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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不仅如此,前述天目药业案中,两名投反对票的独董被罢免、而三名投赞成票的却得以留任的事实更提示了大股东有凭借自己的好恶决定独董去留的倾向。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独立董事与中小股东素不相识,却得到大股东首肯、由董事会遴选,并可能由大股东随时罢免的情况下,指望独立董事成为中小股东的代言人未免一厢情愿。美国学者(郭丹青)已出现一次关于证监会《指导意见》“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在本质上是行政性要求”[46]的论断,更是一语中的。

    上交所副总经理周勤业曾表示,不能寄希望于独立董事解决公司治理的所有问题,不能把独立董事当作监管的延伸,尤其不能过于强调独立董事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因为董事的责任是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47]这种说法是中肯的。“独立”是一种表示关系的范畴,必须限定对象(如之于公司,抑或公司大股东、经理层)才有意义。

    四、结语

    独立董事与城管一样,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所不同者,后者是因应现实需要对本土经验的汇聚与铺陈;前者虽然本是英美法上特有的制度,却在加强证券市场监管的特定时期和特定主题下,假手香港证券精英人士舶来内地,又经历了不少概念上的演绎和生发。其中对“独立”二字望文生义的理解堪与将“可可(kou kou, cacao或cocoa)”、“雪煎(xue jia, Cigar)”等外来词汇望文生音地念做“ke ke”、“xue qie”相媲美。

    事实上,国人在学习借鉴外来制度时,想当然、断章取义,或一味模仿而罔顾自身面临的真实问题的现象并不稀见。比如所谓德国民法有“一物一权”原则,故我国民法也应习之的高论,就未能顾及权利本是理念的产物(或说是法律营造的结果),而非事实存在的特质。而按照中国古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48]的说法,一个物上当然可以叠加若干种权利。中国南方“一田两主”的旧俗也足以说明这一点。[49]因此,固执于机械、刻板、虚妄的观念,与刻舟求剑的楚人无异。

    由于在引入环节忽略了当时中国的法律已经为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公司设计了监事会制度——其制度源头可追溯到德国,制度设计者不仅无视英美公司治理结构下董事会因兼具管理和监督功能而产生的内在冲突和低效问题,也没有回答独立董事制度是否可以克服或避免监事会监督失灵的问题,更未理会将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两种制度硬性叠加在一起所可能造成的新的问题。

    按我国监管当局的设计,独立董事既要身居公司檐下,履行职责,又要刻意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和管理层在经济利益上保持一种疏离的姿态。这种既栖息又游离(或日若即若离)的处境实在需要高超的平衡艺术。于是不同的独立董事有了不同的选择:有人选择了“独立”——离开,[50]有人选择了“懂事”——不是对公司业务在行,而是读懂大股东或管理层的心语。[51]当然,也有人选择了发声,本文开头天目药业的两位独董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2014年的资料显示,近3年间,数万次投票中,7000余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仅有47次提出了反对意见,94次弃权。[52]

    其实,对于独立董事还存在着一种另类的解读,即对其“独立性”重新加以“相对化”诠释的可能。有美国学者指出,“将独立董事的定义,作为一种技术,运用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并不可行。特别是,通过立法或规则化程式(legislative or regulatory process)来界定‘独立董事’,其结果常常是令人沮丧的,要么失之过宽(too permissive),要么失之过窄(too restrictive)”。[53]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也认为为上市公司制定一个确定其董事在何种情况下是独立的标准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可行。董事是否独立的问题不应由任何客观的标准决定,而应由董事会中其他成员根据商业裁判规则决定。[54]这意味着,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应是绝对的,只存在此时此地的“独立”,而没有无时无处、时时处处的“独立”。亦即方流芳教授所说的,“证明或者表现一个人在公司事务中的‘独立性’需要具体场景”。[55]因此,独立董事任职时的“独立”条件固然重要,但如果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其独立性仍可能丧失。[56]独立董事的“独立”是相对于特定的人和事而言的。基于现有的选任机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不必然“独立”于公司大股东或管理层,而成为中小股东的代言人。在履行职责时,独立董事需要甄别情况、事项和对象发表“独立”意见,遇到与自己有利益牵连、容易导致利益冲突的人或事时,独立董事唯有通过回避,[57]才能确保自身的“独立”。一言以蔽之,“独立”是一种变动的状态,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独立标准。

    
【注释】
    [1](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页122-123。
  [2]黄锐:“中联重科独董将调查三一中联纠纷”,载《新京报》2012年12月31日,第B03版。无独有偶,新西兰恒天然浓缩乳清蛋白受污染事件曝光后,恒天然集团董事局主席约翰·威尔逊表示,将由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就此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李静:“恒天然:董事会将开展独立调查”,载《新京报》2013年8月10日,第A05版。
  [3]张泉薇:“天目药业两位独董遭罢免”,载《新京报》2014年5月27日,第B04版。23日,在第三大股东动议对其罢免后,郑、徐两位独董发表公开声明,炮轰天目药业“公司治理极其混乱,主要股东不作为”,并表示,自己在无法对公司财务数据做出真实性及准确性判断的情况下,敢于提出反对意见,恰恰是独立、尽职的表现。要求罢免他们的临时提案“是不支持独立董事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精神的不合理行为”。由于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人数应达到1/3,因此上述决议不会立即生效,郑、徐二人将任职到新的独立董事当选为止。
  [4]据说我国《公司法》在制定过程中有一稿曾有外部董事的规定,要求外部董事应从会计师、律师中选任,但1993年通过的文本中并无这一规定。石少侠:“我国公司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研究(教育部‘商法课程骨干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话,2001年11月22日)”,转引自蒋大兴:“独立董事:在传统框架中行动?(下)——超越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异向思维”,《法学评论》2003年第3期,页42。2000年底,河北省政府发布的《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暂行办法》要求公司聘任经济、金融、法律和证券等领域的专家担任独立董事。但其未规定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2001年1月,深证市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我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在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中引入“适当比例”的独立董事。(美)Donald C. Clarke(郭丹青):“独立董事与中国公司治理——兼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罗培新译,方流芳主编:《法大评论》(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07。
  [5]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的通知》(2005):“(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上市公司……要设立以独立董事为主的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十二)规范关联交易行为。上市公司……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关联交易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中的职责和作用。(十八)强化上市公司监管。……要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监管制度建设,建立累积投票制度和征集投票权制度,完善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制度、独立董事制度及信息披露相关规则,规范上市公司运作。”
  [6]实践中,还有独立董事出任公司董事长的事例。比如中航油在爆出炒作期货巨亏事件后,2006年经过重组恢复上市,其董事长为独立董事林日波。林在新加坡具有较高名望,是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张艳:“孙立出任中航油副董事长”,载《京华时报》2007年5月9日,第B34版。类似的现象近来也在中国内地出现。2010年4月28日,蒙牛乳业宣布,公司创始人牛根生的职务由公司的执行董事调整为非执行董事,但仍留任董事会主席。李静:“牛根生完成捐献所有名下股权”,载《新京报》2010年12月30日,第B07版。2013年3月4日,尚德电力公告称,由原独立董事Susan Wang(王珊)接替公司创始人施正荣担任公司董事长。钟晶晶:“施正荣辞任尚德董事长”,载《新京报》2013年3月6日,第B08版。3月6日,施正荣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震惊”,并发表声明说,董事会撤除其执行董事长的决定是“错误和非法的”,并表示会以“执行董事长”的身份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公司免受伤害。史燕君施正荣‘喊冤’”,载《国际金融报》2013年3月7日,第1版。2013年9月22日晚,上海家化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批准了董事长葛文耀的退休申请,并决定推举独立董事张纯为代理董事长。但此举被外界解读为只是权宜之计。宋镟:“学者独董暂代董事长:上海家化跌势未止”,载《国际金融报》2013年9月24日,第3版。
  [7]美国原安然公司的董事会17个席位中,除了安然董事会主席Kenneth L. Lay、首席执行官Jeffrey K. Skilling、安然公司主席高级顾问John A. Urquhart三人外,其余董事或是其他公司的主席或前主席,或是某大学教授,均为外部董事。而明确标明为“独立董事”的,只有John Wakeham(英国国会上议院能源委员会前任主席)、Wendy L. Gramm(乔治麦迪逊大学监管研究项目主任,美国实物期权交易委员会前主席)John Meddelsohn (德克萨斯大学M.D.癌症研究中心教授)Jerome J. Meyer (Tektronix公司主席)四人。1980年,超过90%的美国大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大部分来自外部,而在1970年只有66%的公司如此。2002年以前,只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规定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中独立的外部董事占大多数,美国法律并无要求。(美)理查德· T.德·乔治:《企业伦理学》,王漫天、唐爱军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页163。
  [8]Kenneth A. Kim, John R. Nofsinger, Corporate Governance,2nd ed., Pearson Education,2006, pp.54,46. Robert 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 in a Nutshell,4th ed.,Law Press,1999,p.339. Robert 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in a Nutshell,5th ed., West Group,2000,p.406.另见耿利航:“超越管制的‘定式’——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评价与质疑”,方流芳主编:《法大评论》(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25。
  [9]Donald C. Clarke(郭丹青),见前注〔4〕,页104。
  [10]辽宁得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辽宁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07年年报有关数据和事项的更正公告”,载《中国证券报》2008年3月25日,第D003版。辽宁得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699,证券简称:* ST得亨,公告编号:临2008—008。
  [11]苏曼丽:“深发展高管大换血,平安派驻8董事”,载《新京报》2010年5月27日,第B05版。
  [12]韩迅:“214位基金独董‘集体失语’独董制度11年无效生存”,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8月24日,第22版。基金公司独董应多于公司最大股东委派的董事人数。韩迅:“未达证监会独董规定14家基金董事会治理存忧”,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8月28日,第15版。
  [13]安丽芬:“基金业聘258名独董年薪远超上市公司”,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7月31日,第15版。
  [14]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1(一)条。
  [15]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3条。这只是否定了那些与上市公司有财务关系或家庭意义上的关系的人员出任独董。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候选人的“社会连带”。有学者指出,美国87%的董事会成员是常规意义上的独立董事,62%的成员在常规意义和社会连带角度都是独立董事。此外,金融理论也预测,过高的独立性不完全符合股东利益。陈运霖、谢德仁、黄亮华:“董事的网络关系与公司治理研究述评”,《南方经济》2012年第12期,页90。现行规则并不禁止行业分析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尽管行业分析师撰写上市公司报告会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钟晶晶:“漳泽电力独董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载《新京报》2011年12月17日,第A23版。该报道提到,2010年5月杨治山被聘为漳泽电力的独立董事,其时杨是中信证券公共事业行业首席分析师。2011年12月15日,漳泽电力公告称,杨因涉嫌违规交易股票已被证监会稽查总队立案调查。此前,杨还担任粤电力的独立董事。11月22日,粤电力发布公告称,杨已向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
  [16]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2001)第1(三)条
  [17]“The rules further stress that these committees, along with a majority of the entire board, must be made up of independnet directors, a term the rules with significantly more detail than clarity.” Jonathan R. Macey,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mises Kept, Promises Brok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p.53.
  [18]《公司法》(2005)第110条第2款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19]罗培新编译:“独立董事——神话与现实”,(编译自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Lewis D. Solomon教授的 Corporations Law And Policy , West Publishing Co.1994),顾功転主编:《公司法律评论》(2001年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75。
  [20]同上注,页7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学家萧灼基自2001年5月就开始担任华安基金的独董,一干就是11年之久。“258位独董已过70岁,54位一人身兼5家公司独董”,载《证券时报》2012年6月21日。
  [21]受上市公司聘任的,不只是独立董事,还可以是会计师事务所或律师事务所(如:祁连山(600686)公布年报称,其董事会通过续聘北京五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0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载《中国证券报》2008年3月25日,第D001版),以及公司财务负责人(如:巨化股份(600160)董事会同意解聘寿强公司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职务,聘任汪利民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载《中国证券报》2008年3月25日,第D001版)。尽管使用的都是“聘请”、“聘任”等词语,但公司与受聘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尽相同。公司和财务负责人之间属于劳动关系,而与会计师事务所或律师事务所之间可归为委托合同关系。
  [22]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2001)第7(五)条。
  [23]“辽宁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07年年报有关数据和事项的更正公告”,载《中国证券报》2008年3月25日,第D003版。“烟台张裕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度报告摘要”,载《中国证券报》2008年3月25日,第D051版。
  [24]肖斌:“房企高管年薪大揭秘”,载《京华时报》2008年3月28日,第C04版。
  [25]“多数上市公司独董为何不作为?”载《北京商报》2010年6月3日。
  [26]“258位独董已过70岁,54位一人身兼5家公司独董”,载《证券时报》2012年6月21日。一个人同时在两家公司兼任董事时,就构成了“连锁董事”。而当公司主要董事兼任三家或更多公司的董事时,就出现了“繁忙董事会”。卢昌崇、陈仕华发现2008年后中国资本市场上超过80%的上市公司都有连锁董事。卢昌崇、陈仕华:“断裂与重构:连锁董事及其组织功能”,《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页52—62。转引自陈运霖等,见前注〔15〕,页86。有上市公司是按季向独立董事发放津贴的。《湖北福星科技股份公司(000926)2008年度董事、监事、高管薪酬考核办法》。2013年A股上市公司共为近8000名独立董事支付了4.25亿元的薪酬,其中“官员独董”的薪酬达7733.34万元。朱星‘官员独董’:超七千万薪酬的‘花瓶’”,载《新京报》2014年7月28日,第B04版。
  [27]刘薇、高丽钦:“经济学者扎堆银行当独董,工行50万年薪聘钱颖一”,载《羊城晚报》2012年4月27日。
  [28]根据康法瑞公司调查,董事在1995年平均获得31415美元的年度酬金和会务费,外加大约8000美元的委员会费用,年度总报酬为39707美元。在非现金方面,股票期权被越来越多的公司运用。据美国董事协会公布的1999—2000年董事薪酬调查报告,约2/3的被调查公司采用了股票奖励和(或)期权的方法;董事薪酬中用股票形式支付的部分平均占48%。李占猛、杨宏伟:“美国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研究”,《国外财经》2000年第4期。转引自张冰:“论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报酬的法律规制”,《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29]国通证券公司课题组:“股票期权计划的主要技术设计”,载《中国证券报》2001年1月15日,第11版。转引自张冰,同上注,页34。
  [30]1998年出台的《韩培尔报告》明确指出非执行董事不应参与股票期权计划。朱羿锟:“上市公司董事会改革研究”,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7卷),金桥文化有限公司2000年版,页143。
  [31]“三不是”指不要工资,不在公司拿一分钱,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把自己摆在一个公司可有可无的“顾问”的位置上。2011年12月,媒体刊发中纪委、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就执行《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其中提到,中央管理的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内按照规定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必须由该干部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征求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意见。担任上述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中管干部,不得领取报酬、津贴和获取其他额外利益。但所在公司可按规定,报销其工作费用。“高官独董遭质疑,上市公司不解释”,载《新京报》2013年8月12日,第A19版。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2013年10月19日)提出“按规定经批准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不得获取股权和其他额外利益”。2013年10月到2014年7月,沪深两市已有近300名“官员独董”辞职。A股前10大上市公司的“官员独董”已全部离任,部分民企即地方国企仍有未离任的前官员。另外,2013年,国务院法制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作为民生银行独立董事,领取了100.5万年薪。“两市近300‘官员独董’主动辞职”,载《新京报》2014年7月24日,第B04版。
  [32]郭强:“独立董事制度与公司化中国”,http://www.civillaw.com.cn/jinrong/content/2002—07—19,访问日期:2015年8月7日。
  [33]Robert A. G. Monks, Nell Minow? Corporate Governance , Blackwell Business,1995, p.224.
  [34]载《新京报》2012年5月23日,第B02版。2001年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比例是5.87%,到2003年上升为30%,2003年之后独董比例的中位数都在1/3。因此有学者认为独立董事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监管之需”而非“治理之需”。陈运霖等,见前注〔15〕,页85。另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周勤业介绍,到2007年4月平均每家(沪市?)上市公司已有3.5名独立董事。海靖琪:“独立董事制度需从多方面完善”,载《经济日报》2007年4月10日,第6版。
  [35]“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200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载《中国证券报》2008年2月22日,第C12版。
  [36]“股东僵局”,央视《经济与法》2003年12月2日。
  [37]有美国学者评论说:“这种公司治理基础理论的一个关键但却未经检验的假设是,(人们)有理由预期董事会会按照其被要求的那样行事。”(A crucial, but wholly unexamined, assumption underlying this foundational theor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that boards of directors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do what is required of them.) Jonathan R. Macey, supra note 16,p.56.
  [38]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公司法》(2005)第109条。按照招商银行章程,独立董事占董事会18个席位的1/3,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招行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2013年5月,招行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交了6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由后者等额选举。事后的公司公告称,独立董事许善达是由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流通A股第一大股东,持有12.40%流通A股)提议增补。另一名独立董事潘英丽则是由持有2.93%A股的第五大股东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提名的。李微敖:“招商银行董事会的18张椅子”,载《南方周末》2013年6月13日,第B11版。
  [39](美)玛格丽特· M.布莱尔:《所有权与控制:面向21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张荣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62。
  [40]胡天舒:“谁现在需要公司治理”,载《南方周末》2007年4月12日,第C24版。华润的前身是香港联和行。1938年,杨廉安(原名秦邦礼,后又化名杨琳)受周恩来之命,用两根金条在香港成立了联和行,作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秘密分支。1946年8月,联和行更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1948年,华润公司注册成立。1949年4月,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同年12月,华润公司被确定为隶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1952年,中共中央决定将所有党企移交国家,同年10月24日,经资产评估,政务院贸易部向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支付了收购华润公司的资金。当时华润的资产达2000万美元。朱星、张晨:“宋林落马,76岁红色华润的特别时刻”,载《新京报》2014年4月28日,第B04版。
  [41]刘薇等,见前注〔26〕。
  [42]姚伟:“中国汽研聘利益方高管任独董,隐现交叉任职怪圈”,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8月21日。
  [43]姚伟:“华邦制药独董不独,受聘律所夫妻‘轮值’”,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9月20日,第14版。
  [44]朱益民:“深国商维权十字路口:中小股东投票两难”,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1月15日,第14版。
  [45]孟岩峰:“九龙山‘失控’:海航欲强势‘换血’”,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2月6日,第19版。
  [46]Donald C. Clarke(郭丹青),见前注〔4〕,页102。
  [47]海靖琪:“独立董事制度需从多方面完善”,载《经济日报》2007年4月10日,第6版。他建议通过选聘机制的完善来保障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如建立控股股东回避制度、竞聘制度、实行累计投票权和差额选举制度,并成立独立董事的自律组织等。
  [48]《庄子·天下篇》。
  [49](日)寺田浩明:“田面田底惯例的法律性质——以概念性的分析为中心”,《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王亚新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1—71。
  [50]2012年2月29日下午上海金陵(600621.SH)提名委员会召开会议,同意拟提名胡之奎任公司董秘。公司独董孟荣芳并没有出席前述会议,并于随后对公司董事会口头提出了辞职要求。陈浠:“金陵拟提名胡之奎任董秘,‘反对罢董’独董孟荣芳请辞”,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3月2日。
  [51]韩迅,见前注〔12〕,2012年8月24日,第22版。程源伟在履职华邦制药等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从未在董事会上投过弃权票或反对票,而其妻朱姝在任华邦制药独立董事期间,也从未投过弃权票或反对票。姚伟文,见前注〔42〕,2012年9月20日第14版。
  [52]江帆:“独立董事应真正‘独立’起来”,载《经济日报》2014年9月24日,第11版。
  [53]罗培新,见前注〔18〕,页76。Kenneth Kim和John Nofsinger也表达过类似观点。Kenneth A. Kim, John R. Nofsinger, Corporate Governance ,2nd ed, Pearson Education,2006,p.46.普华永道曾对美国1000家大公司做过调查,发现如果公司董事是11名的话,其中有10或9名是从外部聘任的,亦即外部董事占董事会中的大多数。邓瑶:“国企改革的生命线:规范董事会制度”,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3月11日,特15版。另一方面,如果公司董事都不问公司事务,过于“疏离”则也会招致责难。比如雷曼兄弟公司20名董事中,有9位在2008年已经退休,4位年纪超过75岁,1位是海军军人背景、还有一位是80多岁的演员。敖金俐:“从内部控制看雷曼的破产之路”,《会计之友》2011年第1期下,页73。又如深陷破产门的无锡尚德电力有限公司董事会中除董事长施正荣外,其余4名董事都是独立董事。李佳霖:“尚德破产后如何重整”,载《经济日报》2013年4月8日,第11版。
  [54]“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recognizes that it is impossible as a practical matter to draft standards that provide guidance for when a board member is independent and when he is not. “the issue of whether a director is independent must be determined not by any objective standard but by the business judgment of the directors’ colleagues on the board.” Jonathan R. Macey, supra note 16,p.64.
  [55]方流芳:“独立董事在中国——假设和现实”,《政法论坛》2008年第5期,页111。
  [56]正如SARS期间,北京公共汽车虽然标注有“本车已消毒”,但通常的做法其实是每一班次(甚至一天)只消一次毒,在班次的末段,车厢内扶手等部位的消毒效果其实已大打折扣。此时,所谓“已消毒”不过具有心理安慰作用。2014年9月12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提出独立董事应当保持身份和履职的独立性,不符合独立性条件的董事应当辞职。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能超过6年,原则上最低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上市公司独董连任时间最长6年”,载《新京报》2014年9月13日,第 A19版。
  [57]从长安汽车董事、副总裁朱华荣担任中国汽研独立董事起,中国汽研便把与长安汽车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交易确认为关联交易。在中国汽研董事会上,遇有与之相关的事项事,独立董事朱华荣便回避表决。姚伟:“中国汽研聘利益方高管任独董,隐现交叉任职怪圈”,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8月21日。窗体底端
 

来源:《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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