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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全球化:历史起源、当代潮流与理论反思


发布时间:2015年7月13日 刘 晗 点击次数:3416

[摘 要]:
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推进到传统的国内宪法领域。近些年来,世界各国的宪法发展呈现出趋同的态势,各国司法审查的活动也开始相互借鉴和援引各自的法律资源和司法判决,各国高等法院法官之间的交流逐渐增多。宪法全球化肇始于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传统议会主权的衰落以及对于行政权扩张的反思,同时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极大促进。宪法的全球化同时也在实践上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宪法民族主义的抵制,在理论上带来了问题:司法审查的全球化使得各国高等法院逐渐脱离本国的民主过程和特殊的宪法文化,呈现出国际的反多数难题。
[关键词]:
宪法全球化,司法审查,成文宪法,反多数难题,宪法文化

    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也在推动各国法律秩序的变革。近些年来,全球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际经济贸易法等私法领域,也已经扩展到了传统的国内公法之中。在传统的理解中,宪法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是一个国家领土主权范围内的根本法、基本法和最高法。宪法同时也是一国政治实践、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的最高法律体现;每个国家的宪法都具有自身的民族特色。因而,传统的宪法话语一般以特定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近些年来,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扩展到宪法领域,开始消解民族国家内外之间的严格边界。一方面,欧盟法律体系的发展已经开始走向最终的宪法化进程,极大地挑战了只有民族国家才能制定宪法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宪法审查的实践呈现出国际化趋势,各国宪法法院或高等法院不断地参照国际同行对类似条文或权利的解释,法官们的国际交流也日益增多。[1]宪法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宪法的全球化起源于何种历史背景?哪些因素推动了宪法的全球化进程?宪法全球化的当今发展状况如何?宪法的全球化带来了何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应当如何看待宪法的全球化?本文试图从比较宪法、历史研究、法理反思和社会学分析的多重视角出发,勾勒宪法全球化的来龙去脉。
 
    一、起源
 
    (一)现代宪法的早期发展
 
    美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而当代世界所盛行的核心宪法概念与实践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从三个方面奠定了现代宪法的构成性要素。一是成文宪法。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在世界范围内率先通过一个成文宪法典将国家根本制度奠定下来。之前,不仅很多国家没有宪政实践,而且即便是英国这样的立宪国,也不认为一国根本制度可以通过一部成文法典确定。美国的成文宪法想象是受到启蒙政治哲学影响的结果,试图通过理性设计为一个国家确立根本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规则。[2]英国并没有把启蒙思想直接运用到政治和宪法领域,霍布斯和洛克虽然从政治理论上发明了社会契约论思想,但英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仍然固着于自身不成文的历史传统和“远古宪法”(AncientConstitution)——国家的根本法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3]
 
    美国贡献给现代世界的另一个宪法概念是权利法案。权利观念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古代自然法传统,典型地体现在现代自然权利学说当中。[4]比如,霍布斯和洛克都认为,人在先于国家和社会的自然状态中具有某种自然赋予的权利。[5]但真正将自然权利落实到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中却是很晚的事情。美国第一次将由启蒙政治哲学总结出来的人的权利写入到规定国家根本制度的法律文件当中,即《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theBillofRights)。虽然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也曾颁布一个《权利法案》(theBillofRights,1689),并被认为是现代世界上第一个明确列举权利的政治文件,但它与美国《权利法案》有很大的区别:一,英国《权利法案》不仅仅列举了个人权利,而且很多篇幅用来规定政府结构;[6]二,英国《权利法案》仅仅是确认了英国历史中形成的、已在传统和习惯上受到保护的古代权利,而非将个人权利建立在理性建构的自然权利理论之上。[7]正是美国《权利法案》对于后来各国的权利法案具有更为强烈的影响;英国的《权利法案》并非后世诸多权利法案(比如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真正先驱。[8]
 
    现代宪法中更为重要的一种概念和体制也是美国首创:司法审查。《美国宪法》规定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但法院是否有权依据宪法审查代议机关的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行为,宪法文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9]虽然司法审查体制可以在英国法和美洲殖民地时期的司法实践中找到渊源,[10]但真正确立司法审查的体制却是在180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11]司法审查制度背后有两个根本法理逻辑:一,宪法是法。宪法不仅仅是政治宣言,更是名副其实的法律,可被适用到具体案件的裁判中,由律师和法官依据法律技术来解释和处理;二,阐明宪法的意思乃是法院的权力。法院主要司职法律问题;既然宪法是法,当然应该由法院来处理。
 
    虽然美国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基本奠定了现代宪法的基本概念和体制,但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宪法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世界历史中孤独的先行者。在19世纪到2O世纪上半叶之间,大多数国家对成文宪法、权利法案和司法审查少有信念,即便仿行也少有成功。被奉为现代成文宪法典范的德国《魏玛宪法》(1919)失败了,德国走向了纳粹国家:希特勒恰恰利用《魏玛宪法》的制度漏洞以宪法渠道取得绝对权力。[12]在1945年以前,采用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屈指可数,只有美国和挪威两个国家,而且两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亦非来自宪法的明确授权,而是通过司法判例确立的:美国在1803年最高法院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挪威在1866年WedelJarlsberg案中由最高法院确立。[13]1920年《奥地利宪法》确立了司法审查体制,但很少使用,直到1929年停用,1946年才由新宪法恢复。[14]直到1943年,冰岛才加入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司法审查阵营。[15]
 
    在整个l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内,欧洲主要国家对于成文宪法控制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和司法审查制度表示了较大的怀疑。英国从来就怀疑成文宪法基于启蒙理性主义而设计国家根本制度的可能性。1860年代的美国内战在英国人眼中意味着成文宪法所确立起来的共和体制的根本失败。[16]在英国人看来,成文宪法本身甚至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制度。[17]英国宪制中长期以来没有独立的最高法院,因为其最高司法机构是议会中的上院,更遑论由法院来审查议会的立法,直到2009年英国才建立体制上独立的最高法院。法国自从大革命以来,制定了十几部成文宪法,没有一部能够将根本的政治秩序稳定地奠定下来。法国人宁可相信《拿破仑民法典》的作用及其根本地位,也不相信某一部成文宪法的根本作用。并且,法国宪制遵循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将立法机关看做“公意”(generalwil1)的代表,而“公意”是会不犯错误的,因此并不接受、甚至明确拒斥司法机关从事宪法审查的权力。[18]
 
    20世纪30年代,即便是美国最高法院本身也经历了一场重大政治危机。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多次否决罗斯福新政的诸多立法,[19]罗斯福总统借助自身的民主合法性,对于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重大挑战。他在国会推动立法,重组美国最高法院,尤其是为每一名年龄超过七十岁的大法官配一名年轻法官,其结果将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将由九人变为十五人。[20]美国最高法院迫于政治压力,于1937年转而支持新政立法,保住了九个人担任法官的定制。[21]美国最高法院所谓的“及时转向”(switchintime)也成为了美国宪法史上的一段公案。[22]其实际后果是,法院本身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司法审查的正当性也受到了强烈的怀疑。
 
    (二)战后宪法的新趋势
 
    1945年是世界宪法史的重要节点。启蒙的宪法思维最终席卷了世界:世界各国普遍在战后制定成文宪法,并且几乎都规定了违宪审查制度。尤为明显的是,司法权力在二战之后于世界范围内呈现了兴起的趋势,逐步开始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平起平坐,甚至开始盖过二者的风头。[23]宪法和法院相辅相成的兴起趋势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原因。
 
    第一,议会至上的原则开始衰落。[24]长久以来,议会至上乃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英国议会“有权制定或废除任何法律;并且,英国不承认任何人或组织有权否决或者弃置议会的立法”。[25]在法国,由于卢梭思想的影响,议会亦是最高权力机关。法国长期以来对于法官非常不信任,因为法官在旧制度中一向扮演着专制帮凶的角色。[26]议会至上原则的衰落源于两个方面的历史发展。一方面在二战之前业已推进:工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各国实际的治理权力落于技术专家控制的行政机关和管制机构当中。另一方面是在二战之后的新趋势:二战的历史伤痛促进了人们对于民主制度的怀疑。由于纳粹政府正是基于民主渠道上台,并且不断诉诸民主公决来获得极权主义政策的正当性,人们发现民主制本身也会危及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ofthemajority)同样值得警惕。西欧世界因而经历了由议会至上(parliamentarysupremacy)到宪法至上(constitutionalsupremacy)的转变,而后者正是美国一直坚持的理念。宪法至上的观念很快变成了司法至上(judicialsupremacy),因为宪法的适用需要解释,而法院由于其专业优势而逐步宣称并确立自身在宪法解释领域的首要地位。
 
    第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往世界主要工业国家所盛行的技术专家统治(technocracy)开始变得不再流行;各国人民普遍对于政府产生了不信任。[27]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极度削弱了行政机关的宪法形象。最典型的例子是1970年代的美国“水门事件”,导致总统权威的极大破损和司法机关公共形象的极大提升。用两部介绍美国宪法的著作的标题来说,“总统是靠不住的”,因此要由“大法官说了算”。[28]与对于政府的不信任相伴的,是对于基本人权的日益重视和对于权利保护机制的强调。这一方面体现在由1945年之后建立的联合国通过的《普遍人权宣言》,以及随后制定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用成文的方式体现人权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在世界各国内部,制定一部能够在政府层面进行分权、拥有权利法案和司法审查(包括宪法法院的机构设置和宪法审查的机制建立)的成文宪法,成为了战后各国的议事日程上的重要事项;而人权保护的制度性因素就是违宪审查体制。
 
    在议会至上和行政管制国家受到怀疑之后,法院成为了宪法与人权的守护者。美国的成文宪法和司法审查成为了各国效仿的模板,虽然并非唯一的模式。虽然各国制定新宪法的时候未必是直接参照美国宪法,但美国的影响不容忽视。美国宪法的影响在三个前法西斯国家尤其明显:德国和意大利受到了美国的影响,采取了司法审查制度,虽然并未直接采纳美国的普通法法院司法审查模式,而是采取了凯尔森的宪法法院模式;[29]战后日本新宪法则是直接由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主导制定,并写入了司法审查制度。[30]甚至连法国这样原先非常拒斥违宪审查的国家,也开始确立宪法委员会的实质权力和权利法案的重要性。[31]欧共体(欧盟的前身)所创立的欧洲正义法院(theEuropeanCourtofJustice)很快变成了一个宪法法院,检查各国的法律是否违反了欧共体的基本规则,尤其是是否侵犯了个人的基本权利。[32]此外,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CourtofHumanRights)的创立也是国际性司法审查的重要标志。[33]在某种意义上,二战之后的世界走向了法官的时代。法官统治(juristocracy)开始挑战议会主导,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尽管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很多国家拒绝了美国式的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模式,但在议会和法院关系的方面,德法两国同美国一样承认司法机关宪法解释的终局性。[34]
 
    二、潮流
 
    宪法全球化潮流在随后的发展中分为两大支流:一方面是全球领域的制宪活动,另一方面是世界各国在进行宪法解释和司法审查活动中相互借鉴的现象。各国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立宪者一般都设计了权力分立的体制,尤其是提高司法权的地位和形象。新的宪法一般设置一个宪法法院或者从事宪法审查的普通法院对议会和政府进行监督。法国是最典型的例子:1958年《法国宪法》一方面将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分开(因而容易形成半总统制),另一方面加上了宪法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如今,世界多国都走向了成文宪法加司法审查的宪法体制。即便是英国也已经出台了《人权法案》,并建立了体制上独立的最高法院。据统计,截至2007年,世界上191个国家或地区的宪法体制当中有158个规定了某种形式的司法审查制度,其中有79个国家或地区采用了独立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审查体制,60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普通法院审查模式。[36]
 
    (一)制宪
 
    1.制宪浪潮与宪法趋同
 
    1945年之后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制宪活动,各国新宪法多确立了现代成文宪法下的民主宪制结构和基本权利保护机制,尤其是确立了违宪审查体制,呈现了宪法趋同的现象。“成文宪法一权利法案-司法审查”三位一体的新宪政体制成为了世界性的大潮流。这一大潮流大致可以分为四次浪潮。
 
    一是后法西斯国家的制宪浪潮。德国是这一潮流中最为典型的国家。在纳粹政府被摧毁之后,盟军占领区很快合并为西德,并开始制定宪法。在盟军的督促之下,德国成立了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各邦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盟军试图让德国民主派人士建立联邦制,并采用司法审查体制。[36]其宪法被称为“基本法”,是因为原本制宪者将其看作一部临时宪法,适用于德国统一之前;德国统一和恢复主权之后再制定正式宪法。[37]《德国基本法》有如下几个特点:一,该宪法首先确立了一个极为强势的权利法案,居于第一条的就是对于人格尊严的保障,并且该条款不可更改。二,该宪法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宪法法院,用于执行权利法案。该宪法法院参照凯尔森模式而定,随后即成为宪法的守护者,其模式和判决也很快成为其他国家模仿和学习的对象。[38]三,该宪法确立了议会制和联邦制,被看做是盟军为了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势力复兴的宪法设计举措。[39]后来德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如人格尊严(humandignity)条款成为德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乃至《德国基本法》本身确立为持久宪法的历史进展,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德国基本法》确立的德国宪法法院的努力。《德国基本法》最终确立了德国政治的新的开始:纳粹秩序永不再来;人权保障是宪法的天条。而其确立的强势权利保护和宪法法院体制也成为了后来多国制宪的参照模式。
 
    意大利在二战之后纳粹政府被摧毁之后,同样在1946年《宪法》中确立了议会制和宪法法院主导的司法审查体制。宪法法院同样在战后的意大利扮演了稳定新秩序的重要功能。[40]日本战后的制宪活动也在盟军督导下进行,由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主导。在制宪过程中,日本代表仅提交了《明治宪法》的修订版,而麦克阿瑟将军的团队仅用了八天时间就拿出了一个全新草案,将日本改造为民主自由的宪法体制,并在草案第九条中禁止日本保持常备军,仅保留自卫队。[41]新宪法最终在1947年通过,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宪法》创立了一个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国家,并且设立了司法审查制度。法国虽然并未经历纳粹统治,也在战后重新制定了宪法,于1958年确立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建立了所谓“半总统制”的宪法体制。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共和国宪法建立了一个宪法委员会(ConseilConstitutionne1)。虽然宪法委员会的原初功能是保持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平衡,但很快演变为一个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执行权利法案。
 
    战后第二次制宪浪潮发生在去殖民化国家。老牌的欧洲列强因为世界大战元气大伤,民族解放运动和去殖民化进程如火如荼。新独立的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制定宪法,将新的政治秩序制度化。此次制宪潮流的先行者是1948年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都采用了强议会、弱总统的民主体制,并且赋予最高法院以违宪审查权。去殖民化后的制宪过程在1960年代走向了顶峰。很多新独立的国家的宪法完全按照前宗主国的模式创建。比如,《科特迪瓦宪法》(1960)基本参照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1958),加纳、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则仿效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模式”(theWestminsterMode1)。虽然利比里亚并非美国的前殖民地,但其宪法基本照抄了《美国宪法》。非洲各国的新宪法基本都建立了某种司法审查制度。[42]
 
    战后第三次大规模制宪活动发生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后。在欧洲,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于1974年至1978年之间相继推翻独裁统治,制定民主宪法,并确立了凯尔森式的宪法法院。[43]拉美诸国也在1980年代推翻独裁政府,开始制定民主宪法,并逐渐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44]此次制宪浪潮也波及到了一些亚洲国家。韩国在1987年推翻朴正熙的军人独裁政府之后,制定了民主宪法,限制总统权力(比如规定总统任期一届五年、限制紧急状态权力等),并创立了宪法法院进行司法审查。[45]
 
    第四次制宪浪潮发生在后冷战时代。其制宪主流是前苏联和东欧地区诸国,也包括一些亚洲国家。从匈牙利[46]到保加利亚[47],从俄罗斯[48]到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49],从波兰[50]到蒙古,[51]后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制定新宪法,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同时也建立宪法法院从事违宪审查活动。[52]后冷战时代另一个值得强调的制宪事件发生在南非。在结束了长期的白人专制和种族隔离之后,南非于1990年代初期开始制定新宪法:首先在1993年制定了《临时宪法》,确立了宪法法院及其违宪审查权,并在1996年最终通过了正式宪法,确立了人格尊严、平等、自由、反对种族主义等原则,宪法法院则在新宪法中继续存在。[53]
 
    除了以上的大规模制宪潮流之外,一些传统上的不成文宪法国家也开始了宪法权利成文化和司法审查的实践,形成了一股小的潮流。这一潮流主要发生在英国的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1982年,加拿大通过了《权利和自由宪章》(CharterofRightsandFreedoms),首次将宪法权利成文化,推动了一场加拿大的宪法革命。[54]加拿大最高法院随即开始依据《权利和自由宪章》发展出一种“弱司法审查”(weak—formjudicialreview)模式。[55]加拿大的《权利和自由宪章》深深地影响了新西兰和以色列后来权利法案的制定。[56]新西兰1990年制定了《权利法案》,赋予法院有限的司法审查权。[57]以色列曾是英国的托管地,长期受到英国的影响,没有成文宪法。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连续通过了一系列以议会立法形式出现的“基本法”(BasicLaws),但并没有一部权利法案。[58]1992年,以色列经历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宪法革命:1992年3月,以色列议会(Knesset)通过了两部基本法:《人的尊严与自由》(BasicLaw:HumanDignityandLiberty)和《职业自由》(BasicLaw:FreedomofOccupation)。[59]之前,以色列最高法院在判例里积极能动地确立了审查议会立法的权力。[60]在两部人权法案通过后,在著名的巴拉克(AharonBarak)大法官的领导下,以色列最高法院成为了世界上最为能动的违宪审查机构之一。[61]
 
    2.跨国体制的宪法化
 
    除了各个国家的制宪行为和司法审查体制的确立,二战之后的另一大世界现象是区域融合的宪法化进程。其中一个重大事件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宪法化。[62]1946年,邱吉尔在瑞士苏黎世的一个著名的演讲中提到:“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欧罗巴合众国(UnitedStatesofEurope)。”[63]1950年,欧洲六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与荷兰)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CoalandSteelCommunity)。七年以后,“欧洲煤钢共同体”继而通过《罗马公约》,建立了六国之间的统一市场,并更名为“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EconomicCommunity,简称欧共体)。1973年,英国、爱尔兰、丹麦加人欧共体;1981年,希腊加入;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1985年,大多数成员国以及一些非成员国缔结《申根协议》(SchengenAgreement),互相开放边界。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Treaty)将“欧洲经济共同体”重新命名为“欧盟”(EuropeanUnion),并最终在2002年让绝大部分成员国采纳欧元为统一货币。之后,欧盟开始东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基本加入欧盟。
 
    最终,欧盟开始试图制定一部宪法性文件,进一步统一欧洲。2009年l2月,《里斯本条约》生效。该条约的一大特色是将一些政策领域的欧盟决策机制由全体同意(unanimity)改成了有限制的多数决。该条约同时确立了包括部长会议(CouncilofMinisters)和欧洲议会的两院制的欧盟立法机关。更为重要的是,该条约创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人权法案——《欧盟基本权利宪章》(TheCharterofFundamentalRightsoftheEuropeanUnion)。《里斯本条约》亦创设了永久的欧盟理事会主席。从基本体制结构上来看,欧盟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国家,而不只是国际组织。欧盟通过法律方式完成区域整合并最终走向宪法融合的趋势是宪法全球化极为重要的一个例证。
 
    欧洲正义法院(EuropeanCourtofJustice)在欧盟宪法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1960年代开始,欧洲正义法院在一系列的判决中,逐渐将条约解释为具有国家宪法效力的文件,创造了一种成员国公民个人可以直接诉诸的新法律秩序。在1963年VanGend&Loos案中,欧洲正义法院判定,成员国的公民可以依据欧共体条约所创设的权利在国内法院起诉,即便条约本身主要是针对加盟国。[64]在1964年Costav.ENEL案中,欧洲正义法院进一步宣布,在国内宪法和欧共体法律出现冲突的时候,后者应该占据主导地位。[65]欧洲正义法院超越了缔约国的原始意图,将欧盟各项条约的意图界定为不断推进的一体化融合进程。[66]
 
    除了欧盟之外,国际贸易法也通过国际或区域组织的机制建设,呈现出某种宪法化的趋势。许多国际贸易条约和多边协定开始具备了传统国内宪法的主要特征,如权利保护和司法审查。比如,WTO及其相关协议被认为已经构建了一套全球经济宪法体系:对于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保护与执行权利保护的上诉机构(theAppellateBody)的设立和运行。[67]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代表的区域自由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也开始呈现出宪法特征,其决策体制和权利保护与美国宪法中的联邦制和契约自由保护有着明显的类似,其条约解释也开始逐渐采用美国宪法解释的方法。[68]
 
    (二)释宪:司法审查的全球化
 
     随着各国司法审查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司法权力的全球扩张成为了一股清晰可见的潮流,世界进入了一个司法全球化的时代。在跨国层面,欧洲人权法院是最为著名的例子。1950年,欧洲各国缔结了《欧洲人权公约》(需要说明的是,《欧洲人权公约》并非欧盟条约体系的一部分)。[69]《欧洲人权公约》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权利法案,并创设了执行机构——欧洲人权法院,各国公民可以依据公约在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虽然该条约并未强制各国政府承认欧洲人权法院的管辖权,但在实践当中,签约国基本都接受了;如欧洲正义法院一样,欧洲人权法院也通过诉讼和判决将《欧洲人权公约》确立为“欧洲在人权领域的公共秩序的宪法性文件”,并将自己塑造为唯一权威的解释者和执行者。[70]欧洲人权法院的影响力已经超出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其示范作用,虽然其判决对于其他国家地区的法院并没有任何法律拘束力。南非宪法法院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定死刑违宪的案件中,引用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71]津巴布韦最高法院同样在判定肉刑违宪的案件判决中引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72]美洲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CourtofHumanRights)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多次参考欧洲人权法院的先例。[73]
 
    国家层面也是如此。各国高等法院对于国际法和外国法的引用和参考已经蔚然成风,一些国家的宪法文本里甚至明确规定国际法是其国内宪法的一部分。比如,《匈牙利基本法》将受到广泛承认的国际法原则确认为具有宪法效力的规范;[74]根据《南非宪法》规定,南非宪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36] Gen.Lucious D.Clay,Decisionin Germany:APersonalReport ontheFourCrucial Yearsthat Setthe Course ofFutureWoddHistory,Doubleday,1950.
[37] 最初的1949年《德国基本法》序言如此写道:“意识到其对于上帝和人类的责任,受到保持其民族政治统一和作为一个统一欧洲的平等成员服务于世界和平的意志的激发,德国各邦人民⋯⋯依据其制宪权,通过此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给与转型时期的政治生活以新的秩序。他们也代表那些未被允许参与的德国人行事。全体德国人仍然被号召起来,以自由白决的方式完成德国的统一和自由。”Carl J.Friedfich,Rebuildingthe German ConstitutionII,43 Am.Po1.Sci.Rev.704,705-06(1949)(qu~ing Grundgesetz Fu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Grundgesetz][Gg][Basic Law],May 23,1949,BGBI.I at pmb1.(Ger.).此处中文译文为笔者试译。
[38] Ralf Rogowski& Thomas Gawron。eds.,Constitutional Co urtz in Comparison:The US Supreme Co urt andthe German FederalConstitutional Court,Berghahn Books,2002.
[39] Juan J.Linz,“The Virtues ofParliamentarism,”1 Journal ofDemocracy,84-91(1990).
[40] Mary L.Volcansek,“Constitutional Courts as Veto Players:Divorce and Decrees in Italy,”39 European Journal ofPoliticalResearch 347(2001).
[41] KyokoInoue,MacArthur’S Japanese Constitution:A LinguisticandCultural StudyofItsMaking,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91.
[42] Ibrahim Gambri,“Constitutionalism in Africa”,in Thompson,Kenneth W.The US Constitution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Africa.Vo1.5.Univ.Press of America,1990,PP.27-53.
[43] Andrea Bonime—Blanc,Spain’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Making,Westview Press,1987;Robert Goldwin and Art Kanfman,Constitution M出rs on Constitution Making:The Experience ofEight Nations,No.479,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88.
[44] Samuel Huntington,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Keith S.Rosenn,“Judicial Review in Brazil:Developments Under the 1988 Constitution”.7 Sw.J.0f L.& Trade Am.291(2000).
[45] Gavin Healy,“Judicial Activism in the New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Korea,”14 Colum.J.Asian L.213(2000).
[46] Andrew Arato and Zoltan Miklosi,“Constitution Making and Transitional Politics in Hungary,”in Framing the State in TimesofTransition:Case Studies in Constitution Making,Laurel Miller ed.,2005,PP.350-90.
[47] Albert Melone,Creating Parliamentary Gol3eFnment: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Bulgaria,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8.
[48] Robert Ahdieh,Russia’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Leg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1985-1996,PennState Press,2010.
[49] Jiri Priban,Dissidents ofLaw,Burlington Ashgate,2002
[50] Mark Brzezinski and Leszek Garlicki,“Judicial Review in Post—Communist Poland:rI1Ile Emergence of a Rechtsstaat,”31Stan. lnt’fL 13(1995).
[51] Tom Ginsburg and Gombosuren Ganzorig,“When Courts and Politics Collide:Mongolia’S Constitutional Crisis,”14 Colum.J.Asian L.309(2000).
[52] L6szl6 S61yom and GeorgBrunner,eds.,Constitutional JudiciaryinaNewDemo cracy:TheHungarianConstitutional Court,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0;Jon Ester,Institutional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Bruce Ackerman, The Future of Liberal Revolu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Herman Schwartz, The Struggle for
Constitution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53] Hassen Ebrahim, The Soul ofa Nation:Constitution—Making in South Afric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54] Reiner Knopf and F.L.Morton,Charter Politics,Scarborough,Canada:Nelson,1992.
[55] Stephen Gardbaum, eNew Commonwealth Constitutionalism:TheoryandPractic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13,PP.97.128;Mark Tushnet,“Weak Form JudicialReviewand‘Core’Civilliberties,”41 Harv.C R*C.L L.Rev.1(2006).
[56] Sujit Choudhry,“Globalization in Search of Justification:Toward a Theor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74Ind.L.J.819,821-22(1999).
[57] Janet L.Hiebert,“Parliamentary Bills of Rig}lts:An Alternative Model?”69 Mod.L.Rev.7(2006).
[58] Aharon Barak,“A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Israel’S Basic Laws”,4 co .F.83(1992.1993)
[59] Ran Hirchl,“Israel’S‘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111e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Entrenched Civil Liberties in an EmergingNeo—Liberal Economic Order.”46 Am. Comp.L 427-452(1998).
[60] HCJ 98/69 A.Bergman v.Minister of Finance and State Comptroller(1969)(I)23 P.D.693.
[61] Eli M.Salzberger,Judicial Activism in lsraeZ,in Briee Dickson ed.,Judicial Activism Common Law Supreme Cour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62] J.H.H.Weiler,“The Transformation ofEurope.”100 Yale.L.J.2403(1991).
[63] Quoted in Ian Ward,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7.
[64] Case 26/62,1963 ECR 1.允许一个荷兰私人进I:1商直接依据罗马公约中的欧共体统一市场条款挑战荷兰政府。
[65] Case 6/64,E.C.R.585.确定了“直接效力”原则。该原则的讨论参见George Bermann et al,Cases and Materials onEuropean Communi~Law 166-203(1993)
[66] Miguel Madum,We the Court:the European Court ofJusti~and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nstitution:A Critical Reading ofArticle 30 ofthe EC Treaty,Oxford:Evanston,Il1.,USA:Hart Pub.,1998.
[67] Deborah Z.Cass,“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International Trade Law,”12 Eur.J.Int’l L 39,49-52(2001).
[68] David Sehneiderman,“Constitution or Model Treaty?Struggling over the Interpretive Authority of NAFTA”,in The Migrationof Constitutional Ideas,Sujit Choudry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294;Loft M.Wallach,“Accountable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The WTO.NAFTA,and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of Standard,”5O U.Kan.L.
Rev.823(2002).
[69]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 d Fundam ental Freedoms,Nov.5,1950,213 U.N.T.S 222.
[70] S|anghter,A New Wodd Order,supra note l,P.80.
[71] S.v Makwanyane 1995(3)SA 391(CC)(S.Mr.).
[72] Neube v.State,2 s.Afr.L.Rep.702(1988)(Zim b.).
[73] Slaughter,A New W0rld Order,supra note 1.PP.80-81.
[74] The Fundamental Law of Hungary,2011, §Art.Q.
[75]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1996 § Art.39(1).
[76] Human Rights Act,1998,C.42 §2(1)(U.K.).
[77] Gtirgaltt v.Germany,111 BVefGE 307(2004)(F.R.G.).
[78] See,e.g.,Hill v.Church of Scientology,[1995]2 s.c.R.1130,paras.122—141(Can.);R.v.Keegstra,[1990]3 s.c.R.697,738,743(Can.)R.v.Morgentaler,[1988]1 S.c.R.3O,52—53(Can.).
[79] See,e.g.,Bijoe Emmanuel v.State of Kerala,(1986)3 S.C.R.518(India);Satpathy v.Dani,A.I.R.1978 S.C.1025,1036·38(India);State of Uttar Pradesh V.Pradip Tandon,A.I.R.1975 S.C.563 (India);Rustom CavasjeeCooper v.Union of India,(1970)3 S.C.R.530,592(India).
[80] Panl Kahn,“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in a New Key,”10 Mich.L Rev.2677-2705(2003).
[81] S.v Makwanyane 1995(3)SA 391(CC)(S.Afr.)
[82] 刘晗:《宪法全球化中的逆流》,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2期。
[83] Mark Tushnet,“Law and Prudence in the Law of Justiciability:The Transforma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PoliticalQuestion Doctrine”,80 N.C.L.Rev.1203(2002).
[84]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0页。
[85] Ran Hirschl,“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ization of Pure Politics Wordwide”,75 Fordham L.Rev.721,729-730(2006).
[86] Bush v.Gore,531 U.S.98(2000).
[87] See Le gal Resources Found.,Justice in Zimbabwe(Report),http://www.swradioafrica.com/Documents/RDC-report.htm(1ast visited Sept.20,2006).
[88] See,e.g.,Decision of the Ukrainian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Dec.3,2004.
[89] Italian Court Rules Pmdi Election Winner,Guardian Unlimited,Apr.19,2006,http://www.guardian.CO.uk/Italy/story/0,,1756970,00.Html.
[90] Mexico Court Rejects Fraud Claim,BBC News Online,Aug.29,2006,http://news.bbc.CO.uk/2/hi/amerieas/5293796.stm
[91] Madagascar Court Annuls Election,BBC News Online,Apr.17,2002,http://news.bbc.CO.uk/2/hi/africa/1935247.stm .
[92] Bobb and Anor.[2006]UKPC 22(Trin.&Tobago).
[93] Text of Kenya Supreme Court Decision Upholding Election Results,http://allafriea.Corn/stories/201303300415.Html.
[94] Ran Hirschl,“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ization of Pure Polities Wordwide”,supra note 85,721,730-732.
[95] Operation Dismantle v.111e Queen,[1985]1 S.C.R.441.
[96] Reference re SecessionofQuebec,[1998]2 S.C.R.217
[97] See Russian Federation Constitutional Court’s Ruling Regarding the Legality ofPresident B0m Yeltsin’s Degree To.se Troops[Chechnya],(Oficial Kremlin International News Broadcast July 31,1995);Hirschl,supra note 85,at 731.
[98] Ran Hirschl,“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ization of Pure Politics Wordwide”,supra note 85。732-734(2006).
[99] See Certifwationofthe Amended TextoftheConstitutionoftheRepublicofS. .1997(2)SA97(CC);Certification ofthe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Aft.1996(4)SA 744(CC).See alSO,Hirsehl,supra note 85,at 732.
[100] See Republic ofFiji Islands v.Prasad[2001]l LRC 665(HC),[2002]2 LRC 743(CA).See also George Williams,“Republic ofFiji v.Pmsad”,2 Melbourne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Law 14 ,(2001);Hirschl,supra note 85,at 732.
[101] lames Brooke,“Constitutional Court Reinstates South Korea’S Impeached President”,N-Y.Times,May 14.2004:Anthony Faiola,“Court Rejects S.Korean President’S Impeachment'’,wash.Post,May 14,2004;Barbara Demick.“South Korean President Is Reinstated:A Court Rules That His Impeachment Was Uniustified.Meanwhile.New NationalAssembly Is Set to Take Ofice”,L.A.Times,May 14,2004.Youngjae Lee,“Law,Polities,and Impeachment:The
Impeachment of Roh Moo—hyun From A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53 Am.J.Comp.L.403,403(2005);Hirsehl,supra note 85.at 732-733.
[102] Zafar Ali Shah V.Pervez Musharraf,Chief Executive of Pak.,P.L.D.2000 S.C.869.See also,Hirschl,supra note 85,at 733-734.
[103] Carlo Guamieri&Patrizia Pederzoli, e Power ofJudges:A Comparative Study ofCourts and Democracy,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2. PP. 160-82;Hirschl,supra note 85,at 744.
[104] Stefan Voigt&Eli M.Salzberger,“Choosing Not to Choose:When Politicians Choose to Delegate Powers”.55 Kyklos289,294-95(2002);Hirschl,supra note 85,at 744.
[105] Ran Hirsehl,“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ization of Pure Politics Wordwide”, Hirschl,supra note 85,747(2006).
[106] Dwight Semlert,“Focus:Crisis in Russia·The End of the First Russian Republic,”E.Eur.2 Const.Rev.107(1993);Robert Sharlet.“Russia’S Second Constitutional Court:Politics,Law and Stability,” in Russht in the New Century:Stability OF Disorder,Vetoria Bonnell and George Breslauer eds.,W estview Press,2001,PP.59-77
[107] Lee Epstein et a1.,“The Role of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Democratic Systems ofGovernment,”35 Law& Soc’Y Rev.117(2001);Himehl,supra note 85,at 751.
[108]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3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109] Dicey,Introduction to the Stay oft'e Law ofthe Constitution,supra note 25.中文译名《英宪精义》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该书的比较宪法学性质。
[110] William W.Crane&Bernard Moses,Poli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ForgottenBooks,2012(1883).
[111] John W.Burgess,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Government.Vo1.2.Ginn.1893.
[112]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沈宗灵:《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3] Giovanni Sartori,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2d ed.,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7.
[114] Arend Lijphart,Patterns of Democracy:Government Forms&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2nd Edition,YaleUniversity Press,2012.
[115] Donald L.Horowitz,Constitutional Change and Democracy in Indones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116] Juan Linz& Afred Stephan,Problems of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Southern Europe,South America,andPost.Communist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117] Giovanni Sartori,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118] Jon Elster,Ulysses and Sirens,Cambridge univ.press,1983.
[119] Stephen Holmes,The Cost of Rights: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es,".".Norton&company,1999;" Anatomy ofAntiliber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20] Adam Przeworski ed.,Demo crac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1] Andrew Arato,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MIT Press,1992.这一发现得益于Hirschl的观察。See Ran Hirsehl。“Editorial”11 Int’1 J.Con.L.1(2011),PP.4'5.
[122] Sujit Choudhry ed.,The Mig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Ideas,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Tom Ginsburg,JudicialReview in New Democracies:Constitutional Co urts in Asian Cases,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Ran Hirschl,TowardsJuristoccacy: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the New Constitution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23] Norman Dorsen,Michel Rosenfeld,Andras Sajo& Tom Ginsburg,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West,2011;VickiJackson& Mark Tushnet,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 w, West,2d.,2006; Norman Dorsen et a1.,ComparativeConstitutionalism:Cases andMaterials,West,2003.
[124] Michel Rosenfeld& Andras saj0 eds., 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125] See e.g.。Sujit Choudhry, “Globalization in Search of Justification:Toward a Theor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nterpretation,”74 Indiana L Rev.820 (1999);Vicki C.Jackson,Foreword—Comment:“Constitutional Comparisons,Convergence,Resistance,Engagement,”1 19 Harv.L.Rev.109(2005);Mark Tushnet,“111e Possibilities of ComparativeConstitutional Law。”108 Yale L.J.1225(1999).
[126] See e.g.,Kai Moiler,The Global Model ofHuman Rights,Oxford Univ.Press,2014.
[127] See,e.g.,Michael Louis Corrado,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Review,Caroline Academic Press,2005.
[128] See,e.g.,Mark V.Tushnet,Weak Courts,Strong Rights:Judicial Review And Social We lfare Rights In ComparativeConstitutiona l Law,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129] See,e.g,Robert Fatton,Jr.& R.K.Ramazani,Religion,State,And Society:Jeferson’ Wall of Separation InComparativePerspective ,PalgravMacmillan,2009.
[130] See,e.g.,Michel Rosenfeld,“The Role of Constitutional Scholarship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n Exchange AmongArmin yon Bogdandy,Robert Post,Mattias Kumm,and Alex—ander Somek,”9Int’L.J,Const.L.361(2009);MarkTushnet,“How (and How Not)to Use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in Basic Constitutional Law Courses,”49 St.LouisU.L.J.67l(2oo5).
[131] Richard Posner,“Foreword:A Political Court”,119 Harv.L.Rev.32(20o5).
[132] Mark Tushnet,“The Inevitable Globalizafion of Constifutional Law”,49 Va. Int’2.L 985,988-995(2009).本节基本分析结构沿用了Tushnet教授的概括。
[133] Id.,at 988-989.
[134] State v.Makwanyane,1995(3)SA 391(CC).
[135] See Christa Rautenbach,Presentation at the VIII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m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Useof Foreign Precedents by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al Judas:Making Sense of Statistics(Dec.8,2010).
[136] Paul W.Kahn,“Independence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Judicial Role”,in Irwin P.Stotzky。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The role of Judiciary of 73.Westview Press.1993.
[137] Claire L’Heureux—Dub,“111e Importance of Dialogue: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Impact of the Rehnquist Court.”34Tulsa L.J.15,17(1998),at 26.
[138] Anne·Marie Slaughter,“A Global Conununity of Courts”,44 Harv.1nt’Z L.,.191(2003).
[139] Jacques De Lisle,“Lex Americana:United States Legal Assistance,American Legal Models,and Change in the Post-Communist W0dd and Beyond,”2o U Pa.J,Int’ Econ.L.179(1999);George P.Fletcher:“Searching for tlIe Rule ofLaw in the wake of Communism,”1992 BYUL Rev.145(1992).
[140] http://www.confeuconstco.org/home.html.
[141]https://www.nyu.edu/globa1.html:http://www.1aw.yale.edu/intellectuallife/glohalconstitutionalismseminar.Html.
[142] Mark Tushnet,“Some Skepticism About Normative Constitutional Advice”,49 William & Mary L Rev.1473(2008):Tushnet,supra note 132,at 989.
[143] Tushnet,supra note 132 at 990.
[144] Council of Europe,doe.9798,28 April 2003,“Ofice of the Id Chancellor in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the UnitedKingdom。” available at http://assembly.coe.int/Documents/WorkingDoes/Doe03/edoc9798.html.
[145]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lovak Republic.Art.11.
[146] David Law,“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102 NW.U L Rev.1277 1308-13ll,1321-1323(2008);Tushnet,supra note 132,991-995
[147] A1-Kateb v.Godwin,(2004)208 ALR 124,140(McHugh J).
[148] 前引[82]。
[149] Roger P.Alford,“Misusing International Sources to Interpret the Constitution”,98 Am. J.Int’l L.57(2004).
[150] T.Alexander Aleinikof,“Thinking Outside the Sovereignty Box:Transnational Law and the U.S.Constitution,”82 Tex.L.Rev.1989,1993(2004).
[151] Louis J.Blum,“Mixed Signals:The Limited Role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39 San Diego LRev.157,163(2002).
[152] Jed Rubenfeld,“Unilateralism and Constitutionalism”,79N.Y.U. L.Rev.1971,1995 —99(2004);Ernest A.Young,“Foreign Law and the Denomina~r Problem”,119 Harv.厶Rev.148,161(2005).
[153] “Court in Transition:From the Hearings”,New York Times,Sept.14,2005,at A26.
[154] 前引[82]。
[155] Ran Hirsehl,Towards Juristocracy: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Constitution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8.
[156] Id.;Robea H.Bork,Coercing Virtues:Worldwide Rule of Judges,The AEI Press,2003.
[157] Richard Posner,“Foreword:A Political Court,”119 Harv.£.Rev.32,87(2005).
[158] Jack M.Balkin,Living Origin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59] Jtlrgen 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tate”,in Multicuhuralism:Examining thePolitics ofRecognition 107,125(Amy Guttmann ed.,1994).
 
 
 

来源:《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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