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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体系地认识物权法


发布时间:2004年12月21日 徐涤宇 点击次数:1919

 
    大陆法系法典在结构上的****特点就是有严格的逻辑和体系性。法典编纂的此种逻辑统一性,以及它在立法成本上的节约,使其相较就各种民事权利单独立法的模式更为优越。我国自清末变法图强以来,民事制度多取法欧陆,大陆法系式的概念体系业已形成,而近期的各项基本民事立法(如合同法等),莫不以体系化为其特征,将来也必将纳入民法典的框架之中。因此,对于目前学术界是制定物权法还是财产法的争论,更多地应该是从体系的角度进行考察。
 
    然而,在民法体系的构建问题上,我国学者多目眩于法学阶梯式和潘德克吞式两种法典编纂模式,一味强调这两种模式在外部结构上的区别,却忽视了其体系化之方法上的共同点,以致于在制定物权法还是财产法,乃至整个民法典的结构设计上,争论不休,难有共识。事实上,这些法典编纂模式都是在运用发源于希腊哲学的具有辨证推理的逻辑方法,对法律体系进行构建,只不过不同时期的法学对这一方法的不同理解和不断发展,以及用以分析的材料不同,才导致不同结构之法典体系的出现。所以,对各国民法典体系的构造,须历史地去认识。这一视角,对于正确理解物权概念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是否应以财产法取代物权法,甚为重要。公元13世纪,罗马法学家首次试图系统化地将罗马法予以划分。在11世纪和12世纪,西欧的经院主义法学家将希腊的辨证法推向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试图将法律规则系统化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此后,经院派法学家开始对重新发现的优士丁尼立法文本进行分析和综合,以构建一个更为科学的法律体系。[1]就近现代所谓的物权和债权而言,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它们被放在关于物的部分。然而,在一场关于“对物权”(iura in re,即人们在物上享有的权利,包括所有权及其派生权利如用益权等)和“关于物的权利”(iura ad re,即人们相对于物享有的权利,包括继承权和债权)的激烈论战后,法国民法典将这一统一性打破了。[2]"这种追求概念之逻辑体系的结果之一,就是其第二编“财产及所有权的各种变更”的诞生。该编实际上是对各种对物权的规定,它之所以未采物权的称谓,最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法国法对于物和财产的理解不同于此后的德国民法典。在法国法中,“物(chose)和财产(biens)这两个术语不是同义词:前者是种,后者是属。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切东西都被冠以物的名称,但只有那些具有能为某人谋得固有的和排他性之利益这一性质,并且处于其所有权(propriélé)之下的物,才被赋予财产的名称。因此,太阳以及各种天体,空气和风,是物但非财产。”可见,在其最初的和狭义的意义上讲,只有当存在一有体物并于其上设定权利时,方存在财产。到了现代,财产的范围不断扩大,它不仅包括被设定权利的物,而且还包括物权、无形产财权和债权等财产权本身。因此,在法国法上,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切东西都是物(不管是否能给人带来利益),但并非一切物均为财产,也并非一切财产均为物,[4]其立法中更多采用的是财产这一概念。与之相适应,尽管法国学者后来采用了物权的概念,但由于法国法并不认为物是财产的属概念,故其法典只是笼统地规定设于财产之上的对物权,而未能像概念法学那样从对物权中剥离出物权的概念。
 
    19世纪下半叶的各国民法典编纂,受理性法学尤其是概念法学的影响,在对物权的基础上,对物和财产的关系进行界定,由此设计出物权编。例如,阿根廷1871年施行的民法典(拉美三大模范法典之一)的第三编即以“物权”为名,其起草Sarsfield博士在该编的一些注释中明确指出,物(具有价值的有体客体)为属概念,财产为种概念,并认为物和占有乃物权之要素,[5]这与法国法对物和财产的界定适成相反。作为概念法学发祥地的德国,更是出于法律教条主义的理由,以客体(Cegenstinde,即广义的物)一词取代了罗马法广义上物的概念以及法国法上财产的概念,而将物仅仅理解为能给人带来利益的有体客体,权利则被划入无体客体的范畴,亦即:客体是种,物和权利都是属。德国法学家认为,客体被划分为有体客体和无体客体,清晰地界定了物和权利在作为财产支配权之客体时彼此之间的关系。据此,德国法将财产支配权的客体分为物、狭义的无体物(精神产品)和财产性权利。[6]与此相对应,以物为客体的支配权称为物权,以精神产品为客体的支配权称为知识产权,设于财产性权利之上的支配权则为准物权,它们共同构成对物权(dingliches Recht)这一上位概念。德国法的体系为其后的民法典广泛采用。
 
    发展到20世纪后期,新的法典编纂活动又促使对物权的体系有了新突破。在曾经追随法国民法典的荷兰,其新民法典的财产法总则在第1条规定财产乃由物(things;第2条强调物必有体)和财产性权利(patrimonial rights)构成,即财产为物和财产性权利的种概念。与此对应,该法典以对物权(rights in rem)为上位概念,把既能以物为客体也能以财产性权利为客体的对物权(如用益权、质权、抵押权、优先权、留置权)放在第三编财产法总则中,而仅以物为客体的各种对物权(如所有权、地役权、永佃权、地上权)则被规定在第五编“物权”(real rights)中。[7]
 
    从财产支配权体系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我们不难发现,自法国法采用对物权概念以后,经概念法学对物和财产的进一步区分,该概念已成为处理物权、知识产权和准物权之关系的联结点。易言之,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对物权体系,按照分别作为其客体的物、精神产品和财产性权利的不同特性,颇为精致地梳理了物权、知识产权和准物权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我们历史地、体系地来看待物权法和财产法,就可达成如下两个认识:
 
    第一,三种权利虽然都具有绝对权、支配权的性质,但因其各自客体的特性而有差别。物权的客体为物,它以有体客体为限。对于物,占有人可以迅速且准确地证实其支配的对象。因此,欲证明某人对特定的物拥有支配权,只要求权利人和该特定之物的确定。但是,在财产性权利作为支配权的客体时,却很难以占有作为正当理由和权利推定的依据,其法律证明往往不得不借助权利证书和登记的方式。[8]财产性权利的这种特性,使得以其为客体的支配权不能完全适用物权法的规定,因此,各国民法典在使其准用关于物权的一般规定外(此乃准物权用语之由来),也根据其特性为其制定了特别规则。
 
    就精神产品而言,它既不同于财产性权利,也不同于物本身。首先,财产性权利在作为支配权的客体时,也具有稀缺性和效用性,但其价值乃制度拟制的结果,它不能脱离法律的拟制独立存在。相反,精神产品并非制度拟制的产物,它一旦被创造出来,即借物质载体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换言之,其存在并非因法律制度才得以确立,法律只不过是赋予创作人以一种对该产品的支配权而已。这一本质区别,决定了二者在成为支配权之客体的方式和条件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其次,相较于物,精神产品具有非物质性,其本身虽非物,但又通常需借助有形载体表现于外部,惟其价值未能真正由该载体体现。正是精神产品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可在不同地方为不同的人大量复制,这成为其支配权人进行排他性占有和享有权利的****障碍。所以,对精神产品的支配权与一般的物权相比,个性更为突出,其取得、行使和保护虽然也以物权法的一般规则为基础,但它们更需要行政法规强有力的保护。
 
    这种三位一体的逻辑体系概念确定,位阶关系分明,区分了三种不同性质的财产支配权,从而划定了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和准物权法各自的适用范围:物权的支配对象为有体客体,是民法中最为基本的一种财产支配权;知识产权虽然具有支配权之排他性的本质,但其人身权性质及其他鲜明的个性,决定其不宜被纳入到物权法的范围中去;至于设于财产性权利之上的对物权(准物权),由于其个性与物权并无明显不同,因此可在为其设计必要的特别规定之外(如权利质权的一些特别规定),其他方面可准用关于物权的规定,从而使其为物权法吸收,以达到节约立法成本的目的。概言之,这种逻辑证明我国目前应制定的是以未来民法典之物权编为目标的物权法,而不是含混、笼统的财产法。当然,由于物权、知识产权和准物权是在对物权这一上位概念的统摄下,处于同一位阶的有三种并行的财产支配权,所以,目前作为民法典编纂之前奏的物权法和已有的知识产权法,都应作为未来民法典的有机组成部分被纳入其中。
 
    第二,对物权事实上是财产支配权的代名词,它抽象了物权、知识产权和准物权的两个共同功能:一是将某特定客体归于权利人支配,无须借助他人以其意思作为支配该客体的准据;二是因为此种支配具有的排斥他人非法干涉的功能。这种共性暗示着两种可能性:首先,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不妨借鉴荷兰新民法典做法,就物权的一般规则设立财产法总则;其次,对物权这一上位概念统摄的逻辑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可以涵盖传统民法未予归纳的无形财产权。[9]并且,在以后新的财产类型导致新的财产支配权出现时,由于它们也必将反映对物权的两个共同功能,所以也就可以不断地被纳入该体系之中。
 
 
注释
 
[1][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以次。
[2][意]桑德罗·斯奇巴尼:《法学研究方法以及对古罗马法学著作和近现代法典结构体系中若干问题的思考》,丁玫译,载《比较法研究》第八卷(1994年第2期),第212页。
[3]Marcadé, Explication du Code Civil, Tome 2, 7e éd :pairs, 1873.p.337.转引自Jorge
Joaquín Llambías, Tratado de Derecho Civil, Parte General, Tomo Ⅱ, Editoraial Perrot, Buenos Aries,1997, p.193.
[4]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4页。
[5]Véase Código Civil de la República Argenetia, Abeledo-Perrot, Buenos Aries,1998, p.395.
[6] 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7] [荷]阿瑟·F·哈特坎普:《1947年至1992年间荷兰民法典的修改》,姜宇、龚馨译,载《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416页。
[8] Véase Hans Hattenhauer, Conceptos Fundmentales del Derecho Civil, Traducción Espaiola de Gonzalo Hernández, Editorial Arial, S.A.,Barcelona,1987,p.56.
[9] 吴汉东:《财产权客体制度论——以无形财产权客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徐涤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原载于《法学》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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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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