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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集体成员权的立法抉择


发布时间:2017年6月5日 陈小君 点击次数:1725

[摘 要]:
农民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权一直未被立法者充分重视,相应的立法缺失导致实践中纠纷不断,农民利益频遭损害。成员权产生于团体的内部关系中,与团体的主体性密切相关,具有人法属性,当受团体法调整。当下,成员权已然与其他民事权利并列为显权,其立法紧迫性日渐凸显。农民成员权与集体所有权密切相关,在民法总则(草案)未将其纳入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规定的情况下,应考虑将其归置于《物权法》集体所有权中,以真正落实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重要改革目标。
[关键词]:
集体所有权;成员权;三权分置;物权法

  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深改决定》”)首次提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并创新提出“三权分置”的农地改革举措,[1]该决定出台至今,各项改革举措均在稳健推进,其中涉及上述农民成员权及“三权分置”的落实方案尤为引人关注。如何将政策语言进行法律解读并将其导向法律规范制定和修法层面,甚为重要。其中,对于是否应将农民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权纳入民法典中进行系统化规定,争议较大。在理论研究上,成员权制度,即便在私法权利体系中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成员权类型的研究多集中在公司股东权之上,对农村社会广泛存在的农民集体及其成员权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导致在立法实践中频遭困境。从已经公布的《民法典总则(草案)》来看,立法者已将成员权排除到与财产权、人身权并列的基本权利范畴之外。随之纳入修订议程的《物权法》能否将农民集体成员权归入集体所有权中一并规制,决定着成员权法定化的命运。而农民集体成员权,又有着与其他私法成员权不同之特性,与包括“三权分置”在内的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性质密切相关,故本文从成员权的性质入手,通过对农民集体成员权立法的重要性、紧迫性的分析,阐释其立法选择方案,以期对立法者提供有益参考。
 
   一、成员权法律制度的人法属性
   
   (一)成员权的私法性质
   
    民法上的成员权,其性质在学界多有争论。有学者认为因其以成员资格为基础,“故具有身份权的性质”,又因成员得为自身利益,受领或享受财产利益,亦具财产权的性质,“故可解为兼具身份权和财产权性质之特殊权利”。[2]同样,作为成员权之一的“社员权”,即社团成员“基于其与社团发生一定的法律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社员对社团享有的各种权利”,亦“是一个复合的权利,包括多种权利,其中有具经济性质的,有具非经济性质的。前者以求得经济利益为主,后者以非经济利益为主”。[3]这种兼具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双重性质的权利,不能单独归入财产权或人身权中,因而可视为一种新的“混合型权利”。[4]
  
    多数学者也多以此为据,定义成员权的内涵[5],并从成员权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差异上,认为后两种权利性质无法容纳成员权特征,“物权和债权揭示了彼此独立的私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它适合于表示私法人在个人法语境下的权利,却难以周延地解释团体法语境下的成员权利”[6],如成员权中的利益分配权和表决权;“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