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怀念旧版

首页 私法动态 私法名家 私法研究 私法讲坛 私法茶座 私法书架 私法课堂

>   理论法专题   >   法律合宪性解释的中国语境与制度逻辑

法律合宪性解释的中国语境与制度逻辑


兼论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形式
发布时间:2017年7月4日 朱福惠 点击次数:1493

[摘 要]:
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是近年来我国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德国法上的合宪性解释是指由联邦德国宪法法院主导的法律解释原则与方法,是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和宪法解释权的产物。但是,将法律合宪性解释引入我国时,必须适应当下中国的法律解释的体制与实践,并且与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和宪法审查制度相衔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有法律合宪性解释的必要与可能,如果割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合宪性解释方面的分工与合作,法律合宪性解释就不可能在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我国法院的法律合宪性解释是适用宪法的具体体现,包括援引宪法条文说理,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解释法律,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合宪性进行阐释并在必要时解释宪法三种基本形式。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请求原则对法律的合宪性质疑或者疑问予以回应,阐释法律合宪性的理由和依据,并且解释宪法,从而实现国家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在法律合宪性解释上的程序联结,推动我国宪法的实施。
[关键词]:
合宪性解释;宪法解释;援引宪法;中国语境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是德国法上的概念,为德国宪法法院创造并适用。我国学者对合宪性解释的含义及其价值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概括其要旨,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是指法院在个案中,如果需要判断法律的合宪性且需要根据宪法解释法律,“当一个规范有多种解释可能时,即至少有一个解释合宪,至少有一个解释违宪,应当选择符合宪法的解释。”因此,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是法院根据宪法优先原则,阐明或者解释法律的合宪性,它通过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来解释法律{1}。德国学者认为,法院在多种解释可能的框架中优先选择合宪的解释,最终体现了体系解释的规范保全功能{2}。所以,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的特点有二:一是法律合宪性解释是法院审查法律合宪性而采取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法院在适用法律审理案件时,必须审查该法律是否合宪。因此,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是在发生合宪性争议或者质疑时,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法律具有合宪性,从而对法律为什么符合宪法作出的说理性解释。二是法院根据宪法优先原则,在适用法律审理案件时,首先应当适用宪法考量法律的合宪性,在不能充分论证法律违宪的情况下,应当对法律作出符合宪法的解释。既可以尊重立法权,又可以尽量避免裁决法律违宪,以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和宪法秩序的稳定性。
 
  德国学者将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方法和原则,但德国宪法学上的法律合宪性解释概念在引入我国宪法学界后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宪法学者首先从法律合宪性解释的性质以及将该方法移植到我国后对司法和宪法解释所产生的可能影响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从法律合宪性解释的性质来看,有学者认为,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不是宪法解释,而是宪法解释的一种方法,法官在具体案件中有对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的义务{3}。另有学者认为,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是一种法律方法或者宪法方法,其解释对象为法律规范,并不涉及宪法解释{4}。不过,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究竟是法律解释还是宪法解释,是法律方法还是解释原则,属于纯粹的学理问题,不是中国宪法学者争议的重点。近年来,宪法学者将争议的重点转向合宪性解释能否为我国借鉴,如果可以借鉴,法院应当如何运用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等问题,尤其关注的是我国法院在法律合宪性解释中的地位和可能发挥的作用。
 
  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有法律解释权,解释机关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来解释法律已经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是,我国的实践并没有明显地和经常地将符合宪法的法律解释作为原则和方法对待,也没有从规范意义上确认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因此,如何通过法律合宪性解释的原理补强我国法律解释之理论和实践,并且以此为基础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机制,使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融入我国宪法实施制度之中,成为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问题。
 
  二、法律合宪性解释的司法导向及其内在冲突
 
  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之所以会引起我国学者的普遍关注,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宪法实施的机制不够完善,宪法缺乏应有的权威,没有发挥宪法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规范和指引作用。二是我国宪法的适用机制是典型的政治实施机制,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具有法律解释权,但法院不受理宪法诉讼,不审查法律是否合宪,在普通诉讼中也不适用宪法裁决案件,导致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不具有直接拘束力。因此,宪法学者认为,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可以作为我国法院的法律解释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宪法的实施。虽然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是德国宪法法院的创造,但作为一种法律解释原则和方法,可以为我国法院所借鉴。由于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本身并非直接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其解释目标是法律的合宪性,如果法院能够运用这种解释原理和方法,可以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宪法来阐释法律之含义,从而开辟法院适用宪法的新途径,拓展法院适用宪法的空间。而且,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并不冲击我国现行宪法体制,也不构成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权力的消解,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程序。宪法学者主要从宪法司法适用的角度论证法律合宪性解释的可行性及其范围,形成了法律合宪性解释的司法导向,表现在:
 
  (一)法律合宪性解释的主体是法院
 
  在德国法上,法律合宪性解释的主体是宪法法院或者普通法院。在法理上,宪法和法律是可以直接适用的规则,法院为了解决纠纷,裁决案件,必然要适用和解释法律;同时,法院在适用法律时还要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无论是法律合宪还是违宪,都需要法院予以解释。我国学术界对最高人民法院适用宪法裁决案件并解释宪法寄予厚望,最高人民法院是法律解释的主体之一,法律合宪性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原则和方法与我国法院的法律解释权融通。有学者认为,法院运用法律合宪性解释不仅不违反《宪法》67条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规定,而且还可以为宪法的司法适用释放空间。
 
  (二)法律合宪性解释的适用范围是普通案件的审理
 
  在德国法上,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是违宪审查制度的产物,但合宪性解释既可以适用于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案件,也可以适用于普通法律解释意义上的案件。宪法案件可以分为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案件和“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层面的宪法案件。前者需要审查机关判决法律和法规是否合宪,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案件,而后者属于普通法律案件,但其中却纳入了宪法的考量,可以说是另一种宪法案件,是“非真正的宪法案件”{3}。我国法院不能审理违宪意义上的宪法案件,但可以审理普通案件,在审理普通案件时将宪法的价值和精神通过法律解释贯穿于法体系之中,这是中国宪法影响司法的可能途径。此种观点得到诸多学者的赞同,认为我国法院法官在普通诉讼中的合宪性解释,目的在于将司法裁判纳入宪法框架,可称之为“合宪性裁判”{5}。有学者甚至认为,法院的合宪性解释是“目前我国宪法在司法中适用的最好方式,是现行体制下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最佳路径”{6}。
 
  (三)法律合宪性解释的主要形式是基于宪法原则和精神的法律解释
 
  德国法上的法律合宪性解释规则是一种多层次的解释规则[1]。实质上是通过合宪性推定方法避免法院作出违宪解释,因此,德国法上的合宪性解释包括法院的法律合宪性解释与单纯解释规则,单纯解释规则一般适用于普通法院的司法实践,而合宪性解释既可适用于普通法院的司法实践,也可适用于宪法审查。我国法院没有违宪审查的职权,即使我国法院运用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规则,也不能将之适用于违宪审查的法律解释,这不仅仅是出于对立法机关的尊重,而且是对宪法解释权配置规则的遵循。但我国法院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可以运用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方法,因为法院具有适用法律、解释法律和有一定程度的宪法适用权{7}。所以,虽然我国法院没有违宪审查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权,但法院适用的法律必须在形式和实质上符合宪法,法院裁决案件需要选择法律适用,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情况对适用的法律进行理解和判断,“理解除了必须符合法理,遵循法律思维的方法与技术之外,还必须进行合宪性的考量,也就是选择最符合宪法原则和精神的理解来对案件进行裁判,而作出的裁判才能得到遵守。”{8}因此,我国法院的法律合宪性解释是基于宪法原则和精神的法律解释,它既是宪法的遵守,又是宪法的适用[2]。
 
  法律合宪性解释的司法导向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立足于德国法上宪法的司法适用和司法解释体制,但考虑到我国法院没有违宪审查和解释宪法的权力,在引入法律合宪性解释概念时,试图将法律合宪性解释的违宪审查功能和法律解释功能剥离,试图在不抵触宪法解释条款的前提下,将之作为一种纯粹的由普通法院解释法律方法。其二,将法律合宪性解释作为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方式,我国法院不能直接援用宪法作为裁决案件的依据,更不能受理宪法案件,因此宪法不能为法院直接适用。近年来,学术界对法院适用宪法进行了法理阐释,提出宪法司法和法院在民事案件中直接适用宪法的理论主张,但终因与我国的宪法体制冲突而不能在司法实践中采用。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并非宪法解释,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来解释法律,并不对我国宪法体制构成冲击,也不构成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的挑战,因此,有可能成为法院适用宪法的途径。因此,法律合宪性解释的司法导向试图在回避我国合宪性审查和宪法解释体制的前提下,将其适用范围和功能限缩于我国法院的法律解释之内,虽然达到了合法性目标,但由于法律合宪性解释本身涉及宪法解释,因此,将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定位于法院解释,与我国宪法体制产生内在矛盾。首先,我国实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解释体制,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均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和《立法法》的规定行使法律解释权。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都可以对法律作出合宪性解释,而且在中国法秩序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解释可能更加重要。其次,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地位高于最高人民法院,法律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应当推定法律合宪,法院不能在具体案件中审查法律的合宪性。因此,法院解释法律只能作出合宪性解释,没有法律违宪解释的选项。再次,我国法院的法律解释权是法律具体应用方面的解释,此种解释权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权的限制,法院必须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来解释法律,如果法院的解释不涉及宪法条文含义且在《立法法》限定的范围之内,应当没有越权之风险;但是,当法院的法律解释涉及到宪法条文含义时,必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冲突。
 
  由此可见,将法律合宪性解释引入我国法律解释实践之中应充分考虑我国宪法体制的特点,法律合宪性解释的基本功能是对适用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在此基础上阐明法律为什么合宪。如果不将法律合宪性解释的主体限缩于法院,而是根据我国宪法体制的特点,将之置于我国宪法体制整体来观察,完全可以在我国宪法和法律解释实践中发挥法律合宪性解释的基本功能,实现法律合宪性解释与我国宪法体制的结合,形成法律合宪性解释的中国特色和制度逻辑。
 
  三、法律合宪性解释与中国宪法和法律解释制度的衔接
 
  法律合宪性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的原则和方法,可以为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解释体制所吸收,不仅我国法院可以运用该原则和方法,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根据《宪法》67条之规定,将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作为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的方法。因此,仅仅将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视为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是对德国法的照搬,不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法律解释的体制与实践。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宪法和法律解释方面本身是一个制度整体,既分工又合作,不能将其截然分开。所以,应当将法律合宪性解释作为一个整体置于我国宪法和法律解释体制之中,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和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合宪性解释方面的分工与合作符合我国的宪法体制。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均为法律合宪性解释的主体
 
  德国法上的法律合宪性解释是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基于宪法优先原则而对所适用的法律的合宪性所作的解释,通过合宪性解释维持法律的权威和效力,并且达到尊重民选议会的目的。在宪法法理上,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直接拘束国家机关和公民,宪法规范是组织国家机关的依据,也是国家机关权力的源泉。凡违反宪法或者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均属无效,此为宪法至上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适用法律时,首先应当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法官对所适用法律的司法审查即是宪法优先原则的体现,法院只能适用符合宪法的法律,这是法院必须履行的宪法义务。
 
  我国宪法序言规定,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宪法》五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所以,我国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宪法至上原则要求法律必须符合宪法,并且接受合宪性审查。可见,我国宪法也确立了宪法至上和宪法优先原则,但适用宪法优先原则的主体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非最高人民法院。这与德国法上法院直接适用宪法审查法律合宪性在体制上不同。这种体制差异是由宪法对国家机关法律地位的规定以及宪法和法律解释体制不同而产生的。首先,国家机关法律地位不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奉行分权原则,联邦议会、联邦政府和联邦法院分别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共同服从宪法并受宪法约束,根据《基本法》第1条之规定,基本权利条款可以直接适用并约束一切国家机关。联邦宪法法院根据《基本法》第93条之规定裁决法律违反基本法的案件,意味着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应当优先适用宪法审查法律是否合宪,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便成为司法机关优先适用宪法而形成的法律解释原则和方法。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主权的体现。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因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高于其他国家机关,其它国家机关必须服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意志,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其制定的法律是对宪法的具体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制定法律时,首先必须寻求立法的宪法依据,审查法律草案是否抵触宪法。最高人民法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法院必须服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法院在审理案件和解释法律时必须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和宪法解释权。在这种宪法体制下,法院没有制约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也没有拒绝适用法律的权力。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只能优先适用法律而不能优先适用宪法。因此,对于法院而言,优先适用法律就是间接适用宪法。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只能是合宪性解释
 
  法律合宪性解释是德国法院在诉讼中采取的体系解释方法,德国宪法法院认为,如果可以对法律规范作出多种解释,其中部分会导致合宪、部分会导致违宪的结果,法院则只能作合宪性解释{9}。可见,德国法上的法律合宪性解释是法律存在违宪和合宪解释之可能时,优先选择合宪的解释。由于我国宪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没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因此,无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只能作出法律合宪的解释,因为在当下中国的制度架构中,法律不存在违反宪法的问题。
 
  我国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的权力,因此,从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逻辑出发,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直接解释宪法的规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不是下级法院和上级法院的关系,也不是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的关系,而是国家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的关系,故不存在宪法解释权在两者之间分配的问题。我国的法律解释权也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权。《立法法》45条再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只能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和《立法法》的规定行使法律具体应用方面的解释权,且其解释须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并不具有法律的同等效力[3]。既然最高人民法院不能解释宪法,那么它就没有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权力,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法律时不存在选择合宪性解释的问题,因为法律在制定和通过时已经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优先适用宪法作出审查。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只能建立在推定法律合宪的基础之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立法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予以界定。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职权自行解释法律;另一种是《立法法》46条规定的国家机关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此两种法律解释情形均无需在解释时审查法律的合宪性,同样不存在选择法律合宪性解释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也只能是合宪性解释。
 
  (三)我国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不以宪法审查权为基础
 
  在德国法上,法律合宪性解释的基础是法院的合宪性审查权,法院在适用法律过程中需要优先适用宪法审查其是否合宪,当可以作出合宪性判断时,即使该法律存在违宪之疑问,也不作出该法律违宪之裁决与解释。如果法律确实抵触宪法,不存在合宪性解释的选项时,普通法院必须根据基本法第100条的规定,提请宪法法院审查该法律的合宪性并解释宪法。[4]因为“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可能性本身,既立基于同时也证明了立法者实际上是非常有可能违反宪法的。”{9}所以,德国法上的法律合宪性解释与其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解释相关,法院适用法律的过程也是判决法律是否合宪的过程,合宪性解释是此种审查的结果。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和法律的职权,有权审查法规和规章是否抵触宪法,但没有审查法律是否合宪的直接依据,《宪法》67条第(七)项和第(八)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省级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立法法》9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违背宪法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这与《宪法》67条之规定基本相同。可见,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均规定法规、条例和规章有抵触和违反宪法的情形,但没有规定法律有抵触或者违反宪法的情形。全国人大根据《宪法》62条制定的基本法律,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审查其合宪性,即使认为其抵触宪法,也无权撤销;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自己制定的法律,从法理上来讲不能审查其合宪性,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宪法解释机关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其自己通过的法律必然经过了合宪性考量,即已经适用了宪法优先原则,即使其制定的法律抵触宪法,也只能在以后的立法中予以修改。但是,全国人大能否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否合宪呢?从中国宪法建构的权力体制来看,应当是可以的,但全国人大并没有解释宪法的权力,所以,《宪法》62条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撤销其常委会通过的不适当的决定,并没有规定撤销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立法法》96条试图对《宪法》62条和第67条留下的“空白”予以填补,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此处所讲的“不适当”可能包含违背宪法的意思。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不能受理宪法诉讼,也不能在普通诉讼中审查其所适用的法律是否合宪。所以,不能通过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达到直接适用宪法和处理宪法诉讼的目的,我国宪法没有对法院案件管辖权作出规定,《宪法》123条只规定了法院的性质是国家审判机关,没有规定法院的管辖权。法院对案件的管辖由诉讼法规定,依照法律的规定审理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诉讼法没有规定法院有管辖宪法案件的权力,所以,宪法诉讼并没有纳入法院管辖权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发文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不得受理“宪法诉讼”案件,不得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不得改变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的职能配置;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不得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规定{10}。法院不受理宪法诉讼,意味着法院不能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同时,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只能是合法性审查,不能是合宪性审查。既然法院不受理宪法诉讼,在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无需对法律的合宪性发表意见,也不可能在解释法律时附带解释宪法规范。
 
  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都不能审查法律是否合宪,这是我国宪法制度构造的基本特点,法律被视为宪法的具体化,具有解释宪法之功效。所以,虽然在制度上排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合宪性审查,导致法律合宪性解释与合宪性审查之间缺乏关联,但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与宪法解释相关。一方面,法律必须依据宪法制定,法律是对宪法的具体化,那么法律解释必然涉及到对宪法原则、精神和规范的理解。另一方面,法律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规则,虽然在制度上排除合宪性审查,但仍然需要回应法律为什么合宪的质疑,而法律为什么合宪的解释在多数情况下需要解释宪法。
 
  由此可见,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虽然在我国宪法和法律解释实践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但必须符合我国的宪法体制。不能将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仅仅理解为法院的专门解释活动,也不能将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视为与宪法解释无关的法律解释活动。我国当下的宪法制度可以包容和吸纳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结合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亦只能从法律合宪的角度解释法律。所以,法律合宪性解释必须形成符合中国语境的实践和制度逻辑。
 
  四、法律合宪性解释在中国的实践及其制度体系
 
  如上文所述,法律合宪性解释虽然在中国宪法制度上不具有法律合宪性审查的功能,但对我国宪法的适用以及宪法解释仍能产生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当下宪法适用和解释体制中,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可以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法院适用宪法、解释法律的原则与方法。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合宪性解释中共同发挥作用,虽然它们在法律解释权上的分工不同,但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将它们的解释职权衔接,使适用宪法和解释法律成为它们经常性的实践活动,从而推动我国宪法的实施。
 
  (一)法律的一般解释与合宪性解释
 
  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只是概括性地规定了法律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虽然经常性地解释法律,但无论是在规范层面还是事实层面均没有将法律解释分为一般解释和合宪性解释。从法理上来讲,法律解释是对法律概念和规范具体含义的阐释,当需要对法律是否合宪作出合宪性判断时,对法律为什么合宪的解释便构成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所以,在法院具有宪法解释和合宪性审查权的体制下,此种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仅仅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但为了进一步讨论法律合宪性解释在中国实践的可行性,从理论上区分法律的一般解释和合宪性解释还是有必要的,这不仅是合宪性问题在中国的法律解释实践中具有挑战性,而且区分一般解释和合宪性解释对法院适用宪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法律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两种,司法解释的主体是司法机关,只能对法律具体应用方面的问题进行解释。主要包括法律适用的情形,法律概念和条文的具体含义,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和缺漏的补充等{11}。而立法解释主要适用于法律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或者适用法律依据的[5]。在我国宪法观念下,法律解释具有立法的性质,因为它属于法律规定的补充或者含义之揭示,而法律规定的含义以及立法的具体情形,只有立法者的理解最为准确并符合立法原意。所以,《宪法》和《立法法》均规定法律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应受立法之约束,《立法法》104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属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区分主要是解释主体和解释内容的不同,不能判断哪些法律解释是一般的解释,哪些属于合宪性解释。
 
  合宪性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原则和方法,如果某一法律解释仅仅是对法律的具体适用或者法律规定的含义作出解释,且该解释并不涉及到宪法的理解和适用,那么该法律解释即属于一般法律解释。如果法律解释涉及到宪法的援引和宪法解释,那么这一法律解释即可构成合宪性解释。具体来讲:第一,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当事人提出法院所适用的法律存在合宪性疑问,经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疑问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法律为什么符合宪法进行阐释。第二,法院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的概念和条文存在合宪性疑义,且此种疑义需要对宪法的概念和条文进行解释,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合宪性解释,或者在作出法律合宪性解释时一并解释宪法。第三,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某一法律存在合宪性疑问,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疑问成立,对该法律为什么符合宪法进行阐释。上述三种情形表明,将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从法律解释中分离出来,有助于法律解释机关准确运用合宪性解释,并且在可行的情况下实现宪法的直接适用。
 
  (二)法院的法律合宪性解释与宪法适用
 
  1.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三种形式
 
  德国的法律合宪性解释是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解释法律的原则,是司法中心主义下的违宪审查和宪法直接适用模式。我国宪法的监督实施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中心,最高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共同行使监督权。我国法院并不直接适用宪法裁决案件,也不直接适用宪法审查法律的合宪性,但并不等于法院在宪法解释方面完全是“局外人”,也不等于我国法院没有适用宪法的体制“空间”。关键的问题是,在当下的宪法体制下,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形式和范围具有中国特色,法院的法律合宪性解释只能遵循中国宪法和法律确认的宪法适用形式和范围。法院适用宪法的形式主要有援引宪法条文说理、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解释法律、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或者宪法;法院适用宪法的范围是在普通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解释法律、审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法性。可见,法院的法律合宪性解释并非与宪法解释完全无涉,但也不是将宪法直接适用作为裁决案件的依据。
 
  2.我国法院基于法律合宪性质疑而解释法律
 
  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必然适用法律作为裁决案件的依据,但是法院对所适用的法律并不能进行合宪性审查。如果当事人对适用的法律存在合宪性质疑,并经过法定程序向法院提出该质疑,在此种情形下,法院必须审查当事人提出质疑的理由和依据,若认为当事人提出的质疑没有理由和依据,应当在判决书中驳回当事人的请求;如果认为当事人质疑的理由成立,应当通过法律解释予以回应,或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法律合宪性解释。为了回应当事人对法律合宪的质疑,阐释法律为什么合宪,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不解释宪法的前提下,对受质疑之法律的合宪性依据和理由予以解释。所谓不解释宪法是指不需要对宪法的原则、精神和条文的具体含义进行阐释,但可以在法律解释中援引宪法条文或者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阐释法律的合宪性。当法律的合宪性解释需要对宪法的原则、精神和条文进行阐释,最高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立法法》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或者宪法解释的请求。
 
  3.我国法院基于法律合宪性疑义而依职权解释法律
 
  法院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如果法官认为所适用的法律存在合宪性疑义,应当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法律合宪性解释的请求,并说明法律合宪性解释的理由与依据。如果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理由成立,且能够为以后更加准确地适用法律,在不涉及解释宪法的原则、精神和条文的情况下,可以对法律为什么合宪作出解释,在对法律作出解释时仍然可以援引宪法条文予以说理,但不能阐释宪法条文的含义。如果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法律的合宪性解释需要解释宪法的原则、精神和条文,应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或者宪法解释的请求。
 
  4.最高人民法院援引宪法条文阐释法律的合宪性
 
  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法律时,如果涉及到扩大或者限缩公民权利,或者对公民权利的行使予以限制,或者涉及到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等宪法问题,应当对该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合宪性予以阐释,一般应当在司法解释中援引宪法条文并且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说明法律的合宪性。有论者认为,《立法法》对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解释权的限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将法院的法律解释和宪法适用限制在较为狭窄的范围之内,法院对法律具体应用的解释,只需遵循立法的原则和原意,法院并没有引用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此种观点并不符合我国法律适用和解释之实践,同时也不能成为排除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援引宪法条文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规定:法院的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阐释。显然,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在具体案件中可以援引宪法予以说理,以体现判决的规范性和权威性。所以,法院有通过解释阐明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以及为什么符合宪法的制度需求。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解释中,存在对法律合宪性解释的必要,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解释,第19条对一并审理民事争议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的解释。这些解释均涉及到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行政诉讼法》12条限定了法院的受案范围,第25条和第49条限定了起诉条件。而诉权属于基本权利,如果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并产生了损害,但受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之限制,则其诉权不能得到司法之保护。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必须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结合行政诉讼的特点和技术规范,对行政诉讼法的合宪性予以阐释。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对行政诉讼法中涉及基本权利限制的条款作出了有利于人权保障的解释,这些解释是实质上的法律合宪性解释,只是没有使用法律合宪性解释的名义或者形式而已。
 
  5.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的合宪性作出解释
 
  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属于法院适用宪法的情形,是人民法院履行宪法义务的体现。我国理论界在分析法院适用宪法和解释宪法的职权时,常常以外国违宪审查体制为参照系,从而将当下中国的宪法体制与理论意义上的体制混淆,表现为以法院直接适用宪法处理违宪争议作为法院适用宪法的标准。由于我国宪法体制的特点,法院适用宪法、解释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和内容与外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不尽相同,我国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对适用的法律的合宪性可以作出解释,但不能以审查法律是否合宪为目标,而是解释法律为什么符合宪法,其理由是什么。同时,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适用法律的合宪性可以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说明,但只能援引宪法条文进行说理,既不能阐释宪法条文的含义,也不能引用宪法条文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法院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阐释法律的含义,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法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如果法律合宪性解释需要解释宪法条文的含义,或者需要揭示宪法基本原则、精神与法律规定之间的一致性,因涉及到宪法解释,只能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
 
  法院援引宪法说理,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阐释法律的合宪性,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合宪性,是我国人民法院适用宪法的三种基本方式。这三种方式都没有直接适用宪法审查法律的合宪性,但并非毫无意义。相反,在我国现行宪法体制下,法院通过对这三种方式的运用,实现宪法的司法适用,监督宪法的实施。法院通过援引宪法条文在裁判文书中说理,虽然没有将宪法条文作为裁决案件的依据,但在说理时已经对为什么要适用该法律,为什么要选择法律的适用,为什么要优先适用国际条约或者国际惯例等作出判断,它比适用宪法作为裁决案件依据更加具有说服力。法院对宪法的援引和说理,体现了法院对宪法的理解,提升了法院裁决的权威性。法院援引宪法与基于宪法原则和精神的法律解释存在区别,基于宪法的法律解释是通过法院和法官从宪法的角度阐释法律的概念和规范,在此种情形下,法院可能并不需要援引宪法条文,只是在法律解释时运用人权保障原则、比例原则、权力制约原则等阐释法律的合宪性,或者解释法律的具体含义,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文件中可以窥见宪法原则和精神的闪光。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的合宪性解释,首先是法院对法律的合宪性产生疑义,或者赞同当事人提出的法律合宪性质疑,所以,提请解释本身就是法院对宪法的理解,况且法院对法律合宪性的疑义在提请解释时需要说明理由和依据,产生事实上的宪法解释,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最高人民法院的建议和理由,对法律的合宪法性作出解释,或者解释宪法,则最高人民法院对宪法适用和解释的理解成为宪法解释的部分内容。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合宪性解释和宪法适用
 
  我国宪法确立了国家权力机关为核心的政治架构,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法律,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宪法解释权为基础,在宪法适用和法律解释过程中作出法律合宪性解释,不存在任何体制上的阻碍,形成有别于外国宪法上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宪法和法律解释权的司法中心主义体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可以优先适用宪法审查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对于法律草案中产生的宪法问题可以通过审议的方式进行辩论,从而在立法过程中直接适用宪法。法律颁布实施后,如果在适用过程中产生了宪法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合宪性解释等方式予以处理,从这一角度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宪法法院的性质和职权,只是其人员构成、工作程序不具有司法性而已。凡最高人民法院不能处理的宪法问题,均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
 
  1.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提请,对存在合宪性疑问或者疑义的法律予以解释
 
  法律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虽然从宪法至上以及宪法控制国家权力的理论上来看,法律仍然存在违宪的可能。但从我国宪法体制以及权力配置来看,没有法律违反宪法的规范依据,也没有审查法律合宪性的宪法依据和法律程序。因此,当法律存在合宪性质疑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对法律作出为什么合宪的解释,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解释方面的分工,凡涉及到需要解释宪法的原则、精神或者条文的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提请解释的法律作出过合宪性解释,如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民法通则》99条第一款、《婚姻法》22条的解释中,认为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属于民事活动。显然,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是从宪法基本权利的角度来阐释的,因为本案的焦点是公民行使姓名权受到法律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本身即认为公民的姓名权需要从宪法的角度来解释《婚姻法》22条。或者说,只有根据宪法的原则、精神并且通过《宪法》33条的阐释并结合历史传统{12}才能真正认识法律上的姓名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没有论及民法上的姓名权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但其解释尤其是对姓名权行使的限制性解释,支持了婚姻登记机关对姓名权的理解,在事实上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解释《民法通则》和《婚姻法》上的姓名权条款的合宪性,并对姓名权行使的限制条件作出更加明晰的规定[6]。同样,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271条第二款作出解释,认为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和不起诉的决定,被害人不能依照第176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该立法解释限制了未成年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诉权,虽然从诉讼上来考察具有合理性,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冲突作出制度安排,并且解释限制被害人诉权的合宪性。
 
  2.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公民和社会团体的要求,依职权对法律的合宪性予以阐释,必要时可以解释宪法
 
  实践中,公民和社会团体认为法律抵触宪法,对法律的合宪性产生疑问,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阐释宪法条文和原则的内涵,或者对法律条文的合宪性作出解释。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公民和社会团体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因此,在中国宪法上,公民和社会团体对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可以提出疑问,并且有权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和宪法解释的要求。从法理上来讲,公民的这种要求权具有监督权的性质,是广义宪法监督的组成部分。为了回应公民和社会团体的疑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对法律的合宪性理由予以阐释。如新修订的《律师法》45条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该法律的规定在实践中受到合宪性质疑,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当加入地方律师协会是否侵犯《宪法》35条规定的结社自由。此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来阐明《律师法》的合宪性,同时还可以解释宪法上结社自由的含义以及国家对结社自由的保护。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该修正案的内容在许多地方引起宪法争议,如《修正案》第31条新增两款作为《刑法》290条第三款和第四款,规定“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学者认为《刑法修正案》的这一规定不利于言论表达,因此产生对《刑法修正案》的合宪性疑义。这种情形下,就可以对《刑法修正案》合法和合理限制言论表达作出合宪性解释。必要时,可以启动宪法解释程序对宪法上的言论自由进行解释。
 
  3.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请求原则”直接适用宪法并对法律作出合宪性解释
 
  我国的宪法适用和法律解释体制属于国家权力机关解释制,此种体制的弊端主要有: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职权解释宪法和法律,但须遵守立法机关的议事程序,缺乏解释程序和内容的司法性和公开性,容易流于立法机关内部办事程式。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是行使立法权和决定权的组织,由该组织整体行使具有司法性的宪法和法律解释权较为困难。因此,在不改革当下宪法体制的前提下,有必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设立专司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的委员会,以破解难题。但是,如果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体制存在弊端就认定其没有价值,甚至彻底否定这种体制的现实可行性,其评价不客观。一则任何宪法和法律解释体制都有弊端,没有完美无缺的宪法解释体制;二则从现行的宪法和法律解释实践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律解释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经常行使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权的问题,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在必要时制定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程序规则,并且加强解释程序的司法性,同时还可以考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设立宪法解释委员会,专门负责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使我国宪法确立的解释体制能够适应法治国家建设的制度需求。
 
  当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仍然发挥关键作用。从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有必要对法律的合宪性作出解释时,可以依照《宪法》67条的规定,依照职权作出法律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是具有补充立法性质的抽象解释,无论是明确法律的具体含义还是明确法律适用的依据,都有可能涉及到法律规定的合宪性问题。
 
  从法律解释实践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常以决定、决议等形式解释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依职权解释宪法和法律不是经常性行使解释权的形式,法律抽象解释依赖其他国家机关的提请权,即作为解释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遵循“请求原则”。该原则适应法律抽象解释的原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权的启动经常性地依赖于最高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提请解释的请求。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多数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等提出解释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请求而启动解释程序。其次,请求原则表明释法机关只能对国家机关提请解释的对象进行解释,不能超出提请解释的范围,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依请求解释法律时,如果认为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涉及到宪法条文含义的理解,只能通过解释宪法才能实现法律合宪性解释的目的,可以对宪法作出解释,并不受请求解释对象的限制。
 
  五、结语
 
  法律合宪性解释起源于德国,是德国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适用宪法审查法律是否合宪时采取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我国宪法学者在吸收和采纳这一概念时,考虑我国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体制的特点,从我国法院的现实权力出发,将法律合宪性解释的合宪性审查功能和宪法解释功能剥离,使之适应我国法院审判权的性质与功能。并且希望我国法院运用法律合宪性解释中直接适用宪法或者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阐释法律的含义,为宪法的司法适用洞开体制之门。
 
  由于研究者过于依赖宪法直接适用的司法路径,将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定位于司法机关直接适用宪法,并将法律合宪性解释的目标定位于宪法解释,虽然剥离法律合宪性解释的合宪性审查功能,但仍然不能将法律合宪性解释的概念、理论与我国宪法体制有效契合。所以,法律合宪性解释要在中国法秩序中发挥作用,必须要与中国的宪法和法律解释体制相适应,从而能够从当下中国法意义上来解读法律合宪性解释。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均依法定程序解释法律,并且在法律解释中自觉运用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援引宪法条文说理,最高人民法院遵守宪法的规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所有这些法律解释实践,充分说明我国法律实践中存在法律合宪性解释的部分事实,但并没有系统而明确地使用法律合宪性解释这一概念,也没有从宪法法理上阐释法律合宪性解释的范围、形式和情形。
 
  德国法上的法律合宪性解释由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运用,是典型的司法中心主义。我国的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权须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和《立法法》的规定,在法定范围和限度内行使。所以,中国宪法体制上的法律合宪性解释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运用,如果排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合宪性解释的运用,即使剥离其合宪性审查功能,此种合宪性解释事实上没有实际意义。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与宪法解释密切相关,即使德国法上的法律合宪性解释主要是指法院解释法律的原则与方法,但仍然是合宪性审查和宪法解释的产物。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合宪性审查和宪法解释的权力,缺乏对法律作出合宪性解释的制度基础和规范依据。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不能审查法律是否合宪,但有权解释宪法,对法律的合宪性疑义和疑问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阐明。德国法上的法律合宪性解释是法院直接适用宪法的体现,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应当优先适用宪法,以维护宪法的权威与尊严并且履行宪法义务。我国的宪法体制表明,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法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但优先适用宪法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适用宪法审查待决法案的合宪性,以维护宪法的尊严并履行宪法义务。因此,从法理上来讲,最高人民法院优先适用法律不仅是对国家权力机关的尊重,也是遵守宪法的体现。因此,法院虽然不能审查法律的合宪性,不能解释宪法,但可以在法律解释中援引宪法条文说理,可以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阐释法律的含义,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合宪性解释,或者一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宪法解释。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符合我国的宪法体制,是我国宪法直接适用的重要形式。
 
【注释】
[1]苏永钦教授介绍的瑞士学者的法律合宪性解释规则包括:一是单纯的解释规则,指宪法相关规定应在法律解释时直接发生一定影响;二是冲突规则,指在数种可能的法律解释中应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符者;三是保全规则,指当法律有违宪疑虑而有数种解释可能时,应选择不违宪的解释。(参见: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J].法学研究,2012(5).)   
[2]有学者不赞同法律合宪性解释具有宪法司法的功能,认为法律合宪性解释并不能够推动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我国法院的法律合宪性解释只能表明法院对宪法的遵守,而不能认定是宪法的适用。因为“合宪性解释不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方式,中国也不可能通过合宪性解释来实现宪法的司法适用。”合宪性解释实质上是法律解释,而不是宪法解释,其基本要点是排斥宪法和上位法的适用,因此,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不能也不可能是宪法的司法适用,只能是宪法的遵守。(参见:谢维雁.论合宪性解释不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方式[J].中国法学,2009(6).)   
[3]1955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即通过决议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审判工作中的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1981年6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该决议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立法法》第45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情形。《立法法》第46条规定,如果其他具有法律解释权的国家机关遇到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情形时,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规定:如果法院认为其判决所依据的有效法律是违宪的,应当中止诉讼,提请联邦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州法违反基本法或者州法与联邦法律不一致时同样适用。  
[5]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由于法律应当补充规定属于制定法律的问题,而不应当属于法律解释的情形,因此,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第45条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情形重新作出规定: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  
[6]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中认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姓名”中的“姓”,即姓氏,体现着血缘传承、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公民选取姓氏涉及公序良俗。公民原则上随父姓或者母姓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和实际做法。同时,考虑到社会实际情况,公民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选取其他姓氏。这一说理解释可以理解为是《民法通则》和《婚姻法》上有关姓名权条款的合宪性解释。
【参考文献】
{1}王锴.合宪性解释之反思[J].法学家,2015:45,51.   
{2}斯特凡·科里奥特.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J].田伟,译.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3).   
{3}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J].中国法学,2008(3):112.   
{4}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J].法学研究,2012(5).   
{5}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J].中国法学,2014(1).   
{6}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J].现代法学,2008(2).   
{7}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J].法学研究,2012(5).   
{8}王广辉.论法院合宪性解释的可能与问题[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9}斯特凡·科里奥特.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J].田伟,译.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3).   
{10}吴兆祥.《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2009(23).   
{11}张志铭.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问题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6(5).   
{12}李倩.法律近代化过程中乡村宗族女性转变刍议——江、浙、沪、皖等地区以性别关系为中心的考察[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2(2):68-73.

来源:《现代法学》2017年第1期

版权声明:本站系非盈利性学术网站,所有文章均为学术研究用途,如有任何权利问题,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责任编辑:赖鹏

上一条: 均衡性原则的具体化

下一条: 隐忧与出路:关于法官员额制的思考

版权所有:中国私法网
本网站所有内容,未经中国私法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违者必究。
联系电话:027-8838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