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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普赫塔的法学建构:理论与方法


发布时间:2016年5月18日 舒国滢 点击次数:3855

[摘 要]: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普赫塔在德国历史法学派的理论阵营中属于“罗马派”,他提出“习惯法”、“制定法”和“科学法”三种法源的理论,认为科学法乃历史学派所开创的法源理论之“拱顶石”。在他看来,科学法不过是“纯粹逻辑演绎的结果”,一种法学家自己学说的直白记述而已,它可以采取一种独特的“概念的谱系”方法来获得。此外,普赫塔于1838年出版的《学说汇纂教科书》中发展出“一种学说汇纂学的法教义学”,对于19世纪中后期的 “学说汇纂学派”之学说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科学法;历史法学派;罗马法;学说汇纂;普赫塔

    在19世纪德国法学发展的过程中,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崛起乃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众所周知,历史法学派的形成与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1779-1861)个人的活动有直接的关联。除此之外,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就是被誉为“历史学派第二首脑”(zweites Haupt der historischen Schule)[1]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普赫塔(Georg Friedrich Puchta, 1798-1846)。普赫塔的法学思想涉猎广泛、内容庞杂,而汉语学界对此却一直鲜有专门的研究。本文试图从普赫塔众多的著作中采撷其中较有影响力的理论部分,重点阐述其法学建构的理论和方法。
 
  一、德国历史法学派的理论阵营
 
    我们要研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普赫塔的学说,首先应大体了解一下德国历史法学派的理论阵营。
 
    “历史法学派”的建立是以《历史法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liche Rechtswissenschaf)的创刊为标志的。1815年夏季,为阐明历史法学派的宗旨并致力于历史法学的研究,时任柏林大学罗马法教授的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法律史教授卡尔·弗里德里希·艾希霍恩(Karl Friedrich Eichhorn, 1781-1854)以及约翰·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申(Johann Friedrich Ludwig G?schen, 1778-1837)三人共同创办了学派“机关刊物”——《历史法学杂志》。在该杂志的创刊号(第1期)的“发刊词”——《关于本刊之目的》(Ueber den Zweck dieser Zeitschrift)中,[2]萨维尼把法学家的学术阵营分为具有“根本差异”的两个学派:一个是“历史学派”(die geschichtliche Schule);另一个被笼统地称为“非历史学派”(die ungeschichtliche Schule)。[3]他自己及其他刊物编者属于前者,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形成的其他学派(比如,沃尔夫学派、优雅学派、哥廷根学派、历史-哲理法学派)则统统属于后者。[4]故此,随着《历史法学杂志》的创刊,历史法学派实际上宣告成立。
 
    在历史法学派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其成员认同和坚持学派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比如,“法形成于民族精神”),但他们在学问志趣、研究方向,乃至价值理念上尚存有较大的差别:一些人把作业的重心放在罗马法的研究上,试图从中开发出德国法学知识的生长之点;而另一些人则对“罗马法在德国的合法性”(die Berechtigung des r?mischen Rechts in Deutschland)产生疑问,[5]于是他们把注意力放在日耳曼(或德意志)法律传统之整理、耙梳上,以期建立真正的具有德意志民族特性的法学。
 
    这样,历史法学派内部实际上就形成了两个支派:一个被称为“罗马派”(Romanistik),另一个被称作“日耳曼派”(Germanistik)。
 
    “罗马派”的代表人物首先就是萨维尼本人,在萨维尼之后,则有1842年接替萨维尼在柏林大学教席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普赫塔以及先后在巴塞尔(1845年)、罗斯托克(1846-1849年)、基尔(1849-1852年)、吉森(1852-1868年)、维也纳(1868-1872年)、哥廷根(1872-1892年)等大学担任教授的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 1818-1892)等。
 
    “日耳曼派”的奠基人即为卡尔·弗里德里希·艾希霍恩,尽管他与萨维尼共同创办历史法学派的机关刊物《历史法学杂志》,但他在学问志趣上并未完全受到萨维尼影响,甚至反对萨维尼的浪漫主义“民族”思想(der romantische ?Volks“Gedanken),而更多地追随“哥廷根学派”(die G?ttinger Schule)[6]之实用主义的历史理解方法来研究德意志国家-法律史和德意志私法,并于1815年发表了历史法学派的另一篇纲领性文章——《论德国法的历史研究》(über das geschichtliche Studium des Deutschen Rechts, 1815),为历史法学派的日耳曼支派的研究奠定了基础。[7]
 
    “日耳曼派”以艾希霍恩为榜样致力于研究法律中的日耳曼-德意志的文化因素,思考“纯粹的”德意志法,即“自称源头是德意志的、未受共同法影响的法”,其目标是在科学的基础上以与共同法相竞争的方式“重构”所谓的“德意志共同私法”(Gemeines deutsches Privatrecht)。[8]
 
    艾希霍恩之后,“日耳曼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雅科布·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9]格奥尔格·贝塞勒(Georg Beseler, 1809-1888)和奥托·冯·基尔克(Otto von Gierke, 一译“祁克”,1841-1921)等人。格林虽为萨维尼在马尔堡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且终身在人格上追随萨维尼,但他并未承继其师的学业,而专注于日耳曼和德意志法律古文献的研究,他本人并不承认罗马法与日耳曼法(德意志法)之间的对立,不主张在生效的德国法中排除罗马法因素;[10]贝塞勒声称自己是萨维尼的追随者,认为自己的思想“由萨维尼的基本观点引出”,[11]并尝试将萨维尼的理论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架构,却批评萨维尼的理论忽略“从民众生活的自然基础中生发而来”的民众法(Volksrecht, 英文people’s law, 一译“部族法”或“民族法”),指责罗马法在德国的继受乃“国族的不幸”(Nationalunglück),[12]称罗马法为“外来”、“异域”之法(das fremde, welsche Recht),因而必须推翻其“极不适当的”主导地位,由民族精神的浪漫主义转向国族民主主义的要求,为日耳曼派反对罗马派的立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基尔克是19世纪后期历史法学派之日耳曼派的代表,认为罗马法只能给予德意志法以形式,而附着在形式上的精神是德意志“祖先的法的精神”;他赞同贝塞勒的观点,从早期日耳曼法中推导出“私法的社会责任”的观点,批评罗马个人主义的私法理论,呼唤日耳曼民族在“统一”与“自由”两种思想之间进行调和。[13]
 
    不仅如此,日耳曼支派的法学家们[比如,图宾根大学教授奥古斯特·路德维希·莱舍尔(August Ludwig Reyscher, 1802-1880)、布雷斯劳大学教授威廉·爱德华·维尔达(Wilhelm Eduard Wilda, 1800-1856)等人]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历史法学派的分支,认为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杂志》不能完全代表他们的心声,针对“法学之日耳曼派和罗马派间的争斗”,遂于1839年专门创办自己的机关刊物《德意志法和德意志法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s Recht und deutsche Rechtswissenschaft),其宗旨在于参与“建立一种祖国的法学”(eine vaterl?ndische Rechtswissenschaft)。[14]1846年,日耳曼支派的法学家联合日耳曼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献学家在法兰克福召开第一届“日耳曼学者大会”(Germanistentag/Germanistenversammlungen, 雅科布·格林被推举为该会主席),他们致力于推动“本民族的风俗和习惯具有法律效力”,“排除外来的罗马法”,在本民族基础上,在绝对的学术体系之理想的引导下,努力通过学术性概念构建一套封闭的德意志私法体系,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德国法”之目标,并且将(本民族的)法典编纂[即“统一的德意志立法”(eine einheitliche deutsche Gesetzgebung)]作为赢得“立法战争”(das Schwert der Gesetzgebung)的手段。[15]
 
    不过,正如人们后来所知道的,对德国的整个法学乃至法律制度造成更为深远影响的,并不是历史法学派的日耳曼支派,而是其罗马派。与日耳曼派不同,[16]罗马派的法学家们之工作架构和目标在于“通过经验-历史的罗马法媒介更新现行法的科学性”,[17]所以,在此方面,他们最初并不在传统的日耳曼-德意志古法[即罗马法继受前的日耳曼-德意志古法(习惯法)],而是在罗马法(包括中世纪继受的罗马法[18])中寻找“既定的素材”[他们认为,传统的日耳曼-德意志古法(作为民众的习惯法)所能提供给学术研究的素材极为有限,这样,他们宁可去研究和整理罗马法],从罗马法学家卓越的法技术(Rechtstechnik)里获取法律论证的技艺。当然,罗马派法学家们的知识兴趣并非完全属于(罗马)法律史的,[19]毋宁说,哪怕研究罗马法史,他们的着眼点仍然不过是从事现代德国法的建构工作,从现代法学的视角评价罗马法,将罗马法的历史知识用来服务于现行法,其任务在于发现和确定现行德国法中的“罗马源头”(R?mischer Ursprung),在这个范围内,从德意志民族的“法意识的罗马法元素”(die r?mischen Elemente des Rechtsbewu?tseins)中剔除那些“不再重要”或“仅仅因为我们的误解而延续着某种具有阻碍性虚假生命”的元素,以便为那些“依然具有生命力的”罗马法元素之发展与作用获得更为自由的空间。
 
    因此,我们看到,罗马派法学家们的理论雄心首先在于构建一种新的法教义学,即形成实在法(特别是实在私法)的教义学,这种法教义学的使命在于“技术-建构式地(或概念-体系式地)处理有效法”,或者说,“科学、完整地探查实在法素材,并且通过概念来逻辑地把握这些素材”,[20]而非历史研究本身。[21]
 
    当然,建构新的法教义学,本身并非像当时的法学家们(无论罗马派法学家、还是日耳曼派法学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其中扭结着极为复杂的法学问题和理论争议。比如,构建法教义学时的素材选择,“民众法”(直接的习惯法)与“法学家法”、“非科学法”(das unwissenschaftliche Recht)与“科学法”(das wissenschaftliche Recht)、“本族法”(eigenes Recht)与“异族(外来)法”(fremdes Recht)的对立,法的“外行理解”(Laienverst?ndnis)与“内行理解”(Sachverstand)之间的矛盾,那种“整个远离民众意识、最终由那些……将毕生精力奉献于自己的(学术)研究的人掌握”的法(贝塞勒语)之约束力问题,等等。[22]
 
    历史法学派的法学家们(尤其是罗马派法学家)必须在这些重大而复杂的法学问题和理论争议中选择自己的理论立场、进路和方法论,并给出自己的问题解答,通过自己的专业工作消除罗马法与德意志法之间的隔阂(对于德意志法而言,罗马法是敌人还是朋友?[23]),使“罗马法在它自己的基础之上超越自己”,进而实现“使罗马法德国化”和“罗马法的现代化”(Modernisierung des r?mischen Rechts)。[24]
 
    二、普赫塔学说的基础:法源论
 
    有了历史法学派理论阵营及其争点的勾勒,我们大致上具备了宏观把握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普赫塔学术思想之基本脉络和框架的基础。此处,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生平和著作。
 
    普赫塔于1798年出身在德国纽伦堡附近卡多尔兹堡(Cadolzburg)的一位有名的法官家庭[其父名字为沃尔夫冈·海因里希·普赫塔(Wolfgang Heinrich Puchta, 1769-1843),巴伐利亚安斯巴赫(Ansbach)的一位法官],1811-1816年在素有“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纽伦堡文科中学(当时,该校的校长即后来成名的哲学家黑格尔[25])接受教育,1816年在埃尔朗根大学学习法律,此间聆听过从他处转任该校哲学教授的谢林之普通哲学课程(比如,Intia universae philosophiae),182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823年起,先后在埃尔朗根大学(1823-1828年)、慕尼黑大学(1828-1835年)、马尔堡大学(1835-1837年)、莱比锡大学(1837-1842年)任教,1842年应萨维尼邀请到柏林大学担任罗马法教授,同时兼任立法大臣,1845年任普鲁士枢密院成员,1846年1月8日因“在一次访问途中(1845年12月29日)突感不适”而去世。普赫塔一生著有《法学百科与方法论讲义纲要》(Grundri? zu Vorlesung über juristische Encyklop?die und Methodologie, 1822)、《习惯法》2卷本(Das Gewohnheitsrecht, 1828-1837)、《学说汇纂教科书》(Lehrbuch der Pandekten, 1838)、《法学阶梯教程》3卷本(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1841-1847)、《民法论文集》(Georg Friedrich Puchta ’s Kleine civilistische Schriften, 1851)等著作。[26]
 
    普赫塔一生也致力于“使罗马法德国化”和“罗马法的现代化”的理论构建工作。其学说的基础在于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法源论。普赫塔认同萨维尼在1814年秋所发表的“学派性著作”——《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所确立的历史法学派纲领,继承萨维尼所主张的“法产生于民族的意识”的观点,承认有三种法源,即“直接的民族信念”、“立法”和“科学”,相应地,在他看来,法律可以分为“习惯法”(Gewohnheitsrecht)、“制定法”(gesetzliches Recht)和“科学法”(Recht der Wissenschaft)三种。[27]习惯法是来源于直接民族的意识,并在民族的习俗(惯习、习惯)中表现出来的法,乃“直接的民族信念”的体现;[28]制定法又称“颁行法”(promulgirtes Recht),是根据立法权力之符合体制的表达并加以公布的意志而形成的法,此时,立法机关作为民族精神的代表而存在(立法者没有与民族精神或法学家相对立的“独特法律意识”);[29]科学法是一个民族在进步的时代通过科学活动(die T?tigkeit der Wissenschaft)或科学技术工作而形成的法,它是“科学演绎的产物”(Produkt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Deduktion),即通过科学活动基于其原理(Prinzipien)还原而得,不单单是由作为民族精神之代表机关(Organe des Volkesgeists)的法学家加以表述的,不过,因为它通常通过整个民族之一部分法学家之活动而得以彰显,故而又被称为“法学家法”(Juristenrecht),此法主要存乎于法学家的意识之中,并为法学家所拥有。[30]在许多案件中,法官可能会舍弃现实的民族信念和立法,转而利用科学法,即从现行法的原理中推断出有待适用的法条(该类法条建立于内在根据之上,以科学真理所赋予的权威为基础,科学真理是其有效性的条件);此时,科学法就成为一个补充性的法源,就此而言,它也可被称作“实务法”(das Recht der Praxis),即在法院有效的法。[31]
 
    三、普赫塔的“科学法”思想
 
    在普赫塔看来,现代法律形成的过程中,法学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科学法日益成为所有法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科学不仅支配着立法,而且支配着法院实务)。正因为如此,在普赫塔看来,科学法乃历史学派所开创的法源理论之“拱顶石”(Schlu?stein)。[32]
 
   不过,若要从知识论上把握普赫塔有关科学法的思想,我们还必须研究普赫塔所提出的所谓“双重法学家法学说”(Lehre vom doppelten Juristenrecht)。[33]尽管普赫塔的法源理论受到萨维尼在1814年的论战小册子《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提出的法律之“双重生命”(“政治要素”和“技术要素”)思想的影响,[34]但他并不赞同萨维尼将习惯法和法学家法完全混同的说法。在他看来,法学家有双重职能(doppelte Funktion),即从事著述(学术研究)活动和从事实践(实务)活动;[35]相应地,法学家对法也有“双重影响”(eines doppelten Einflusses):一方面是对习惯法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科学法的影响。[36]故此,法学家法就有两面,同时包含两种成分,必须加以区分:法学家乃民族和民族精神之代表,他们对民族的习惯法有直觉代表的一面(相对于科学法而言,习惯法是“不能基于内在理由演绎得出的”法[37]),通过“自然的”法律知识来获得之,这是法学家法的“自然”成分;[38]不过,法学家的这种代表者地位只是法学家法的一个方面,习惯和习惯法不仅仅应当成为(法学家)知识的来源,而且还应当是法条的科学真理。这样,法学家法就需要一种(纯粹的习惯难以证成的)合乎技艺的程序(eines kunstgerechten Verfahrens),法学家通过自己的活动来为习惯法提供支持(或一种“外在的权威”),并且通过“有意识的科学程序”来创制新的法条,这是法学家法所包含的科学成分,其体现的是法学家法之“技艺-认知科学”的一面(这一面是科学活动,而不是民众活动)。所以,必须将两种法学家法区别开来:一种是作为“真正的习惯法”、仅仅因为法学家之“国族法律意识”的代表地位而有效的法学家法,即“法学家-习惯法”(Juristen-Gewohnheitsrecht);[39]另一种是作为上述第三种法源、基于“内在理由”推演出来的“科学的”法学家法(das? wissenschaftliche“ Juristenrecht),即科学法。[40]“科学的”法学家法(科学法)不是习惯法,并非像习惯法那样是直接由民族创造的,其权威性立足于以下三点:一是现行法的合理性;二是由现行法所引导出的原则的真理性;三是构成这些原则的结论之正确性。[41]故此,无论从事理论(或学术)的法学家、还是从事实践(或实务)的法学家都必须作为民族的代表根据所谓的科学“演绎”来建构法条,[42]他们的工作实际上简化为一种“赤裸的思维法则”(die kahlen Gesetze des Denkens)活动;此时的法学家法(科学法)不过是“纯粹逻辑演绎的结果”,一种法学家自己学说的直白记述而已。[43]此时的所谓科学“演绎”不过是指基于法律原则、在公认的标准[“事物的性质”(die Ntur der Sache)、“法学推论”(die juristische Konsequenz)和“类推”(die Analo-gie)]之观察下推导出法条。[44]
 
    科学法揭示了法的一个面向,即在“理性”中寻求法的内在根据(内在权威的面向)或者法的逻辑-体系性质:在普赫塔看来,法不仅是意志的产物,而且也是来自抽象推导之概念的产物。[45]相应地,法学不仅仅在于研究所谓“法学家们的一致意见”(die übereinstimmende Meinung der Juristen)或法学家们的“通说”(“博士们的共同意见”),而更重要的在于研究一种“建立在科学根据之上的意见”(eine ?auf wissenschaftlichen Gründen beruhende Meinung“),[46]它不纯粹是“继受性的”(rezeptiv),也不仅仅是解释制定法和习惯法,而像任何其他科学一样,法学具有“生产性”(Produktivit?t),负有“一种生产性使命”(eine produktive Aufgabe, 如上所述,科学本身是一种法源)。[47]基于这种理由,普赫塔认为,强调科学法与法学家-习惯法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因为科学法完全以科学上的“真理”(以及科学上的“谬误”)标准行事,而一个法条(法律命题)“只有通过其科学真理”才能够“具有(法效论上的)权威性”。[48]那么,完成了此项使命,建立于“内在”权威性基础上的科学“真理”即可从“现行法的合理性”(die Vernunftm??igkeit des bestehenden Rechts)中产生。
 
    在这一点上,普赫塔与萨维尼相同,不是从先验哲学出发建构法律的“先验体系”(eine ?apri-orische Systematik“),而是直接根据实在法(制定法及习惯法)的内容来构建法学的自治性和科学性,使现行法的法学(die Jurisprudenz des geltenden Rechts)有资格成为法律科学(Rechtswissenschaft)。[49]
 
    若进一步了解普赫塔的上述想法,我们在此有必要简单阐释其有关法哲学的论述,因为在他看来,法(实在法)作为“活的有机体”(ein ?lebendiger Organismus“)既可以是“特殊科学”(即法学)的对象,也可以是“一般科学”(即哲学)的对象。[50]他认为真正的法学有体系性的一面,也有历史性的一面,同样,作为法学之先决条件的法哲学亦有两方面的使命:一个是体系性的,另一个是历史性的。[51]法哲学的体系性使命涉及法的概念,即法哲学必须在体系性方面为“法的概念生成”(die begriffliche Genese des Rechts)作出阐释和说明,把法律理解为内在的自我完善的体系;[52]法哲学的历史性使命关涉“人类精神整体中的法的历史”,即它把法理解为“一个更高的有机体(世界有机体,Weltorganismus)的一部分”,将法的历史置于人类精神整体中加以探究,通过人类历史考察法的开端、发展乃至其最终的完善。[53]由于当代法还不可能达到这种完善的程度,真正的哲学家还必须像历史学家那样做一个观察者,基于普遍的世界法律史去考察“法概念在各民族历史上的展现”(Entfaltung des Rechtsbegriffs in der Geschichte, 法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创造”,它的展现乃通过各民族之历史推进的过程),在法学的(自我管辖)领域内[54]寻找法律的“最终历史根据”(der letzte historische Grund)。[55]
 
    四、体系思维与普赫塔之“概念的谱系”方法
 
    此处抛开“法概念在各民族历史上的展现”或法概念形成的“历史回答”(historische Antwort)这个话题不谈(事实上,普赫塔的知识兴趣并不是法律史,而是法的理论建构),而重点考察普赫塔有关“法概念体系”(das System der Rechtsbegriffe)的论述,因为这一部分被认为是其学说的独到之处,对后世法学家们的法学(尤其是民法法教义学)影响最大。
 
    如上所述,在普赫塔看来,法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在历史上通过民族精神而产生,建立在一定的法原则(Prinzip des Rechts)基础之上,这些法原则可以将“法条的集合”(die Massen von Rechtss?tzen)整理成序,使之成为“法制度”(Rechtsinstituten),而法不过就是由单个法条的集合整理成序的法制度构成的;[56]由此看来,法的每个部分均可按照“体系”联接起来,因为这些部分均为整体的构成要素,而整体不过是“一个在特殊的组织上展现的躯体”(ein in besondere Organe sich entfaltender K?rper)。[57]所以,在他看来,时代法学的使命在于重视法的逻辑或理性的一面,纯粹形式地处理法律问题,将制度的“有机的”关联通过(抽象的、一般的)概念之“逻辑关联”来加以呈现,旨在实现“通过法学家的法的形式再造”(die formelle Weiterbildung des Rechts durch die Juristen)之正当化。[58]
 
    所以,“体系”思考在普赫塔的法学建构工作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59]他有时称“法乃一理性的存在体”(ein Vernünftiges),认为这种存在体的一面在于“它是一个体系,构成一个属和种的有机体”。[60]故此,“法的体系性知识”成为其生前著作探讨的重点。他把法的体系性知识看作是“将法的部分联接起来的内在关联的知识”:这种知识内在地应是完美的,因为诚如上述,法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内在的体系”(只有如此认识,才能把握其性质);而且,法的体系性知识能够提供一种将所有的法的部分包含在内的保障,在此意义上,它“外在地”也应是“完美的”。[61]
 
    由此,普赫塔认为,要形成法的体系性知识,最为重要的工作在于建构[62]法条体系(das System der Rechtss?tze)以及作为法条(规则)“思考”因素之关联理解的法概念体系。这是因为,在结构上,所谓法的体系是法条体系,[63]从知识论上看,它又是由作为法条思考因素之关联理解的法学概念构成的“科学”体系:根据知识论上构建的法学概念体系,人们就可以推演出新的法条。[64]
 
    普赫塔在法条体系和法概念体系的建构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概念的谱系”(Genealogie der Begriffe)方法,[65]这种方法实际上是通过形式逻辑的方式对必要的抽象法条(规则)的理解采取一种概念层系(die Hierarchie der Begriffe)的建构思考。按照普赫塔自己的话说,法学此时的任务是在体系的关联上去认识彼此互为条件、又相互衍生的法条,以便能够追溯单个法条的“谱系”,向上回溯至其原则,并且同样地从原则向下延伸至其最外部的分支。在这样的工作中,那些隐藏在民族法律精神之中的法条被带入意识之中,并被发掘出来,只有这样,法条作为“科学演绎的产物”才清晰地产生出来。[66]这就要求法的体系性知识抓住法条的整体关联和它们相互之间的亲缘关系,以便“能够通过在其形成中起作用的所有中间环节,向上和向下追溯每一个概念的来源”。比如,当观察需要经过的某块土地(该土地的所有人指定了相邻权的所有人)的单个权利时,法学家必须一方面意识到该权利在法律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必须把该权利的来源向上追溯至权利的概念,并从权利的概念向下追溯,才能得到此项权利,该权利的性质才会被完满地确定。这个过程包括对“权利”、“物权”、“自物权”、“他物权”概念的理解,物之“使用权”及其条件、“役权”(Servitut)的界定,由此人们才会知道,一块土地(利用供役地)的役权叫做“地役权”(Pr?dialservitut),而一块土地(因为通行)需役的权利叫做“道路役权”(Wegservitut)。[67]也就是说,按照普赫塔的分析,在这里,“道路役权”首先是一项(主观)权利(或对标的的一种力);其次,它是一项“对某个物”的权利(物权);再次,它是一项“对某一他物”的权利,即物的部分附属性质的权利;而物的附属之特殊性质是物之使用,故此,“道路役权”属于“物之使用权的谱系”,这个谱系还可以不断地向下追溯。[68]
 
  上述方式就是普赫塔所讲的“概念的谱系”方法,通过该方法所形成的法就是所谓的“科学法”。以这样的方式,普赫塔也就成功地使历史法学派从法律史转向现行有效的私法。[69]
 
    五、普赫塔的“学说汇纂学”
 
    此处,我们转向考察普赫塔有关罗马法,尤其是有关《学说汇纂》的阐释和体系建构,从中或许更能够窥见普赫塔之理论脉络及其面貌。
 
    如上所述,无论萨维尼、还是普赫塔均认为科学法(或者科学的法学家法)是德国法的重要渊源,而这种科学法(法学家)的素材主要在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学家们的著作中去寻找(说到底,科学的法学概念体系的建构与实在法的素材相关联,法学家不可能抛弃既有的实在法素材去凭空构建概念体系[70])。他们和其他罗马派法学家必须像之前的注释法学派、评注法学派和人文主义法学派以及“《学说汇纂》之现代应用”中的德国法学家那样认真地对待作为古代罗马“法学家法”之承载形式的罗马法文献——主要是优士丁尼的《国法大全》,其中最为重要的(核心)部分就是《学说汇纂》。[71]
 
    正因为如此,与日耳曼支派试图从日耳曼-德意志法源中寻求资源(素材)来构建私法体系之路线不同,罗马派法学家们主要通过搜寻和整理罗马法素材,以自己的专业工作为德意志民族构建真正属于本民族的富有表达力和精确解释力的法律语言以及本民族的现代法律,或者像莱布尼茨、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ser, 1720-1794)等人所憧憬的那样,构建“科学的”罗马法,编纂一部“新国法大全”(Novum Corpus Juris)或者新的《学说汇纂》(ein neue Pandekten)。[72]
 
    沿着这样的理论企图、理路和方法,在历史法学派内部,逐渐生成出一种新的、独特的学问风格(Wissenschaftsstil),这就是所谓的“学说汇纂学”(Pandektenwissenschaft, 或者Pandektistik, [73]也译作“潘德克顿之学”),该学问的目的不再是简单地注释罗马法文本,而是通过“创造性(生产性)的教义学建构”,解释(注释)优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作为超越实证的合法性基础,以“形式-概念的、体系-构建的方法”,从中抽出一般的法规则和法概念,并对之进行体系化,来形成一种共同私法(民法)之教义学上无矛盾的实证体系,即发展出“一种学说汇纂学的法教义学”(eine pandektisitische Rechtsdog-matik)——“学说汇纂体系”[das Pandektensystem, 有时也被称作Pandektensystematik (学说汇纂体系论)],通过学说汇纂法学对概念运用的方式打造出一幅完整的符合生活关系的法秩序图景。[74]
 
    在历史上,古斯塔夫·胡果(Gustav Hugo, 1764-1844)、格奥尔格·阿诺德·海泽(Georg Arnold Heise, 1778-1851)、安东·弗里德里希·尤斯图斯·蒂堡(Anton Friedrich Justus Thibaut, 1772-1840)、路德维希·阿恩茨·冯·阿尔内斯伯格(Ludwig Arndts von Arnesberg, 1803-1878)、尤里乌斯·巴龙(Julius Baron, 1834-1898)、厄恩斯特·伊曼努尔·贝克尔(Ernst Immanuel Bekker, 1827-1916)、爱德华·博肯(Eduard B?cking, 1802-1870)、阿尔瓦斯·布林茨(Alois Brinz, 1820-1887)、卡尔·布赫尔(Karl Bucher, 1786-1854)、格奥尔格·克里斯蒂安·布尔卡迪(Georg Christian Burchardi, 1795-1882)、古斯塔夫·埃姆明豪斯(Gustav Emminghaus, 1791-1859)、卡尔·厄斯马尔西(Karl Esmarch, 1824-1887)、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凯勒(Friedrich Ludwig Keller, 1799-1860)、约翰内斯·埃米尔·孔彻(Johannes Emil Kuntze, 1824-1894)、费尔迪南·雷格尔斯伯格(Ferdinand Regelsberger, 1831-1911)、康拉德·弗朗茨·罗希赫特(Conrad Franz Rossihirt, 1793-1873)、布鲁诺·席林(Bruno Schilling, 1798-1870)、约翰·亚当·索伊菲特(Johann Adam Seuffert, 1794-1857)、卡尔·弗里德里希·费尔迪南·辛特尼斯(Carl Friedrich Ferdinand Sintenis, 1804-1866)、卡尔·阿道夫·冯·范格罗(Karl Adolf von Vangerow, 1808-1870)、弗里德里希·H·费林(Friedrich H. Vering, 1833-1896)、卡尔·格奥尔格·瓦希特尔(Carl Georg W?chter, 1797-1880)、莱奥波德·奥古斯特·瓦恩柯尼希(Leopold August Warnk?nig, 1794-1866)、奥托·温特(Otto Wendt, 1846-1911)等人都曾经撰写并出版过论述学说汇纂的作品,他们对于学说汇纂学的形成和发展均作出过各自的贡献。
 
    普赫塔于1838年出版了自己的学说汇纂学著作——《学说汇纂教科书》。在这本书的“导论”中,普赫塔明确指出,德国现行的法一部分是“本国的”,一部分是“外来的源头”,而外来源头中重要的是罗马法,其中优士丁尼的《学说汇纂》更是至关重要,其作为“继受法”而发生效力。他写此书的目的在于对以“学说汇纂”(潘德克顿)为名的“当代罗马法体系”进行系统的阐释,这种阐释应具有根本的体系特征,但也不能缺少历史要素,此种历史要素主要是指晚近的罗马法史,尤其是孕育着当代罗马法的法学史。[75]
 
    与之前的学者(比如,古斯塔夫·胡果和格奥尔格·阿诺德·海泽)不同,普赫塔从人的意志与客体关系的角度来寻找权利分类的根据。他认为,在私法中,法律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作为法律上的自由之结果)的核心就是权利,也就是说,法律关系是权利的复合体,它们通过人在关系中的交往和相互作用而得以确定。[76]所以,(主观)权利的概念是法律上认可的“意志与客体之关系”的一种表达:作为“道德意志”(自由)主体的人本身的活动是对客体的支配,这种支配的后果就是“一种支配客体的法律上的力”(eine rechtliche Macht über den Gegenstand)或者“通过法条赋予个人支配客体的力”。[77]在此意义上,任何权利都是一种支配客体的力。[78]
 
    在普赫塔看来,权利可以通过人的意志获得其内容,这是权利的自由方面,也只有这种自由的规定性不受人的地位之影响;但是,在私法关系中,人的地位在特定条件下对于其权利意志(rechtliches Willen)又具有特定的影响,所以,权利的内容部分地也通过人的地位来决定;同时,虽然一定的客体由于某种权利而受(人的)意志支配,但客体的性质也反作用于权利,它构成权利多样性的基础,[79]故此,权利的内容部分地还通过客体来决定。这样,普赫塔就把权利分类的根据分两个方面:一是从“权利依照人的地位不同”(Verschiedenheit der Rechte nach der Stellung der Personen)来分类;二是从“权利依客体的不同”(Verschiedenheit der Rechte nach dem Gegenstand)来分类。[80]
 
    从“权利依照人的地位不同”(Verschiedenheit der Rechte nach der Stellung der Personen)来对权利进行分类,实际上是不考虑个人的特性而把人当作“有机联系”之整体的一员,以此作为根据,就可以发现有亲属(家庭)关系、公法关系和教会法关系,与这些法律关系相对应的权利(法)有三种,即“私权”、“公权”和“教会权”;私权又可以分为“财产权”和“亲属权”。[81]人的公权地位和教会权地位对其私权具有影响,而人的“财产权”和“亲属权”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影响其财产关系,在家庭(亲属)关系中,除了婚姻和家长权关系外,还涉及某种特殊的财产权,比如,遗产的亲属继承及其顺位。[82]
 
    从“权利依客体的不同”来对权利进行分类,主要考察的是“权利的客体”(die Gegenst?nde der Rechte)或“权利意志的客体”(Gegenstand des rechtlichen Willens)作为分类根据,这是权利的必然和逻辑的方面[从“权利的客体”的角度看,一类权利和另一类权利在逻辑上具有不同的性质,比如,对物权不同于债权,役权不同于质权,这种不同表现出“逻辑必然性”(logische Nothwendigkeiten)的差异]。权利的客体有“物”、“行为”(Handlungen)和“人”,前两种客体完全将受权人(Berechtigten)排除在外,第三种客体可能考虑、也可能不考虑受权人。由此就形成了5类权利。(1)对本人的权利(Rechte an der eigenen Person):人格权(Recht der Pers?nlichkeit)和占有权;(2)对物权(Recht an Sachen):所有权和他物权;(3)对(他人)行为的权利(Rechte an Handlungen):债权;(4)受权人之外的对人权(Rechte an Personen au?er dem Berechtigten):夫妻(婚姻)权、家长权和子女权;(5)(财产)转入受权人并由其代表的对人权:继承权和其他财产权。[83]
 
    从结构上看,普赫塔的《学说汇纂教科书》主要有8编。其中,第1-3编可以视为“总则”部分,分别讨论“法律规定”、“法律关系”(人、权利的内容、权利的产生与终止、权利的保护)和“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的应用”等。[84]第4-8编讨论“主观权利体系”,即第4编“对本人的权利”(第1章“人格权”,第2章“占有权”);第5编“对物权”(第1章“概述”,第2章“所有权”,第3章“地上权与永佃权”,第4章“役权”,第5章“质权”);第6编“对行为的权利”(第1章“论一般之债”,第2章“各个之债”);第7编“对人权”[第1章“夫妻(婚姻)权”,第2章“家长权和子女权”,第3章“父权”];第8编“继承权”[第1章“概述”,第2章“继承权的缺失”,第3章“继承权的取得”,第4章“继承权的内容”,第5章“论遗赠”,第6章“遗产信托”,第7章“不应继承的情形”(Indignit?t)]。[85]此外,普赫塔还增加了一个篇幅较短的部分(第9编),讨论“继承权之外的财产权”。[86]
 
    普赫塔的学说汇纂学以“道德意志”(自由)作为私权构成的核心-起始范畴,运用纯粹逻辑的方法(形式-概念的方法),来构建权利(私权)概念的“公理的”、“封闭的”、“无漏洞的”体系,不仅在知识论上企图实现法学的“科学性”,而且在实践上意欲使法官的“法的发现”(Rechtsfindung)工作符合“正确涵摄的逻辑工作”(die logische Art der richtigen Subsumption)要求,通过法(权利)概念的体系化(科学化和逻辑化)来达到法的正当化,实现法的安定性和公正性。由此,普赫塔将学说汇纂学中的严格概念形式主义带到完全支配性的地位,其所描述的是“一幅现代社会的法律划分的图景”。[87]
 
    笔者把普赫塔所致力于完成的这样一种(学说汇纂)体系化(科学化和逻辑化)工作的理想称为“法律公理体系之梦”。[88]
 
    六、普赫塔学说的影响
 
    后世的法学家对普赫塔的学说,尤其是其“概念的谱系”方法论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比如,著名法学家卡尔·拉伦茨(Karl Larenz, 1903-1993)在其所著的《法学方法论》(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第2章有关“19世纪的概念法学”的论述中以其自己的理解描述了普赫塔的“概念的谱系”方法,认为普赫塔所讲的“概念的谱系”不过就是依照逻辑规则建构体系的“概念的金字塔”(Begriffspyramide),[89]在这种概念的金字塔中,处于整个金字塔塔尖的“最上位概念”(der? h?chste“ Begriff)高悬于(该金字塔)底部之上,但却正好能够在周遭形成一种纵览一切的全景视野:假如我们从(概念的)底部向上攀登,那么借助每个步骤,我们就会把一个(概念的)横向层级抛在下面。经过一层又一层,(概念)金字塔在宽度上消失,却达到了高度。宽度(即素材的丰富程度)愈来愈大,高度(即概观视野的可能性)则愈来愈小。宽度与内容相对应,高度与“抽象”概念的范围(应用领域)相对应。假如一个最一般概念(ein allgemeinster Begriff)立于(概念金字塔的)塔尖之上,人们从任何基点出发、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能够在每次放弃特殊性的过程中不断上升,将这个最一般概念之下的所有其他属概念和种概念都涵摄出来,那么一个逻辑体系的理想就得以实现。[90]沿着这样一种逻辑思考运作方式,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圆满地加以解决。
 
    正因为如此,拉伦茨认为,普赫塔带着清晰的确定性将其时代的法学指向“概念的金字塔”意义上的逻辑体系之路,并且因此而决意将它发展成为“形式的概念法学”(formale Begriffsjurisprudenz),为超过一个世纪的占主流的“法学形式主义”(juristischer Formalismus)铺平了道路。[91]换言之,从理论形态上看,普赫塔有关一般法学的观点和方法论学说(特别是有关“概念的谱系”的论述)属于“法学实证主义”[der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Positivismus, 用当代著名法律史家弗朗茨·维亚克尔(Franz Wieacker, 1908-1994)的话说,这是一种“法学形式主义”(der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Formalismus),其特点在于注重法学的形式构造,而摒弃法学的现实伦理、政治和国民经济功能],其所构建的是(源于历史法学派的)“法学实证主义体系”或“形式主义法学”(die formalistische Rechtslehre)。[92]“实证主义”或“形式主义”成为后世学人评价普赫塔法学的关键词。[93]这种“实证主义”或“形式主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事物应符合概念,而不是概念应符合事物”(Die Sache also dem Begriff, satt der Begriff der Sache angepa?t)。[94]
 
    鲁道夫·冯·耶林在1852年(时任吉森大学法学教授)出版的《罗马法的精神》第1卷中将普赫塔称为“大师”,并将这一卷题献给普赫塔[其献词为“谨以此纪念大师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普赫塔”(Dem Ankenken des gro?en Meisters Georg Friedrich Puchta)]。[95]不仅如此,耶林在1858年出版的《罗马法的精神》第2卷第2部分第39-41章有关“法律技术论”(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Technik)的论述中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一种“自然历史的方法”(die ?naturhistorische Methode “)——一种所谓的“生产性法学方法”(die produktive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Methode),[96]其主要包括三个基本的操作阶段:(1)“法学的分析”(juristische Analyse, 主要是概念建构),即分析实在法(法律)素材,从中抽象出“法律字母”(Rechtsalphabet, 即简单概念的目录),形成概念建构的技术——“法律化学”(die Chemie des Rechts);(2)“逻辑的集中”(logische Konzentration, 主要是通过“联结”(Verbinden)和“堆积”(Zusammendr?ngen)的方法,从单个既有的法条中构建原则;(3)“体系的建构”(systematische Konstruktion),即在自然历史的方法下形塑法律素材,建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身体(jurisitische K?rper),其外在形态就是法律体系。耶林试图通过上述三个基本的操作阶段,构建符合技术地形成“法律身体”的三大法则[即“实证素材覆盖法则”(Gesetz der Deckung des positive Stoffes),“无矛盾法则”(Gesetz des Nichtwiderspruchs),“法律审美法则”(Gesetz der juritischen Sch?nheit)],并把“体系的建构”称为“较高层次的法学”(H?here Jurisprudenz),相应地,则把“法学的分析”和“逻辑的集中”称为“较低层次的法学”(Niedere Jurisprudenz)。[97]在这里,他不仅赞同和接受了普赫塔的“形式的概念、建构法学”方法,而且甚至将这种法学的理论和方法推向极端[比如,耶林在论述概念和法条的特性时有一句话很有代表性:“概念是生产性的,它们自我配对,然后生产出新的(概念)。法条本身则没有这样的孕育力(diese befruchtende Kraft)……”[98]]。故此,耶林之学术的第一阶段(1842-1858年)就是在普赫塔的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99]
 
    而且,正是受普赫塔思想的感召和激励,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法学中逐渐出现了以构建私法(民法)公理体系为志业的一批法学家,他们撰写了大量以“学说汇纂”为题的具有建构性质的民法教义学专著或教科书,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我们业已耳熟能详的学派——所谓“学说汇纂学派”(Pandektisten, 一译“潘德克顿学派”或“潘得克吞学派”)。[100]正是这个学派,完成了现代民法教义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为19世纪末期《德国民法典》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实现了德国人一个世纪以来存有的“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部法律”(Ein Volk, ein Reich, ein Recht, 也译为“一民、一国、一法”)的伟大梦想。[101]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普赫塔像他的老师萨维尼一样,铸造了德国现代民法的灵魂。我们在检视德国19世纪法学的成长史时,绝不能忘记或忽略普赫塔这样一位伟大的法学家,尽管萨维尼的光芒有时遮蔽了他的身影,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著作以及著作的思想是永存的。所以,弗朗茨·维亚克尔说,普赫塔虽然在精神层次和观照能力(Anschauungskraft)与乃师萨维尼尚不可相提并论,但自19世纪30年代起,其在体系和概念建构上显示出的逻辑力和民法学方法上的影响力上均超过了萨维尼。[102]
 
 
【注释】 *“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本文系作者承担的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法学成长中的方法与知识谱系”(项目编号:14ZDA07)的阶段性成果。
  [1]Hans Schlosser, Grundzüge der Neueren Privatrechtsgeschichte, 10. Aufl.,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5,S.154.
  [2]Siehe F. C. v. Savigny, C. F. Eichhorn, J. F. L. G?schen (Hrsg.),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liche Rechtswissenschaft, Bd.1., Nicolaische Buchhandlung, Berlin, 1815,?nhal“.
  [3]Savigny, über den Zweck dieser Zeitschrift, i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liche Rechtswissenschaft, Bd.1., 1815,S.2.
  [4]对于萨维尼的发刊词,特别是有关“历史学派”和“非历史学派”的划分,蒂堡表示不满,曾经撰文予以回应,说这一划分完全是“胡闹”(Unwesen)(Siehe Thibaut, Besprechung des Einleitungsaufsatzes aus der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liche Rechtswissenschaft, in: Heidelberger Jahrbücher der Literatur, 1815,Nr.42,SS.657-661; ders., über die sogenannte historische und nicht-historische Rechtsschule, in: Archiv für civilisitische Praxis, 21. Bd., 3. Heft, Mohr, Heidelberg, 1838,SS.187-199)。
  [5]Horst Heinrich Jakobs, Wissenschaft und Gesetzgebung im bürgerlichen Recht: nach der Rechtsquellenlehre des 19. Jahrhunderts, Ferdinand Sch?ningh, München, 1983,S.103(汉译,参见[德]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王娜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6]有关哥廷根学派以及哥廷根法学派,参见舒国滢:“德国十八九世纪之交的法学历史主义转向——以哥廷根法学派为考察的重点”,《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32-40页。
  [7]Siehe Eichhorn, über das geschichtliche Studium des Deutschen Rechts, i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liche Rechtswissenschaft, Bd.1., 1815,SS.124-146; Hans Thieme, Savigny und das Deutsche Recht, in: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Germanistische Abteilung, Bd.80,1963,S.7; Gerd Kleinheyer, Jan Schr?der (Hrsg.),Deutsche Juristen aus neun Jahrhunderten: 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3., neubearbeitete und erw. Aufl.,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1996,S.121(汉译,参见[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许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Franz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 Vandenhoeck &Ruprecht, G?ttingen, 1996,S.403(汉译,参见[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89页)。
  [8]Hans Schlosser, Grundzüge der Neueren Privatrechtsgeschichte, SS.156-157.
  [9]雅科布·格林是萨维尼的学生,后来成为德国著名童话作家、语言学家、法学家,著有《家庭和儿童童话集》(即《格林童话》)、《德语语法》、《论法之诗》、《德意志法律古董》和《德语大辞典》等(参见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207页)。
  [10]Horst Heinrich Jakobs, Wissenschaft und Gesetzgebung im bürgerlichen Recht: nach der Rechtsquellenlehre des 19. Jahrhunderts, SS.93-94(汉译,参见[德]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王娜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9-91页)。
  [11]Georg Beseler, Volksrecht und Juristenrecht,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Leipzig, 1843,S.58.
  [12]Georg Beseler, Volksrecht und Juristenrecht, S.42.
  [13]Gerd Kleinheyer, Jan Schr?der, Deutsche Juristen aus neun Jahrhunderten: 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SS.52-55,146-151,168-171(汉译,见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第54-59页,第151-156页,第172-175页); Franz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 SS.403-410(汉译,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389-395页)。
  [14]Siehe Horst Heinrich Jakobs, Wissenschaft und Gesetzgebung im bürgerlichen Recht: nach der Rechtsquellenlehre des 19. Jahrhunderts, SS.77,79(汉译,参见[德]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王娜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5页)。不过,到了19世纪中叶,无论日耳曼派还是罗马派法学家均无力单独把握罗马法的继受及其后的私法发展,两派学者认识到跨学科合作的必要性,于1861年(萨维尼于斯年去世)共同创办《法律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Rechtsgeschichte),力图将《历史法学杂志》和《德意志法和德意志法学杂志》结合在一起,1880年成立萨维尼基金会(die Savigny-Stiftung),负责该刊物的编辑出版,刊物更名为《萨维尼基金会法律史杂志》(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简称ZRG),分为“罗马分部”(die Romanistische Abteilung, 简称RA)和“日耳曼分部”(die Germanistische Abteilung, 简称GA),到1911年,又分出“教会分部”(die Kanonitische Abteilung, 简称KA),实际上形成一个刊物有三份独立年刊的形式。无论如何,自从1861年后,该刊已经没有了萨维尼当年所宣示的历史学派纲领的机关刊物的性质,而变成了一份真正的研究法律史的专业杂志,它旨在促进“对不同国族法律领域”的科学研究,“尤其是那些既涉及罗马法和各种不同的日耳曼法自身、又涉及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研究”([Georg] Bruns, Die Savigny-Stiftung, in: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ZRG],Romanistische Abteilung [RA]., Bd.1,1880,SS. III-XX)。
  [15]Reinhard Zimmermann, Heutiges Recht, R?misches Recht und heutiges R?misches Recht, in:Reinhard Zimmermann, Rolf Knütel und Peter Meincke (Hrsg.),Rechtsgeschichte und Privatrechtsdogmatik,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1999,SS.14-15(汉译,参见[德]莱因哈德·齐默尔曼:《罗马法、当代法与欧洲法:现今的民法传统》,常鹏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Franz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 S.411(汉译,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395-396页); Horst Heinrich Jakobs, Wissenschaft und Gesetzgebung im bürgerlichen Recht: nach der Rechtsquellenlehre des 19. Jahrhunderts, SS.93-95,105(汉译,参见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第89-91页,第103页)。因此,与罗马派法学家不同,日耳曼派法学家则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继受前的那个时代的“日耳曼”法(das, ,germanische“Recht),但他们相对忽略欧洲大陆日耳曼各部族法(与古代末期的罗马“粗俗”法之间)复杂的混合性(Reinhard Zimmermann, Heutiges Recht, R?misches Recht und heutiges R?misches Recht, S.15[汉译,参见莱因哈德·齐默尔曼:《罗马法、当代法与欧洲法:现今的民法传统》,第23-24页])。
  [16]早期日耳曼学派的法学家们并没有给德国带来多少新鲜的法学理论,实际上,正如他们所承认的,当时的德国法学被罗马派统治,而自己这一派的学人却面临着“德意志法的贫乏”之困境(Horst Heinrich Jakobs, Wissenschaft und Gesetzgebung im bürgerlichen Recht: nach der Rechtsquellenlehre des 19. Jahrhunderts, S.80[汉译,参见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第75页]);不过,后期日耳曼派在商法(Handelsrecht)、社团法(Verbandsrecht)、不动产法(Liegenschaftsrecht)以及有关共有与信托理论(die Gesamthands-und Treuhandlehre)的教义学建构中亦曾发挥过独特的作用,有些学者在法律史层面研究了东日耳曼人的继承法、北日耳曼人的债法以及盎格鲁萨克逊的法律(Franz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 SS.422-423[汉译,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407-408页])。
  [17]比如,萨维尼就认为,罗马法作为“罗马法学家的法”(Recht der r?mischen Juristen)或“一种共同的习惯法”(ein allgemeines Gewohnheitsrecht)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性质”(eine wissenschaftliche Natur),德国已经接受了“新的生活关系”,而罗马法很“适合”这种新的关系(F. C. v.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 Bd.1., SS.78-79)。
  [18]相对于欧洲其他地区(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德国对罗马法的继受时间滞后,其法学起步也较晚。1495年,德国设立了帝国宫廷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作为帝国最高法院。法院中法官依“共同法”裁判案件,于是作为“共同法”主要内容的罗马法,在德国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大体上,北德在15世纪末,南德在16世纪中开始并逐渐完成罗马法的第一次继受过程,《国法大全》中的《学说汇纂》成为德意志私法的主要成分。这也是德国法学家习惯上把德意志地区所继受的具有“罗马源头的”私法称为“学说汇纂”(潘德克顿)的原因。借用温德莎伊德的话语,它们可称为“德国的罗马法”(Siehe Bernhard Windscheid, Das r?misches Recht in Deutschland, in: Wissenschaftliche Vortrage gehalten zu München im Winter 1858,Braunschweig, 1858)。
  [19]对于这一点,耶林在其名著《罗马法的精神》第1册第4版“前言”中曾给予明确的说明:“我关注的焦点不是罗马法,而是法,只不过我是在罗马法上进行研究与阐释。换言之,我的任务相对属于法哲学与教义学的,而不属于法律史的范围。”(Rudolf von Jhering, Der Geist des r?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I., 4. Aufl., Druck und Verlag von Breitkopf & H?rtel, Leipzig, 1878,S. IX)
  [20]Werner Krawietz, Zur Einleitung: Juristische Konstruktion, Kritik und Krise Dogmatischer Rechtswissenschaft, in: Werner Krawietz(Hrsg.),Theorie und Technik der Begriffsjurisprudenz,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1976,SS.3,6-7.
  [21]其实,通过萨维尼的观点,我们知道,罗马派法学家们所追求的所谓法学研究是历史性和体系性的综合,但19世纪中叶之后,法律史与法教义学工作开始走向分离。比如,当时有学者指出:法学因历史法学派而退化为一种历史法学,历史法学派学者只是语文学家或“古董商”。仅仅关注历史上的法学观点会阻碍法学的发展。法学要发展,完全可以发展自己的观点。一定不能让法学继续作为一门历史的、过时的法学而存在(Horst Heinrich Jakobs, Wissenschaft und Gesetzgebung im bürgerlichen Recht: nach der Rechtsquellenlehre des 19. Jahrhunderts, SS.18,27[汉译,参见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第10-11页,第20页])。
  [22]Horst Heinrich Jakobs, Wissenschaft und Gesetzgebung im bürgerlichen Recht: nach der Rechtsquellenlehre des 19. Jahrhunderts, SS.90-91(汉译,参见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第86-87页)。
  [23]Bernhard Windscheid, Das r?misches Recht in Deutschland, in: Wissenschaftliche Vortrage gehalten zu München im Winter 1858,Braunschweig, 1858,S.43.
  [24]Horst Heinrich Jakobs, Wissenschaft und Gesetzgebung im bürgerlichen Recht: nach der Rechtsquellenlehre des 19. Jahrhunderts, S.105(汉译,参见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第102页); Gerd Kleinheyer, Jan Schr?der, Deutsche Juristen aus neun Jahrhunderten: 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SS.443-445(汉译,见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第452-453页)。
  [25]但这绝不意味着普赫塔后来的法学(特别是其法哲学)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恰恰相反,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拒绝黑格尔的某些哲学概念(比如有关“自由”的概念)(Siehe Thomas Henkel, Begriffsjurisprudenz und Billigkeit: zum Rechtsformalismus der Pandektistik nach G. F. Puchta, B?hlau Verlag, K?ln/Weimar, 2004,S.31)。
  [26]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V&R unipress, G?ttingen, 2009,SS.58-59,84 ff., 124 ff.; Thomas Henkel, Begriffsjurisprudenz und Billigkeit: zum Rechtsformalismus der Pandektistik nach G. F. Puchta, B?hlau Verlag, K?ln/Weimar, 2004,SS.21-23; Johann August Ritter von Eisenhart, Georg Puchta, in: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ADB),Bd.26,Verlag von Duncker & Humblot, Leipzig, 1888,SS.685-687; Peter Landau, Georg Friedrich Puchta,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NDB),Bd.20,Verlag von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2001,SS.757-759; Paolo Becchi, German Legal Science: The Crisis of Natrual Law Theory, The Historicisms, and“Conceptual Jurisprudence”,in A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Law in the Civil Law World, 1600-1900,at 218(Damiano Canale, Paolo Grossi & Hasso Hofmann eds.,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B. V., Dordrecht, 2009).
  [27]G. F. Puchta, Pandekten, Neunte und vermehrte Aufl., Nach dem Tode des Verfassers besorgt von A. F.Rudorff, Verlag von Johann Ambrosius Barth, Leipzig, 1863,S.19; ders.,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Siebente neu vermehrte Auflage. Nach dem Tode des Verfassers besorgt von Adolf Friedrich Rudorff, Verlag von Breitkopf & H?rtel, Leipzig, 1871,S.26 f.
  [28]G. F. Puchta, Pandekten, Neunte und vermehrte Aufl., SS.20-24; ders.,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SS.27-28.欧根·埃利希认为,(普赫塔和萨维尼等人)把习惯法建立在其拘束力的“普遍的法律确信”(或“直接的民族信念”)之上,那么鉴于国法理论,这个学说仅仅意味着要有一个特殊的先决条件,即“任何一种法均出自国家,国家在特定的先决条件下(其中就包括普遍的法律确信存在这个条件)也允许国家以外的法存在”(参见[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29]G. F. Puchta, Pandekten, SS.24-28; ders.,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SS.29-31; ders., Das Gewohnheitsrecht, I., Johann Jacob Palm, Erlangen, 1828,S.146.
  [30]G. F. Puchta, Pandekten, SS.29-30; ders.,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SS.32-33; 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S.397.
  [31]G. F. Puchta, Pandekten, SS.29-30; Hans-Peter Haferkamp, Georg Friedrich Puchta und die? Begriffsjurisprudenz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04,S.141.
  [32]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S.387 ff.
  [33]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S.392.
  [34]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在其所著的《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第2部分中指出,法律具有双重生命(ein doppeltes Leben),一是作为整个民族生命的一部分,可以称之为“政治要素”(das politische Element),一是作为“掌握在法学家之手的独特科学”,即具有“独特的科学生命”,可以称之为“技术要素”。所有后继的现象均可以从法律的这双重生命原理(doppeltes Lebenprinzip)中得以解释(Siehe F. C. v. Savigny, Vom Beruf unse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Mohr und Zimmer, Heidelberg, 1814,S.7.汉译,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法制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10页)。萨维尼在1840年出版的《当代罗马法体系》第1卷第2章第14节中再次指出,法具有双重生命:它依其基本特征继续存活于民族的共同意识当中,而更为精确的发展和具体应用则是法学家阶层(Juristenstand)的特殊使命(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 Bd.1., Veit und Comp., Berlin, 1840,S.45.汉译,参见[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I),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按照当代学者的理解,法的技术要素属于科学的范畴(Siehe Horst Heinrich Jakobs, Wissenschaft und Gesetzgebung im bürgerlichen Recht: nach der Rechtsquellenlehre des 19. Jahrhunderts, Ferdinand Sch?ningh, München, 1983,S.116.汉译,参见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王娜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关于萨维尼的“法的双重要素”或“双重生命”学说,也可参见[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455页。
  [35]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S.394.需要指出的是,萨维尼在1840年出版的《当代罗马法体系》第1卷第14节有关科学法的论述,基本上接受了普赫塔的思想,比如,萨维尼在自己的著作中将普赫塔有关法学家“双重职能”(doppelte Funktion)的概念改造成为法学家阶层的“双重作用”(eine zwiefache Wirksamkeit)。其中,一个是“实质上的作用”(eine materielle Wirksamkeit),即代表整个民族所进行的民众法(部族法)的活动;另一个是“形式上的作用”(eine formelle Wirksamkeit),即以纯粹科学的方式生产(新)法的活动(Siehe F. C. v.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 Bd.1., §14,S.46)。
  [36]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S.399.
  [37]G. F. Puchta, Das Gewohnheitsrecht, II., Johann Jacob Palm, Erlangen, 1837,S.17; Jan Schr?der, Recht als Wissenschaft: Geschichte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 vom Humanismus bis zur historischen Schule (1500-1850),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01, S.197.
  [38]其实,法学家代表民族和民族精神之问题较为复杂,是不是法学家在任何时候都与民族和民族精神相一致呢?这个问题就不能简单作答,比如,在历史上,恰恰是德国法学家而并非德国普通民众接受了罗马法,不能简单地说法学家接受了罗马法就当然代表了德国民族的法意识(Siehe Horst Heinrich Jakobs, Wissenschaft und Gesetzgebung im bürgerlichen Recht: nach der Rechtsquellenlehre des 19. Jahrhunderts, S.105[汉译,参见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第102页])。
  [39]普赫塔认为,在理论家和实务家那里存在着一种“实务的双重性质”(eine doppelte Art von Praxis):它既以科学演绎的法条为基础,但也表现为法律专家的“国族法律意识”,因此包含着习惯法,通过法学家,法的续造也以习惯法规则为基础(G. F. Puchta, Das Gewohnheitsrecht, II., SS.17,21,43)。不过,此时的习惯法不再是“民众法(部族法)”,而是“法学家法”(Siehe Jan Schr?der, Recht als Wissenschaft: Geschichte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 vom Humanismus bis zur historischen Schule [1500-1850], S.208)。
  [40]G. F. Puchta, Das Gewohnheitsrecht, I., Johann Jacob Palm, Erlangen, 1828,SS.147,165-166; 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SS.393,397; Hans-Peter Haferkamp, Georg Friedrich Puchta und die? Begriffsjurisprudenz“,SS.188-190,371 ff.
  [41]G. F. Puchta, Vorlesungen über das heutige r?mische Recht, Hrsg. von Adolf Friedrich August Rudorff, Bd.1,6. Aufl., Verlag von Bernhard Tauchnitz, Leipzig, 1873,S.42f.; Thomas Henkel, Begriffsjurisprudenz und Billigkeit: zum Rechtsformalismus der Pandektistik nach G. F. Puchta, SS.72-73.参见[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
  [42]在此意义上,“法条”(Rechtss?tze)乃通过“法之科学处理”(die wissenschaftliche Behandlung des Rechts)或法学家们的“理论工作”(die theoretische Arbeit)才得以出现的(Jan Schr?der, Recht als Wissenschaft: Geschichte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 vom Humanismus bis zur historischen Schule[1500-1850],S.199)。在普赫塔看来,德国继受的“罗马共同法”(das gemeine r?mische Recht)主要是以法学家法的形式存在的(1837年之后,他又把它看作是制定法),故此,从事科学工作的法官或学者必须尽可能地考量它的“实践需求”以及与体系原则的协调性,不过,在罗马法的“精神”上总是存在着一种法之续造(漏洞填补以及科学法的构建)的潜在手段(Hans-Peter Haferkamp, Georg Friedrich Puchta und die? Begriffsjurisprudenz“,SS.448-449)。
  [43]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SS.393-394.
  [44]Thomas Henkel, Begriffsjurisprudenz und Billigkeit: zum Rechtsformalismus der Pandektistik nach G. F. Puchta, S.86.
  [45]Hans-Peter Haferkamp, Georg Friedrich Puchta und die ?Begriffsjurisprudenz“,S.194.
  [46]这是因为,法学的标准是真理,而不是像在习惯法的场合,其标准乃“民族(法学家)的信念和习惯”(Jan Schr?der, Recht als Wissenschaft: Geschichte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 vom Humanismus bis zur historischen Schule [1500-1850],S.196)。
  [47]按照19世纪德国法学家(比如,鲁道夫·冯·耶林)的理解,所谓“生产性法学”(die ?produktive Jurisprudenz“)不再满足于“讲述性阐释方式”(die erz?hlende Darstellungsweise),而是推进法学概念的表达(Horst-Eberhard Henke, Wie tot ist die Begriffsjurisprudenz?,in: Werner Krawietz (Hrsg.),Theorie und Technik der Begriffsjurisprudenz,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1976,S.390)。普赫塔也强调法学是一种生产性活动,认为它的“生产性”仅仅在于它揭示了既有法的内容,而不在于它创制了新法(参见[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0页)。
  [48]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SS.418-419.
  [49]Hans-Peter Haferkamp, Georg Friedrich Puchta und die? Begriffsjurisprudenz“,S.257; 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SS.439-440.有学者认为,由于普赫塔、萨维尼等人的提倡,在19世纪德国法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实证的、针对现行法的法学”,这种新的法学把实在法本身看作是理性的相互关联的整体,即把实在法视为一个无漏洞的内在的“体系”;它从实在法的“法理”(ratio juris, 比如“事物的性质”[Natur der Sache])中推导出法的概念和原则,而不借助于自然法的理性原理(Jan Schr?der, Recht als Wissenschaft: Geschichte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 vom Humanismus bis zur historischen Schule [1500-1850],SS.245,269-271)。
  [50]普赫塔认为,应当区分两种法学:一是“实在法学”(eine positive Rechtswissenschaft),另一是“哲理法学”(eine philosophische Rechtswissenschaft),实在法学研究“实际是什么的”法(实际的法——实在的、历史的法),哲理法学研究“应当是什么的”法(该法不是既定的,而是永恒不变的,来源于不变的理性法则,因而也可以称为“自然法”或“理性法”),两者是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整个“法的科学”(die ganze ?Wissenschaft des Rechts“)。普赫塔并没有完全回到18世纪的自然法学,而承认法的历史性的一面,把法(实在法)和法的概念的生成发展看作是“一般的有机体”或“世界有机体”的一部分(或者说,法[实在法]是历史之“有机”、“内在关联”、“理性”的产物),因而与人类的整个(精神)历史有关,故此其有关法学的论述部分地受到同时代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尤其是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之哲学观点的影响(Siehe G. F. Puchta,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32,SS.83-86; 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SS.433-434,443-444; Jan Schr?der, Recht als Wissenschaft: Geschichte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 vom Humanismus bis zur historischen Schule[1500-1850],S.208)。
  [51]我们从上文的论述中看到,承认法和法学兼有体系性(哲学性)和历史性几乎是18世纪末期以来反沃尔夫体系的法学家们(尤其是历史法学派的法学家)的共同看法(Jan Schr?der, Recht als Wissenschaft: Geschichte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 vom Humanismus bis zur historischen Schule [1500-1850],S.202)。
  [52]G. F. Puchta,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32,SS.82-86;§33,S.87 ff.
  [53]G. F. Puchta,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32,SS.84-85.
  [54]在法学领域,法学家们总是把实在法理解为“孤立化”(Isolierung)的,即把当前时代的法看作是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的法。与此不同,法哲学则把“各个民族的法”(die Rechte der einzelnen V?lker)仅仅看作是整体的“瞬间”(die Momente)和“线索”(Spuren),此时,法学家们原则上把法看作是“孤立的”(isolierte),但又必须看到它们之间是“相互连接的”,其中,某一个民族可以部分地继受其他民族的法(G. F. Puchta,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32,S.86)。
  [55]G. F. Puchta,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8,S.15 ff.; 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S.458.
  [56]法可以通过意志表达为一种规定,一种法条;构成一个民族之法的法条可以按照其规定的关系而整合于一定的集合之中,这些按照其规定的关系而整理成序的法条的集合就被称为“法制度”,例如,我们可以将“所有权”的法条的集合称为一个法制度(G. F. Puchta,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6,S.11)。普赫塔有关“法制度”的理解,同萨维尼有关“法制度”的理解有关,但又有所不同:按照拉伦茨的说法,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认为所有的法最初并非起源于立法,而来自民族的共同信念(民族精神),这种法的起源形式显然不是一个逻辑演绎,而是直接感受和直观,其最初并不涉及规范或“规则”,而只有具体的、同时也是典型的行为方式(即在其法律意义上被认识到的典型的生活关系本身)作为对象,后者由法共同体成员同样以“内在必要性”的意识普遍观察到。这样的生活关系(例如婚姻、家父权、地产所有权、买卖)被想象成(或安排为)法律上有约束的秩序,就是“法制度”,它成为法发展的起点和基础(Siehe Kar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6. Aufl., Springer-Verlag, Berlin/Heidelberg, 1991,SS.13-14)。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第1卷第2章第5节有关“法制度”的论述中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法制度连接成一个体系,它们只有在这个体系的整体关联中才能被完全理解,而法规则(法条)也只有在法制度的直观(die Anschaung des Rechtsinstituts)中才具有更深的基础。简单地说,萨维尼所讲的“法制度”乃是支配某个“法律关系”之法律上的“原型”(der rechtliche Typus),它具有“有机性”(这种有机性既表现在组成部分之活的关联中,也表现在它的持续发展之中),在法制度中,一系列法条或法规则才统一起来。故此,在萨维尼看来,法体系不是制定法体系或法律体系,而是法律关系和法制度的关联体(F. C. v.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 Bd.1., SS.9-10)。按照萨维尼[当然也包括弗里德里希·尤里乌斯·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 1802-1861)在1833年的《法哲学》中所坚持]的这种理解,科学活动必须首先指向法制度[Jan Schr?der, Recht als Wissenschaft: Geschichte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 vom Humanismus bis zur historischen Schule (1500-1850),S.261]。值得注意的是,欧根·埃利希在《法社会学原理》中曾批评普赫塔以及萨维尼对于法制度和法条之关系的理解:在埃利希看来,法制度的产生和法条的产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法制度是在社会本身,即“民族意识”中进行的,它外在地显现在行为规则(习俗)之中,而法条则是由法学家(作为著作者、教师或者法官在各自的专业活动中)表述的。普赫塔和萨维尼不是分开讨论这两种现象,而是相继讨论它们两者;他们在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异的情形下,就提出了一种在本质上只适合于法学家法的学说,然后又把这个学说援用至社会中的法律发展。事实上,法制度和法条等问题涉及完全不同的知识领域,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只能造成混乱(参见[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517页,第520页)。
  [57]G. F. Puchta,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33,S.87.
  [58]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S.457.
  [59]Hans-Peter Haferkamp, Georg Friedrich Puchta und die ?Begriffsjurisprudenz“,S.257 ff.所谓体系思考,是指多样性中的统一性之展开,由此作为一个意义的关联体而被认识(Siehe Kar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S.19)。应当看到,体系思考不仅为普赫塔一人所强调和重视,它基本上构成了18世纪末、19世纪中期德国法学家们(比如哥廷根学派,历史-哲理流派,蒂堡,萨维尼等人)的普遍的学术-思想倾向,这些法学家均高度评价科学体系的价值。实际上,“从体系上思考法学”或曰“给法学灌注一个体系”的思想,即所谓“法的体系的思考”,乃自然法学说[尤其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及其在法学界的门徒(丹尼尔·内特布拉德、约阿希姆·格奥尔格·达耶斯等人)的自然法学说,严格地说,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一个产物(遗产)(参见舒国滢:“近代自然科学对法学的影响——以17、18世纪理性主义法学作为考察重点”,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第21-23页)。但德国历史法学派的法学家的体系思考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自然法的遗赠”(ein ?naturrechtliches Verm?chtnis“,关于“体系与概念建构方法”乃“历史法学派最重要的自然法遗赠”的观点,Siehe Franz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 S.373.汉译,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363页),它实际上不再直接与18世纪的自然法学说发生联系,而试图通过归纳方法、从实在法素材(比如罗马法)中发展法的概念、原则、法条,建构体系[Jan Schr?der, Recht als Wissenschaft: Geschichte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 vom Humanismus bis zur historischen Schule (1500-1850),S.270]。所以,这种体系思考深深地建立在(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等人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比如,康德说:“体系的统一性是指普通的知识首次成为科学,即使知识的一个纯粹集合成为一个体系”(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93,S.748;汉译,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8-629页);黑格尔曾经尝试将“真理”作为“整体”来理解,即把真理当作是“自身循环往复、包含着对立而又处在‘具体’概念的扬弃运动之中”的东西。依此解释,真理存在的真正形式,就只能是科学的体系。由此,“体系”在科学(包括法学)中居于核心地位,演绎的体系成为“法学科学性”的代名词。此处的“体系”远远不是仅指素材的概观性和容易支配性,而是指能够保证真理的认识精神(内在的“合理性”标准、真正的科学性之必要要求)的唯一方式,这样,(萨维尼、普赫塔等人的)法的“内在体系”思想的提出,使此前一个世纪之久的法体系概念的发展达到暂时的终结,因为此前的法学的体系构建直接与“素材”(质料)相关联(按照这种理解,一个独立的体系仅仅存在于法学赋予其素材[质料]的外在形式之中),康德的知识论改变了此种旧的体系观,而使法学体系不再局限于(旧的)教科书体系,而要求法学应像其他科学一样具有独立于对象(即法本身)的科学性,它能够产生有关法的独立知识。如此说来,康德之后的客观唯心主义知识论确立了认识主体对客体(即认识对象)的科学、理性的关联[Siehe Kar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S.19 ff.;吴从周:《民事法学与法学方法》第二册,台湾地区一品文化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49-50页。Jan Schr?der, Recht als Wissenschaft: Geschichte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 vom Humanismus bis zur historischen Schule (1500-1850),S.245 f.]。
  [60]G. F. Puchta,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2,S.6.
  [61]G. F. Puchta,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33,S.87.
  [62]“建构”(construction/Konstruktion)这个词本身是19世纪德国法学界最喜欢使用的术语和“生产性法学方法”的核心操作手段。比如,鲁道夫·冯·耶林曾经指出,“我们当今的法学有两个喜欢的表述……一个在法律史方向上,另一个在教义学方向上——前者为有机发展,后者为法学建构”(Rudolf von Jhering, Der Geist des r?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II.1., Druck und Verlag von Breitkopf & H?rtel, Leipzig, 1852,S.340)。19世纪著名公法学家、德国国家法学的缔造者保罗·拉班德(Paul Laband, 1838-1918)在《德意志帝国国家》(Das Staats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es)第二版(1888年)序言中也指出,“某个特定实在法之教义学的科学使命”首先“在于法制度的建构,即将单个的法条追溯至一般的概念,另一方面,推导出从这些概念得出的结论”(Cf. Werner Krawietz, Zur Einleitung: Juristische Konstruktion, Kritik und Krise dogmatischer Rechtswissenschaft, in: Werner Krawietz[Hrsg.],Theorie und Technik der Begriffsjurisprudenz, S.3)。简言之,所谓法学的建构是将法律关系还原为法律概念的工作,它所处理的问题是将某个法律图形(或法律案型)归于法体系之中,使之与体系的一般概念形成联系(Jan Schr?der, Recht als Wissenschaft: Geschichte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 vom Humanismus bis zur historischen Schule [1500-1850],SS.267-268)。
  [63]法不以法律关系为内容,因而不是法律关系体系。在这一点上,普赫塔与萨维尼的看法不同。
  [64]通过阅读普赫塔的著作,可以看出,法条是法本身的构成因素,它是通过法概念来思考或理解的,法条只有通过概念的科学演绎(概念的谱系追溯)才会清晰地产生出来。由此可以推断出下面这一观点:离开了法概念,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法条,当然也并不知道什么是法。后来,伯恩哈德·温德莎伊德在其所著的《学说汇纂教科书》第1卷第24节中更明晰地表述了法条和法概念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法条的真正思维是法学探讨的对象,这种思维也表现在概念上,即表现在“思考因素之关联理解”(Zusammenfassungen von Dankelementen)上;因此,“只有基于法概念的充分理解,真正的法体系(即法条的内在整体关联)才能够产生”(Bernhard Windscheid, Lehrbuch des Pandektenrechts, Bd. I, 3. Aufl., §24,S.59)。上面的论述说明,法学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必要性,没有法学概念体系,就很难说有所谓的法的体系或法条体系。
  [65]普赫塔在不同著作,甚至同一著作的不同地方,既使用“概念的谱系”,也使用“法条的谱系”(比如,他在《法学阶梯教程》第1卷第15节讲“法条的谱系”(Genealogie der Rechtss?tze),在第33节讲“概念的谱系”(Siehe G. F. Puchta,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15,S.33., §33,S.88)。那么,普赫塔法条的谱系和概念的谱系(说到底,法条和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后世学者对此的看法不一(Siehe 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S.763 ff.)。也有学者(比如,法兰克福大学法律史教授约阿希姆·吕克特[Joachim Rückert, 1945-])认为,“概念的谱系”并不是普赫塔的原创,萨维尼早在1814年的《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就曾提及罗马法学之“概念和原理”(die Begriffe und S?tze)的“存在”与“谱系”(Daseyn und Genealogie)(Siehe F. C. v. Savigny, Vom Beruf unse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S.17[汉译,参见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第23页]; Thomas Henkel, Begriffsjurisprudenz und Billigkeit: zum Rechtsformalismus der Pandektistik nach G. F. Puchta, SS.35-36,besonders, Anm.180)。
  [66]这一段话对于理解普赫塔的“概念的谱系”或者其“概念金字塔”式的法概念体系极为重要,被后世学者(尤其是德国法学者)频繁引用[原话见G. F. Puchta,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15,S.33.另见Puchta, Organischer Zusammenhang des Rechts (Auszug),in: Hans Hattenhauer und Arno Buschmann (Hrsg.),Textbuch zu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Mit übersetzungen, 2.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08,S.195; Kar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S.21]。在科学法的知识获取上,普赫塔承认有“双重操作”(die doppelte Operation)方法:一是“法学推论”(die juristische Konsequenz, 即基于[案型依性质归属其下的]原则推断法条),二是“类推”(Analogie, 即在既存的法之相似情形中推断法条)(Siehe G. F. Puchta, Das Gewohnheitsrecht, II., S.16; ders, Pandekten, S.30)。有关“原则”、“事物的性质”、“法学推论”和“类推”的相互作用,参见Thomas Henkel, Begriffsjurisprudenz und Billigkeit: zum Rechtsformalismus der Pandektistik nach G. F. Puchta, S.92 ff.不过,后世的法学家,比如,菲利普·赫克(Philipp Heck, 1858-1943)把从上位概念(原则)推导出特殊概念和法条(新规则)这一过程称为“颠倒方法”(Inversionsmethode)或“颠倒程序”(Inversionsverfahren)[Siehe Philipp Heck, Was ist diejenige Begriffsjurisprudenz, die wir bek?mfen?(1909),in: Günter Ellscheid und Winfried Hassemer (Hrsg.),Interessenjurisprudenz,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1974,S.42]。
  [67]G. F. Puchta,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33,S.88.
  [68]Siehe Kar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S.21 ff.
  [69]Hans Schlosser, Grundzüge der Neueren Privatrechtsgeschichte, S.154.
  [70]Jan Schr?der, Recht als Wissenschaft: Geschichte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 vom Humanismus bis zur historischen Schule (1500-1850),S.266.
  [71]欧根·埃利希指出,“在《国法大全》中包含的几乎全部法学家法都逐渐转化为欧洲大陆的共同法,相反,由国法转化的却出奇地少”。参见[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
  [72]Hans Schlosser, Grundzüge der Neueren Privatrechtsgeschichte, SS.149-150; F. C. v.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 Bd.1., ?Vorrede“,S. XV; ders., Vom Beruf unse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SS.75,78-79(汉译,参见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第94页,第98页);Reinhard Zimmermann, Heutiges Recht, R?misches Recht und heutiges R?misches Recht, S.11(汉译,参见莱因哈德·齐默尔曼:《罗马法、当代法与欧洲法:现今的民法传统》,第18页)。
  [73]欧根·埃利希则较早用另一个德文词——Pandektologie来表达“学说汇纂学。”参见[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页。
  [74]Siehe Hans Schlosser, Grundzüge der Neueren Privatrechtsgeschichte, S.152; Thomas Henkel, Begriffsjurisprudenz und Billigkeit: zum Rechtsformalismus der Pandektistik nach G. F. Puchta, S.12; Eugen Bucher, Was ist, Begriffsjurisprudenz?,in: Werner Krawietz (Hrsg.),Theorie und Technik der Begriffsjurisprudenz, SS.370-371.
  [75]G. F. Puchta, Pandekten, Neunte und vermehrte Auflage, SS.1-10,16.
  [76]在后来出版的《法学阶梯教程》中,普赫塔进一步指出,“权利使人(Mensch)成为人(Person),并通过人的活动本身加以确定”(G. F. Puchta,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28,S.68.)。
  [77]G. F. Puchta, Pandekten, Neunte und vermehrte Auflage, SS.46-47.
  [78]G. F. Puchta,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30,S.72.
  [79]G. F. Puchta,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30,S.73.
  [80]G. F. Puchta, Pandekten, Neunte und vermehrte Auflage, SS.50,71.
  [81]G. F. Puchta, Pandekten, Neunte und vermehrte Auflage, S.50.
  [82]G. F. Puchta, Pandekten, Neunte und vermehrte Auflage, SS.69-70.
  [83]G. F. Puchta, Pandekten, Neunte und vermehrte Auflage, S.71 und Anm.(a).需要指出的是,普赫塔在《法学阶梯教程》以及其他著作中对5类权利的排列顺序有一些调整(比如,把“对物权”放在第1类,接着是“对人权”和“对行为的权利”,最后一类才是“对本人的权利”),而且“受权人之外的对人权”和“转入受权人并由其代表的对人权”也分别转换为其他的表述,比如,“对其他人的权利”(或“对我们以外的人的权利”[Rechte an Personen au?er uns ])和“转入我们的对人权”(Rechte an in uns übergegangenen Personen)(G. F. Puchta,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Bd.1., §30,SS.73-79. Also see 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SS.707-761).
  [84]G. F. Puchta, Pandekten, Neunte und vermehrte Auflage, SS.19-174.
  [85]G. F. Puchta, Pandekten, Neunte und vermehrte Auflage, SS.175-791.
  [86]G. F. Puchta, Pandekten, Neunte und vermehrte Auflage, SS.792-796.
  [87]Franz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 SS.399,436 f.(汉译,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386页,第418-419页); 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SS.700-707;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第372-373页。
  [88]参见舒国滢:“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兼谈‘论题学法学’的思考方式”,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3页。
  [89]Kar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S.19.需要说明的是:在拉伦茨之前,已经有人使用过“概念的金字塔”一词来评论普赫塔所代表的所谓“概念法学”。比如,菲利普·赫克在1932年所著的《概念形成与利益法学》一书中用“演绎的概念金字塔”(einer ?deduktiven Begriffspyramide“)来描述历史法学派,尤其是普赫塔的体系方法,他指出,“历史学派……原本……以演绎的概念建构的科学纲领”作为出发点,通过“这种想法……而形成演绎体系的理想,人们可以说,而且或许应当公正地说,这是一种‘演绎的概念金字塔’”,即一种概念分类的理想,其漏洞可以通过纯粹的推导从上位概念中推演出来(Philipp Heck, Begriffsbildung und Interessenjurisprudenz, J. C. B. Mohr, Tübingen, 1932,SS.67,73,159,165ff.);德国社会学家、法学家弗朗茨·W.耶路撒冷(Franz W. Jerusalem, 1883-1970)于1948年出版的《法学批判》中也提及概念法学的“概念金字塔”,把它看作是“非真正的体系”或“假体系”(die Pseudosysteme),与“真正的体系”(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所提出的“理性法的概念金字塔”)相对(Siehe Franz W. Jerusalem, Kritik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erlag Josef Knecht-Carolusdruckerei, Frankfurt am Main, 1948. S.133 ff.; ders., System und Begriffsjurisprudenz, in: Werner Krawietz[Hrsg.],Theorie und Technik der Begriffsjurisprudenz,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1976,SS.308-309; Hans Schlosser, Grundzüge der Neueren Privatrechtsgeschichte, S.153)。当然,并非所有的德国学者都认可(拉伦茨等人)将普赫塔所讲的“概念的谱系”说成是“概念的金字塔”,也就是说,“概念的金字塔”之说可能包含着对普赫塔理论方法的误读(Siehe Thomas Henkel, Begriffsjurisprudenz und Billigkeit: zum Rechtsformalismus der Pandektistik nach G. F. Puchta, SS.46-113)。
  [90]Kar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S.20.
  [91]Kar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SS.20,24.当然,“概念法学”(Begriffsjurisprudenz)一语并非拉伦茨首创,也不是菲利普·赫克的杜撰。实际上,此一术语最早来自于耶林在1884年出版的著作《法学上的诙谐与严肃》。耶林在这本著作中把“以概念进行操作”、将法学思维等同于“概念思维”的一切法学通称为“概念法学”(Rudolf von Jhering, Scherz und Ernst in der Jurisprudenz, Druck und Verlag von Breitkopf & H?rtel, Leipzig, 1884,S.347)。
  [92]按照德国学者的解释,所谓“法学实证主义”是指“只从法学的体系、概念与定理中推论出法条及其适用”的理论学说,其强调既存的法秩序是一个由制度与法条组成的封闭体系,独立于由制度与法条所调整的生活关系之社会现实之外,法官之法的发现工作局限于正确涵摄的逻辑学工作(Siehe Franz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 S.430 ff.[汉译,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415页及以下]; Gerd Kleinheyer, Jan Schr?der, Deutsche Juristen aus neun Jahrhunderten: 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S.9 f.[汉译,参见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第10-11页]; Horst Heinrich Jakobs, Wissenschaft und Gesetzgebung im bürgerlichen Recht: nach der Rechtsquellenlehre des 19. Jahrhunderts, SS.12-24,128-129[汉译,参见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第3-17页,第126-127页]; Thomas Henkel, Begriffsjurisprudenz und Billigkeit: zum Rechtsformalismus der Pandektistik nach G. F. Puchta, S.33)。
  [93]Thomas Henkel, Begriffsjurisprudenz und Billigkeit: zum Rechtsformalismus der Pandektistik nach G. F. Puchta, B?hlau Verlag, K?ln/Weimar, 2004,S.28.
  [94]Horst Heinrich Jakobs, Wissenschaft und Gesetzgebung im bürgerlichen Recht: nach der Rechtsquellenlehre des 19. Jahrhunderts, S.70(汉译,参见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第3-17页,第65页)。
  [95]Rudolf von Jhering, Der Geist des r?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I., Druck und Verlag von Breitkopf & H?rtel, Leipzig, 1852.
  [96]Jan Schr?der, Recht als Wissenschaft: Geschichte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 vom Humanismus bis zur historischen Schule (1500-1850),S.249.
  [97]Rudolf von Jhering, Der Geist des r?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II.2., Druck und Verlag von Breitkopf & H?rtel, Leipzig, 1858,SS.334-389.另见Kar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S.24 ff.;吴从周:《民事法学与法学方法》第二册,第51-71页,第100-116页。
  [98]Rudolf von Jhering, Der Geist des r?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I., ? Einleitung“,§3,S.40.(汉译,参见吴从周:《民事法学与法学方法》第二册,第11页);另见Thomas Henkel, Begriffsjurisprudenz und Billigkeit: zum Rechtsformalismus der Pandektistik nach G. F. Puchta, SS.35-36,besonders, Anm.180.
  [99]Siehe Franz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 S.400,Anm.77(汉译,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387页,注21)。不过,1858年之后,耶林的法学逐渐转向“目的方法时期”(die zweckmethodische Phase),即从概念法学转向利益法学。此时,他将“琢磨着把法学上升为一门法律数学的逻辑整体崇拜”看作是“一种迷途”,它源于对“法的本体的错误认识”。耶林指出,生活不是概念,而概念为了生活才存在;不是逻辑所要求的,而是生活、交易、法感所要求的才必须去实现,后者可能在逻辑上演绎得出,也可能无法得出(Rudolf von Jhering, Der Geist des r?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III.1., 4. Aufl., Druck und Verlag von Breitkopf & H?rtel, Leipzig, 1888,S.321)。在《法学上的诙谐与严肃》中,耶林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在法学概念的天国里——一个幻想图景》(Im juristischen Begriffshimmel. Ein Phantasiebild),批判包括其早年思想在内的所有“概念法学”。按照耶林的说法,普赫塔确实把他的许多学生,甚至把在他之后去世的老师萨维尼也变成了“概念法学家”(Begriffsjuristen)(Rudolf von Jhering, Scherz und Ernst in der Jurisprudenz, SS.247-316)。
  [100]Reinhard Zimmermann, Heutiges Recht, R?misches Recht und heutiges R?misches Recht, S.14(汉译,参见莱因哈德·齐默尔曼:《罗马法、当代法与欧洲法:现今的民法传统》,第22页)。
  [101]“一个皇帝、一部法律、一个帝国”最早是东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提出的建立新秩序的一个伟大构想,制订《国法大全》被看作是这个伟大构想的一个部分(参见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7页)。随着帝国的统一,德国1873年后开始提“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皇帝”(ein, ,Volk“,ein, ,Reich“,ein, ,Kaiser“)的口号。《德国民法典》实施时,1900年1月1日出刊的《德国法律人报》(Deutsche Juristen-Zeitung)所使用的通栏标题是“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部法律”(Ein Volk, ein Reich, ein Recht)。
  [102] Franz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 SS.399-400(汉译,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386-387页)。

来源:《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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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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