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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监护制度的变革背景下意定监护制度的构成


发布时间:2019年4月1日 李国强 点击次数:188

  2019年3月31日晚7点,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科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罗马法系研究中心主办的第25期“南湖民法论坛”在文治楼六楼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国强老师担任主讲人,我院陈晓敏老师主持,我院夏昊晗老师、李俊老师共同参与讨论。

(李国强老师)
 
  讲座初始,陈晓敏老师对李国强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其作了简要介绍。伴随大家热烈的掌声,本次讲座开始。讲座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出发,反思我国成年监护制度中被监护人存在保护不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成年监护制度需完成从替代决策模式到协助决策模式的转变,最后李国强老师就成年意定监护的构成提出自己的观点。
 

(陈晓敏老师)
 
  首先,李国强老师指出,现代社会个人主义高涨,家族纽带和家族观念进一步弱化。成年人监护问题上,家族保护困难,加之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寻求社会制度保护的需求增多。从现行立法上看,《民法总则》26、28条对成年人监护问题的规定主要涉及赡养问题且监护人的设立多依赖于亲属关系。现代社会成年监护的需要已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养老或照顾,加之个人主义时代,亲属关系的信赖度大幅降低,传统的成年监护模式已然不适应社会需求。
 
 
(李俊老师)
 
  其次,李国强老师进一步提出成年监护模式应从替代决策模式转变为协助决策模式。我国《民法总则》35条偏向于协助决策模式,但其34条依然为替代决策模式,立法体系上存在两种模式并存的矛盾。成年监护问题应围绕被监护人的意愿来展开制度,监护人应处于辅助地位,一元的协助决策模式更利于从群体层面保护被监护人。
 
 
(夏昊晗老师)
 
  再次,就成年监护中意定监护制度,李国强老师从《民法总则》33、34条的解释论出发,分别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认定、书面形式是否具有实操性、履行监护职责的理解问题具体阐述。并从比较法角度提出我国成年监护启动制度应从法定主义过渡为申请主义,监护人的范围上也应进一步扩充从而适应亲属以外监护人增多的现状。
 
 
(讲座现场)
 
  最后,李国强老师就成年意定监护的构成问题上提出其四个主要观点。第一,成年意定监护协议的内容主要表现为财产关系的属性,是委托合同适用范围的扩张,并不属于《合同法》第2条第2款所述的“监护协议”。第二,意定监护协议成立需要确定被监护人有判断能力以防止事后争议,确定其有判断能力的有效方式为公证。第三,成年意定监护法律关系生效需要条件限制,此种限制应从意定监护人的主体条件、协议不可委托事项和设置监护的监督机制三个方面展开。第四,成年意定监护关系中监护人的财产管理职责、人身保护职责应予以限制,且意定监护人不应承担替代侵权责任。
  在评议环节,李俊老师结合自己的经历,就社会文化环境对成年监护制度影响的问题与李国强老师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夏昊晗老师就意定监护协议性质、协议的公证和监护监督等相关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李国强老师也逐一进行了回应。讲座最后,两位同学针对讲座内容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与思考,李国强老师一一作了细致耐心的解答。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提问同学)
                                               
                                          新闻:曹嘉欣
                                        摄影:李宇
                                                         

来源:中国私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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