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语境之外，中国式离婚通常与一个词相关联，那就是“闹离婚”。这个词既表明结束婚姻的过程曲折耗时、充满彼此折磨的火药味，也可以特指女性因为维系婚姻关系的意愿更为强烈而表现出歇斯底里的一面。
然而，过去的10年中，人们对待婚姻和家庭的态度正在悄然改变，离婚率连续10年递增、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占比增加，婚姻这一最为严格的社会和经济契约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呈现出更为脆弱的趋势。这既与女性的经济独立程度、婚外性大大增加、社会舆论压力减弱等相关，也能从婚姻功能的变迁中窥探到一些端倪。
离婚博弈
周媛正在等待法院的最终判决。她把这场婚变定义为“大战”。在微博上，她以“离婚大战VS人渣××”自称，公布了丈夫的真实姓名，并且将“捉奸”过程、“小三”的名字以及丈夫与娘家人激烈冲突的视频都公之于众。
周媛对《南风窗》记者说，之所以“家丑外扬”，是因为不堪忍受丈夫在亲朋好友之间散布谣言、诋毁谩骂、将她描述为一个十分不堪的“坏女人”：与多人有不正当关系，甚至孩子也并非与丈夫所生。“我只能把事情的真相公布出来，让朋友们都知道，他才是一个品质低劣的人。”她说。
他们的婚姻还不满两年。2012年，29岁的周媛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对方外表尚佳，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完全靠自己打拼获得了一定成功，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很不错的结婚对象。相处几个月之后，他们就走进了婚姻，并且达成了看似能够解决后顾之忧的“协议”：做了婚前财产公证、婆婆也不会跟他们同住。
然而，“协议”并没有成为“安全阀”。周媛说，婚后首先是婆婆离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干涉越来越多。夫妻二人渐渐在是不是“啃老”等诸多观念上也有分歧。而“小三”的出现，让原本已经有了裂痕的婚姻受到了致命打击。“怀孕不久后，我就发现他出轨了，而且还不止跟一个人。起初，我和父母都希望他能够悔改认错，维持这段婚姻，后来发现他根本不把出轨当成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而且反过来污蔑我，后来连家都不回来，跟‘小三’在外面同居。”周媛说，这让她下定了离婚的决心，整个怀孕期间，她几乎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找证据上，“捉奸”、找他的开房记录。“我现在非常后悔跟他结婚。”周媛说，自己曾经因为大受刺激出现早产先兆，住院保胎。
丈夫的态度是坚决不离婚。“如果我真像他说的那样不堪，为什么他死活不同意离婚，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周媛说，无论如何，她现在只是希望能够拿回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财产，独自抚养孩子。从丈夫扬言要打她和家人的担惊受怕中解脱，尽快结束这桩让她心力交瘁的婚姻。周媛的丈夫拒绝接受采访，他情绪激动地表示：“她不要脸，我还要。”
不留余地的离婚博弈，挖掘对方在婚姻中的过错。离婚仿佛不再是只能苦水自咽、不足为外人道的“丑事”，当街殴打小三的场面也总能成为一段时间内的热门视频。以前，闹离婚仅仅局限在夫妻之间，顶多再裹挟上双方亲友，而现在闹给所有人看，好像也未尝不可。使对方身败名裂成为自我补偿的方式之一。尽管这只是当下离婚的一个侧影，但也能反映出以坚持不离婚作出“自我牺牲”显示道德优越的社会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样一种“宽松”的社会氛围中，离婚只是个人对生活质量的选择与追求而已。
争夺
除了争夺话语权，财产是更为实际的博弈对象。民政部发布的《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离婚的350万对夫妇中，有68.5万对是通过法院办理离婚。这也意味着有这么一部分人在财产、子女抚养问题上的争夺无法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完成。
“选择起诉离婚的男女比例差不多，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比较突出，就是女方被迫起诉。男方想离婚，但是不愿意主动起诉，而是以跟第三者同居的方式施加心理压力，或者威胁女方如果起诉就分不到钱。女方怕财产被转移，或者忍受不了分居状态，被迫起诉。”专门代理离婚案件、从业12年的律师宋健说，从他处理的案例来看，最重要的争执都是房产。离婚双方对于财产的在意程度比以前加重，争夺更为激烈，技巧也更为高明。
“比如男方有自己的公司或者在公司持股，被起诉的话，法院会调查公司的股份情况，对公司资产进行审计评估。这种情况下男方通常会选择先不起诉，而是将股份做一个形式上的合法转移，将来离婚的时候，女方就没有办法追究这些财产了。”宋健说，财产成了离婚时的焦点问题，这与他刚入行时的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
10年前，他曾经碰到了这样一起案例，女方坚决不同意离婚，不争房子，也不争孩子，只是固执地认为，一辈子只能有一次婚姻。“最近几年，几乎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了。”宋健说，以他的观察，两个人都愿意离婚的前提下，男方更在意自己的财产会不会受损失，女方则会怀疑男方隐瞒或者转移了部分财产，附带考虑能不能取得孩子的抚养权。无论男女，或多或少都会隐瞒和转移，就看实际控制的财产有多少。
财富积累的速度和方式在过去10年中都发生了巨变，尤其像北京这样高房价的城市，以一个中产家庭来说，博弈的不同结果带来的是百万、千万起的身家差异。这让选择离婚的人们无暇在“能不能想通”的情感纠结上浪费太多时间。
转移财产的方式有很多种，最常规的是做合理开支或消费账。宋健举例说，如果女方确定将来要带孩子，她会先拿出来一笔钱给孩子买一份商业保险，这笔钱可以从银行的转出记录查到，女方也能出具保险合同，名义上这笔钱已经属于孩子了，法官在判决时就不会分。至于真正离婚之后，她会不会退保提现，就不好说了。也有转移失败的案例，女方掌管家庭的“财政大权”，结婚3年攒了几十万。离婚时不愿意分割财产的女方在法庭上出具了厚厚一摞发票，包括了日常消费、吃饭旅游甚至给宠物看病的钱，发票显示半年之内消费了50万。另一方的律师在法庭上一张张比对发票的时候发现了漏洞：同一天，女方既在厦门旅游，又在北京给宠物看病。
“也有一些人城府很深，甚至从打官司的一年前开始偷偷准备，对方可能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宋健说，他的一名当事人的丈夫是公司的实际掌控人，开着宝马车、公司业绩也很不错，但是是以父亲名义开的公司，并不持股。打官司的时候，他拿出一份证明，自己只是公司的员工。“感情破裂时两个人像仇人一样，男方收入较高的话，不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对半分。从情感上他们接受不了，都会尽可能转移财产。如果离婚后女方带孩子，男方会愿意做出一些付出，把房子过户给孩子或者在抚养费上多支出一些。”宋健说，这种情况男方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可以在掌握主动权的基础上进行补偿，但在法律上的争取决不让步。
与对财产的态度形成对照的是对子女抚养权的“理性”。“打官司的只有极少数是因为孩子。”宋健说，也有一些女性考虑到再婚时孩子是个累赘，更愿意给对方。大多数人会愿意站在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理性权衡，让他们跟着经济条件更好的一方。
财产和子女问题上的反差与社会经济演变的轨迹趋于同步。财富积累的方式中，房产的权重上升。新富阶层壮大，意味着无论男女，重新找到满意对象的机会增加。相比之下，离婚的成本也就相形见绌了。而子女的成长环境、家庭背景与日后发展前景的联系更为密切，在一个什么类型的“二代”决定什么样人生轨道的社会格局中，即使夫妻的情感破裂，但谁都不会因为赌气拿孩子的前途作为冒险。这也是为什么每年高考后离婚增多的重要原因，“给孩子一个完整家庭” 的理由已经不那么充分了，不影响孩子在未来社会竞争中的资本才更为重要。
离婚时对待财富的心理变化，从婚姻的开始阶段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当婚姻的基础建立在是不是有房有车之上、爱情成为赠品的时候，离婚，当然是清算经济账，而不是感情债。由物质构筑的家庭基础既坚固，又脆弱。
宋健代理的离婚案件中，最短的婚姻只维持了两个月，女方原本以为找了一个“富二代”，结婚之后才发现对方的财产状况、家庭背景跟她的想象相差太远，从而要求以最快的速度解除婚姻关系，不要耽误自己再婚，并且希望律师在起诉书中以上当受骗为由，提出赔偿。
挑战
“传统社会中婚姻的神圣性受到挑战，‘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好女不嫁二夫’等说法已过时。人们在观念上接纳了离婚可能是减少痛苦的看法。有婚姻的生活和无婚姻的生活皆具有‘美好’的可能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佟新说。在她看来，无论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中国的婚姻从来不是为了性的结合，而是为了生育和抚育后代，当婚姻的经济保障功能和抚育功能下降时，婚姻就会变得脆弱，孩子稳定婚姻的作用降低；而对于那些未生育的夫妻来说，尤其如此。当夫妻间缺少了经济依赖和抚育后代的打算，情感就成为维系夫妻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但情感是需要成长的，在一个快速变迁社会中，情感的变动性导致了婚姻的不稳定。
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观念和婚姻功能的变化，城市离婚率高于农村，一个地方的离婚率往往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2013年，曾经有外媒报道北京的离婚率高达39%（应为结婚离婚比率，即一对人结婚时有多少对离婚）。对应的数字在美国约50%，英国则是42%。一篇《中国十大城市离婚率排名》的文章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北京居首，紧排其后的是上海、深圳、广州、厦门等，与房价的排名有高度契合性。
当然，这其中或许有很多因素是人们对于高房价的调侃，但也并非全然没有依据。据宋健介绍，以他之前在北京民政局的工作经历和作为离婚律师的观察来看，北京的夫妇中差不多有一半选择了离婚。
这显然与官方统计数字呈现出的社会婚姻状况完全不同。“北京市的粗离婚率仅有2.1‰，低于全国2.3‰的水平。”去年被列上榜首后，北京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负责人曾这样对媒体回应。《南风窗》记者联系该部门后得到的答复依然如此，并坚称“那种算法是错误的”。
民政系统只计算粗离婚率，即以某一地区的平均总人口为基数。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市民政局认为的“错误”也就不难理解。关于离婚率有多种算法，其中一种是年度的离婚数除以结婚数（即上面所说的结婚离婚比率）。北京市离婚率39%就是采用了这种算法。而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认为，最科学的测量指标是“一般离婚率”，也就是某地区离婚数与已婚数之比。但由于已婚夫妇数或有偶女性数一般只有在人口普查的年份才有，因此难以作为每年的常规统计指标。
无论从哪种统计方法看，离婚率上升都是事实，只是对婚姻解体状况的反映有所不同。婚姻自身的功能和属性发生了变化，但它对于社会稳定的意义却并没有改变。一对“80后”离婚的原因是妻子在争吵时打碎了丈夫悉心收藏的卡通兵人，丈夫在起诉书中写道：“女方故意毁坏共同财产。”当婚姻的严肃性走向瓦解，离婚的程序简化、阻力变小，社会的结构性疏松和溃败会不会发生，这值得深思。
（应采访对象要求，周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