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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同中的人格利益损害赔偿


发布时间:2018年11月24日 许中缘 崔雪炜 点击次数:686

[摘 要]:
违约责任不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应满足“因果关系”和“可预见规则”之双重构造。以合同之“中”而非损害发生之视角发现以合同为“载体”存在的“隐晦”的人格利益。对债权人积极实现和表达之“增量人格利益”构成的合同义务的违反是违约损害赔偿的法理基础,可预见标准应为确定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法技术工具。保护包括涉及“人格物”利用、关乎精神享受和含有人格利益表达条款合同类型中被确认了的人格利益。
[关键词]:
违约责任;人格利益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增量人格利益;损害赔偿

    违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是近期学术界争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不少。笔者以“合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等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到600多个案例,通过总结,发现原告基于合同违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之合同范围极为广泛:不仅包括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情形下对造成人身权益损害导致的精神损害要求赔偿,还涉及包括买卖合同在内的各类合同纠纷[1]中因违约行为造成的焦躁、不安或维权过程的身心疲惫等赔偿。然则,法院一般认为,“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只有主张侵权赔偿责任的才得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合同之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缺乏法律依据”、“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害并非属于订约时可预见的损害范围”[2]。这反映了合同法的发展应对民事主体实践需求之不足。

 

  司法实践仅对人格权侵权的行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会导致司法不能满足于实践需求,特别是在旅游合同、特殊承揽合同(如提供婚庆服务合同)、特殊保管合同(如骨灰保管合同)、医疗美容服务合同中,精神上的满足更是此类合同的本质追求。若允许侵权之诉主张人格利益损害赔偿同样具有法律救济实现不足的问题。比如说骨灰保管合同中就涉及到骨灰是否可以继承,婚庆服务合同中录像带的遗失会涉及到录像带的所有权等与案件无关但对案件具有实质影响的难题。而如果对这些合同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又与现有法律精神损害赔偿功能实现存有差异,还会导致现有法律体系的混乱与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用。

 

  如此情形,反映了传统合同法的本质是一种交易法,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3]。合同是物质财富交换的工具,亦是创造精神财富和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以实现人之价值的工具。[1]合同不再仅限于承载经济利益,合同间或已成为人格利益表达和实现的载体,促使人格利益积极实现之工具。如旅游合同是以精神产品为标的物的特殊“目的合同”,游客签订旅游合同旨在实现精神之愉悦和满足。[2]以人格利益损害赔偿实现其利益的救济,正是合同本质的需求,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存在的问题分析

 

  对于违约导致非财产损害如何救济存在广泛争议。传统理论界通说否定违约的非财产性救济,而随着司法实践中判予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骨灰保管合同案”、“婚庆录像胶卷丢失案”等的出现,学术界逐渐承认违约责任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裁判中对合同法条文进行扩张解释,认为《民法通则》111条和《合同法》107条的规定均未将赔偿损失的范围限定为财产损失,或规定排除精神损失[4];法学界主张通过判例和学说加以发展并通过“类型化”的路径限制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5]。笔者认为,合同中的人格利益损害属于非财产性损害,并不能将其等同于精神损害赔偿。

 

  ()人格利益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本质不相容

 

  合同约定的人格利益之损害并非都能导致“精神损害”。精神损害来源于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损害,是因人格权遭受侵害而引发的一种损害类型,并非直接的权利侵害。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人格权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方式[6],只能对人格权受到侵害导致的精神痛苦、生理疼痛以及其他不良情绪提供补偿,但并不包括侵害的事实本身,即“精神利益”的丧失。[3]674人格利益损害较之精神损害范围更广,不仅包括受害人的精神痛苦,也包括外部名誉之损害(社会评价值降低)、生命、健康等人身权益之损害本身,如客观上的“时间的浪费”自身属于非财产损害,而非精神损害。[4]144人格利益损害构成的“前因”与精神损害构成的“后果”并非等量对应,对于精神利益的侵害可能产生精神损害,也可能不产生此种后果,将两者混淆并非妥当。[3]676承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仅是对合同约定的人格利益受损导致的精神痛苦、不安等不良情绪的补偿,并未实现对合同约定的“精神利益”或者“人格利益”的损害救济。

 

  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本质在于无法通过恢复原状等救济措施使受害人恢复原有的精神状态,而提供金钱赔偿达到对受害人的抚慰及对加害人的制裁目的。一方面,受害人可使用精神损害赔偿金去购买服务或者享受,以减少或者消除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和不良情绪。通过精神损害赔偿使受害人感到正义得到伸张,对受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予以抚慰。另一方面,通过金钱赔偿并不能使受害人的人格损害得到完全填补,但可使加害人失去一笔金钱,使其不敢再从事此类行为,从而承担对不法行为的制裁功能。[3]678因而,加害人的过错程度自然成为确定赔偿范围的考量因素[7]。但合同中约定的人格利益表达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债务人负有实现其人格利益表达的义务,因其违约行为导致表达受损,自然应当对此人格利益进行赔偿。例如,因旅游合同的违约导致游客“假期被浪费”,对其补偿仅限于合同责任,而如果因人身伤害而必须取消一个已经计划好的假期时,受害人则不能基于侵权行为要求侵权人对“浪费的假期”赔偿。

 

  ()违约责任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会破坏交易的基本法则

 

  不论合同中是否掺杂人格利益,其始终反映交易的需要,缔约双方在了解交易风险的基础上分担责任。允许违约责任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一方面会使非违约方获得合同之外的利益,违背交易基本原则[8];另一方面,对于缔约当事人而言,很难预见到在违约行为发生后,非违约方是否会产生精神上之痛苦、焦虑等损害,也难以预见其损害程度,使其在缔约时面临极大的风险。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卖方赔偿的违约损失可能完全超出其订约时的可预见范围,如对于未交货致买方头痛、失眠、家庭矛盾等精神痛苦并非卖方在签订合同时可以预见”。[9]

 

  ()违约造成的精神利益损害不能通过人格权保护提供救济

 

  精神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人格权的保护。[5]4;[6]378合同中的精神利益能否涵盖于一般人格权之中,并在人格利益受到损害时通过人格权请求权的方式得到救济?首先,一般人格权的创设考虑到在具体人格权之外必然会逐渐产生一些新型人格利益,作为兜底性条款为这些需要受法律保护的新型人格利益上升为独立的权利形态提供充分的空间。[7]437-442《侵权责任法》2条第2款规定的侵权责任法保护的人格权益范围不仅包括具体的人格权,还涉及其他的“人身权益”,一般人格权的存在即承担权利创设的功能。具体人格权作为绝对权,具有对抗所有人的效力;而一般人格权作为具体人格权的创设基础,必然同属于具有“排他性”的固有利益,只是在某项人格利益未被创设为权利之前只能在侵权责任法中作为“利益”来保护,呈现“法定化”属性。就此说明,一般人格权中的人格利益不能由当事人通过约定自由创设。而合同中的人格利益乃基于当事人之间自由约定创设产生、相对独立于债权人的固有利益而存在。合同中的人格利益是隐晦的、相对的,仅具有对抗相对人的效力,债务人对合同以及合同中人格利益表达条款约定的“人格利益”负有实现表达之义务,违背该项义务的行为构成对合同效力的直接违反,同时产生损害“基于合同约定产生的人格利益”的结果。由此可见,合同中的人格利益基于合同约定而自由创设,只能对抗相对人而无法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其与一般人格权中的人格利益具有本质差异,难以通过人格权请求权的形式获得救济。

 

  ()违约责任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缺乏民法典之体系正当性

 

  主张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之论述是基于违约造成了生理的、精神的、心理的损害以及特定财产的损害,其与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别无二致,皆是以“有损害就有救济”之角度展开。例如,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分为“基于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的合同法之救济”和“基于侵权导致的精神损害的侵权责任法之赔偿救济”两种。[1]“对于加害给付造成的精神损害,根据《合同法》122条规定能够提起独立的侵权之诉的,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不足以构成独立的侵权诉因的,由合同法提供救济。”[8]学者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的正当性基础之阐述,是以“承认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保护范围上的同一性”为基点将侵权责任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移植到违约责任中。但问题是:

 

  其一,将违约救济之损害范围扩大至侵害固有利益所致之精神损害将混淆民事责任的二元体系。合同法保护范围的确定是当事人通过合同安排的结果,属于通过合同欲加实现的“增量人格利益”,对其承担违约责任应遵循可预见规则,弥补因违约行为导致的非违约方对违约方适当履行之期待的落空,使非违约方处于合同得以适当履行的状态,即仿佛合同从未被违反的状态[10]。而侵权责任法旨在保护当事人人身和财产权益,通过侵权责任的承担使受害人重新回复到倘无侵权行为时应处之状态。因而,如果适用侵权责任解决合同违约,只能使非违约方的状态处于合同不存在的状态,并且缺乏对合同相应履行部分的返还与恢复的规定,其实质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违反。

 

  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进行保护本就逾越了合同法通常保护的利益范围。合同法保护的是债权利益,违约损害赔偿主要对受害人履行利益进行补偿;而精神损害本属固有利益受损所致附带损害,应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畴。一旦对精神损害给予违约救济,将混淆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亦是对责任竞合的否定。“假如合同责任也可以对精神损害作出赔偿,就使得责任竞合失去了存在的意义。”[9]400

 

  其二,通过对《侵权责任法》2条的扩张解释将侵权责任法之保护范围扩大到“债权”,难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提供正当性基础。《侵权责任法》2条第2款列举的受保护的“民事权益”的范围非常广泛,由于该条对各类民事权利的详细列举以及其开放式保护的模式,导致侵权法的适用范围处于一种不断扩张的态势。[7]682但该条同时确认了侵权法主要以保护债权以外的私权利为目的,其必然以绝对权为主要保护对象,在该18项权利列举中省去“合同债权”并非是立法的疏漏,而是立法者的精心设计。[7]685合同法以保护意思自治为核心,决定了其以合同债权为主要保护对象的格局。《侵权责任法》2条的立法安排是妥适的,合同债权基于当事人约定产生,其内容也基于当事人约定而具有非典型公开性,除合同双方当事人之外,第三人很难了解到合同的约定内容。将侵害债权的行为定性为侵权行为,将极大地妨碍人们的行为自由;导致侵权法的过度扩张以致涵盖合同债权,对民法原有内在体系构成威胁。[7]685

 

  其实,无论上述何种解决路径,仔细窥探即可发现,皆以损害发生之角度探讨,是站在合同之“外”以损害结果发生必须补救的视角阐述。如此,极易将不符合违约损害赔偿内在体系之损害概括其中,由于违约行为导致的损害结果发生并不一定在合同的可预见范围之内,必将导致合同中风险分担机制的失衡。违约导致的非财产损害范围要大于合同中人格利益的损害。违约损害赔偿的承担区间必须框定在:合同之“中”和合同之“外”的损害的重合范围内,亦即不仅需要损害与违约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还必须是基于合同信赖基础产生的可以预见的损害。违约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的是依赖合同履行欲实现的“增量人格利益”,也称“预期人格利益”。

 

  二、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之域外考察与评鉴

 

  比较法研究的作用在于发现共性,结合我国特色形成适用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之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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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保管合同中增设“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物品”之保管合同适用“人格利益损害赔偿”规定。在“保管合同”中应当增设:【特殊物毁损或灭失所致人格利益损害赔偿】以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物品为保管标的的,保管人未尽善良管理人义务致使保管物毁损或灭失的,保管人应承担人格利益损害赔偿责任。

 

  3.承揽合同中增设“人格利益损害赔偿”条款。《合同法》265条规定承揽人负有妥善保管定作人提供的原材料及完成的工作成果之义务,承揽人未尽妥善保管义务造成物品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笔者建议该条增设第二款:“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以及完成的工作成果,具有特定人格象征意义的,承揽人未妥善保管造成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人格利益损害赔偿责任。”该条可以适用于特殊物的加工承揽合同以及婚庆服务合同等。

 

  六、结语

 

  人文主义关怀的民法价值理念变化必然导致民法制度的发展与对民法既有制度的重新解读。[31]对于人格权益的保护,法国采取以侵权责任法全面保护的立法模式,德国民法典也主要是通过侵权法的规则提供保护。我国一直以来也认为“人格权益由侵权责任法保护就已足够”,将人格权益的保护放在消极防御的位置。但随着现代人精神利益追求的多样化与精神享受提供的商业化,人们逐渐选择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形式实现和表达自身人格权益;随着人们对精神权利价值的重视加强,产生了对精神创伤、精神痛苦等人格利益损害的救济诉求。过去,我国民法典一直重视权利保护,而忽视了利益发展。[32]人格权益与人格相始终,不可须臾分离,人格不消灭,人格权益不消灭,准确的说人格权益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之上的权益,因此,对人格利益的保护不仅应在主体法中彰显,更应在创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则中具体体现。在民法典编纂中人格权难以独立成编的时代背景下,发现合同中的人格利益,并对违约造成的人格利益损害提供合同法救济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这并不是模糊合同法与侵权责任法的界限,而是二者进行恰当区分的逻辑结果。

 

【注释】

  [1]笔者总结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查询到的案例,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合同类型主要包括旅游合同、医疗合同、运输合同、保管合同、婚庆服务合同等,还包括一般买卖合同、法律服务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储蓄卡纠纷合同、旅店服务合同、承揽合同等各类合同。

  [2]陈功与被灵川县博大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2015)桂市民二终字第6号;武汉灵创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奥雷光电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2015)苏审三商申字第00148号;党应博与宁波浙电物业经营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2014)浙民申字第750号;曾大楠与张慧玲财产损害赔偿纠纷,(2014)川民申字第335号;李文金与张吉民、周德亮合同纠纷,(2016)黑民终360号;项祥礼与王秀婷租赁合同纠纷,(2014)浙杭民终字第3229号;李振东、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市支行储蓄卡纠纷二审,(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397号;康世才与赖瑞燕买卖合同纠纷,(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536号;陈水莲与安溪恒兴客运有限公司旅客运输合同纠纷,(2013)泉民终字第2803号;李玉英等诉岑巩县新兴高中毅骨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2014)黔东民终字第139号;汪正江与潜山县余井镇人民政府、王中苏殡葬服务合同纠纷,(2015)潜民一初字第02253号等,限于篇幅及案件性质重合率过高,在此仅作有限列举。

  [3]该主张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的目标与鼓励交易》,《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96页。

  [4]叶书铭、刘娅琴与四川墨晟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5)绵民终字第1970号。

  [5]该类主张可参见程啸:《违约与非财产损害赔偿》,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25),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版,第77-79页;李永军:《非财产性损害的契约型救济及其正当性——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二元制体系下的边际案例救济》,《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6期,第47-62页;尹志强:《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及适用范围》,《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109-121页。

  [6]精神损害赔偿以法律规定者为限或者应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进行赔偿,这已经是民法学界达成共识的规则。(参见张新宝:《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目前我国法律中精神损害仅限于侵权责任领域: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法院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至生命健康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可见,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人格权受侵害之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7]行为人过错程度越重,其可能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越多。在比较法上,许多国家都承认精神损害要考虑过错。例如,奥地利法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通常只在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中就包括了对过错因素的考量;《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时,需要考虑侵权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等,即体现了对加害人主观恶意的惩罚功能。参见尹飞:《精神损害赔偿》,载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5页。

  [8]精神损害赔偿不能与财产损害赔偿一样坚持“有损害,即有救济”之完全赔偿原则,主要是由于精神损害本身的不确定性,其损害程度主要取决于个人主观上所受精神创伤、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主体之间差异性往往导致判断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9]参见康世才与赖瑞燕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536号。

  [1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9条对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详细规定。

  [11]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在其书中介绍了海上旅游案件、罗马尼亚旅行案件、假期车祸案件等非财产损害商业化的案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7),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125页;See James Gordley and Arthur Taylor Von Menr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rivate Law,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541.

  [12]联邦法律公报(BGBI)2002I50号,第2674页,转引自韩赤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划时代变革——<德国民法典>抚慰金条款的调整及其意义与启示》,《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2期,第85页。

  [13]总结形成于韩赤风对“违约金条款的新调整”论述中,具体可参见韩赤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划时代变革——<德国民法典>抚慰金条款的调整及其意义与启示》,《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2期,第86页。

  [14]《意大利民法典》第2043条规定:“因任何故意或者过失给他人造成的不法行为,行为实施者要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15]转引自宋超群:《意大利包价旅游合同非财产上损害研究——兼论欧盟相关指令的影响与推动》,《法学论坛》2013年第4期,第136页。

  [16]《意大利民法典》第1445条:“如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契约,但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并不重要,则契约不得被解除。”

  [17]意大利将这种存在于旅游合同之上的假期愉悦称为“存在性利益”,对于包价旅游合同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而引起的非财产性损害称为“存在性损害”。

  [18]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书中将“交换正义”译为“平衡正义”。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及以下。

  [19]从承认存在以无形利益为标的的给付承诺之现象,引出了合同损害赔偿法上对无形利益予以赔偿的必要后果,这一必要后果系指《德国民法典》第253条第2款,该非财产损害规定于债法总则,可以对合同发生效力,将对无形利益损害予以赔偿的思想在规则上一般化,使之不限于特定法益受损。参见〔德〕格哈德·瓦格纳著:《损害赔偿法的未来——商业化、惩罚性赔偿、集体性损害》,王程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2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1996年合订本)·民事卷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21]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中第197页之条文释义。

  [22]责任竞合制度下,无论当事人选择何种救济方式,只能提起一种而不能提出两项请求,不能使受害人获得完全的补偿。具体论述可参见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页。

  [23]在法国法中,不仅要预见损害的类型,还要预见损害的范围;而英美法中仅要求预见损害的类型,而无需预见损害的程度及数额的大小。我国学界普遍采用英美法观点。具体可参见范在峰、张斌:《两大法系违约损害赔偿可预见性规则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3期,第21-22页;吴行政:《合同法上可得利益赔偿规则的反思与重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适用的实证考察出发》,《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第69-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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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王利明.民法对人格尊严的保障应提高到更高位置〔N.北京日报,2016-09-19(018).

 

 

来源:《法律科学》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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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江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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