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2005年底的“何源”案，由于3个受害人户籍不同而导致死亡赔偿金数额的极大差异，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在近几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断有代表就死亡赔偿金标准提出议案，要求改变所谓“同命不同价”的状况。[2]200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机构负责人就此问题发表的观点，又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死亡赔偿金立法动向的关注。[3]今年来学术界对死亡赔偿金标准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4]这些成果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但是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目前的研究多以现有的立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对象，没有关注各地法院在适用过程中细化的规则，对死亡赔偿金标准的认识不全面。二是目前的研究停留在对现有的死亡赔偿金标准进行批判或者认同，没有进一步寻求评判死亡赔偿金标准合理性的依据，不能为完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思路。针对这一情况，笔者作进一步探讨。
一、我国现行的死亡赔偿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同命不同价”现象产生的原因
“何源”案审结之后，对作为该案审理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批评意见很多，以承担该案法律援助的周伟教授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以公民户籍为计算基础，区分城镇与农村，导致城镇与农村户籍的差异，死亡赔偿金相差高达4倍，这违反了《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他建议，国家对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以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上年或当年人均收入为标准并综合考虑其他必要的因素，建立无城乡差别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5]2006年4月，作为对云南省高院《关于罗金会等五人与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公司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所涉法律理解及适用问题的请示》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中指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6]由此，在计算死亡赔偿金时，“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标准，成为户籍标准的补充。
但是上述标准在各地法院的实际运用中，仍然存在问题。以重庆市万盛区法院审理的一起发生于2006年10月的交通事故死亡赔偿案为例，受害人系农村户籍，但一直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镇居住并提供劳务。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受害人却已在农村居住生活2个多月，且其提供劳务的工程承包人称未制作工资发放表。根据2006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7条的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认定，一般以户籍登记地为准。但户籍登记地在农村的受害人，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已经在城镇连续居住1年以上，且有正当生活来源的，可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数额。”对于受害人是否符合“在城镇连续居住1年以上，且有正当生活来源”的标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产生了争议，万盛区法院最终适用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7]2009年2月发生在上海的一起类似的交通事故死亡赔偿案件，却出现了不同的判决结果：受害人系安徽省农村户籍，从2006年起一直在上海市从事装修工作并经常住在市区的合作人家中，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家属无法提供暂住人口登记表等证据，证明受害人在上海市区的居住及主要收入情况，于是法院按照受诉法院地即上海市农村居民纯收入标准计算了死亡赔偿金。[8]
由此可见，司法解释规定了不同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导致不同境况的受害人死亡赔偿金数额相差很大，各地法院对计算标准又存在不同的理解，导致同类案件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最终引发了人们所谓“同命不同价”的质疑。
（二）解决“同命不同价”问题面临的困境
有学者介绍：“最高人民法院至少曾3次讨论修改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但最后觉得很难作出新的解释完善原来的规定，因为国家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现实存在。最后一次讨论曾形成两点意见：一是为了回应‘同命不同价’争论，明确人身损害赔偿金不是精神损害赔偿，而是造成生命财产损害的赔偿；二是农村居民在城市居住一定期限发生损害，按照城市标准给予赔偿。……对于农村居民在城市居住一定期限发生损害，按照城市标准给予赔偿的问题，‘一定期限，也不好确定，比如确定为12个月，11个月就按农村赔偿，这还是‘同命不同价’，所以多数不同意这个意见。还没有出台就有如此多的意见，那出台后意见就更多了。所以最后决定不搞解释了，以后通过立法解决。”[9]
对于现行的死亡赔偿金标准，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大致有两种观点：第一，认为必须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多样化，不但有违平等的宪法原则，也给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带来不必要的困惑。平等是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也是现代法的基本原则。如前所述，作为对平等原则的修正，合理差别制度的建立，其目的是为了增进和促进平等，实现实质上的平等，而不是扩大社会业已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可以发现，无论是地区差别、城乡差别，还是年龄差别，立法者所考虑的主要是不同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异，虽其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但不足以构成合理差别，因而也是与平等的宪法原则相背离的，与国家消除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的努力也是背道而驰的。”[10]第二，认为完善我国死亡赔偿金制度的当务之急并不是统一死亡赔偿金的标准，而是要让死亡赔偿金能够体现被害人的收入状况，“当下中国死亡赔偿金制度的不平等的根源并不在于城乡差别，也不在于行业、地域等因素，而是在于一个定额化赔偿的制度抹煞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将原本收入不一致的个人变成一个抽象意义的人，从而使得死亡赔偿金制度偏离了其最基本的填平损失的功能。”[11]
但是，在我国应当如何统一死亡赔偿金标准?个体分别计算死亡赔偿金是否具有可行性?上述观点并没有深入讨论，也就无法为解决“同命不同价”的争议提供思路。笔者认为，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首先明确：立法上应当以什么为依据确定死亡赔偿金标准?司法中应当以什么为依据去具体把握死亡赔偿金标准?否则，无论是统一还是分别计算死亡赔偿金，都可能遭到“同命不同价”的质疑。而要探寻我国死亡赔偿金标准制定和适用的依据，首先必须了解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二、死亡赔偿金计算的是受害人的物质损失
我国没有统一的侵权行为法，根据调整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一般侵权损害赔偿法和特殊侵权损害赔偿法，前者主要受《民法通则》、《解释》等一般性规定的调整，后者根据不同的事故类型，如航空、铁路运营过程中造成的侵害、工伤、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事故等等，受专门法律规定的调整。按照这种分类，《国家赔偿法》也属于特殊侵权损害赔偿法。笔者按照立法、司法解释和法院的内部文件三个层次分类，对死亡赔偿金的标准进行归纳。其中，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基本包含在内，各地法院的内部文件，由于数量十分庞杂，笔者只选取了对死亡赔偿金标准的规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虽然各地法院内部文件的效力，一直受到质疑。但是它们却真实地反映了司法实践中运用的死亡赔偿标准，因此笔者将其列为论证材料。还需要说明的是，1992年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已经废止，而2004年5月1日之前出台的司法解释和各地法院的内部文件，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相冲突的，以后者为准。笔者在此都予以列出，是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展示我国司法实践中运用过的死亡赔偿金标准。至于这些标准是否得到现行法律规范的认可，并不影响本文的论证。
(一)相关立法中的死亡赔偿金标准(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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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条文 ┃生效时间 ┃ 计算方法 ┃ 计算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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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法》第 ┃1995年 ┃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20倍 ┃收入(人均收入) ┃
┃27条 ┃1月1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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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事故发生地的平均生活费，补偿10年。 ┃地域(事故发生 ┃
┃《道路交通事故处 ┃1992年 ┃对不满16周岁的，年龄每小1岁减少1 ┃地)、支出(人均 ┃
┃理办法》(已废止) ┃1月1日 ┃年；对7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 ┃ ┃
┃第37条 ┃ ┃ ┃支出)、年龄 ┃
┃ ┃ ┃少1年，最低均不少于5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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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法》第 ┃1996年 ┃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对每名旅客的赔偿责 ┃ ┃
┃ ┃ ┃任限额为16600计算单位；也可书面约定 ┃限额 ┃
┃129条 ┃3月1日 ┃ ┃ ┃
┃ ┃ ┃更高的赔偿责任限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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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航空运输承 ┃2006年 ┃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对每名旅客的赔偿责 ┃限额 ┃
┃运人赔偿责任限额 ┃3月28日 ┃任限额为人民币40万元 ┃ ┃
┃规定》第3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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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交通事故应 ┃2007年 ┃铁路运输企业对每名铁路旅客人身伤亡的 ┃限额 ┃
┃急救援和调查处理 ┃9月1日 ┃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15万元 ┃ ┃
┃条例》第33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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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条例》第 ┃2004年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48个月至60个月的 ┃地域(统筹地 ┃
┃ ┃ ┃ ┃区)、收入(人均 ┃
┃37条 ┃1月1日 ┃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 ┃
┃ ┃ ┃ ┃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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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条文 ┃生效时间 ┃ 计算方法 ┃ 计算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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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小学校 ┃2001年 ┃死亡补助费的数额为上年度本市城乡居民 ┃支出(人均支 ┃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 ┃9月1日 ┃人均年消费性支出乘以死亡学生死亡时的 ┃出)、年龄 ┃
┃条例》第21条 ┃ ┃年龄，不足1年的按1年计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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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解释中的死亡赔偿金标准(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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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条文 ┃生效时间 ┃ 计算方法 ┃ 计算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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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 ┃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 ┃地域(受诉法院 ┃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2004年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 ┃地)、户籍、收入 ┃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5月1日 ┃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但60周 ┃(人均收入)、年 ┃
┃ ┃ ┃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 ┃ ┃
┃释》第29条 ┃ ┃ ┃龄 ┃
┃ ┃ ┃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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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 ┃ 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 ┃ 地域(住所地或 ┃
┃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 2004年 ┃ 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 ┃ 者经常居住地)、 ┃
┃ 用法律若干问题问题的 ┃ 5月1日 ┃ 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 ┃ 户籍、收入(人均 ┃
┃ 解释》第30条 ┃ ┃ 所在地标准，则依据前一标准。 ┃ 收入)、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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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 ┃ ┃ 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 ┃ 地域(住所地或 ┃
┃ 《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 ┃ 2006年 ┃ 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 ┃ 者经常居住地)、 ┃
┃ 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 ┃ 4月3日 ┃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 ┃ 收入(人均收 ┃
┃ 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 ┃ ┃ 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 ┃ 入)、年龄 ┃
┃ 用的复函》 ┃ ┃ 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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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 ┃ 收入损失=(年收入一年个人生活费) ┃ ┃
┃ 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 ┃ 1992年 ┃ ×死亡时起至退休的年数+退休收入 ┃ 收入(个体收入 ┃
┃ 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 ┃ 7月1日 ┃ ×10死者年个人生活费占年收入的 ┃ 损失)、年龄 ┃
┃ 定》(试行)第4条 ┃ ┃ 25％～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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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 ┃ 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20 ┃ 地域(事故发生 ┃
┃ 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 ┃ 2001年 ┃ 年。对7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 ┃ 地)、支出(人均 ┃
┃ 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 1月21日 ┃ 岁少计1年，但补偿年限最低不少于 ┃ 支出)、年龄 ┃
┃ 4条 ┃ ┃ 10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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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代表性的地方法院文件中的死亡赔偿金标准(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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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条文 ┃生效时间 ┃ 计算方法 ┃ 计算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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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华侨、外国 ┃ ┃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人、无国籍人)按省公安厅公布的城镇 ┃国籍或户籍、地 ┃
┃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处 ┃ ┃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按事故发生地 ┃ ┃
┃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 ┃ 1996年 ┃ ┃域(事故发生 ┃
┃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 ┃7月13日 ┃的平均生活费，补偿10年。对不满16 ┃地)、支出(人均 ┃
┃ ┃ ┃周岁的，年龄每小1岁减少1年；对70 ┃ ┃
┃32条 ┃ ┃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 ┃支出)、年龄 ┃
┃ ┃ ┃年，最低均不少于5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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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侵害人的过错程度和经济承担能 ┃ ┃
┃山东高级人民法院《关 ┃ ┃力等因素，按照全省上一年度职工年 ┃侵权主体(过错 ┃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2001年 ┃平均工资标准赔偿20年。对不满18 ┃程度和经济承担 ┃
┃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2月22日 ┃周岁的，年龄第小1岁减少1年，对70 ┃能力等)、收入 ┃
┃ ┃ ┃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1岁减少1年， ┃(人均收入)、年 ┃
┃80条 ┃ ┃ ┃ ┃
┃ ┃ ┃最低均不少于5年。“上一年度”以受 ┃龄 ┃
┃ ┃ ┃害人死亡时上一年度来计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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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 ┃侵权行为地的县(市、区)居民平均生 ┃ ┃
┃《关于印发(审理人身损 ┃2001年 ┃活费计算，赔偿10年。对不满16周 ┃地域(侵权行为 ┃
┃害赔偿案件若=t：fa]}题的 ┃12月19日 ┃岁的，每减小1岁减少1年；对70周 ┃地)、支出(人均 ┃
┃意见)等三个(意见)的 ┃ ┃岁以上的，每增加1岁减少1年，最低 ┃支出)、年龄 ┃
┃通知》第19条 ┃ ┃不少于5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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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 ┃(对外国或港澳台地区公民)受诉法院 ┃国籍或户籍、地 ┃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 ┃2005年 ┃所在地标准：按20年计算。但60周 ┃域(受诉法院 ┃
┃故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 ┃12月31日 ┃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 ┃地)、收入(人均 ┃
┃解答》第6点 ┃ ┃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 ┃收入)、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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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村居民能提供在城镇的合法暂住证 ┃ ┃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 ┃明，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 ┃地域(经常居住 ┃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2006年 ┃已连续居住、生活满1年的(短期回农 ┃地)、收入(人均 ┃
┃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7月18日 ┃村探亲等不视为中断)，人身损害的残 ┃收入、固定收入) ┃
┃见》第21条 ┃ ┃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按城镇居民 ┃ ┃
┃ ┃ ┃的标准计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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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条文 ┃生效时间 ┃ 计算方法 ┃ 计算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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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 ┃对于农村居民在城市或乡、镇政府所 ┃ ┃
┃《关于当前民事审判若 ┃2007年 ┃在地有住所且事故发生时已经在该地 ┃地域(经常居住 ┃
┃干法律问题的指导意 ┃11月22日 ┃连续居住1年以上，有正当收入来源 ┃地)、收入(人均 ┃
┃ ┃ ┃的，可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损害 ┃收入、正当收入) ┃
┃见》第18条 ┃ ┃ ┃ ┃
┃ ┃ ┃赔偿数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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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户籍登记地在农村的赔偿权利人在发 ┃ ┃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 ┃ ┃地域(经常居住 ┃
┃ ┃ ┃生道路交通事故时已经在城镇连续居 ┃ ┃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 ┃2008年 ┃住一年以上，赔偿权利人系完全民事 ┃地)、收入(人均 ┃
┃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 ┃1月1日 ┃行为能力人，以其在城镇的稳定收入 ┃收入、固定收 ┃
┃题的指导意见》(试行) ┃ ┃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在计算赔偿数 ┃入)、行为能力 ┃
┃第26条 ┃ ┃ ┃ ┃
┃ ┃ ┃额时可按城镇居民处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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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规定，我国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户籍或国籍、地域、支出、收入、年龄、行为能力、侵权主体。除侵权主体这一标准是从加害人角度考虑的以外，其余都是直接从受害人角度考虑的。受害人的户籍或者国籍、所处的地域、收入或者支出、年龄和行为能力等等因素，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受害人生命权遭受侵害之后，所造成的物质损失。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在性质上属于死亡赔偿金的赔偿项目，在各个法律规定中名称可能不尽一致，如一次性工伤死亡补助金（《工伤保险条例》）、死亡补偿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死亡补助费（《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等。而且在2004年5月1日《解释》生效之前，除《国家赔偿法》之外，死亡赔偿金一直被当作精神抚慰金。但是从上述表格所列的计算方法上，可以看出，《解释》出台前后，除了航空、铁路等特殊领域的立法采取限额之外，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法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都是为了计算受害人未来的收入损失或者养育受害人所投入的成本（即使采取侵权主体标准，影响的也只是死亡赔偿金实际支付的数额，并不是计算方法），只是不同的法律规定中，名称、计算的项目或者计算的精确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解释》将死亡赔偿金规定为物质损害赔偿，不过是为其“正名”而已。
三、我国死亡赔偿金是受害人生命价值的物质体现
死亡赔偿金所代表的物质损害赔偿，究竟是为了填平受害人近亲属的损失，还是对受害人生命价值的体现?如果认为生命是“无价”的，死亡赔偿金只是受害人近亲属的损失赔偿，与受害人的生命权无关，也就不存在所谓“同命不同价”的问题。在传统的民事领域，人们通常就是认为“人的最高利益——生命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意义是很小的”，[12]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第一，认为对死亡的损害不可能进行完全赔偿，“一方面，由于人的生命并非商品，不具有交换价值，不能通过金钱来评价；另一方面，生命又具有重过地球的无限价值，无论进行怎样的金钱赔偿在观念上都是不充分的。”[13]第二，认为民法上禁止不当得利，因此“依民法的损害赔偿原理，任何人只能就其遭受的损害部分请求赔偿，不得主张除此之外的任何赔偿，不能基于他人的生命权受到损害而主张获得赔偿的权利。”[14]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失偏颇，理由如下：
第一，生命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如果在我国的侵权行为法中，缺乏对生命权的物质救济，法律对生命权的保障就是不完善的。我国现行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生命权，但是生命权作为最基本的人权，受到宪法的保障是不言而喻的。[15]我国有关生命权保障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事和民事领域，《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从这一条可以看出，对生命权的保障措施为个体的生命或者一定期限的自由。《解释》第17条第3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1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只有死亡补偿费（死亡赔偿金）是唯一跟受害人生命权相关的赔偿方式，其他各项都是赔偿受害人近亲属的实际物质损失。虽然法律不只是通过物质赔偿的方式来实现对生命权的救济，但是在某些情形下，物质赔偿是必需的。例如，加害人在生命刑或自由刑之外，同时也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16]或者加害人够不上刑罚处罚，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死亡赔偿金就会成为生命权的救济方式。尤其是在后面一种情形下，可以说，对生命权的救济程度就是由死亡赔偿金的数量来决定的。如果这时以生命的“无价”为由，否认死亡赔偿金对生命权的救济作用，那么法律对生命权的保障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第二，生命的价值在法律上能够通过物质形式体现出来，因此生命权遭受侵害之后，能够通过金钱来赔偿。生命的价值在法律上体现为生命权所包含的利益，生命权属于人身权利，人身权利与法律上的其他权利，如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程序性权利和财产权利相比，由于所体现的利益不同，法律给予的权利保障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人身权利与其他权利从本质上也有共通之处，从根本上说，“物质利益是社会个体全部利益的核心，是权利主体从事生产活动直接追求的目标，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它还是一切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的动机、动因和动力。”[17]因此，人身利益、政治利益、社会生活利益、程序性利益，“归根结底是社会个体的物质利益。”[18]法律可以通过保护上述权利中的物质利益，实现对上述权利的保护。
第三，生命的价值在法律上能否通过物质形式充分体现出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权利中的物质利益，具体表现为一定的财产内容。[19]与具有直接财产内容的财产权相比，其他权利只具有间接的财产内容，把握起来比较复杂。具体到生命权，“生命权的财产内容或财产属性如何确定?应当说，它的构成因素是十分复杂的。以一个青年为例，他的生命权的财产内容通常是由几个方面构成：他生命的孕育、身体成长过程所耗费的衣食住的支出，他人进行和自我进行的生活关照（这也是一种劳动），他受教育所支出的费用，他受就业训练所支出的费用，还得考虑他在今后的一生中在创造财富时所能有的作为，等等。”[20]由于立法者认识的局限，可能无法用一个精确的财产数额来反映生命权的财产内容。另外，法律对于某项权利的保护也不是没有限度的，具体到生命权，就需要综合衡量受害人及其近亲属遭受的损害、加害人的经济能力、社会的可接受程度等等因素，从而可能出现死亡赔偿金数额与个体生命权的财产内容相差较大，不能充分体现生命价值的情形。‘但是，生命的价值不能通过物质方式充分体现出来，与生命的价值可以通过物质方式来体现，是不存在矛盾的——就像商品的价格常常会偏离它的价值一样。
第四，从民法理论上说，基于受害人的生命权受到损害，其近亲属具有赔偿请求权。关于受害人近亲属对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基础，存在多种学说：一是“加害人赔偿义务说”。认为加害人的赔偿义务不因被害人的死亡而消灭，所以被害人得受赔偿的地位，当然由其继承人继承。二是“同一人格代位说”。认为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二者的人格在纵的方面相连接，而为同一人格，因而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得由其继承人继承。三是“间隙取得请求权说”。认为受害人从受到致命伤害到其生命丧失之时，在理论上总是有一个时间间隙，在这个间隙中，被害人是有权利能力的，故可以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继承人得为继承。上述学说从不同角度为受害人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不当得利的说法有失偏颇。[21]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虽然死亡赔偿金的现实作用是对受害人近亲属的补偿，其实质却是受害人生命价值的物质体现。如果借用马克思对于价格的定义，“价格是对象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22]死亡赔偿金作为生命权财产内容的货币表现，实质上就是生命在法律上的“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不是“无价（价格）”的，讨论生命权财产内容的交换价值，对其进行“定价（价格）”是完全可行的。至于“同命不同价”的说法，由于每个人生命权的财产内容都可能是不同的，以死亡赔偿金数额体现出来的“价格”不同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立法上对生命权的财产内容规定了统一的“定价”方法，法院却对同类案件作出不同的处理，那就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这个意义上的“同命不同价”确实应当受到质疑。
四、我国死亡赔偿金标准的合理性评判
由于死亡赔偿金是生命价值的物质体现，现实中所谓“同命不同价”的质疑，实质上是这样一个问题：生命的价值是否合理地通过死亡赔偿金表现出来?如上所述，死亡赔偿金并不能充分体现生命的价值，就像商品的价格常常偏离其价值一样。但是，导致死亡赔偿金“偏离”生命价值的因素（即赔偿标准），哪些具有合理l生，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既然死亡赔偿金是生命权财产内容的货币表现，那么，能够反映和影响生命权财产内容的因素，才可以作为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而且，基于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法院在适用赔偿标准时，对同类案件应当作出相同的处理。
（一）一般侵权损害赔偿法中的死亡赔偿金标准
首先是户籍或者国籍标准。本文开篇提到的“何源”案，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就是户籍。户籍本来是身份因素，但是我国的死亡赔偿采用户籍标准，是为了体现出城乡地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反映了生命权财产内容的多少。户籍制度在我国实施的早期，由于严格的城乡二元格局，人们的流动性小，的确能够反映出城乡居民支出和收入的差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户籍已经不一定能够反映出人们的经济状况，采用户籍标准的司法解释也因为失去现实合理性，成为众矢之的，不得不增加经常居住地标准作为补充。而国籍，在我国的死亡赔偿制度中，体现的也是地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国籍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密切，国籍也不一定能够体现出人们支出和收入的差异，因此在适用国籍标准时，也需要考虑当事人的经常居住地等实际情况。
其次是地域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地域标准被分为事故发生地、侵权行为地、受诉法院地、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标准。笔者认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能够反映出人们的收入和支出状况，但是事故发生地和侵权行为地，除非也是受害人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否则它们与受害人生命权的财产内容没有任何实质联系，作为死亡赔偿金标准没有合理性。受诉法院地，是指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23]同样，除非受诉法院地也是受害人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否则与受害人生命权的财产内容也没有任何实质联系。实践中采用受诉法院地标准，主要是为了方便法院审理案件。以《解释》为例，为方便法院审理案件，第29条采用了受诉法院地标准，但是第30条又用赔偿权利人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标准作为补充，兼顾了赔偿权利人的利益。如果单独适用受诉法院地标准，则不具有合理性。
客观上说，经常居住地比住所地更能反映出个体的经济状况，但是经常居住地标准在实践中把握起来比较困难。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条规定，“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但住医院治病的除外。”对于什么是“连续居住”，还是需要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做出裁量。各地法院通常将经常居住地标准细化为居住期限（1年以上）、居住状态（连续）、居住地点（住所）、居住证明（暂住证等文件）等等，同时又将收入标准细化为固定收入、正当收入、收入证明、等等，一并作为适用时的考量因素。其合理性应当在实践中具体分析。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重庆市万盛区法院审理的交通事故案，其争议就在于受害人经常居住地的确定，万盛区法院认为被害人回到农村休假，不能否定其连续居住城镇的事实，没有制作工资表也不能否定其以自己劳务所得作为生活来源的事实，故最后认定：受害人生前在城镇连续居住已1年以上，且有正当生活来源，故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24]但是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在类似的案件中，却因为受害人近亲属无法提供暂住人口登记表等证明文件，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了死亡赔偿金。笔者认为，在死亡赔偿案件中，当事人的情况十分复杂，需要法院行使一定的裁量权，但是，如果对同类案件作出不同的处理，则有违平等原则。
其三是受害人的收入、行为能力、年龄等标准。从理论上说，收入反映了个体生命权财产内容的多少，行为能力和年龄则是影响个体收入的重要因素，因此作为赔偿标准具有合理性。[25]但是这些标准的适用，也需要法院在具体案件中作出裁量。
最后是侵权主体的标准。侵害人的情况与受害人生命权的财产内容没有直接关系，只有影响到受害人生命权财产内容的实现时，作为计算标准才具有合理性。在侵权行为法中，过错是构成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因素。在损害赔偿案件中，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其赔偿金额，侵害人的经济能力，则关系到赔偿金额是否能够得到执行，因此，以侵权主体的过错程度和经济能力为赔偿标准，具有合理性。
（二）特殊侵权损害赔偿法中的死亡赔偿金标准
同样是人身损害赔偿，因为有不同的法律规定，基于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必须对其合理性进行充分论证。评判特殊侵权损害赔偿法中的死亡赔偿金标准的合理性，除了考虑其是否属于反映和影响生命权财产内容的因素之外，还要考虑这些专门性法律规定的立法目的是否合理：
第一，限额制。在航空、铁路等领域的立法中，对死亡赔偿金采用限额，主要考虑的是行业风险。以航空领域为例，“在航空事故中，虽然对于旅客的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但是一般都对赔偿数额进行限制。这是因为高度危险工具本身具有巨大的潜在危险性，现有的科学技术手段尚不足以完全避免损害的发生。”[26]笔者认为，针对不同行业的特殊情况，采取限额的方式规定死亡赔偿金具有合理性，但是鉴于死亡赔偿金本质上是生命价值的物质体现，该限额的确定，应当综合考虑个体生命权的财产内容和具体行业的风险，并在立法时经过充分的论证。
第二，其他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法规定不一致的死亡赔偿金标准。例如，根据《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第21条规定，计算的是死亡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抚养学生而支出的费用。在一般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中，计算的则是受害人未来的收入。[27]虽然从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等级上，地方性立法并不存在与司法解释保持一致的问题，但是从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的角度，对中小学校伤害事故规定不同于一般伤害事故的处理办法，则需要进行充分的论证。[28]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4条以受害人个体的收入为计算标准，而《解释》采用的是人均收入为计算标准。从理论上说，人均收入和个体收入都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命权的财产内容，因此都具有合理性。但是从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等级上看，前述第4条因与《解释》冲突，不能适用。另外，《国家赔偿法》规定了不同于民事领域的死亡赔偿金标准，考虑到国家的财力和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等因素，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政府依法行政和人权保护的要求不断提高，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也应当不断完善。如果因为侵权主体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赔偿范围就比民事侵权赔偿要窄，赔偿标准就比民事侵权赔偿要低，其合理性将受到质疑。
总结我国死亡赔偿金标准，户籍或者国籍标准并不能合理反映出个体差异，地域标准中的经常居住地标准具有合理性，但是其抽象性常常导致司法适用结果的不统一。受害人的收入、行为能力、年龄等标准和侵害人的过错、经济能力等标准具有合理性，但是需要法院在个案中具体把握，也同样面临着司法适用结果不统一的问题。对死亡赔偿金采取限额或者采用不同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法的赔偿标准，则需要在立法时对其合理性进行充分的论证。
五、我国死亡赔偿金制度的合理构建
如前所述，我国死亡赔偿金标准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法中，即原则上采取定额计算（人均收入乘以统一年限），[29]又采用户籍、地域、年龄等标准，对人们进行“归类”，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个体的差别。但是“归类”标准的不合理或者过于抽象，最终导致司法适用结果的不平等。合理构建死亡赔偿金制度，是完善我国侵权行为法的当务之急。
（一）两种可以借鉴的死亡赔偿金制度
毫无疑问，只要立法者试图对人们作出“归类”，那么这种“归类”是否属于平等原则中的“合理差异”，就会受到人们的质疑，因此立法者放弃“合理归类”的意图，才是比较明智的做法。而成文法的抽象性，决定了法院常常需要行使裁量权，如果裁量权得不到有效的约束，裁判结果的合理I生就会受到人们的质疑。笔者认为，针对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思路：立法上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的数额，法院无需行使裁量权，从形式上实现立法和司法上的平等。或者推行判例制度，由法院进行个体分别计算，使死亡赔偿金的数额能够体现个体生命权的财产内容，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在国外的死亡赔偿金制度中，可以发现上述两种模式。例如，英国属于前一种类型，受欧洲各国侵权行为法的影响，[30]早期英国并不认可丧失生命本身可以用金钱衡量和加以补偿，后来上述观念被制定法所改变，根据1976年的《死亡事故法》第1A条的规定，死亡受害人的配偶和特定条件下的父母（死亡子女必须是未满18周岁且未结过婚者）还有权获得死亡赔偿金，该法规定的数额是7500英镑，而2002年3月31日起生效的《丧失亲人损害赔偿（数额变更）（英格兰和威尔士）令》将该数额上调为1万英镑。该数额是由制定法直接规定的，法官没有自由裁量权。[31]日本则属于第二种类型，日本法院通过判例发展出了比较成熟的受害人可得利益的计算方法。[32]
虽然上述两种模式可供借鉴，但是也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能照抄照搬。从我国的实际看，地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形式上统一的法律规定，对于处于不同境况的公民来说，适用结果可能并不平等。因此我国的法律不宜像英国那样，对死亡赔偿金的数额作出明确规定。日本法院个体分别计算的方法，对于法官的专业素养要求颇高，而且需要一个比较成熟的判例法体系作为支撑，这些条件在我国的成文法传统之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死亡赔偿金制度
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死亡赔偿金制度，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立法不可能为死亡赔偿确立很具体的数量标准，但应该为死亡赔偿确立必要的原则。既然死亡赔偿金本质上体现的是个体生命的价值，而每个个体的生命价值量客观上是不同的，况且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域间之间发展很不平衡。所以，不可能对死亡赔偿的各种情况和数量立法做很具体的规定，搞“一刀切”。但我国又是一个制定法国家，若无立法规范这方面实务的处理，法院审理案件时将难免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这两方面的情况决定了立法机关应该（也只能）在死亡赔偿方面确立法院等公共机关必须遵循的若干原则。
2．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采取定额的方式确定幅度，符合我国的法文化传统，但司法上可采用的具体数量标准最好由最高人民法院用司法解释的形式来确定。这个确定过程应该考虑的主要因素有：个案中受害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发展潜力、收入水平、行为能力、侵害人的过错、侵害人的经济能力等情况，对死亡赔偿金的数额作出裁量，是比较合理的方式。至于立法上赔偿幅度的确定，则要综合考虑一定时期个体生命权的财产内容、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人们的可接受程度等因素。
3．逐步扩大并逐步规范法院对死亡赔偿金的自由裁量权。鉴于我国的制定法传统，现阶段固然应当以立法为主导，法院的裁量幅度不宜过大。但是，要使死亡赔偿金真正体现个体生命的价值，最合理的方式则是由法院根据个体情况分别计算，这就需要规范并逐步扩大法院的裁量权。由于这种方式需要完善的判例制度作为支撑，因此在我国的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同类案件不同处理的问题，人们已经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33]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实践中，由于制定法对裁量幅度会有较严格限制，以及受特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法院即使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死亡赔偿金也不一定能够充分体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因此我们社会还需要结合人身保险、社会保障等制度，共同实现对公民生命权的救济。
【注释】*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重庆工商大学。本文受“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资助。
[1]2005年12月15日凌晨6时许，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望江厂区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年仅14岁的女孩何源与2名好友结伴乘坐电动三轮车上学，途中发生车祸，3人均不幸遇难。事故发生后，另外两位女孩的家属分别获得了20余万元的赔偿。然而，因何源系农村户籍，其父母何青志、谌登兰只获得5．8万元的赔偿以及人道补偿3．2万元，合计9万元。参见《人身损害赔偿“同命不同价”拷问法律公平》，http：／／www．scol．com．cn／michllan／cdgi／20060421／200642191538．htm，2009年5月8日访问。
[2]在2008年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律师建议，以当地（省、区、市为单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赔偿标准，既可以避免同命不同价，同时也有一定的可行性。参见李斌：《秦希燕代表：统一赔偿标准，告别同命不同价》，《中国青年报》（两会特刊）2008年3月12日T1版；2009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建议，应该尽快结束“同命不同价”的人身损害赔偿的不平等情况，赔偿标准应该统一。参见《人大代表称人身损害赔偿应尽快同命同价》，http：／／news．sina．com．cn／2009—03—11／021615287789s．shtml，2009年5月8日访问。
[3]2009年6月27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十讲专题讲座，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对“同命不同价”发表看法，认为“立法时倾向于原则适用统一赔偿标准，适当考虑个人年龄、收入、文化程度等差异。”考虑到王胜明的权威身份，媒体认为这是立法机关对“同命不同价”问题作出的回应。参见《实行“同命同价”考验立法者智慧》，《新京报》2009年6月30日A02版。
[4]相关文献可以参见吴萍、廖多福：《平等与合理差别——兼论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立法》，《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新宝、明俊：《空难概括死亡赔偿金性质及相关问题》，《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覃家壬：《论死亡赔偿金与生命权保护》，《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傅蔚冈：《“同命不同价”中的法与理——关于死亡赔偿金制度的反思》，《法学》2006年第9期；麻锦亮：《人身损害赔偿新制度新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张旭东：《破解“同命不同价”难题的理论路径》，《现代法学》2008年第6期等。
[5]《人身损害赔偿“同命不同价”拷问法律公平》，http：／／www．scol．co／n．cn／michuan／cdgj／20060421／200642191538．htm，2009年5月8日访问。
[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
[7]王晓芳：《本案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http：／／www．oq5zfy．gov．cn／eq5zfy—Law／Law—content．asp?ClasslD=17&ArticlelD=13390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网站，2009年4月25日访问。
[8]参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09）静民一（民）初字第755号民事判决书。
[9]张旭东：《破解“同命不同价”难题的理论路径》，《现代法学》2008年第6期。
[10]昊萍、廖多福：《平等与合理差别——兼论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立法》，《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1]傅蔚冈：《“同命不同价”中的法与理——关于死亡赔偿金制度的反思》，《法学》2006年第9期。
[12]（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13]孙鹏：《“生命的价值”——日本死亡损害赔偿的判例与学说》，《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7月（总第81期）。
[14]覃家壬：《论死亡赔偿金与生命权保护》，《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5]也有学者认为，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生命权，不利于对生命权的充分保障，从而主张生命权入宪。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作详细讨论。参见上官丕亮：《关于生命权入宪的构想》，《人大研究》2008年第5期。
[16]参见《刑法》第36条。
[17]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18]同上注。
[19]关于权利、个体的利益和个体所有之财产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的论证，参见童之伟：《再论法理学的更新》，《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
[20]同前注[17]，童之伟书，第183页。
[21]张新宝、明俊：《空难概括死亡赔偿金性质及相关问题》，《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22]《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23]参见《民事诉讼法》第29条。
[24]同前注[7]，王晓芳文。
[25]但是，《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26条以受害人个体的民事行为能力为标准，由于超出了《解释》规定的赔偿标准（地域、户籍、收入、年龄）的范围，也应当不予适用。
[26]同前注[21]，张新宝、明俊文。
[27]严格说来，我国现行的死亡赔偿金应该是受害人未来收入减去被抚养人的扶养费，因为扶养费是单独列出的。
[28]对于制定《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的赔偿标准时的特殊情形，当时参与立法的学者也进行了说明，“经分析认为：第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只对法院审判有约束意义，在非诉讼处理阶段，并不能作为事故处理的依据；第二，由于司法解释适用于全国，仍有不够详尽之处；第三，《关于审理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尚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在其出台前，地方立法对赔偿标准作出规定对司法审判具有约束意义。为此，决策的结果是参照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根据上海实际情况，对赔偿标准作出了比较细致的规定。”参见孙潮、阎锐：《论立法决策——<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立法决策实例分析》，《人大研究》2006年第12期。
[2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
[30]除了葡萄牙以外，欧洲各国的侵权行为法几乎都不认可丧失生命本身可以用金钱衡量和加以补偿。参见前注[12]，克雷斯蒂安·冯·巴尔书，第67页。在《欧洲民法典侵权行为法草案》中，具有法律相关性的损失只包括丧葬费、扶养费、精神损害赔偿等近亲属的损失。参见《欧洲民法典侵权行为法草案》第2章第2节“具有法律相关性的损害的列举”，魏磊杰译，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8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06页。
[31]参见胡雪梅：《英国侵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354页。
[32]参见（日）圆谷峻：《判例形成的日本新侵权行为法》，赵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33]从2002年以来，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天津市高院、成都市中院等地方法院就开始了案例指导制度的探索。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通知第13点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规定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发布方式、指导规则等。学者们对此也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参见刘作翔：《我国为什么要实行案例指导制度》，《法律适用》2006年第8期，杨力：《中国案例指导运作研究》，《法律科学》2008年第6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