语的分析,典型地体现在《事物的秩序》和《知识考古学》中,在这两部著作中福柯主要描述了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科学(如哲学、经济学、语言学)如何发生了一次次的断裂的。福柯的后期谱系学则更加关注知识的生产条件,将人文知识放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机构中予以考察,揭示了知识与权力复杂的交织在一起运作,《规训与惩罚》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对于本文而言,笔者主要以一种谱系学的眼光,审视传统民法知识型的消失和新的民法知识型的建立,我们的讨论大都集中于话语的层面,只有少量的涉及知识生产的具体的实践机构。
为此,笔者以下设定的具体任务研究是:(1)传统的民法知识型消失、话语发生断裂的规则是怎样的?这主要通过语言表象出来。(2)取代旧民法知识型的新民法知识型是如何确立的?这需要大量的“真理”知识话语对此作出说明。(3)知识权力是依靠那些人才能良好地运作?知识权力的直接执行者并不完全是国家,更多的是靠知识生产单位的大学、科研、出版单位以及学者。(4)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一方面权力生产知识,但另一方面知识一旦形成并以一定的语言凝固,就会反过来加强这种权力。因此下一节的问题就是:新民法知识型形成以后,它强烈地支配着我们的潜意识,以至于在想恢复传统民法时,我们又如何陷于一种“失语”状态?
前文已述,“自然人”作为传统民法知识型的代表,而“公民”作为社会主义民法知识型的代表,社会主义的貌似统一的民法学,其实在5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与传统民法“告别”的知识型断裂。那么,这种断裂的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就来描述这一话语断裂的过程。
首先,旧的知识型必须遭到否定和遗弃。福柯指出:“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防范它的权力和危险,把握不可预料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排斥规则(Rules of Exclusion)”。排斥规则
决定了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谁有权针对某个题目发言,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行动,什么是“愚蠢”之举,什么才算是“真”,什么不过是“假”。……在所有社会中都会出现一种区别,一边是恰当的、合理的、负责的、健全的、真实的话语,另一边则是不恰当的、无理的、不负责的、不健全的和错误的话语。
受此启发,我们看到在建国初期的新中国民法学(甚至整个法学)的话语层面存在着这种排斥规则的运作。如上文所述,新中国的伊始,我国大规模地全面吸收苏联民法学,彻底否定传统民法,从当时的各种法学理论书籍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一边是新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制度、代表广大人民意志的、具有真理地位的社会主义的民法知识型;另一边是旧的、腐朽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应当被抛弃的资本主义的民法知识型。两个体系发生了剧烈的对抗,在语言上表现为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这可以用以下几个对子来表达:“公法—私法”、“公民—自然人(市民)”、“民事权利—私权”、“合同—契约”、“个人所有权—私人所有权”、“民事主体—私权主体”……
前文所述的“符号暴力”学说恰能解释这一切。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既是知识工具,更是支配、控制的手段。语言能够反映的权力支配关系,权力掌握者需要对特定对象实施打击、压制时,就要将自己与打击对象划分界限,最明显地表现在语言中一些成对出现的“对偶范畴”,例如真—假、对—错、优—劣、高—低、贵—贱等等。 借助这种语言中的两极化的思维模式,“真理知识”的占有者就轻易地将所谓“非理性知识”剥夺“真理资格”,对其进行压迫,乃至驱逐出真理知识的空间。在我们看来,我国社会主义民法学的建立正是以在中国移植了半个世纪的大陆法系传统的民法学“被剥夺资格”为代价的。
其次,新的知识型产生需要新的话语将意义赋予新的语言,也就是说新的“词”与“物”结合的方式应当有相应的话语予以型塑妥帖、乃至熨平伤口的断痕。建国后不久传统的民法知识型被否弃,自然人遭到清算,在这种暴风骤雨式的革命面前,自然人与公民完全没有对话的可能性,也没有必要对公民进行说明。而在80年代初,将要制定《民法通则》,究竟使用公民还是自然人需要斟酌考虑时候,公民所承载的意义体系才明显地被表达出来。这时,一些受苏联民法理论影响的民法学者为《民法通则》的制定作理论上的准备。关于民事主体使用自然人还是公民,学者们一致认为应当使用“公民”。“我们不用传统民法中‘人’、‘自然人’,……而用‘公民’。”为什么呢?王作堂、魏振瀛、李志敏、朱启超编的《民法教程》中写道:
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典和民法学有“自然人”的用语。“自然人”这个词显然只是着眼于人的自然属性。但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里,人必然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因此关于个人,我们不用“自然人”这一措辞。
佟柔主编的《民法原理》中认为:“自然界的人享有权利主体资格,成为具有法律地位的公民,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法律赋予的,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这些民法学说还认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公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虚假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才能为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创造条件,公民才能取代自然人成为“真正平等的民事主体。”这样,将社会主义民法的民事主体称作“公民”,获得了妥善恰当的说明,曾经破裂流血的伤口在大把大把的麻药的麻醉下开始愈合。不久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这些“麻药”是如何成为我们民法学者的思想界限。
最后一个问题,是谁运用排斥规则,站在真理的地位对“腐朽的民法知识”进行筛选、控制呢?换言之,是谁操纵着这场“剥夺资格”和确认真理的游戏?我们在1950年至80年代中期《民法通则》颁布前这一时间跨度内,对我国民法理论的著述进行考察(因为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后具有历史特殊性,所以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首先,从翻译的外国民法教材和民法典来看,苏联民法著述大量流入我国,较有代表性的例如: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译了苏达里可夫、贝可夫的讲座《苏维埃国家与法律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出版),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翻译苏联民法教授C·H·布拉都西的《苏维埃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编译苏联学者玛·雅·克依里洛娃在北京政法学院的授课笔记《苏维埃民法》(内部资料),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经济法研究室翻译了格里巴诺夫、科尔涅耶夫的《苏联民法》(法律出版社),1987年黄良平,丁文琪翻译了斯米尔诺夫的专著《苏联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王增润先生翻译了1922年《苏俄民法典》(新华书店发行)。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教研室编,马驤聪、吴云琪翻译了1964年《苏俄民法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此期间,资本主义民法理论著作极少被加以介绍,即使被介绍往往也是用来作“反面教材”。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典,据笔者所见,只有曹为、王书江翻译的《日本民法典》在1984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其次,就国内的著述来说,有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的《刑、民法学习资料》(内部资料)、1958年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民法教研室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1964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编的《马恩列斯论民法》(内部资料)。80年代,有影响的民法教材如1983年王作堂、魏振瀛、李志敏、朱启超编的《民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佟柔主编的《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同一时期,解放前的一些著名的民法学家的经典著作,在市面上几乎绝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陆却大量的盗版了史尚宽的民法全书,然而在书的封底都被标记着“内部资料、批判使用”的文字。
总结上文所述的这些民法著述,可以发现它们的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从它们的翻译、主编或支持进行创作的单位来说,有国家政府的主管部门,如建国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也有各种各样的非国家机关的教学科研单位;第二,从它们的出版社来看,既有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法律出版社这样的官方机构,也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样的事业单位;第三,从它们的作者、译者来看,他们包括中国政府聘请的来国内讲学的苏联专家、国内政府中的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民法通则》起草小组成员和一些前辈的民法学者;第四,从它们的影响来看,这些著作一般是官方推行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的读本,也是各种政法院校、各大学的法律系的教材,所以发行量很大。以1983年的出版的两本民法教材为例,佟柔主编的《民法原理》发行量是55000册,王作堂、魏振瀛、李志敏、朱启超编的《民法教程》发行量是50000册。另外,有一些书籍是内部参考资料,只有政府部门、教学科研单位才能接触到。
由此可见,权力的统治和控制并不仅仅依靠国家的物质暴力就能够推广和普及,没有作为知识生产单位的出版机构、大学以及学者积极地投入这场“共谋”,主动的繁殖这些知识话语,社会主义“公民法”在中国也不会如此迅速确立。国家利用知识教育机构和人员确认有利于自己的民法知识型,进行所谓的“软性暴力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政权的有形的物质暴力和无形的软性暴力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运作。因此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完全技术化法律知识、法律语言,它们的产生和消失从来都与它们的社会地位相联系,与它们的权力关系相适应。
一种知识、一种语言,在被人们接受以后,就会塑造人们的世界观。而曾经被删除出人们记忆空间的知识或语言,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两方面作用的结合就形成一种思想的藩篱,它的牢固程度胜过任何其它控制手段。


四、自然人的浮现:失语的尴尬

到此为止,已经分析了“自然人”代表的传统大陆法系的民法知识体系如何遭受排斥、筛选、控制,以至于最终陷入沉默。然而如果就此停下脚步,我们只是解决了一种知识体系如何将另一个知识体系剥夺资格,一种法律世界观如何取代另一个法律世界观。如果问题仅仅是这样,也许并不复杂。如果敢于将问题暴露出来,我们也许还有反思的机会。在进行大量法律移植的今天,也许自然人可以在中国再次复兴,自然人的法律价值观可以堂而皇之的步入中国法学。然而,当看到在制定新《合同法》时,1999年1月25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针对合同法草案三次审议稿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指出:“有的委员和专家提出,外国人对我国的投资和经济贸易往来,也需要适用合同法,该条中的公民一词不能包括外国人,建议把‘公民’修改为‘自然人’。”我们不禁要问,《合同法》中以自然人取代公民仅仅是出于“对外贸易”的要求吗?委员们和专家们是如何丧失了反思能力的呢?
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第二章以“公民(自然人)”来表达民事主体。在沉默了30余年之后,自然人再次出现在中国法律的制度实践中。随之而来的是法学界对之热烈的探讨。笔者大致总结1986年至90年代初期的民法理论著作,发现我国学者基本上是以如下方式论述这一问题的。
1986年之后,对于“自然人”,理论上首次出现了肯定其积极意义的言论。有学者认为,将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赋予其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历史的进步。在奴隶社会奴隶虽然是自然人但不能作为法律上的主体,在封建社会农民依附于地主,主体资格受到限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自然人有平等的主体资格,人类获得了大大的解放,所以这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对自然人的肯定只能到此为止。
学者对《民法通则》第一次出现自然人以及为什么将公民与自然人并列所作的解释大致有以下两点。其一,尊重传统的用法。传统民法中习惯上将自然人与法人对立而言。《民法通则》中规定了法人,所以应当用自然人与它相对应。但是,我国建国以来法律上都使用公民的概念,为了照顾到这两方面的原因,采用了“公民(自然人)这样独特的表达方式。其二,“便于涉外交往”——这是被大量复制的说法。例如梁慧星在其《民法》一书中说道:“考虑到公民这一概念以具有我国国籍者为限,无法包括在我国境内的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我国民法通则在”第二章公民“标题之后,用括号注明自然人。”在佟柔教授主编的《民法总则》中写道:
“自然人”的范围大于“公民”的范围,在我国民事生活中,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并不限于本国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的规定也可从事一定的民事活动。因此,在规定公民可以成为民事主体的同时,需要使用“自然人”的概念,赋予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的从事民事活动的资格。民法通则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关于公民的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项规定也符合国际私法上解决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问题的冲突规范所确认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对等原则”。
李由义主编的《民法学》中的观点是:
鉴于一些国家把基于自然生理规律出生的人称为自然人,《民法通则》第二章在公民的后面的括号里加上“自然人”,以表示有不同的称谓。凡具有我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由此可见,我国公民就是具有我国国籍的自然人,但是在我国领域里,也还有外国国籍的人和无国籍的人。按照《民法通则》第8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没有法律特别规定,《民法通则》关于公民的规定也适用于具有外国国籍和无国籍的自然人。
《民事主体论》的作者罗玉珍认为:“现代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日益频繁,要求民法打破封闭的小圈子,以适应商品经济一体化的要求,这样运用‘自然人’的概念就比运用‘公民’的概念要方便些。”综上所述,许多学者都认为在《民法通则》中同时使用公民和自然人这两个法律概念,不仅考虑到传统的习惯用法,而且也便于处理涉外民事关系,这在立法规定上是严谨的。
本文对于以上引述的种种解说是不能赞同的。第一,这些作者认为使用自然人是为了恢复传统民法的用法,也就是说他们意识到传统民法一度在中国消失,然而他们对自然人为什么在我国民法中消失、为什么长期使用公民、为什么现在可以而过去不可以尊重传统却只字不提,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尊重传统”变成了学者的遁词。第二,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迈向国际化,“自然人”是从立法技术上考虑便于处理涉外民事关系,与国际接轨,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之际,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涉外民事交往略有发展,可以想见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只占所有民事关系的一小部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90年代才提出的,“WTO”只不过是最近的事,当时怎么可能会有那么迫切的要求需要与国际接轨?为了这个次要问题有必要在《民法通则》的第二章标题上大动干戈吗?更何况第8条第2款不是明明确确写着本法适用于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吗?孔祥俊先生也对此质疑道:“如果仅仅将这种写法用来达到此目的(指立法技术的目的——引者),那么这种规定的立意并不高远。”
认真反思《民法通则》以来,民法学界关于自然人的大量的学术话语使我们认识到以下两个问题值得再一次思考。第一,语言与意义。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它被赋予意义才成其为语言,而意义也必须通过符号予以表达,一般来说语言与意义是须臾不分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二者会发生分离:即某种意义被剥离出以前曾经负载它的语言符号。我们认为,自然人曾经一度在我国民法语言中消失,这种消失是“自然人”这一符号与它所负载的整个传统民法价值意义的一并丧失。虽然80年代以来我们在民事立法和民事法学上越来越多地恢复使用自然人,但是并不意味着仅仅恢复“自然人”这一词语,就能使曾经失去的、民法所蕴含的法律文化和价值观念起死回生。总之,自然人和传统民法知识型的消失并不仅仅是符号的丧失而且也是意义体系的丧失。
在神经语言学上有一种失语症(Aphasia),是指大脑受损伤,引起语言机能永久性或局部性消失,不会用原先经常使用的语言。我们发现,80年代以来我国民法学者对自然人的重新出现的反应就是一种失语症,不是记不得和不会写“自然人”这一符号,而是记不得自然人所代表的民法价值观。在无法记起事情真相的情况下,于是他们编织了一些自欺欺人的话语,使自己沉醉在这种无意识之中。
第二,与前一个问题相联系,旧的语言和知识记不得了,新的语言和知识如何呢?前文已述,语言和知识的产生与权力须臾不可分离。但是语言、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权力制造、生产语言与知识,而语言与知识反过来巩固、加强这种权力。也就是说符号世界一旦产生,就具有一种强大的威力,它构成了我们触摸不着的思想藩篱。所以福柯才会说“知识的形成和权力的增强有规律地相互促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那么这种权力有什么特点呢?
一般来说国家垄断的有形的物质暴力具有外露性,它的实施方式是显然易见的,这种暴力的受害者(如被统治阶级)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苦难和压迫源自于何处,因而受害者可以明确的将反抗的矛头直指国家机器。马克思唤醒的正是这种斗争意识。但是,这对于语言和知识是不完全适用的。这些无形的精神暴力隐藏在语言之下,弥漫于整个知识空间之中,它并不借助于国家机器就可以实施,甚至受害者主动让自己承认和接受这种暴力。受害者对这种暴力别说反抗,就连清醒的认识都不可能。这也是马克思始料不及的。
按照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的观点,人的生活是一种“二重世界”,其一是每个人都能够直接接触和感受的物质性的实在世界,另一重是由语言等编织的符号世界。生活世界是不会欺骗我们的,而符号世界则是具有相对任意的构造性,所以有可能创造一个“意识形态的乌托邦”,这种符号世界反过来有可能对生活世界进行一种“殖民化”(哈贝玛斯)。更可怕的是当我们置身于这种虚幻世界时还自身不觉,所以卡西尔说:“人从自身的存在中编织出语言,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或者按照福柯对知识话语的批判:我们的知识体系“实际上是我们自身思想的界限,同时我们也绝对不可能去思考这种界限。”这些正是语言暴力、知识权力的特点。
我们认为,患了“自然人失语症”的这些民法学者,用“尊重传统”、“与国际接轨”等纯技术性的解释来对《民法通则》中再次浮现的自然人作出反应,正是受社会主义民法知识型的长期浸染,面对《民法通则》中的“自然人”只感到“似曾相识”,所以只能慌不择路。
由此可见,最强有力的控制是着落在人的柔软的脑神经上的。曾经在剥夺传统民法的资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民法知识型牢牢地抓着学者的头脑不放,以至于在想要恢复传统民法时使他们丧失了反思能力,原先用社会主义民法学剥夺传统民法资格的知识/权力主体,曾经操纵、玩弄过自然人,现在开始被操纵、被玩弄。


五、代结语:可能的叙事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赫然写着“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从而第一次在基本法律中承认“自然人”的独立地位,“公民”彻底隐退。这一切来的并不突然。我们在《民法通则》中就应当有所预见。公民→公民(自然人)→自然人这样的发展轨迹是否有内在的逻辑可以追寻呢?从曼海姆等人倡导的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知识话语或者符号系统的变迁和重构,实际上社会利益格局变化和社会利益再分配的结果。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品经济逐渐在中国恢复。特别是1984年中共中央在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商品经济和“个体经济”得到正式的肯定,个体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个体经济应该大力发展”。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并且是它的基本规则,发展商品经济必然要恢复民法(市民法,而不是公民法),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正迎合了这一需要。对于长期处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混淆不分的社会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将“市民”从“公民”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在民法上就是要首先确立民事主体的自由平等的主体资格。传统民法在表述这种主体时是用“自然人”这个蕴涵了丰富的自然法价值理念的概念。《民法通则》作为当时的民事活动的基本法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反专制、反集权意味极强的概念,尽管立法人员并未能意识的它的意义,甚至有人从立法技术上,以曲折的解释来使它“合法化”(双重意义)。
然而80年代中期的中国人,刚刚逃离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束缚,也许历史的伤痕在许多人心里尚难以抹平,让习惯于在全盘国家化的状态里生活的“公民”猛然间去立一部市民法,去过一种“自然人”的生活,这在人格上就缺乏一种认同。这也就是哲学家加达默尔所说的两个“视域”难以“融合”。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民法知识型强烈的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逼迫人们去恢复曾经“被剥夺资格”的传统民法,这岂不让人左右为难?在民事主体的语言表达上不自觉地就透露出这一点:既然“公民”的思想清除不尽,就保留了下来(其实《民法通则》在体系和内容上保留了极大量的公有制经济成分);既然“自然人”未能完全独立,就只好屈尊在括号里,并且排在后面。可见,“公民(自然人)”是一种极其矛盾的表达式,它代表了两种不同势力的较量:公与私、公民与市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这里发生了剧烈的斗争和分化。这一点在立法的过程中体现了出来,起先《民法通则(征求意见稿)》第二章的标题为“公民”。1986年6月22日《民法通则(草案)》(修改稿)改为“自然人(公民)”。而在正式颁布的《民法通则》又将自然人与公民的顺序颠倒过来,如此翻来覆去正是难以抉择、矛盾重重的表现。
另外我们还可以选取民法学界的著名教授江平在《民法通则》刚刚颁布之后,发表于法学界的权威杂志《法学研究》1986年第3期上的文章《民法通则的适用范围及其效力》中的若干观点来作为这个矛盾的例证。江平教授在文中一面写道:“民法中的‘民’字 含义并不仅指公民个人,而是指市民社会。民法就是调整市民社会关系(即经济关系、财产关系)的法。”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属于私法,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已经失去了‘私’法的特征”,“民法不是私法,而是公法。”民法既然是调整市民社会关系的法律,又怎么会是私法呢?失去“私”性的民法又怎么可能成其为民法呢?公与私的矛盾跃然显现,这也许是中国民法学的无奈与悲哀吧!
如果说80年代制度实践中的“公民”取得暂时的优势的话,那么90年代以后“自然人”首先在民法学说中,然后是在制度中获得了最后的荣光。1991年张俊浩教授在区分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基础上指出:“自然人在公法生活中,以本国公民、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 的面目出现。而在私法领域,则是市民。……公民作为民法概念,反映了民事生活的某种封闭性和‘非私法性’。”1994年徐国栋博士在《法学研究》上发表文章《市民社会与市民法》提出为民法正名的主张,他认为民法在西语中是市民法(civil law),市民法中的民事主体是市民而不是公民,这种正名的意义在于“明确昭示民法中的人是市民,不是公民。市民即私人,因此,民法当然是私法。”“市民法和市民社会是与公法和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存在之意义也就明确了。”1995年孔祥俊在《法律科学》上发表文章《民法上的人·自然人·公民》更进一步反思我国为什么使用公民而不使用自然人,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民法不是真正的市民法”,“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屏弃自然法观念”。然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十几年中,“市民社会已经悄然出现”,应当恢复使用自然人的用语。 1996年梁慧星在他编写的教材《民法总论》第一次启用“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一章的标题,彻底抛弃了公民的用语。如此看来,1999年《合同法》中对自然人独立地位的确认已成大势所趋。它标志着私法与私权的观念在中国的复兴已达到一定的阶段。从建国之后确认民事主体使用“公民”,到1986年《民法通则》使用“公民(自然人)”,再到1999年《合同法》使用“自然人”,中国民法划出了一条“私”的“回归线”。
我们综合上文所引述的观点给自然人的出现予以另一种解释,与其说重构一幅合乎逻辑的叙事,倒不如说,更有力地解构了我国民法学者对自然人的出现是“立法技术的需要”这一集体无意识的认识、提出了一条我们对自然人失语症救治的思路。当然,必须承认这样的解说进路也许只是众多可能的解说之一,因为实用主义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早已将符合论的真理观和历史观的迷梦打破。建构一种话语,就意味着其他可能的丧失,意味着事物的真相可能遭到埋没,这也是“自然人”在我国民法一度消失的原因。
本文运用谱系学关于事物发展过程断裂的认识,质疑公民取代自然人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观点。但细心的读者也许发现笔者何尝不是陷入一种线性历史观,这也许是所有的建构性话语不可避免的问题。出于文章完整的需要,我们还是在此总结一下本文的若干论点。第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私法中的自然人,是与西方文明中自然状态、天赋人权的价值观念以及市民社会的现实土壤分不开的,自然人不可能脱离这个环境而存在。第二,资本主义私法与私权的文明是从古罗马法发展出来的,中国本不具有这样的文明细胞,倘若要在中国确立自然人自由、平等的法律人格就需要将市民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私法、私权的价值观念一并植入,抽去任何一者,都会导致残缺的甚至变异的制度或观念。第三,中国自清末以来的变法,到1929年的民法典已初具规模,自然人的价值观念略已成形。但是,1949年建国以来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民法学的强烈影响,资本主义法权体系被废除,随之建立的社会主义民法体系型构了新的民法知识型,市民法变成公民法,消灭了“自然人”,代之以“公民”。第四,随着我国建立市场经济,适应商品经济要求的市民法再次获得生机,自然人在《民法通则》中的浮现就是一种表现。一部分民法学者还受旧知识型的控制,没能意识到这一点,却逃向立法技术的解说。90年代以来民法学界展开对市民法、市民社会、自然人的讨论,为自然人向民法的回归寻找理论资源。最终导致1999年《合同法》中自然人以独立自由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民法的制度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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