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1.1 401 Access Denied 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如何界定“直接责任人的财产不能清偿债务”的问题。实体法没有给出答案,只能从程序法中寻找答案。由于执行活动具有阶段性,被执行人财产的发现也具有阶段性,如果直接责任人故意隐匿财产来伪造不能清偿债务的状态,或出现现阶段没有财产但是在未来可能获得财产的情况下,应当怎样执行?在我国普遍存在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查找执行财产应当达到何种程度才可以确定“直接责任人的财产不能清偿债务”呢?笔者认为,此问题涉及执行程序,需要结合我国的执行程序进行深入研究,现阶段可暂时采取两种解决方式:第一,可以对执行设定一定期限,在执行开始之后六个月的时间内,直接责任人没有财产或者现有财产不能完成清偿,执行机关可以自动开始执行补充责任人的财产。为了方便被侵权人实现权利,对直接责任人申请执行可以视为对直接责任人执行之后可以对补充责任人进行执行,从而提高执行的效率。第二,可以赋予执行申请人申请变更执行人的权利。《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九部分仅仅规定了执行机关可以依职权变更被执行人的权利,而执行申请人不能直接申请要求变更执行人。如果出现直接责任人下落不明的情况,执行申请人可以直接要求变更被执行人,执行补充责任人的财产。执行机关对直接责任人下落不明可以采取形式化的查明,并不违背执行程序的基本法理。同时,为了保障补充责任人的利益,如果执行机关在未穷尽之时即追加补充责任人,或执行申请人主张的直接责任人下落不明不属实的,补充责任人可以行使先诉抗辩权,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25条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四、补充责任程序问题之反思与展望

  民法上的补充责任无疑具有与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不同的独特价值。在责任承担上,补充责任强调当直接责任人无法清偿之时由补充责任人予以承担,这弥补了按份责任中债权人无法得到完全给付的缺憾;补充责任的履行附有条件,强调补充责任人是对直接责任人不能给付的部分予以承担,在责任承担上既有先后性又有补充性,矫正了连带责任对债务人的过于苛严,合理地分配了债务人之间的义务;补充责任履行之后,在债权人得到赔偿的范围内债务人的责任得以消灭,避免出现债权人获得双重受偿的情况。可见,在理论上,补充责任制度能够公正地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以及多数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一方面给予债权人必要的充分的保护,使债权人的给付获得双重保障,另一方面又考虑到了债务人的责任程度,不致使其承受过重的负担,这样的承担方式就显得比简单的连带责任、按份责任更加公平。[16]但补充责任所适用的诉讼程序究竟是否可以实现补充责任设定之初的目标呢?从当前的程序运作来看,补充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无法统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这一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归结为三点:

  第一,我国民事诉讼法本身过于粗疏与原则,无法应对过于复杂的程序要求,仅有的多数人程序根本无法应对多种共同责任的适用需求,缺少合适的程序来保障补充责任的实现。例如我国的共同诉讼制度仅包括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和普通共同诉讼制度,而未区分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尽管《民事诉讼法解释》努力列举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适用的类型,但其仅限定于特殊的纠纷类型,缺乏总括式的规定,这使我们无法利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来解释补充责任的诉讼程序,而只能在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之间徘徊。尽管可以利用牵连的必要共同诉讼来进行解释,最终无法逾越没有实定法规定的阻碍,同时也受牵连共同诉讼概念与适用类型不确定的影响。而且必要共同诉讼过度依职权追加被告,呈现出极强的职权主义色彩,这与我国民事诉讼不断弱化职权主义的大趋势相偏离,注定会引来反对声音。

  第二,实体法与程序法研究被条块式分割。补充责任是民事实体法研究之问题,而补充责任的程序适用也多为实体法学界所主张,程序法学界极少对此问题进行关注,从而无法将实体法学的程序要求纳入程序法的体系与规范之内。多种程序类型并存虽然可以解决实际问题,但如果综合起来分析,程序内部存在着激烈的冲突,直接冲击了民事诉讼自身的体系化与规范化,而这一点并未引起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共同重视,例如采有顺序的请求权作为解释就直接限制了当事人的诉权,并与诉讼标的的识别发生冲突。实体法与程序法本密不可分,为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实体法上的规定如何能在程序中得到反映和运用,将直接影响到实体制度设立之目标是否可以实现。现阶段条块分割的现状阻碍了对补充责任乃至共同责任适用程序的研究。

  第三,实体法学并未确立完整而体系化的共同责任制度,使多种共同责任形式的适用范围以及适用规则处于模糊状态。[17]从域外比较来看,补充责任之适用范围极其有限,而我国补充责任之适用竟然可以列举出十几种具体规范。在理论上,我们不否认补充责任具有不同于其他共同责任的价值,但实体法在设定补充责任之时却也鲜有考虑到其诉讼程序问题,对理论的研究多于对实践的研究,从而没有观察到补充责任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如有学者指出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的补充赔偿责任诉讼的性质与侵权法领域的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基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侵权之诉,而后者则是债权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得到实现而进行的债权人代位诉讼,两者都属于补充责任吗?[18]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在侵权责任法领域明确规定了三种适用补充责任的情形,《侵权责任法》第37条与第40条所规定之安全保障义务人之补充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被当作普通的按份责任,实体法学界却未对此作出回应。

  现阶段,补充责任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不可回避的责任形式,在立法之时也曾有将“补充责任”上升为一般的责任形式的倾向,[19]而其特殊的诉讼程序也应当受到相应的重视。在《民法典》编纂之际,有必要从实体法角度明确补充责任的独立地位,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共同责任形式,统合散落于民商事法律中的补充责任规范,明确补充责任的一般规则与具体类型,认可补充责任人享有先诉抗辩权,设计补充责任应适应的程序性规范,将补充责任的顺序性限于执行程序中。

   【注释】

  [1]也有学者认为采用按序责任一词更加妥当。从程序法角度来说,按序责任更能体现程序运作的过程,但因为近年来实体法学界更多适用补充责任一词,为了用词上的统一,笔者遂在此使用补充责任一词。

  [2]补充责任在域外理论界也一直受到质疑。我国有学者针对我国立法中的补充责任提出了异议,请参见陈传法:《拷问补充责任》,《中国法学会2009年民法年会论文集》。而相关比较法补充责任或补充债务的论述,请参见李中原:《论民法上的补充债务》,《法学》2010年第3期。

  [3]对我国民商事立法中补充责任的形态归纳请详见邬砚:《侵权补充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166页;李中原:《论民法上的补充债务》,《法学》2010年第3期。

  [4]尹伟民:《补充责任诉讼形态选择》,《江淮论坛》2011年第4期;黄龙:《民事补充责任研究》,《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4期。

  [5]张志军:《民事补充责任论》,上海社科院法学所2007年硕士论文,第11-12页。

  [6]谢文哲、宋春龙:《补充责任适用程序研究——以〈侵权责任法〉第37条、40条为切入点》,《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5期。

  [7][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39页。

  [8]我国并未在《民事诉讼法》中设定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而仅仅在《民事诉讼法解释》中列举了可以适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特定类型。因此若无明文规定,并不能适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9]有学者认为《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规定的补充责任亦应当适用第三人的程序。参见曹云吉:《论“民事共同责任”的诉讼形态——以〈公司法解释(三)〉中的民事共同责任为分析对象》,《民事程序法研究》第十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3-106页。

  [10]沈关生:《经济纠纷案件中的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11]同前注[5],第10-11页。

  [12]李中原:《不真正连带债务与补充债务理论的梳理与重构——兼论多数人债务体系》,《私法研究》(第8卷),第197-234页。

  [13]章武生、段厚省:《必要共同诉讼理论误区与制度重构》,《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

  [14][日]高桥宏志:《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张卫平、许可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238页。

  [15]该规定第76条:被执行人为无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无能力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该独资企业业主的其他财产。第77条规定:被执行人为个人合伙组织或合伙型联营企业,无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追加该合伙组织的合伙人或参加该联营企业的法人为被执行人。

  [16]在民法理论上,补充责任有完全的补充责任和不完全的补充责任之分。在适用不完全的补充责任之时,由于补充责任人并不对债权人承担完全的给付责任,所以也有可能出现履行补充责任条件成立之后,在补充责任人有完全清偿能力之时,债权人仍然不能得到完全的给付。

  [17]早在2005年,已有学者提出在《民法典》编纂时应注意共同责任体系化的观点,参见俞巍:《共同承担民事责任的若干形态及诉讼程序》,《人民司法》2005年第7期。

  [18]参见前注[9]曹云吉文,第93-106页。

  [19]在《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14条规定:“损害事由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责任。法律规定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补充责任或相应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此法条规定在草案第二章“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的一般规定中,与按份责任和连带责任的条款并列,体现了立法者将补充责任提升为一般责任形式的倾向,但是在最终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中该条并未被采纳。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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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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