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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原理


发布时间:2017年12月13日 龙俊 点击次数:1974

[摘 要]:
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同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一种全新理论。其不仅在力量对比、考察因素、适用方法、界定标准等方面与市场支配地位理论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就现实影响而言,相对优势地位更容易产生微观化的市场效应。若按传统观念将其滥用行为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畴,则既与域外反垄断立法的“结构主义”范式和“行为主义”范式相冲突,亦与我国现阶段反垄断立法的“谦抑性”特征相违背。相比较而言,反不正当竞争法在静态机理中展示出的“维护公平竞争”的独立价值品格以及在动态运行上呈现出的“从个体到整体”的利益保护路径,更契合规制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
相对优势地位;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引言
 
    相对优势地位(Comparative Advantage Position)是指在具体的交易过程中,交易一方虽在相关市场中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对于高度依赖其的交易相对方而言,却在资金、技术、市场准入、销售渠道、原材料采购等方面,拥有控制相对方“难以转向”的比较优势地位。这种市场优势地位是在交易的二维空间中形成的,故只发生在上下游不同层列的企业之间。例如,在零售市场上,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对中小供应商而言,就具有交易上的相对优势地位,如果其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限制供应商的交易对象、限制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条件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则可能构成相对优势地位之滥用。
 
    相对优势地位理论自进入中国以来,便受到了竞争法学者的广泛关注。尤其自2016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增加了“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条款[1],理论界与实务界更是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2]。大致可以将这些讨论归纳成一个“四元三次”方程。“三次”指的是在讨论相对优势理论时所涉及的“三个层次”,即(1)对待相对优势地位应该持管制态度还是放任自由态度?(2)如果持管制态度,当由哪个规范体系来调整?(3)如何在这个规范体系内设计相对优势地位的具体制度。“四元”指的是在(1)(2)问题中所形成的四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即(1)中的管制派与自由派、(2)中“由反垄断法调控”的赞成派和反对派。鉴于目前已有理论的研究状况,本文主要致力于论述第(2)层次的二元对立问题。
 
    从德国法上的引入[3],到美国法上的分析[4],再到日本法上的考察[5],学者们在不断丰富相对优势地位理论的研究视角,企图最终为我国的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在前人的思考和分析基础上,拟从竞争法的本土化要求出发,论述相对优势地位应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原理及其正当性,并旨在说明以下三个问题:(1)相对优势地位理论超越了市场支配地位理论的范畴,具有不同的发生原理和结构差异,无论是表现形式、内在机理抑或是市场影响、制度控制,都不能混淆对待。(2)相对优势地位理论在反垄断法中难以生存。原因在于,从域外经验看,其既违背了哈佛学派SCP范式的“结构性要素”理论,亦无法与芝加哥学派的行为主义理论相兼容;而在本土化的反垄断法中,其与现阶段反垄断法的谦抑性特征相冲突。(3)在我国二元分立的立法体例下,“维护公平竞争”与“维护自由竞争”分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专属的独立品格,两部法律以不同的法益保护路径作用于市场竞争。明确二者的界限可以避免制度间的冲突与理论混乱,防止不经济的制度实施。由于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破坏的是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而无涉自由竞争,故应交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
 
    二、混淆与澄清:超越市场支配地位理论的相对优势地位理论
 
    关于相对优势地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析框架和理解进路。例如,从整体主义要素来看,“相对优势地位”理论由“相对性”、“依赖性”和“控制性”等要素构成。从苛责的构成要件来看,其包括:相对优势地位要件、滥用行为要件(如德国法上的差别待遇与不公平地阻碍,日本法上的强迫购买或提供经济利益、拒绝交易或限定不利于相对人的交易条款或执行方式等)以及道德否定要件。{1}从交易双方二维空间下优势地位的相对性来看,“相对优势地位”又可分为“买方相对市场势力”与“卖方相对市场势力”。从相对优势地位形成的原因来看,又通常包括以下四种:(1)因长期合同关系而形成;(2)因物资短缺而依赖;(3)因名牌产品而形成;(4)因“关键设施(Essential Facilities)”而依赖。{2}54但无论基于何种考察的视角,相对优势地位理论都揭示和遵循着一个共同的逻辑:即相对优势地位理论已超出了传统市场支配地位理论的元范畴,是一种全新的具有独立价值构造与规范体系的理论。
 
    (一)不能混淆的概念:相对优势地位与市场支配地位
    有学者认为,相对优势地位与市场支配地位(Market Dominant Position)都是垄断力(monopoly power)的表现,在理论上并无显著差异。“交易中优势地位滥用的规制几乎就是垄断力滥用规制的孪生兄弟,它们都以拥有特殊经济地位的企业为关注对象,都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滥用行为为打击对象。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个要求企业只须拥有交易中优势地位,而另一个要求企业必须拥有市场支配地位。”{3}148还有学者认为,相对优势地位与市场支配地位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在实践中并无区分必要。“从理论上看,相对优势地位与市场支配地位在比较对象、分析方法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是,随着现代反垄断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市场支配地位与相对优势地位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区分市场支配地位和相对优势地位并分别予以立法规制的必要性被大大减弱了。”{4}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从“相关市场界定困难”、“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方法的综合化”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分析方法正向相对优势地位延伸”三个方面阐述了在实践中对二者进行区分的价值有限性。但对于这些观点,笔者无法认同。理由如下:
 
    首先,在理论上,虽然相对优势地位与市场支配地位都意味着该经营者在市场中拥有较其他市场参与者更为有利的市场优势,但二者的差异绝非“细微且可以忽略”。相对优势地位是一种介于市场支配地位与市场平等地位的中间状态,即较交易相对方而言拥有的比较优势地位。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整个相关市场上绝对控制商品价格、数量等交易条件或者市场进入的市场地位。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参见表一):(1)从建立的参照系来看,相对优势地位具有相对性与易变性,是通过与交易相对方进行比较而产生的,其“势力范围”仅限于“交易双方的二维空间”下;而市场支配地位则具有绝对性,是以整个相关市场上除自己以外的所有市场经营者与自己的比附关系来判定的。(2)从判断标准与考察因素来看,相对优势地位的可视化标准是:是否产生了高强度的“依赖性”,即交易方对经营者的品牌知名度、长期合同关系、稀缺物资或者必要设备等产生了“缺乏期待转向性”的可能;而市场支配地位的量化标准则是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市场占有率”、“市场集中度”等等。(3)从适用的方法来看,相对优势地位着眼于微观的市场双方的交易条件,进行的是具体的个案分析;而市场支配地位则着眼于宏观的相关市场的所有竞争者,进行的是抽象的一般推理。(4)从苛责的原因来看,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是将交易方的受损利益转化为一种置于同业竞争市场的不正当竞争优势,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则是经营者通过直接排挤同业竞争者或剥削消费者利益,进而破坏整体的自由竞争秩序。
 
    表一相对优势地位与市场支配地位的理论差异

 

    其次,在实践中,相对优势地位与市场支配地位依然存在着区别的必要,这种必要性又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量”的不同足以导致“质”的区分。有人认为,现实中市场支配地位的“支配力”也并非是绝对的,“相关市场”的存在同时也表明拥有支配地位的经营者还可能受“相邻市场”的竞争约束,市场支配地位仅表明“超越竞争水平定价”的地位,故市场支配地位与相对优势地位在属性上并没有“质”的差异,而仅仅存在“量”的不同。{5}其实,垄断行为的判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定量基础上的定性分析”,这种分析方式使得相关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并不会因为其他“相邻市场”的存在而丧失绝对性,进而转化为一种相对优势,因为所有的垄断行为的认定必然要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展开才有意义,这一点与在界定相关市场时只考虑“近似替代性(Close Substitution)”而非“总体替代性(Global Substitution)”是一样的原理:假设购买一辆马自达需要花费30万元,购买一辆起亚需要花费25万元,甲现需要购买一辆家用小汽车,且手里只有30万元,如果花费30万元购买了马自达,则无法再购买起亚,反之亦然,此时我们便可以认为马自达与起亚构成了一个具有竞争关系的相关市场,即小型家用汽车市场。但是如果甲省下这笔钱,则可以实现环游欧洲、美洲各国的夙愿,那么此时的家用小型汽车市场是否与海外旅游市场构成一个具有紧密竞争关系的相关市场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购买马自达与购买起亚满足的是同一种具体需求——购买家用小型汽车出行,故两个生产商之间在满足个体特定需求上具有了较强的可替代性,是属于一种具体的需求替代。而旅游消费则不同,作为一种与生存型、发展型生产资料消费不同的享受型生产资料消费,虽然在与购车消费之间产生了“替代性联系”,但这种替代只是一种总体性替代而非具体需求的替代,如若将总体替代性作为界定相关市场的标准,则根据物质世界普遍联系的原理,相关市场这一概念便无继续存在的必要。由此可见,相关市场的界定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只要在这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定量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分别概括出市场支配地位与相对优势地位的要素与情形,则相关市场中支配地位的绝对性就不会因“相邻市场”的存在而丧失。因此,市场支配地位的绝对性与相对优势地位的相对性是不容混淆的,在特定时空内的区分是必要且明显的。另外,也正是因为存在定量的分析,才会导致经营者的市场定位会出现“独占、寡占、绝对优势、相对优势、无优势”的层次化结构,最终,每一种“定量”的不同都导致了“质”的区别。
 
    二是鉴别因素的不同与界定方法的差异使得市场支配地位与相对优势地位依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虽然有人认为,在鉴定因素上,“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方法上由依赖市场份额向综合评估各项指标的方向转变”,“国际反垄断理论界和实务界开始尝试绕过市场界定和市场份额来直接评估市场力量。这些方法主要有市场壁垒、利润幅度、价格歧视和价格控制、不连续定价、分流比、竞争性参照以及从排除竞争行为中直接推定市场力量等。”而在界别方法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分析方法由传统的“相关市场-市场支配力-竞争效应方法(R- M - C)”开始转向利用“市场支配力-竞争效应范式(M - C)”或者“行为-竞争效应范式(C - C)”[6]。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市场支配地位可以与相对优势地位混合的理由:(1)从考察因素上看,市场份额依然是最直接、有效的监测工具,其他如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等依然处于辅助地位。市场份额的主导性作用正如P.贝伦斯教授所言:“一个市场份额达到了50%的企业,仅当根据其他因素可以明确地作结论说,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强度足够大的残余竞争,方可不被视为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在另一方面,一个市场份额占25%的企业,仅当其他因素明确地说明,该企业的竞争者及其交易对手仅占有一个相对弱的市场地位的时候,方可被视为占市场支配地位。”{6}119任何企图绕开市场份额来评估市场力量的做法均容易导致评判结果的恣意性,故即便现在各国开始关注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等相关联的因素,但大多数国家至今仍保留着以市场份额为主兼顾其他因素的做法。(2)在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的经济学方法里,CRn(Concentration Rate,即行业集中率)、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HHI (Herfindahl - Hirschman Index,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等均以市场份额(Market Share)为依据进行测量和运算;而勒纳指数(Lerner Index)、罗斯柴尔指数(Rothschild Index)、贝恩指数(Bain Index)等则是以绩效指向(Performance - Oriented)为标准进行界定。{7}102-107虽然美国的反垄断立法、司法、执法活动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影响,但是却一如既往地接受和保持了以市场份额(Market Share)为主的计算方法,如美国在1968年的《并购指南》中采用了CR4分析法,而在1982年的《并购指南》中,即便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也并未直接采用绩效指向的计算方法,而采用了更为精确的HHI指数,1992年的《横向并购指南》继续采用了此种方法。{8}16-20而在具体的法学方法中,界定市场支配地位也仍遵循着传统的“三步法”:一是界定相关市场,包括产品市场与地理市场,从市场的界定中确定企业的市场力量和市场竞争条件;二是证明企业在市场中持续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三是证明不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形成对企业优势地位的影响[7]。这些界定方法和鉴别因素,都指明市场份额本身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性作用,而这也同时构成了市场支配地位和相对优势地位重要的理论分野:以市场份额主导的市场支配地位具有绝对性,而以依赖性为核心要素的比较优势地位则具有相对性,二者完全不属于一个理论体系范畴,彼此无法兼容与互制,因此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二)需要澄清的认识:宏观整体破坏与微观个体保护
    由于市场支配地位衔接的是整个相关市场,相对优势地位关乎的只是交易相对方,故二者滥用所造成后果大相径庭。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对整个市场经济的破坏是直接的、毁灭性的。而相对优势地位滥用,往往只是侵害微观个体利益,或间接作用于市场秩序,这种波浪式能量的传递相对容易被市场的自我调节所消除。“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本质仍然还是交易双方的相互博弈,而不同于经营者集中那样涉及整个市场结构,也不同于垄断协议那样对整个市场中的其他经营者均会造成损害,故其影响范围主要还是集中在交易双方之间,当然,在双边市场的环境下,消费者也会成为广义上的交易相对方。对于此类行为,若运用《反垄断法》进行规制显得过于强势,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正是这类比较微观的行为。”{9}36
 
    对于二者滥用所造成的不同影响,从国外的经典判例中也能清晰反映出来。著名的微软垄断案[8]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典型代表。微软公司作为世界软件业的“霸主”,市值高达数千亿美元,其开发的“Windows”视窗软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绝大部分对PC操作系统发放许可的权利(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95%)。在此种情况下,微软公司利用其在“Windows”视窗软件上的绝对支配地位,强行搭载其研发的“Internet Explorer”(简称IE)浏览器,排除和打压其他竞争对手。1998年5月18日,联邦司法部和20个州司法部[9]正式向联邦地区法院对微软提起反垄断诉讼。此案经历若干年的诉讼后,最终于2004年6月联邦上诉法院全体一致批准司法部与微软达成的和解协议而告终。但即便如此,该案的后遗症依然没有停歇,欧盟、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纷纷对微软公司进行了反垄断诉讼和调查。另外,除了联邦与州政府的反垄断指控外,该案还伴随着大量的反垄断私人诉讼,比如,受杰克逊法官初步裁决的影响,1999年11月22日,3名律师代表加州几百万计算机用户,向微软公司提出集体诉讼,控告微软利用其垄断优势高价出售“视窗95”和“视窗98”,赚取消费者过高利润。紧接着,在佛罗里达州又提起了另一起针对微软的集体诉讼,该州的消费者指责微软的经营行为违反了州《欺诈和不公平贸易法》和联邦反托拉斯法。新奥尔良的一位律师代表美国数千万“视窗98”的用户对微软提出指控,认为微软利用胁迫手段减少消费者的选择权,提高微软产品的价格。纽约一家广告公司也代表该地区数十万消费者的利益对微软提起诉讼。到2000年5月,已有一百二十多起这类私人诉讼。同时,微软的竞争者也不断就微软的垄断行为提起诉讼。{10}1-14微软案造成的社会影响不言而喻,其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原因是:微软公司具有强大的市场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的滥用“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行业的经济波动、市场秩序、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都造成了宏观整体的破坏。
 
    德国1975年的Rossignol滑雪板案,是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经典判例。法国滑雪板制造商Rossignol (市场占有率8%)拒绝对一家巴伐利亚零售商(全部营业额为300万马克,销售Rossignal滑雪板部分为10万马克)继续供应其产品。德国最高法院认为Rossignal的滑雪板因为广告得法、品质优越而且经常比赛得名,是具有很高声誉的商品,并且有一部分的滑雪者已经习惯于购买Rossignal的滑雪板而不愿意购买其他品牌的同类产品。虽然市场上还有其他同类产品,但还是无法取代Rossignal,所以Rossignal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若是制造商断绝其供应,该零售商将无法供应给滑雪者该品牌的滑雪板,商誉及竞争力均将受到损害。换言之,零售商在市场上欠缺足够的其他交易渠道,所以认为零售商对于滑雪板制造商Rossignal有经济依赖关系。至于Rossignal滑雪板只有8%的市场占有率,以及零售商所出售的Rossignal的滑雪板只有其营业总额的3.3%的极小比例,都不是重点。{11}264在本案中,法院并不考虑供应商的市场份额比例、零售商销售额比例(这些指标往往关乎宏观市场状况和影响),而是从微观的交易相对方出发,认为即便供应商的行为不会对整个市场行业的竞争秩序、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带来直接的重大利益损失,但是供应商与零售商之间由于存在很强的依赖关系,故在这有限的范围内,应当基于微观层面交易相对方的利益保障而对彼此的行为做出限制。这是一种典型的微观个体保护的意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滥用相对优势地位仅仅只侵犯个体利益,其同样也会侵害公平竞争秩序,只是这种侵害的传导路径有别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形,关于这一点,本文第四部分还将详细阐释。
 
    三、冲突与解释:相对优势地位与反垄断法之不可兼容性
 
    市场支配地位与相对优势地位在力量对比、考察因素、适用方法、界定标准、市场影响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充分说明,相对优势地位理论已经超出了传统市场支配地位理论的范畴,属于现代市场竞争环境下的一种新的理论模式。追溯反垄断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其至少在以下几个层面与反垄断法存在不可兼容性:一是在“结构主义”视角下,当“独占”、“准独占”、“寡头垄断”等共同构成一个“垄断”意义上完整而又呈“金字塔”层次的市场结构体系时,相对优势地位应该居于何处,抑或是不在这个“垄断体系结构”之中?二是在“行为主义”理论下,占主导地位的芝加哥学派之“行为主义”理论并未完全抛弃SCP范式中的“结构性要素”,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前提是,该市场主体必须符合“结构性垄断行为”中的“支配势力”要件,而这种“支配势力”已经达到(或至少接近)“垄断力(monopoly power)”状态,故其本身根本无法涵摄不具有垄断力的“相对优势地位”,既然如此,即便“滥用”又何以值得反垄断法予以苛责?三是中国现阶段还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以破除行政垄断为当务之急的中国反垄断法,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不保持“谦抑性”,则范围扩张所导致的恣意后果又该如何处理?如果这些质疑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答,那么我们不得不认为,相对优势地位理论与反垄断法是不可兼容的。
 
    (一)一个自在的冲突:与“两种范式”相矛盾
    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是影响美国反托拉斯立法与司法最为深远的两种模式[10]。虽然相对优势地位理论是大陆法系上的概念,而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是英美法上的立法模式,用英美法的规则解释大陆法的理念似乎如同方枘圆凿,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方式在竞争法特有的发展背景下,可以运行不悖。理由在于:两大法系在反垄断法的演变过程中开始从截然对立转向相互借鉴。特别是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的立法模式,它不仅仅在20世纪60、70年代影响了美国的反托拉斯立法,而且对欧盟竞争法的影响也十分重大。例如,1957年的《罗马条约》未规定控制经营者集中的标准,但欧共体法院在1973年“大陆制罐案(Continental Can)”[11]中确定了行为主义模式的“滥用支配性地位标准(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随后在1989年第89/1989号欧盟并购条例中确定的“支配性地位标准(Market Dominance Test,简称“MD标准”)”,则更多体现了结构主义的立法思想。在2004年第139/2004号欧盟并购条例中确定的“严重妨碍有效竞争标准(Significant Impediment to Effective Competition,简称“SIEC标准”)”,更被视为是“MD标准”与美国“实质性减少竞争标准(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简称“SLC标准”)”的混合,{12}134-151亦即为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的混合。因此,这两种立法模式虽然是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学流派,但如今已并非美国反垄断法专属,而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反垄断立法模式[12]。再如,我国反垄断法虽然以欧盟竞争法为样本制定,且深受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中“市场支配地位”的影响,但随着美国立法、执法、司法实践的发展,我国现今的反垄断法研究不断加大了对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探索力度,特别是法经济学方法的引入与开拓,更为我国反垄断法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探索路径。是故,以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立法原理来思考相对优势地位理论并不会导致解释上的混乱。
 
    1.相对优势地位理论与结构主义的冲突
    结构主义立法是指反垄断法通过控制产业集中或规范产业集中状态,来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结构主义立法以产业组织理论为依据,而产业组织学领域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们[13]。他们经常使用的市场分析方法建立在如下三个关键概念的基础之上:(1)结构;(2)行为;(3)绩效。这三个概念的假定联系是,市场结构(供应商的数量、进入的难易程度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如价格政策、广告策略等),而市场行为进而决定了市场绩效(如效率、技术进步)。这被称为“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CP)。但这种单向因果关系受到了不少批评,后来的产业经济学家认为,单向的因果关系描述太过简单,在原先描述的因果关系外,还有更多的因果关系存在。例如,通过投资于研究和开发,一个企业可以将它的成本降低到某一点,在这一点上它能够以盈利性的价格把竞争对手逐出市场。反过来,企业也可以通过影响潜在进入者的决定而影响市场的结构。{13}54-55但是无论如何,纵使“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影响市场结构本身作为认定垄断力量的重要性,不影响各国通过以市场份额为依据进行反垄断立法、执法和司法。例如,曾任约翰逊总统反托拉斯局局长的D. F.特纳就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家厂商是否具有来源于垄断的市场结构的‘市场力量本身’,不论厂商行为如何,具有‘市场力量本身’就是拆散厂商的初步依据”。{14}49在1945年美国铝公司案中,美国法院并不试图证明这家铝公司是否实施了谋求或维持其垄断地位的行为,而仅仅基于一种垄断状态的存在(即铝锭产品已经占有90%的市场份额)即认定其构成非法垄断,国会没有规定好的垄断还是坏的垄断,垄断本身就是违法。{15}45因此,“结构主义”立法模式影响十分深远,直至今日,日本等国依然采用此种立法模式。
 
    在结构主义的反垄断立法思想下,对市场结构的分析总会放在首位。而在垄断性的市场结构中,很显然,相对优势地位难以在反垄断法中找到对应的位置。从市场状态来看,市场往往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完全垄断四种形态。{16}16而从市场结构来看,笔者认为,市场可细分为“独占”、“准独占”、“寡头垄断”、“近似均占”、“均占”等五种情形,并自上而下形成金字塔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前三种是绝对支配地位的表现,如果经营者滥用此种地位,则当然受到反垄断法控制,即便未出现滥用行为,也受到反垄断法的监控。而后两种情况下,只要经营者不通过协议联合起来或者集中起来排除、限制市场竞争,则无法因为市场结构问题形成垄断。再看相对优势地位,它无法在这个可能出现垄断状态或垄断行为的市场结构中拥有一席之地,因为其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关乎市场份额的绝对性标准问题,而只是在与相对方进行比较时,基于对方的高度依赖性,而在资金、技术、市场准入、销售渠道、原材料采购等方面,拥有控制相对方“难以转向”的比较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根本无法对横向市场或纵向市场造成较高的进入壁垒,更无法直接或间接起到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因此,相对优势地位理论与结构主义立法模式无法兼容。
 
    2.相对优势地位理论与行为主义的冲突
    行为主义立法着重关注市场行为因素,把市场行为本身是否会造成排除、限制竞争作为反垄断立法规制的判断标准,不以谴责垄断这种状态为目的,而以谴责凭借这种状态作出不公正行为为内容[14]。行为主义立法模式以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作为理论基础。其认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者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单向决定的。市场结构是市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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