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提醒您:很抱歉,由于您提交的内容中或访问的内容中含有系统不允许的关键词或者您的IP受到了访问限制,本次操作无效,系统已记录您的IP及您提交的所有数据。请注意,不要提交任何违反国家规定的内容!本次拦截的相关信息为:性交
  根据资金实力、专业程度及风险承受能力等不同,参与者有公众参与者与合格参与者之分,后者又细化为三类:(1)合格商业实体(Eligible Commercial Entities, ECE),指有能力接受基础资产交割、承担相关风险的商业组织,及提供风险管理、套期保值或做市服务的交易商,不含个人;(2)合格合约参与者(Eligible Contract Participants, ECP),涵盖金融机构、实体经营企业及总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个人;(3)合格交易者(Eligible Traders, ET)范围更广阔,包括ECP、ECE及通过合格期货经纪商交易的个人。[30]而交易产品主要从基础资产着眼,按其供给量大小及被操纵难度等性质分为三类:(1)“排除商品”(Excluded Commodities),主要是金融商品,底层供应量近乎无穷,被操纵可能性低;(2)“豁免商品”(Exempt Commodities),指除“排除商品”和“农产品”外的商品,如能源、金属、电力等,其基础供给较大,被操纵风险较低;(3)农产品,市场供给相对有限,产品有较高的被操纵风险。[31]
 
  表2美国衍生品交易场所划分的基本构架
 
  (表略)
 
  依照参与人与产品的不同,衍生品交易场所分为四类。第一类指定合约市场(Designated Contract Market, DCM),是CFTC指定的场内交易场所,对产品及参与者无特殊限定,监管最为严格,须遵守23项核心规则;[32]第二类衍生品交易执行设施(Derivatives Transaction Execution Facility, DTEF),交易“排除商品”及交割供给水平较高的产品,参与者限于“合格参与者”,监管要求有所放松,须满足9项核心规则;第三类为豁免商业市场(Exempt Commercial Market, ECM),豁免了《商品交易法》及CFTC的大部分监管要求,仅需在CFTC备案,限于“合格商业实体”交易“豁免商品”,要遵守反欺诈、反操纵及必要通告等基本要求;第四类为豁免交易市场(Exempt Board of Trade, EBOT),与ECM类似,享有多数监管豁免,限于“合格合约参与者”交易“排除商品”。[33]
 
  除第一类是场内交易外,其余均为场外交易。依次来看,在监管放宽的同时,对参与者和产品的限制相应增多。这种多层次场所架构促进了美国衍生品交易的有序发展。金融危机后,市场监管呈收紧之势,随着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出台,衍生品交易场所的分类被再次调整。豁免商业市场和豁免交易场所被取消,新设互换执行设施(Swap Execution Facility, SEF)作为场外交易场所的替代。衍生品交易场所形成场内DCM和场外SEF并立的双元模式,市场结构更为集中扁平。纵观美国衍生品交易市场,参与者和产品始终是其场内外划分的核心考量。而我国仍主推交易机制、标准合约等划分标准,未能认清交易场所风险防范的实质,导致难以有效应对实践纠纷。因此,注重参与者及产品的差异才是期货交易所与场外衍生品交易场所区辨的关键。
 
  (三)证券衍生品:推进证券型与契约型的分类调适
 
  藉由期货合约与期货交易所的实质剖释,期货交易的内涵与边界基本理顺,但期货法与证券法在证券衍生品上仍存在交叉适用的问题亟待厘清。美国曾面临过同样问题。根据《1933年证券法》及《1934年证券交易法》,“证券”定义包括基于各种证券或证券指数的看涨期权、看跌期权、跨式期权、选择期权或优先权。[34]《商品交易法》虽未明确提及证券,但将未来交割合约的标的纳入“商品”范畴。70年代证券衍生品兴起,这种复杂结构化产品既由证券衍生,契合证券概念,又兼具未来交割合约特征,符合商品定义,因而受到证券法与商品交易法的双重调整。随着1974年CFTC的成立,法律重叠适用的问题开始凸显为SEC与CFTC对证券衍生品监管权限的争夺。自1975年起,两家机构便纠葛不断,1982年虽妥协达成《沙德—约翰逊协议》(Shad-Johnson Jurisdictional Accord)进行监管分工,但未根本解决监管冲突。直至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出台,增加了“证券期货”概念,重新划分了证券类与期货类法律的调整范围,才初步调和二者的监管矛盾。自此,SEC负责证券期权,CFTC监管期货期权及宽基证券指数期货,个股期货与窄基证券指数期货则由双方共同监管。而后,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又增加了新型证券衍生品的定性程序,为产品创新过程中监管权冲突的预先化解提供了制度安排。[35]
 
  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由证监会统一监管,因而并未出现类似美国监管机构权力划分的争议。但证券衍生品定义缺乏、边界不清的现实已引致期货法与证券法出现适用冲突,化解冲突要从证券衍生品内涵出发。依据衍生金融工具的一般原理,证券衍生品分为证券型与契约型两类:前者是指股票等基础证券与权利合约相结合,并将其中权利以证券形式彰显所形成的证券品种;后者则是价值依附于其他基础证券标的的金融工具。[36]二者均衍生自基础资产——证券,但有以下差异:(1)性质认定上,证券型表现为有价证券的形态,本质为权利凭证,具有标准性、证权性、收益性等证券特征,而契约型的形式与实质皆为标准合约,具有未来性、可对冲性等期货属性;(2)产品发行上,证券型存在发行环节,必须先有发行人,后经交易所核准上市,先买入后方可卖出,而契约型由交易所直接设计,没有产品发行人,无须发行环节,最初卖方由交易者担当,天然存在做空机制;[37](3)交易结算上,证券型多采用全额交易方式,有实际交易才进行结算,而契约型则是保证金交易,实行逐日盯视,一旦持仓建立,即便未有交易,亦须每日根据市场结算价计算双方盈余、清算并划转资金。综上,证券型(如权证)实质仍为证券,具有直接或间接融资功能;而契约型(如个股期权)本质更近于期货,主要用于风险管理。这种差异决定了证券衍生品不能僵化地归于证券法或期货法调整。在当前我国《证券法》修订与《期货法》制定过程中,应合理界分两法的调整范围,准确界定期货与证券,从不同类型的证券衍生品本质出发,将其分类调适,具备证券属性的证券型衍生品纳入证券法调整,具备期货属性的契约型衍生品则应受期货法调整。[38]
 
  四、多层次商事交易场所的体系化架构
 
  期货交易的实质厘定将破除交易场所界分的现实障碍。通过剖析合约内容、鉴别交易目的可分辨现货交易与衍生品交易,注重产品及参与人的差异则益于识别场内与场外交易。而现货、衍生品、场内、场外是交易场所类型化的关键因子,其联结组合可形成场外现货、场内现货、场外衍生品及场内衍生品四类场所。这种理论类型的统合划分可引导立法对交易场所进行贴切调适。当前,我国各类商事交易场所界分不明、发展不一,体系扁平散乱,亟需进行多层次的系统性架构。
 
  (一)宏观体系架构:商事交易场所立体式多层次分类布局
 
  市场分层具有广适的社会学与经济学基础,韦伯的“三位一体”社会分层模式及金融领域风行的“多层次资本市场”都是分层适用的例证。分层理论(Theory of Stratification)强调依据某一标准将集群分解成有序的层次。分层通常需要内生诱变性因素与外在干预性因素共同作用。[39]交易场所的分层,既是市场自然演化,亦受监管调控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市场深入创新,产品与主体日益复杂多样,作为市场融通中心,单一杂乱的交易场所无法在有效控制交易成本的前提下涵摄各类异质交易,唯有向多层次交易场所演进,才能及时因应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现有交易场所盲目扩充、错杂芜乱,对市场安全形成较大隐患,交易创新背后的风险积聚频发。将场所分类形成多层体系将有助于监管机构针对性施力,通过在不同场所采取差异化手段,实现对特定风险的防控及阻隔风险的关联传导。
 
  从域外经验看,交易场所的多层次划分已是成熟市场架构的共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达国家市场监管趋势表明,完整的商事交易场所体系一般包括现货交易场所、期货交易场所及OTC交易场所。[40]其中,期货交易的厘清是交易场所分层架构的前提。衍生品市场有所发展的国家大都重视规制期货交易,制定期货交易法,其名称虽有差异,但核心内容围绕期货交易展开,如新加坡1992年《商品期货法》、澳大利亚1986年《期货业法》及美国1936年《商品交易法》。在我国明确界定期货交易后,四类商事交易场所可被纳入三层体系(见图2)。
 
  不同分层的功能定位、产品属性及主体特征都有显著差异。具言之,(1)现货交易场所(场内及场外)应置于基础层,其以实物交割为目的,能涵盖绝大多数商品交易,满足市场主体获取商品的需求。它是产品即期价格发现的场域,为现货交易提供价格基准,为衍生品市场价格提供走势依据。(2)场外衍生品交易场所应定位于中间层,多以个性化合约为现货市场提供风险管理手段,满足特定投资者套期保值的需求,是产品远期价格发现的主要场域。产品形式集中于场外期权合约、远期及互换。根据参与者的差异,可再分为机构间市场和柜台市场,前者适用于机构间进行批发交易,后者则服务于交易商与适格个体的零售交易。二者可由清算平台联结,通过平台为场外交易方提供履约担保,降低交易对手方违约风险,同时提高场外市场透明度,便于监管针对性切入。(3)期货交易所应为体系顶层,将远期合约高度标准化,整合市场流动性,通过远期价格发现功能和对冲平仓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及风险转移的目的。交易产品为期货合约和场内期权合约,适合对个性要求较低的公众参与人。按照不同交易机制,期货交易所可细分为集中竞价市场与做市商市场。前者实行竞价交易制度,产品标准化程度高,多空双方势力均衡,市场内部流动性充裕,通过集中竞价和撮合交易的电子系统即可完成产品定价和交易过程;后者则针对交易流动性稍欠的产品,多空双方势力存在失衡情况,由做市商居中调和,以自有资金与投资者交易。[41]通过构筑多层次商事交易场所体系,将芜乱的交易场所统一化监管,可减少监管真空和重叠问题的发生,促进商事交易市场有机整合,进而增进交易安全保障,提高实际交易效率。
 
  (图略)
 
  图2我国多层次商事交易场所体系的构想
 
  (二)纵向延伸规制:场外衍生品交易纳入期货法立法视野
 
  体系建构的根本保障在于制度完善,交易场所的有序发展离不开具体立法的支持。在多层架构中,场外衍生品市场立法散乱、规则不定,问题最突出。实践中,不同监管机构采用推出一套产品即制定相应规定的应急式立法,[42]内容往往欠缺一致性、可操作性,亟待基础性法律的统合。[43]当前《期货法》的制定可为场外衍生品交易提供规范整合的契机。一则期货交易与场外衍生品交易虽在主体及产品上存有差异,但均立足于风险管理,采用“当前订约、未来履行”的合约模式,法律机理共通,本质并无殊异。二则场外衍生品交易纳入期货法调整符合国际监管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加速了场外衍生交易场内化的进程,基于降低交易风险敞口、提升交易透明度等考量,场外产品场内化、非标产品标准化及互换产品期货化已是国际共识。美国和欧盟更直接出台了具体法案(《多德—弗兰克法》和《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将场外衍生品交易纳入期货监管视野。[44]三则期货立法“场内为主、兼及场外”的包容性调适范围能有效弥合场内外监管漏洞,促进衍生品市场规范的统一,避免立法内容出现交叉冲突。
 
  在立法安排上,场外衍生品交易最大的掣肘是实践中的关键制度——履约保障安排、合同终止机制及净额结算方式尚面临法律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应在期货法中予以明确,以解决其与合同法、破产法等法律不完全兼容的问题。[45]履约保障安排是消除风险敞口的担保安排,与期货交易的保证金规则相似。当事人通过对衍生品合约持续估值,不断进行担保设定,要求潜在亏损方提供与风险敞口值相等的担保品。合同终止机制是指守约方可在对方拒绝履约或拒绝追加担保时宣布提前终止合约,兑现合同项下全部浮动盈利。如此使违约方补偿守约方本应获得的风险管理收益,保证套期保值目的顺利实现。净额结算方式类似于债之抵销,指当事人按照合同约定,将彼此支付义务冲抵后,由一方支付净差额的支付方式。此结算可降低风险敞口,提高场外交易效率。三种制度均为衍生品交易风险控制的特殊措施,旨在促进兑现衍生合约下的潜在收益,[46]实践中多有运用,但仍存在司法争议,通过立法明定可为其正当施行提供法律依据。此外,我国场外衍生品交易尚处于探索阶段,并未定型稳定,立法应暂作原则性规定,为其深入发展预留创新空间。同时,鉴于场外衍生品交易规范“寄居”于《期货法》中,是《期货法》对其进行的延伸规制,为保证场内外规定相对完整系统,应在《期货法》中专章规定场外衍生品交易,如此既可涉及场外交易核心制度,又能避免对期货规范产生混淆干扰。
 
  (三)横向层内调整:交易机制与产品、参与人的组合协调
 
  商事交易场所的多层体系不仅要有纵向类型划分,在同一场所内也应有横向差异化安排。针对具体交易,此时考量的因素除产品与主体外,还应关注交易机制。三因素的不同组合将影响交易场所功能的发挥。若以“二分法”来笼统界分,[47]产品有简单、复杂结构之别,其区分标准虽难在学理上明确定义,但实践中大抵是考虑产品结构有无行为或射幸因素的嵌套。交易机制有集中交易与协议交易之分。集中方式强调对交易供需聚合匹配,包括集合竞价、连续竞价、匿名交易及电子撮合等机制,而协议方式主要是交易供需自行匹配的分散型机制。参与主体包括合格参与人与公众参与人,前者凭借资金实力、专业技能等优势对复杂产品有较强适应力与风险承担力,后者多适合于交易结构略简单的产品。依此界分,三要素可有表3所列的八种组合。鉴于交易场所存在的直接目的是促进交易达成,产品、主体与机制的不同安排应确保交易安全、公平与效率实现最大程度耦合。通过下列情形分析,对限制交易的无益组合应力求避免,对促进交易的因素搭配应重点推介。
 
表3交易场所内产品、交易机制与参与主体的组合情形
 
(图略)
 
  实际上,产品结构复杂与否并不会对交易产生直接作用力,毕竟“产品本身设计出来就是用于交易的,并不值得大惊小怪”,[48]关键要看交易机制是否加剧风险聚合,参与人能否承受相应风险。若组合为A+X+①,产品结构简单,如有体物中的非份额化产品、无形物中的一般产权、矿权或知识产权,采用协议方式即可达成,此时合格参与人限定多余,会对交易效率造成负面影响。若为A+X+②,产品结构不复杂,仍采用协议交易机制,此时不限定参与主体,公众参与人均可参与,主体范围的扩大能提高交易可能性,但主体仍需自行匹配供需,交易效率仍有待提高,交易成本尚可削减。若采用A+Y+①,结构简单的产品适用集中交易机制,风险虽有所汇聚,但交易效率得以提升,此时将主体限定为合格参与人,并无明显损益。若调整至A+Y+②,即在公众参与人之间采用集中机制交易简单结构产品,简单的产品构造与公众参与人水平相契合,集中机制又将供需合理匹配,如此交易效率最高。因此,在交易简单产品时,不必强加合格参与人限定,交易场所可灵活运用交易机制,尤其是集中交易方式的采用将有效提高交易效率。
 
  随着产品不断创新,其结构日益复杂,嵌套着多层权利、行为或射幸因子的产品不再鲜见。这些复杂产品因晦涩艰深的专业设计及潜在的高风险并不适合普通公众直接交易,应限制在合格参与人范围内。譬如一般采用B+X+①组合,通过协议在合格参与者间分配交易风险。若为B+X+②,将公众参与人纳入复杂产品交易中,协议双方极易产生信息不对称,交易公平难以保障,且普通参与人由于能力所限无法对复杂产品形成准确认知,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也不足,一旦被欺诈或发生违约,合法利益易受侵害。采用协议交易方式尚无法承受,若对公众参与人进行集中交易,风险更为积聚,如B+Y+②的情形,应更需谨慎。集中交易对合格投资者是可行选择,如B+Y+①,其在风险承受能力内将交易聚合,有利于在协议交易基础上提高交易效率。因此,针对结构复杂的产品,交易场所应限定在合格参与人之间交易,协议交易是基本方式,如条件成熟,亦可采用集中交易提高交易效率。
 
  由是观之,在同一交易场所内,产品、主体与交易机制处于灵活变动的组合状态。不同组合对交易安全、公平与效率的推进程度存有差异。为促进交易高效达成,不宜对某一要素持有偏见进行过于严格的管控,应尝试通过三种要素协调配合来实现基本交易功能。在制定立法或自律规范时,可对不同组合区分对待,围绕风险高发因素予以重点规制。如此,可在多层次交易场所体系下确保同一场所亦有多样化的适用空间,避免场所调整僵化单一,更好地适应创新迭出的商事交易环境。只有在确立宏观架构的基础上,在横向、纵向两个维度上拓展、完善,我国的交易场所体系才能具有现实适应力。
 
【注释】
[1]James H. Lorie and Mary Hamilton, The Stock Market: Theories and Evidence, 135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977), pp.108-111.
[2]Daniel R. Fischel, Organized Exchanges and the Regulation of Dual Class Common Stock, 54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987), pp.121-122.
[3]“经由”(Through)强调交易需在场所中实质发生,如果交易未经由场所,则可能是仅提供信息或结算等服务的一般市场中介,如顾问公司、经纪公司、咨询公司等。
[4]参见周亮:《新型商事交易标的物的商法调整》,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1~69页。
[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5页。
[6]See Timothy E. Lynch, Derivatives: A Twenty-First Century Understanding, 43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Law Journal (2011), pp.3-51.
[7]〕See Jerry W. Markham and Daniel J. Harry,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The Demise of Exchange Trading Floors and the Growth of ECNs, 33 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2008), pp.866-939.
[8]参见贺绍奇:《期货立法基础理论研究》,中国财富出版社2015年版,第59~60页。
[9]《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自1999年制定施行,标志着我国场内衍生品交易市场的法制建设从无到有,后历经2次修改(2007年、2012年)。证监会发布《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等规章9部,规范性文件50余部。另有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3年)和《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10年)等。
[10]参见钟维:《期货交易双层标的法律结构论》,《清华法学》2015年第4期。
[11]参见于勤:《期货交易的界定及其完善》,载《证券法苑》第八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96页。
[12]See S. G. Sharma, Over-the-Counter Derivatives: A New Era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17 Law and Business Review of the Americas (2011), pp.285-286.
[13]相关规范性文件是国发〔2011〕38号文《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办发〔2012〕37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2011年以来,以证监会主导的联席会议单位共进行了三次集中整治,前两次在2012年,最近一次自2017年初开始。
[14]参见安毅、王军:《与〈期货法〉立法相关的若干重大问题探讨》,《证券市场导报》2015年第1期。
[15]See Kathryn Collard, Advantages of a Co-regulatory OTC Derivatives Regime, 46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5), pp.891-898.
[16]同前注[11],于勤文。
[17]See Oldrich Rejnu? and Kamil Smolik, Commodity Markets Financi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World Economy, 11 US-China Law Review(2014), pp.911-919.
[18]参见董安生、施允丹:《论证券衍生品种交易的法律问题》,《法治研究》2008年第10期。
[19]参见施廷博、杜惟毅:《期货法与证券法对证券衍生品调整安排的若干思考》,《金融法苑》2015年第1期。
[20]See Annelise Riles, Managing Regulatory Arbitrage: A Conflict of Laws Approach, 47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4), pp.63-119.
[21]参见[美]迈克尔·戈勒姆、尼迪·辛格:《电子化交易所:从交易池向计算机的全球转变》,王学勤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版,第17~21页。
[22]See Jeremy Gogel, Shifting Risk to the Dumbest Guy in the Room-Derivatives Regulation after the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11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ecurities Law(2010), pp.13-18.
[23]原文为“any contract of sale of a commodity for future delivery”,详见《商品交易法》第1a(12)(A)(i)(I)。该法对期货合约的类似描述还有“sale of any commodity for future delivery”或“contract for future delivery”.
[24]“商品金融化”有两层含义:①商品本身逐渐融合更多金融要素,有投资标的属性;②金融投资者对商品衍生品投资日益增多,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关联更为密切。See Adam Zaremba, Financialization of Commodity Markets,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 er/10.1057/9781137476395_4, last visited on October 17, 2017.
[25]See Jayashree B. Gokhale, Hedge-to-Arrive Contracts: Futures or Forwards, 53 Drake Law Review (2004), pp.56-130.
[26]CFTC v. Co Petro Mktg. Group, Inc., 680 F.2d at 581(9th Cir.1982).
[27]HTA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新型商品衍生合约,它是谷物商与农场主达成的长期合约安排。农场主可在合同期内任意时间进行特定数量和质量的货物交割,价格由订立合同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该货物的期货价格加减一定基点决定。若合同到期,农场主仍未履行,则谷物商有权确定基点,决定期货合同最终价格。1995年至1996年,玉米现货价格不断走高,农场主在现货市场卖出可获益更多,因此一再将HTA延期,不对其实际履行。同时,谷物商却要不断追加交易所保证金。双方利益冲突加剧,并开始诉诸于法庭。HTA的定性直接影响双方根本利益:若认定为“远期合同”则HTA有效,农场主被强制执行,有利于谷物商;若认定为非法场外期货交易,则合同因违法而不能被强制执行,对农场主有利。
[28]Nagel v. ADM Investor Services. Inc., 65 F. Supp.2d 740, 750-52(N. D. III.1999).
[29]In re Cargill, Inc., [2000-2002 Transfer Binder] Comm. Fut. L. Rep.(CCH)P28425, at 51227 n.93.
[30]See 7 U. S. C.§1a (17)(18)(21)(22)(23), CCH Rep.1002, CFMA §101.
[31]See 7 U. S. C.§1a (13)(14)(19)(20), CCH Rep.1002, CFMA §101.
[32]See Designated Contract Market, http://www.cftc.gov/IndustryOversight/TradingOrganizations/DCMs/ind ex.htm, last visited on October 28, 2017.
[33]参见蔡向辉:《美国多层次风险管理市场结构演变及启示》,《证券市场导报》2013年第4期。
[34]参见《1933年证券法》2(a)(1)、《1934证券交易法》3(a)(10)。
[35]See Arthur W. S. Duff and David Zaring, New Paradigms and Familiar Tools in the New Derivatives Regulation, 81 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2013), pp.683-686.
[36]参见冯果主编:《证券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37]参见杜惟毅:《证券衍生品法律适用分析》,载郭峰、周友苏主编:《国际化视野下的金融创新、金融监管与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1~73页。
[38]同前注[19],施廷博、杜惟毅文。
[39]参见马永波:《中国债券市场分层问题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第29页,第112页。
[40]See M. Holland West and Matthew K. Kerfoot, The Impact of Dodd-Frank on Derivatives, 18 Fordham Journal of Corporate and Financial Law (2013), pp.273-325.
[41]参见祁斌:《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建设的国际经验》,http://www.bisf.cn/zbscyjw/tk1/201405/d6d16b2f0d0f 4641a3c5df947c77ef5b.shtml, 2017年11月28日访问。
[42]场外衍生品交易监管主体包括央行、财政部、证监会、银保监会、外汇管理局以及国资委等,各部门主导下的“产品立法”层出不穷,如《人民币利率互换的业务规定》《股票期权交易试点管理办法》《保险资金参与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暂行办法》等。
[43]参见叶林、钟维:《核心规制与延伸监管:我国〈期货法〉调整范围之界定》,《法学杂志》2015年第5期。
[44]See Levon Garslian, Towards a Universal Model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Derivatives: Post-Crisis Conclus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37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6), pp.979-982.
[45]参见吴晓灵:《〈期货法〉立法条件已基本成熟》,《中国期货》2014年第1期。
[46]参见刘燕、楼建波:《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解释——以合同为中心》,《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
[47]二分法虽然“切割”痕迹明显(毕竟有无尽的中间过渡区),但通用性是通过简化实现的,可借其思路对研究对象进行基本性质的判定,尤其此法对法学类型化的调适进路有较强解释力。
[48]同前注[4],周亮书,第176~178页。

来源:《法学》2018年第8期

版权声明:本站系非盈利性学术网站,所有文章均为学术研究用途,如有任何权利问题,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责任编辑:刘凌月

上一条: 大数据的竞争法属性及规制意义

下一条: “一带一路”跨境电子商务在线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郑维炜,高春杰:“一带一路”跨境电子商务在线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11-27

冯果,张阳:商事交易场所的类型化检视及多层次架构

11-27

蔺捷:从金融规制权解读自贸区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对接和融合

02-24

冯果,张阳:商事交易场所的类型化检视及多层次架构

11-27

版权所有:中国私法网
本网站所有内容,未经中国私法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违者必究。
联系电话:027-8838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