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生产信息、知识、言论的方式生生不息，这激励了人们想象一个信息的乌托邦正在浮现：个人可以完美地聚合与利用无远弗届的分散信息，实现全民参与的民主决议。问题是，信息的充足和选择的丰富并不必然意味着有价值的知识，它也会给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上带来超负荷的疲惫和失措。现实中，无论是个人、政府、公司、学校还是其他群体，在决策时皆难以逃脱聚合信息的困境。
    凯斯·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一书讨论的话题就是，在信息化的时代，众人如何有效进行决策和生产知识，试图找到通往信息乌托邦的道路。决策在本质上是分散知识的利用问题，不存在天生的先知先觉。从某种角度来说，《信息乌托邦》是对群体决策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全面检讨。书中分析了三种典型的群体决策机制：调查/统计、协商与预测市场，还考察了维基、开放资源软件和博客等信息时代的合作生产模式聚合众人知识的成功之道。
    调查／统计只有在大多数的参与者倾向于正确时，平均答案才会正确。在许多情况下，偏见与错误是系统性的，完全依赖于大量人的平均答案毫无意义。例如，孔多赛陪审团定理（Condorcet JuryTheorem）就充分说明了调查/统计的缺陷，它可以使得整个群体更倾向于正确，但也会放大群体的错误程度。
    基于这一点，人们认为协商（Deliberation）要优于调查／统计。人们期望，协商可以使得观点和理由自由交换，提高决策的质量和参与范围。例如，协商式民主可以改善代议式民主的弱点。然而，证据表明，协商也包含着严重的危险。由于信息影响和声誉（地位）的压力，参与者难以全盘表露自身的信息与知识，也不免发生信息忽视或淹没的结果，出现放大错误、知识死角、信息串联和群体极化的问题。
    市场的优势就在于为披露和利用信息提供了经济的激励。市场不仅反映了知识，还反映了品位。当机构和群体想利用分散的信息时，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例如，新兴的预测市场（Prediction Markets）就是为了进行推测的目的而产生的一种市场，透过市场机制让参与者买卖关于未来事件的合约，参与者的报酬则由该事件的结果决定。预测市场的好处是，给人们披露信息和追求正确答案提供了正确的激励。虽然预测市场可以聚合广泛分散的个人信息，但当人们缺少需要聚合的信息时，预测市场也就“无用武之地”。市场的缺陷在于难以摆脱操纵、偏见和泡沫的问题，而且价格也可能反映错误、潮流与混乱。预测市场也不例外。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促成了聚合分散信息的新方法：维基、开放资源软件和博客。不过，在桑斯坦看来，这些新模式能够运作良好，还是因为解决了参与者的激励问题—不只是一般的经济激励，而是声誉或社会地位的激励。虽然这些新方式支持桑斯坦对信息乌托邦的形成选择了乐观的立场，如何复制和扩大利用互联网的成功模式并非不言而喻，必须警惕互联网空间的陷阱。例如，博客的世界就充斥着大量的错误、混乱、极端的言论与信息，Weh2.0时代信息的自我过滤机制的出现，可能造成同一社会中的人们分享公共知识的缩减。
    信息与激励是良好决策的要素。在这两个方面，任何的一种决策方式有其力量，也有其缺陷。与此而言，桑斯坦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既非乌托邦人士，也不是勒德分子（Luddite )。面对信息时代的前景，他不仅抱有激情，也时刻保留着警惕之心。桑斯坦对于决策机制的疑虑并不只是来自简单的逻辑推理，还经过现实中民主试验的证实。不过，其目的并非在于否定协商或其他的决策机制，而是要指出通向信息乌托邦的障碍，从而进行改革来有效聚合信息和优化决策。例如，通过再造激励和奖励群体的成功来促进信息的披露与分享，鼓励创造性的想法，来改善决策的过程与结果。
    说到底，《信息乌托邦》关注的主题是人的社会行为。桑斯坦是行为法经济学的先驱，注重将心理学引入法律与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在他看来，理性人的假设无法准确地解释人们如何选择行动和应对法律的干预。在书中，桑斯坦深入地检讨了群体中的个人在决策过程中的关系与互动，披露信息和参与决策的激励机制及其受到的约束。
    显然，当前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如果发生在桑斯坦写作该书之前，肯定也会被纳入作为一个论据。也许历史会像对待以前的危机一样，将其病根归结为人类的贪婪、无知与癫狂。问题是，在诸多的迹象显示危机迫在眉睫时，为什么没有人大声疾呼？因《非理性繁荣》一书而广为人知的罗伯特·席勒认为，之前并非没有人事先预料并警告，只是由于从众的压力，“唱反调”的声音很快淹没于非理性的景气之中。毕竟，扫大家兴头的人不受欢迎。只有在恐慌之后，人们才会“痛定思痛”。即便如此，痛苦的记忆也不会延续多长时间，人们很快就会奔向下一场危机。
    《信息乌托邦》一书有着浓厚的桑斯坦风格，特别是跨学科知识的运用自如。这在法学界属少见的
  “异类”。作为一位宪法与公共政策学者，桑斯坦研究的一个主题是如何利用自发的力量，来促成社会的共识。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虽然现有的决策机制不乏缺陷，但桑斯坦并不要求政府的介入，因为政府也难以摆脱决策的困境，本身就是需要改变的一个社会环节。
    桑斯坦乐观地认为，人们具备潜在的力量来聚合信息和改善自身的生活。特别是他通过对网络知识生产模式的考察说明了，人们可以有效地消化和聚合信息，无需屈服于群体的压力。在他看来，基于信息技术的分享和聚合信息的全新方式正在帮助公司、学校、政府和个人来获取和创造更加准确的知识。在一个偏见和流言与事实真相日益混淆的世界中，人们自发的努力或许正在开辟一条通往信息乌托邦的道路。
    应当提出的是，《信息乌托邦》一书最好能放在桑斯坦的思想体系（至少是著述体系）中来品读。在《信息乌托邦》之后，桑斯坦修订了早先出版的《网络共和国》( Republic.com 2.0 )，重申了对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疑虑，强调社会中个人应当承担公民责任和遵循道德规范。其后，桑斯坦又出版了《提醒》( Nudge）一书，认为政府可以在不剥夺个人选择自由的前提下，利用“提醒”的策略来帮助个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策。这些著述体现的是桑斯坦试图厘定个人、集体、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努力。
    虽然受书名《信息乌托邦》的“忽悠”，许多读者可能会对书中有关网络知识生产模式的章节有更大的兴趣，但如该书的副题“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所示，其要义在于对群体分享信息和共同决策的剖析。显然，作者期望的读者不只是网民，而是任何参与或评判集体决策的个人。
    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信息乌托邦》不仅为理解信息社会的决策与知识生产机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指引，也反复提示我们，良好的社会需要多元的意见，不仅是因为思想的竞争所产生的优胜劣汰效果，也是因为正确的公共政策离不开听取各持的己见。
    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是也要谨记民主决策过程的陷阱。传统的票选制有问题，协商式民主也有难以跳脱的困境，必须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新兴的预测市场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调动起了人们分享信息的激励。现实的挑战不只是如何有效配置资源，更是如何充分利用每一社会成员掌握的分散的信息和知识。

    转载自《中国法律》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