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怀念旧版

首页 私法动态 私法名家 私法研究 私法讲坛 私法茶座 私法书架 私法课堂

>   名家推荐   >   我的人格权情结与思索

我的人格权情结与思索


纪念《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三十周年
发布时间:2016年3月14日 王利明 点击次数:3083

[摘 要]:
随着对实践更深入的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同时伴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观念更新等社会诸因素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可,现代人格权一个开放的、快速发展的私权体系,有其自身相对独特的发展逻辑。中国民法典应当以《民法通则》第五章第四节的规定为依据和基础,以独立成编的形式制定和发展人格权法。
[关键词]:
人格权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编纂民法典”的历史任务,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加强人格权立法,这也是当前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项重要议题。《民法通则》第五章第四节规定了“人身权”,之后经过三十年的适用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理论界也涌现出相当丰硕的成果,为我国进一步加强人格权立法和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纪念《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三十周年,也为了给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建言献策,我想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体会,就加强人格权立法,提升人格权保护,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有浓厚的人格权情结。在近三十年的法学研究中,我对《民法通则》的人格权规定一直抱有深厚的兴趣,学术观察和思考也始终与此相伴。我不仅搜集和整理了这些规定在司法适用中的经验和问题,还以此为出发点,在系统了解欧美国家人格权法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提出中国民法典应当以《民法通则》第五章第四节的规定为依据和基础,以独立成编的形式制定和发展人格权法。随着对实践更深入的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同时伴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观念更新等社会诸因素的变迁,我下了更大功夫对隐私、个人信息、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等新类型人格权进行研究,发现现代人格权是一个开放的、快速发展的私权体系,有其自身相对独特的发展逻辑。基于此,我更坚定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认识,认为人格权法将成为未来民法的新关注领域。
 
难以忘怀的青少年记忆
 
    我之所以长期关注和研究人格权法,不仅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同时也是受个人经历的影响。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十年“文革”中度过的,那时发生了不少严重践踏人格的事件,它们至今时常萦绕在我心头,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我印象最深刻的事儿有四。一是批斗。批斗大会上,造反派将那些“地富反坏右”和各种“五类分子”用绳子捆着,带到台上示众。批斗伊始,批斗者还比较文明。但一讲到激动处,批斗者就忍不住上去对被批斗者搧耳光、施拳脚。二是游街。那时候,红卫兵和造反派带人游街示众是家常便饭,不仅仅在被示众者身上挂“铁牌”或挂小板凳游街,有时甚至把妇女剃“阴阳头”示众。三是抄家。红卫兵和造反派可以随意实施抄家行动。记得有一次,半夜突然有人敲我家门,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闯进来,把我家翻了个遍,最后什么东西也没有找到,就气冲冲地走了。四是“贴标签”。1975年我到农村插队,当时农村的阶级斗争火药味很浓,大队部经常要开批斗大会,“地富反坏右”都要挂着牌子示众并接受革命教育。
 
    我那时很年轻,只是感觉有些事不对,但说不出所以然。直到后来学习法律,接触到“人格权”,我才明白了症结所在,因此迅速对人格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随着《民法通则》的颁布,其中的人格权规定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实在法基础,相应的实践经验和问题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实务素材,我对人格权的学术研究日益深入,逐渐变成一种情结。
 
    其实,1986年的《民法通则》正是在反思“文革”期间各类暴行的基础上,专节规定了人格权制度,它明确宣告每个人依法享有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人格权,并赋予权利人在受害之后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在今天看来,正是《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开创性的规定,才催生了“人格权”观念在中华大地上的萌芽和成长。从那时起,人们逐渐意识到“挂铁牌”、“戴高帽”、“驾飞机”、“剃阴阳头”等行为是侵犯人格权的行为,是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也正是从那时起,学术话语和民间讨论才开始讲述人格权的故事。
 
《民法通则》对人格权的奠基作用
 
    近代传统民法以财产法为中心,或者说有明显的财产法倾向,但《民法通则》不仅仅注重保护财产,还对人格尊严和人格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关照,体现了现代民法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这是对传统民法重物轻人观念的一次矫正。可以说,《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集中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在痛定思痛之后对人本身的重视和关爱,彰显了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为我国人格权的发展和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回顾既往,我们不仅对《民法通则》起草者的远见卓识感到敬佩,也被其所体现的人文关怀精神所感动!
 
    另外,《民法通则》从可操作性层面为人格权提供了保障,这使得整个人权事业获得了有效的实现机制。需要提及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学术界习惯于从极为抽象的层面讨论人权概念,但该概念的内涵相当宽泛,使得这些抽象讨论不仅难以找到形成共识的支点,甚至连讨论者之间也无法相互理解。而《民法通则》规定的人格权将抽象的人权概念具体化,赋予其极强的现实性和生命力。正是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我们每个人不仅享有法定的人格权,而且可以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做斗争。正是在此意义上,说《民法通则》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是“个人人权的护身符”丝毫不为过。
 
    而且《民法通则》中的民事权利规定,特别是人格权规定,对我国人权保护事业起着相当积极的拉动效应,正是在这些规定的基础上,我国后来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弱势群体的特别法,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权益保障法》等,推动了人权发展。每次出国讲学,遇到外国同行问起关于“中国人权事业是否有进步”的问题时,我都会向他们讲述《民法通则》在保障人权事业上的巨大作用,以及它为人格权观念带来的历史性变化,甚至说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可以让他们了解《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定,从而正视我国人格权和人权事业的进步。
 
    在《民法通则》颁布实施的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与此同时,法治建设有了巨大进步,人格权立法和保护也有了长足发展。不过,在我们倍加珍惜这些发展成果的时候,也应注意到《民法通则》毕竟只有三十年的历史,且受制于诸多因素,国人还远未达到人人皆自觉尊重他人人格权的水平。其中最突出的是不少人在潜意识里仍然认为,“坏人”是没有资格谈人格权保护的,比如雷政富之类既然干了坏事,其不雅照就应当永久留在网上,让其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又如某个贪官既然是腐败分子,其花边新闻就应当在网上示众,甚至不论真假、男女和年龄;“通奸女市长”、“贪官情史大揭秘”等标签和词汇也时常可见。可以说,要想进一步提升人格权的保护,就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格权立法。
 
新时代的人格权更为重要和迫切
 
    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尽管《民法通则》的人格权规定及其实践,实质性地推动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但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今的人权观念较之前有了较大进步,这客观上也要求人格权制度要随之完备和加强。只有这样才能在符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要求的基础上,把我国的人权发展和保障事业不断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只有这样,才能积极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人权方面的立法”的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处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盛行的时代。一些高科技发明的误用或滥用,会对个人隐私等人格权带来现实威胁。有美国学者提出“零隐权”,认为在高科技时代,人们已经无处藏身,隐私暴露等人格权受侵已不可避免。目前看来的确如此,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种“人肉搜索”泛滥,非法侵入他人邮箱的现象时有发生,贩卖个人信息的行为也屡见不鲜,诸如此类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人格权,也污染了网络空间。在这种现实中,有针对性地加强人格权立法,提升人格权保护,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正如前文所言,加强人格权立法,是编纂民法典的一项重要任务,而编纂民法典,离不开《民法通则》颁布实施所积累的法律经验,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有普遍共识,人格权立法同样如此。《民法通则》将人格权与物权、债权等权利并列规定,并单设一节对人格权做了较为系统和集中的规定,这种做法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立法经验。为了体现立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了继承和总结《民法通则》的成功经验,在民法典中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就是顺理成章之举。
 
    而且,我们是在21世纪的时代背景下来编纂民法典和加强人格权立法的,时代要求在民法典中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从世界潮流来看,21世纪是一个尊重人格尊严、保护人格权的时代,正如日本民法学者大村敦志所说,从民法角度来看21世纪是人格权世纪,我国也不例外。另一方还要看到,中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使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更为良好,这就必然要求人生活得有尊严感,包括人格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与这样的历史语境相契合,民法典将发挥最根本的私法保障作用,而通过人格权法的独立成编,通过其系统化的规定,将有助于实现时代要求。

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版权声明:本站系非盈利性学术网站,所有文章均为学术研究用途,如有任何权利问题,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责任编辑:陈珂然

上一条: 民法转型的法源缺陷:形式化、制定法优位及其矫正

下一条: 《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

版权所有:中国私法网
本网站所有内容,未经中国私法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违者必究。
联系电话:027-8838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