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怀念旧版

首页 私法动态 私法名家 私法研究 私法讲坛 私法茶座 私法书架 私法课堂

>   理论法专题   >   司法职业与法官德性伦理的建构

司法职业与法官德性伦理的建构


发布时间:2017年2月12日 王申 点击次数:1559

[摘 要]:
德性伦理学作为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是把关于人的品格的判断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判断的理论。德性伦理学要求人们成为具有某种道德品性的人。德性就是人依照自己的“固有本性”或根本“法则”而行动。法官的历史其实就是法官道德活动的现象界。司法伦理精神包含了构成法官共同体的伦理秩序、法官的道德品质、司法伦理的精神性、体系性元素,以及由这些元素所形成的完整的法官道德形态。法官职业伦理是法官为自身所立之法,它的必然性源于法官职业本身。在法官的所有属性中,德性是最为高贵的。法官是社会良知的典范、正义的榜样、道德的先进者和法律的捍卫者。司法伦理规范其实是法官职业价值理念的凝结,也反映了法官职业的道德理想。
[关键词]:
道德团体;伦理精神;道德品格;价值体现

  最迟从约翰·洛克生活的17世纪开始,由独立公正的法官实施司法之职的观念就已经被认为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正是法官必备之品质,也是法官群体的核心属性;[1]独立是法官的职业本色,也是法官威信之基础。它们决定并影响着司法制度、法官伦理以及法官活动的所有内容。其实,法官职业本身就蕴涵着其特殊的道德地位,这种特殊性来源于宪法之规定。宪法在规定法官职责的同时,还赋予其独立的灵魂,这是极其宝贵的,而其他国家机构都没有如此规定。法官从事着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特殊工作,因此,它的定位是一种特殊的职业群体。正因为如此,司法需要特殊的职业伦理来与之匹配。涂尔干有一句名言:团体一旦形成,道德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2]我们必须承认,司法如果寻求伦理的帮助,即司法伦理成为法官道德义务的一个根据,那么它必定要具有绝对的必然性。法官伦理标识的是一种特殊的伦理类型,这种伦理类型以法官道德为核心,它所关注的是法官职业的伦理特质、道德属性,其主旨在于指向并揭示:什么是好的法官制度?一个好的法官制度应当是怎样的?一个好的法官制度何以可能?司法伦理学告诉我们的是:如何更准确地观察法官、观察法官的发展道路。在法治社会中,法官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伦理类型,是以法官美德、法官责任和义务为核心内容构建起来的。司法伦理是以司法道德律为基础,而这种道德律被认为是一种人为的规范与命令,是根据审判的专业知识,经过历史演化而形成的法官行为规范。司法伦理伴随着法官制度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其所注重的是法官的正义、忠实与真诚的德性。
 
  一、法官德性伦理的职业起点
 
  苏格拉底通过对“德性是什么”问题的探索,来寻求德性的普遍定义,力图确立人的道德标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常常把德性看作是一种道德性技能。而作为道德性技能的德性与完成体力所需的技能是不同的。道德性技能意味着我们已经学会了控制欲望、倾向和情感的心理技巧或方法,可以避免不道德的行为。司法伦理生成于有德性的法官实践,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需要对司法伦理的道德实践效应作进一步的研究。而如何使法官成为有德性的人便成为司法伦理学研究的目的。
 
  法官作为一个与国家权力有着直接联系的法律职业群体,他们因共同的权力和利益而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并因专门机构的设置而使法官职业群体的道德规范得到强化。一般来说,伦理与道德在某些专业领域有特别之区分:“前者指人作为整体追求的善的生活,而后者是指我们被教导应该做的事情或更多的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3]但就法官职业伦理和法官职业道德的语义理解而言,基本上是可以相互等同的。[4]法官职业道德是由司法伦理规范构成的,伦理问题关涉行为的对与错,司法问题关涉用以调节法官行为的规则、程序和体制,这两者很难分离开来。司法伦理规范能够支配法官个体,迫使他们按照诸如此类的方式行动,也能够对法官个体的价值取向加以限制,禁止他们超出界限。
 
  就司法伦理来说,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是唯一的一种道德权力,或者说是一种能够凌驾于法官之上的共同体的道德权力。司法伦理作为规范法官道德准则的逻辑起点,它的主要工作就是根据该唯一的权力来构建法官道德准则和道德原则,以此为法官的行为提供可以遵循的规范。然而,所有这些论说的基点都是由支配我们的认识论地位所决定的。在此意义上,我们从法官实践的职业理念中获得的裁判世界的司法价值和法官的正义美德,则构成了现代法官职业道德的真正内涵。
 
  司法伦理是一种职业伦理。在历史上,职业群体被称之为法团(corporation),而最早的法团是一种宗教社团。一般认为,“职业是指人们由于社会分工从事具有专门业务和特定职责并以此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活动”,[5]而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有自己的伦理。在汉语中,“伦”主要是指称具有社会性质的人际关系,它所描述的是公共或群体关系的规则。关于“道德团体”,确实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哲学概念,它首先是由黑格尔的学生德罗伊森提出的。德罗伊森的“道德团体”或“伦理团体”其实就是Sittichkeit Machte,意译应为“伦理力量”。他所强调的是人在共同或集体生活中通过彼此互动的精神性所产生联系的不同样态。“道德团体”被称之为是德罗伊森史学理论之核心,他说:“人类不断自我提升的一切活动,我们总称之为道德界(sittliche welt)。”人只有在“道德团体”中理解别人,以及被人理解之后,才具有自己的整体性。[6]
 
  其实,“道德”在这里解释为“伦理”较为妥当。因为“它代表着康德到黑格尔所共同接受的观念,道德系自由意志决定,而伦理则是个人所存在的社群脉络。只是对康德而言,后者基本上是它律的,而黑格尔的‘伦理生活’概念强调的是主观自由,以及作为有能力形塑人的伦理力量或伦理实体两者必须相辅相成方有可能达到黑格尔希望结合个体自由以及伦理整合的双重目标”。[7]如果我们将司法伦理化约为法官的道德规范,那么司法伦理实体就变成为一种法律关系和法律秩序,而非自律性的道德关系。考虑到司法伦理规范的制裁在法律上具有强制性,那么司法伦理规范在许多方面就难以和法律规范区分开来。显然,司法伦理体系建构的结构化延伸的实质是:通过反馈系统和制裁系统机制将法官道德职业准则作为一种强制性结构来保证司法伦理规范得到有效的遵守。
 
  二、法官职业的产生与司法伦理的发展相得益彰
 
  在西方法官制度的发展历史上,法官职业共同体与司法伦理的产生与发展相得益彰,它对近代西方法官制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承认,法律中的正义理念调节着法官职业的基本关系并建构一些重要的司法内容。实际上,每个法官都具有关于什么是共同体“善”的认知。我们可以设想存在一种司法伦理,而提高这种伦理规范,法官们便彼此可作共同联合于一个合作系统—这个系统被看作是所有法官的共同利益并且由一个共同的正义观念调节着的司法职业人。
 
  司法伦理不仅是一种对法官的外在束缚,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法官,什么是正义与公平、忠诚与信任、正直与无偏袒。它能营造一个独立与中立、公平与正义的职业群体的氛围,不管是法院、法庭还是法官办公室。法官权力的增长与法官独立地位的巩固是相伴相随的。随着时光的流逝以及司法权威的提高,法官的作用越来越大,其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也越高。如此,作为法官,要在一个公正的(或公平的)系统中依恋其职业共同体就一定要体现法官的道德态度。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理解:其一,法官人格的完满性、理想性,这是指向主体的善,在这个维度上,法官道德是善的;其二,对司法主体行为合理性的价值辩护,这是指向主体行为的理由,在这个维度上的道德是正当合理的。通常我们习惯于认为,法官道德就是司法伦理追求的理想的善,这种认识关注的是法官的人生修养。其实,法官职业共同体是由法官现实个体所构成的统一体,当司法活动涉及到伦理道德问题时,就已不仅仅是关涉法官的个体道德问题,而是法官职业共同体的实体伦理和道德性的关系。
 
  “职业理想中的张力,不能通过追求理想来解决,只能通过追求正确的东西来解决。追求正确的东西可以从原则中得到启示,但却是通过性格来获得的。”[8]在对司法伦理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中,总是会以某种特殊方式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以(法官个体)权利还是以(职业共同体)义务作为全部伦理体系的出发点。权利是限定正确的社会关系的道德原则,就像法官为了生存而需要司法伦理规范一样。而作为一种职业共同体的伦理法则,它呈现给法官的是不与外部制裁相联系的道德指责,法官违反道德准则则由法官职业共同体法以强制性手段进行制裁。也就是说,一般道德规范是非制度化的,而法官职业伦理规范是制度化的;一般道德规范是柔性的,是一种软约束,而法官职业伦理规范则是刚性的,是一种硬约束,司法不允许法官对司法职业伦理道德有任何相反的作为,否则将会被法官法处以惩戒。
 
  法官职业共同体的实现形态是由法官个体所组织成的集体,从意义层面来理解,它是一个伦理实体,并具有自身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其伦理性品质的特征就是伦理精神。黑格尔认为,伦理精神既包括了伦理的理性,又包含了伦理的现实,是伦理的理性与现实的统一。也就是说,伦理精神既受伦理理性的指导和确证,又具有转化为伦理现实的能力,因而是一种客观性的精神。从伦理学的视角看,伦理精神包含着社会的伦理生活、个体的道德品质、自觉的伦理理论的精神性和体系性元素,以及由这些元素所形成的完整形态。[9]如此,则司法伦理精神包含了构成法官职业共同体的伦理秩序、法官的道德品质、司法伦理的精神性和体系性元素,以及由这些元素所形成的完整法官道德形态。
 
  “道德涉及人的思想和情感,而法律只涉及人的行为;伦理学的目的是完善人的个体品格,而法律只是尝试去调整个人和个人之间、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据说道德更关注这类行为背后的事物,而不仅仅是行为本身。”[10]法官职业伦理既要关注法官的行为,又要关注法官行为背后的事物。由于法官职业伦理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方式来适用法官的所有境遇,所以有人认为,追求司法伦理道德的理性并不意味着法官要做一位道德“完人”。法官职业化在技术层面上讲就是非道德化,这里的非道德化并不是指违反伦理道德,而是指与道德存在一定的距离或不完全相融。[11]由此推断可知法官职业化其实说的是法官要有共同的法律信仰和忠诚。因为“法律人在其所从事的职业中形成了一种正当的自豪感以及一种职业感—团体精神。被他人所求助、被请求去捍卫他人、被置于公众信任之位,这些都在挑战他们的品行,激发他们的忠诚感和服务欲,他们对法律的研究拓展了他们关于法律的宗旨理念”。[12]
 
  三、司法的有效运行需要法官道德的支撑
 
  如果法官没有以资遵守的伦理标准,道德资源就会在法官审判中被毁损,相应地,如果司法缺乏道德支撑,国家就会陷于危机的麻烦之中,这种危机最终会使国家瓦解,即社会分裂。因此,作为一名法官,或就算只是个平凡人,只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若要对危机无动于衷也是不可能的。司法公平与司法正义的实现根本上有依赖于法官职责和对道德的遵守。因此,我们既要着眼于法官的理性,也要着眼于法官的心灵。
 
  (一)法官职业化并不是单纯的“专业化”而是真正的“德才论”
 
  “法学是研究善和正义的学问。”[13]法官应该是社会良知的典范、正义的榜样、道德的先行者和法律的捍卫者。但近些年来,因各种原因,法官的职业伦理和道德精神被掏空了,法官对职业伦理精神的这种怠慢,使得司法伦理在法官的实践生活中被放逐。当今法官道德意识的淡漠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关涉法官道德问题的理论探讨仍不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如有学者就认为,制度比道德更具根本性,因为正当程序直接产生司法公正。[14]二是现实中的司法行政化导致了法官实践中本能地漠视司法伦理和法官道德的规范作用。法官生活中道德精神的贫瘠也使得司法的公信力进一步恶化。其实,“在纯粹的制度主义者眼中,建立‘公正制度’就是公正的全部内容,至少在主要内容上是如此。然而无论是多么好的制度,都不应认为其根本上是好的,而应以其能否实现可接受的或出色的社会成就来判别其好处。”[15]
 
  美国最著名的法学家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说:“如果没有对法治而不是人治、‘理性’之治而不是‘个人偏好’之治等光辉灿烂但却从未得到完全实现的理想之不懈而又真诚的追求,我们就不可能拥有一个文明的政府。”[16]显然,司法文明指的是一套价值观。现代司法文明的秘密就是“独立为体,公正为用”。独立与公正是法官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司法文明的提升不仅仅是法律技术的进步,因为司法的繁荣只能把法官培养和塑造成为一个有司法能力的法官,却不一定能使法官成为一个有道德、有灵魂的德性人。因此,有德性人的完整生活应该是伦理的道德的生活。从根本上说,司法进步不一定就标志着司法文明,司法文明永远且只能是法律文化的进步,而标志法律文明的内容只能是司法伦理的规范化、法官生活的道德化。法官的精神家园只能通过职业共同体得到实现。
 
  法官道德要求法律能与职业共同体的伦理相联系,因为维护司法伦理需要依靠法律。作为职业共同体的司法伦理与法官道德其实有着两种层次上的区别,并代表着两种不同级别的要求:首先,职业伦理是一种职业化的责任,职业道德是职业化的良心,是专门的行为规范,因此这种职业伦理或道德是行为禁令性质的,违反者会受到职业团体的惩戒。其次,职业伦理和道德属于一种高标准的奋斗目标或者是高标准的独立、正直、尽忠职守及个人行为。在这个层次上,法官职业伦理的要求往往是善良的建议性质,是引导法官行为,以便确保公众对他们根据法律进行公平正义审判能力信任的一系列道德原则。[17]
 
  作为对法官道德哲学基础的探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追问:“什么样的品格特征使法官成为道德的人?”结果“德性”占据了我们讨论的中心舞台。在法官历史上,不少政治思想家提出,要把法官的政治道德提高到兴国安邦的地位。德沃金认为,法律是那一政治道德,即它在道德上是更好的理论,亦即它更严格地接近理想的、正确的或真实的道德。而真实的道德关系到人们在共同生活中要维护的那些东西。所以,法官有一个义务,德沃金称之为职业责任的义务,他要求法官尊重并扩展他们国家的政治道德。[18]在司法场景中,法律在深层和本质上都是政治的,因为“法律总是在政治的共同体的范围里制定的。所有的共同体都是政治共同体的部分,政治的共同体维护共同生活的最重要的东西首先要靠法律”。[19]在西方学者看来,法律不仅仅受制于政治竞争,而且依据其作为政治权威之创造物的性质而内在地具有政治性。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某种程度的直接政治控制是通过司法任命来实施的,这可以使得法院与持续的政治趋势大体保持一致。[20]因此,我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7条也要求法官必须“维护国家利益,遵守政治纪律,不从事或参与有损国家利益和司法权威的活动,不发表有损国家利益和司法权威的言论。”
 
  在现实生活中,任何利益的考量都将依照他选择和追求的目标而定,未来的利益有时并不完全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当法院的意见与公众意见经常相左时,司法权威就可能会遭到民众的质疑。因此,就社会对法官职业的种种司法考量而言,法官的道德行为可归至为是一种司法文化。法官职业共同体问题最关键的是要体现法的本质性规律,也就是要探究法官实现自身价值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司法伦理和法官道德价值问题始终是与“真理性”问题分不开的。因此,法官职业共同体的实体行为及其追求总是与合理的、道德的联系在一起。“国家是伦理实体的真理性存在形式,所以,国家作为‘地上行进着的神’这一伦理实体规定了个体道德义务与责任。”[21]显然,司法伦理和法官道德首先并不是作为法官的行为或行为的对象被解释的,而是作为“旁观者”的民众在与法官彼此相处时所做出的回应。
 
  如果法官“没有共同的法律信仰和忠诚,没有共同的基本的法律理念、价值判断和规律逻辑思维,那么,法律资源就会在碰撞中折损。显然,法官职业化并不是单纯的‘专业化’,更不是单纯的‘学历化’,而是真正的‘德才论’,是作为一个法律群体的职业准入、职业道德、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形象、职业监督和职业保障等多项制度的大建设。如果这些基本制度不确立,不讲职业素养、职业伦理、职业操守和职业礼仪,那么,一国的法治就是纸上谈兵,一国的司法就会权威丧尽。” [22]显然,法官职业共同体的存在是为了促进法官“善”的生活。否则,便会有人要问:法官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人?法官做好法律人就可以了,不是吗!法官为什么要有道德?这些疑问本身就表明在法官道德理论与法官司法实践中的反思性态度与立场。
 
  (二)司法伦理确立法官职业的道德观及价值观
 
  法官道德是与法官职业相伴始终的东西:一方面,从法官个体的维度上讲,法官的司法伦理化就是一个接受类的“法律遗传”过程。德沃金在回答法律历史的性质时也说,“道德理论在基于法律是一种政治道德产物的假设上能够解释那一国家的大部分法律历史。”[23]显然,当法官能够自觉地反思社会对其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时,就已被社会既有道德所型塑;另一方面,从类的维度上讲,法官与一般社会人是有区别的,公正既是区别的标识,又是法官内在的“遗传基因”世代相传。在此意义上,法官为什么要有道德就是一个生存性的本体论问题。
 
  法官的职业所为完全依赖于他所掌握的两种资源:一是至善的司法理念;二是法定的审判权力。当然,一个“至善”的道德规范首先是有一个“善”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或实践的规范指示着司法职业的所有法官的所有行为。法官善的理念是以其所为之依托的审判制度为基础,法官将司法伦理道德看作是一种法官内在的戒律、一种作为法律的规则;法官道德包含着一些关于法官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法律规定。我们可以把这种戒律称之为司法伦理。司法伦理固然是一门关于怎样做法官和怎样司法的科学,但若就其最重要和最完美的部分来说,并不是一门关于怎样做法官的科学,而是一门关于怎样司法的科学,是一门关于司法审判的科学,是一门关于司法审判的道德原则的科学,是关于法官应该如何审判的道德原则的科学,是关于如何约束法官而非当事人的道德原则的科学。
 
  对于一个理想的法治社会来说,法官职业道德的伦理情景应该存在于一个正义社会的建制之中。“建制”具有“社会规范”、“习俗”或“传统”之意,而且通常被当作“组织”的同义词。法院是一种社会建制和组织实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义是一种社会的美德,[24]它通常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们根据一定的道德伦理做“应当”做的事情。司法职业所标志的就是这样一种法治的正义信念,但是,从事法治正义这项事业的人须有非常高的专业的甚至是深奥的法律知识。按照职业伦理的专业化逻辑进路,对这些职业的伦理规范要求一定要有别于其他社会职业伦理要求;同时,对这些人的道德素养要求也要高于普通人的道德素养要求。可见,法官职业伦理就是一种特殊的伦理立法,它是从司法伦理的角度确立法官职业的伦理规范及价值观。
 
  法官职业伦理涉及的是对法官行为终极问题的系统研究,这些终极问题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官终极理想目标,或正当行为的终级标准,或促使正当行为的动机、道德行为的命令等。与其他职业相比,法官职业必然要求从业人员具备比常人更加良好的道德品质。法官代表着法律,承载着评判社会公正的使命,这一天职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也就是他的内在道德。法官独特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不仅要有高超的专业技能,而且更要有相应的高标准的职业伦理与之适配。诚如克里斯蒂娜·科斯加德(Christine Korsgaard)所言:“将理智带予世上,成为道德的使命,而非形而上学的任务,而这也正是人类的事业与希望。”[25]
 
  四、司法伦理规范乃法官为自身所立之法
 
  道德属于实践活动的范畴,也就是说它关涉的是人们的行为。司法活动反映的是法官的思维与活动。法官的思维就是借助法律概念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认知,而且这是一种产生某种司法结果的认知,这种司法认知的结果就在于法官把自己树立为一种人格或个性的人。由此,法官道德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有关法官正确行为的理论。如果这一前提成立的话,那么司法伦理就是对法官实践活动的一种阐释。由此,则司法伦理是为法官而设立的,并非法官为司法伦理而存在,也就是说,司法伦理的要求不可避免地会转而针对法官本人的实践活动。显然,司法方面的首要任务便是为法官确立一套行为的规范系统。作为司法实践的一个方面,法官道德首先需要建立的是“依法思维”,而法官职业伦理想要建立的是法官“依法裁判”的行为方式。毫无疑问,司法伦理规范是法官为自身所立之法,它的必然性源于法官职业本身。
 
  (一)法官道德使司法审判的正当性得到确证
 
  法官对社会的贡献并非来自于其个人的优点或知识,而是来自于对法官的职业定位。据此,法官需要重新认识自身,并慎重行使审判权。法官的职业意识是指法官对司法职业的性质、价值的集体性认知和追求,由意识形态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构建而成,从而指导—或许是强迫—审判。Thomas法官提出了司法伦理存在的必要性问题,他说:“我们是这个社会的特殊群体,我们的职业受人尊敬。我们被人信任,终日执掌着国之重器。司法权力对与之相关的人们的生命和命运影响甚巨。公民们不能确信他们及他们的命运在我们的判断下始终无虞。他们不希望这一权力被诚实、能力和个人修养值得怀疑的人所掌握。因此,我们需要一系列的法律以确立法官的行为标准,不论是在庭上庭后,都能使法官值得信赖。”[26]
 
  司法审判并不依赖于法官个人的伦理责任,或是法官个人对于何为正确、何为公正的自我判断。公正司法的制度安排恰恰需要减少或摆脱诸如法官个人道德伦理和信仰等非公共理性因素的干扰。法官审判体现或寻求的是真正的现代法治价值。法官职业伦理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伦理道德的司法功能。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官职业伦理直接以道德规范作为依据,而是说法官职业伦理以被法律化的道德规范为依据。因此,正确地认识法官职业伦理的道德功能,充分发挥司法伦理对法官道德的积极作用,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秩序、促进司法有序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康德将动机(Triebfeder)界定为“一个存在者意志的主观规定根据”。[27]因此,动机所说的是行动者行动的潜在可能。“如果伦理学的要求是理性的要求,那就得出,服从它们的动机必定是这样一种动机,使得无视这种动机将是违背理性的。”[28]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的动机常常不被解释为司法裁判的重要依据。W.D.罗斯曾对动机与行为的关系作了分析,在他看来,行为固然受到动机的制约,但动机本身却无法由人的意志来控制;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有意地要求在行为之前产生某种动机。W.D.罗斯的这一论点已注意到具体动机的形成往往有自然之维。以2006年11月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为例,看到老太在公交站台上摔倒,一个有道德意识的人自然会去出手相救,这种相扶的动机并不是有意强求,即不是先产生“我应当有救人的动机”,然后形成相应的动机,而是面对老人身处险境,救人的动机自然产生。在这里,行为的动机并非形成于有意的选择,而是表现为某种向善定势的产物。[29]
 
  有学者强调法律对行为的指引功能,事实上,我们也常常将法律当作是行为指引的规则。一般而言,行为者对于涉及其行为之规范的反思并不以法律为始,常以德性为起点,司法亦是如此。就如同哈特所言,司法判决,特别是关于宪法的高层次问题,经常涉及道德价值问题间的选择,而不仅是援引某个特别显著的道德原则。虽然人们并不相信,当对法律的意义有疑问时,道德总是可以给出清楚的答案。在这点上,法官的选择可能既非任意性,也非机械性,通常就在这里,法官所具备的司法德性可以被呈现出来,这些被期待于法官的德性是司法判决所特有的。这些德性是:权衡选择时的公正和中立;考虑到影响所及的每个人的利益;以某些广为接纳的普遍原则作为判决的推论基础。是故,我们的诸多行为,与其说是在遵守法律,不如说是在遵守道德;与其说是服从法律,不如说是依循着道德信念。因此,相对于道德,法律仅居于指引行为的第二层次地位。[30]
 
  (二)司法伦理是法官职业价值理念的凝结
 
  我们认识法官德性是一回事,而要使法官的意志符合德性则是另外一回事。司法有必要根据我们认识的司法伦理标准建立起法官行为的道德准则,并依此标准对法官的行为进行评价。当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准则转变为司法伦理和法官道德准则时,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法官独立与司法职责的平衡。所有的法官在面对接受其管辖或服务的人时都难以避免地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力,而所有这些权力都被公正的原则包含在内。古希腊有一句著名的谚语:“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而“总体的正义通过维护法律来维护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因为法律是为着促进某种共同的利益而制定的”。[31]
 
  司法伦理的核心之处即为公正和偏见这两个概念,二者都可以借助有利于准确选择规则和适用规则的工具性价值来进行解释。所谓司法公正,首先是一个形式问题,要求任何人不得是自己案件的法官,或更宽泛地说,任何人不能成为结果与他们自己的实质利益具有直接关联的法官。其次是一个对同等因素给予同等重视,而无须考虑相关者个人或阶层的问题,除非这些在规则中予以特别的规定。所谓偏见,则更多地与从一种更偏向于一方的社会文化视角看待具体情形和意义的倾向有关,这可能被视为一种并不那么明显、明确的强烈偏袒之源。既然所有的认知和解读都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那么偏见就似乎是不可消除的。[32]这样,“法官在作出特定类型结果时,排除其个人和集体偏好的诚信是一种无法执行的伦理义务,而此义务恰是实在法所依赖的。”[33]
 
  在卡多佐法官看来,“社会利益中最基本的一项是法律应是统一和公正的。不应有偏见、偏好,甚至主观的奇想或不稳定。”[34]只有法官无偏好,他的裁判才能得到被审判者的完全信任,这就要求其具有彻底的公正性。公正性—作为法治概念的核心要求,既应当是一切司法事物的基础,也应当是接受司法管辖者眼中的各种原则的基础,也就是说,公正是法官的一种完全的道德。而“在各种道德中唯有公正是关心他人的德性,有了这种德性,就能以德性对待他人,而不是只是对待自己”。[35]没有公众的认可,难有司法的公正。法官要想获得公众的信任,那就必须履行公正的德性义务,这种义务就是司法职业群体成员所公认的法官职业道德要求。
 
  司法伦理(道德)是法官在解决诉讼当事人(公民、法人、国家)之间纠纷时的一项重要内容。法官就像一枚硬币,它有两面:一面是司法独立,另一面是司法伦理。正如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的一样,司法独立要求遵守最高的伦理准则。[36]但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将司法独立误解为法官的特权。事实上,“它是民主法治政府与公民自由权利保障的基石。司法,无论是从整体还是从个体上看,都必须被视作独立于立法和行政的分支。司法和其他分支的关系应当是相辅相成,各司其职。法官应当随时小合自己的行为,无论是官方的或私人的行为,都不得侵蚀司法机构或法官个人的独立性,也不得破坏司法独立的公共形象。”[37]可以说,在法治社会中司法独立是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一种保障,或者说,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基本理念,而非司法者自身的一项特权。
 
  为了进一步说明,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具有中立性质的法官审判行为。在我们的司法职责中,法官中立性的抱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一行为导致了法官的以下道德职责:履行司法审判职务所要求的义务,而这个义务的内容是由社会安排的司法伦理规则所确定的。法官在履行这些义务时可能有一种道德理由(一种基于司法道德原则的理由),这是法官履行司法职务时需要考虑的。当然,我们绝不会在尚无任何道德要求的地方建立起一种道德要求。比如,我们绝不会将“不贪污、受贿”作为法官的道德义务,因为这样的诫律不仅只对法官有效,而是对所有理性存在者都有效。我们必须承认,义务的根据不能在人类的本性中或他所处的环境中去寻找,而只能先天地在司法理性的概念中去寻找。
 
  “德性就是自我管理所必须的头脑和心灵的能”。[38]因此,罗尔斯也认为,德性应当理解为“由一个更高秩序期望所控制的意图和倾向的相关类属,在此情况下,行动的期望来自相应的道德法令”。[39]而施贝曼则认为:“道德规范符合我们的‘与生俱来的感觉’,因此,道德规范是普遍有效的而且是先于人们而存在的。”[40]法官道德法则作为一种理性观念,它规定了一个关于法官完美人格的价值理念,这个理念应用到理性的法官身上,体现的就是法官道德的个体价值或人格价值。法官既受司法职业伦理道德法则的约束,也受其保护。司法职业道德的共同意识可以增强法官与法官之间的信任感,在遇到问题时,法官可依据职业道德确立的行为模式处事,这既可以减轻决策负担,也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法官的职业伦理规范与标准不应成为束缚法官的一种枷锁和镣铐,它们不能越界进行道德审判,而应该提请和呼吁法官承当审判的法律义务,即成就一种理性而非独裁的伦理精神。我们看到,法官的职业规则其实是一种职业价值理念的凝结,也反映了一种职业道德理想,因为任何一种职业文化对何为美德的界定必然会显示出一种职业伦理倾向。
 
  五、结语
 
  司法伦理是法官职业共同体的理性建构,是一种制度性诉求。而法院又确确实实地是一个职业伦理实体,这一观念可能连一些法院领导也不是很清楚。法院在国家中的司法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理智功能在法官身上的延伸。事实上,法官选择理智的审思并不在于它必然能保证作出正确的判断,而是在于它能够使我们的司法裁判尽可能地保持客观。[41]法官凭借理智将其职能转化为准则,做什么事是对的以及什么事又是最应该做的,完全取决于法官对伦理规范的理解和适用。被恩格斯称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但丁认为,“人的行动不是受本能支配,而是受理智支配的。而理智本身在识别力、判断力和选择能力方面因人而异。”[42]判断力被康德称之为我们心灵的基本能力之一。法官在司法中的良好判断力就像我们判断个人身上的良好品质能力一样,它是一种在其他人做事之前就能看清楚的某些东西,知道谁值得信任、谁不值得信任的能力。[43]如果法官是一个具有良好品质能力的人,他会坚持对法官职业伦理规范的遵守,抵制情感和激情的欲望。如果法院是有品行的法院,它将坚持法官职业伦理规范所指示的原则,抵抗外界力量的干扰。能够超越时代并给后世带来灵感的法官,一定是那些具有道德勇气和洞察力、崇尚永恒的法律信仰的人。毫无疑问,“能够酝酿法律的人一定很留心生活的道德力量。套用神学中关于上帝的论述,我们可以说,遵循法律之言即是对法律的信仰,守法即是精神上视野清晰的源泉。”[44]
 
【注释】
[1]参见《加拿大法官职业道德原则》,载怀效锋主编:《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2]参见张大海:《理论与实然之间:有关司法职业共同体的话题》,
http://ssf.huel.edu.cn/Item/Show.asp?m=1&d=121,2016年6月6日访问。
[3][美]约翰· M·瑞斯特:《真正的伦理学—重审道德之基础》,向玉乔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4]从词义上看,伦理与道德的含义存在着诸多重叠之处。从词源本身来看,伦理与道德有着相似的词根,英语中“Ethos”一词指的是某一社会生活方式的特征,“Mores”指的是根植于某些生活方式之中的通常价值观和标准。在通常的语境下,人们将“道德”与“伦理”作为近义词使用,两者相互兼容,并不作严格的区分。
[5]李建华:《官员的道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6]参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37~140页。
[7]同上注,第138~140页。
[8][美]迈克尔·舒特:《执业伦理与美国法律新生》,赵雪刚、牛明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页。
[9]参见谈际尊:《伦理理性化与现代生活方式—韦伯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10][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11]同前注[1],怀效锋主编书,序言第2页。
[12][美]罗伯特·N.威尔金:《法律职业的精神》,王俊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13]同上注,第18页。
[14]参见周永坤:《提升司法公正的路径选择—以正当程序和司法良知的关系为切入点》,《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15][印度]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16][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1页下注释9。
[17]参见吕芳:《中国法院10年(2000~2010年)法律适用问题探讨》,《法学》2011年第7期。
[18]参见[英]约瑟夫·拉兹:《公共领域中的伦理学》,葛四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19]宋希仁主编:《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
[20]参见[英]理查德·贝拉米:《政治宪政主义》,田飞龙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第72页。
[21]高兆明:《伦理学理论与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
[22]肖扬:《司法改革及法官德才论》,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fzyj/article_2012071063439.html , 2014年10月31日访问。
[23]同前注[18],约瑟夫·拉兹书,第258页。
[24]参见[德]H.殷科:《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25]同前注[15],阿马蒂亚·森书,序,第9页。
[26]Guide to Judicial Conduct(2013.3), http://www.judiciary.gov.uk/about-the judiciary/the-judiciary-in-detail/how-the judiciary-is-governed/guide-to-judicial-conduct, last visit on Jan. 30, 2014.
[27][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28][美]托马斯·内格尔:《利他主义的可能性》,应奇、何松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29]参见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页。
[30]参见邹川宁:《司法理念是具体的》,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89页。
[31]同前注[19],宋希仁主编书,第74页。
[32]参见[澳]汤姆·坎贝尔:《法律与伦理实证主义》,刘坤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4页。
[33]同上注,第9页。
[34]《关于法官行为与伦理的背景材料》,同前注[1],怀效锋主编书,第532页。
[35]戴金堂、罗金远:《伦理学讲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36]参见[加拿大]詹姆斯·泰勒:《加拿大司法行为与职业伦理准则》,同前注[1],怀效锋主编书,第295页
[37]同前注[26]。
[38][美]史蒂芬·B·斯密什:《政治哲学》,贺晴川译,后浪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86页。
[39]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92.
[40][德]诺博托·霍尔斯特:《何为道德—一本哲学导论》,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41]同前注[15],阿马蒂亚·森书,第35页。
[42]同前注[19],宋希仁主编书,第154页。
[43]同前注[38],史蒂芬·B·斯密什书,第99页。
[44]同前注[12],罗伯特·N.威尔金书,第149页。

来源:《法学》2016年第10期

版权声明:本站系非盈利性学术网站,所有文章均为学术研究用途,如有任何权利问题,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责任编辑:李想

上一条: 论司法多元功能的逻辑关系

下一条: 公序良俗在我国的司法适用研究

版权所有:中国私法网
本网站所有内容,未经中国私法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违者必究。
联系电话:027-8838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