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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福利法散议


发布时间:2007年8月27日 乔新生 点击次数:2207

  
 

    兽道主义与以人为本

    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而另一个人长期处于饱食的状态,两人对食物的感觉会不一样。同样道理,如果让一个猴子长期处于又冷又饿的状态,即使不向它注射病菌,它也会死去。据此,动物试验专家提出了动物福利的问题,认为要给动物一定的关怀,让它有一个相对正常的生活环境,能够为医药学的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数据。随着试验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心理的波动也会对试验产生巨大的影响,于是有些专家提出了关注动物喜怒哀乐的问题,要让动物也有快感,在平时不要虐待动物,在杀死动物的时候不能用残忍手段。所有这些,我把它概括为兽道主义。

    之所以不能说是人道主义,是因为兽道主义的行为主体虽然是人,但行为的对象是动物。换句话说,这一主义是建立在人是万物之灵、动物为人所用的基础之上的。兽道主义不把动物当作自己的同类,而仅仅从怎样有利于自己生存的角度思考了人与动物的关系。兽道主义的核心不是把动物当人,而是居高临下,把人当人,把动物当动物,并在此前提下,考虑动物怎样才能有利于人类。打个比方,就像把家里的阿猫阿狗收拾干净,不是让阿猫阿狗成为人,而是让它们在家里随意坐卧不会给主人带来麻烦,出门在外能够让主人感到体面。除此之外,绝对没有让阿猫阿狗成为人的企图或想法。

    兽道主义的界限也正在于,把人当作人,把动物当作动物。如果超越了这个界限,把人和动物视为平等的主体,人的所作所为不但虚伪而且可能有害了。笔者不是危言耸听。在我国华中某林区,曾经发生过野猪将农妇逼到屋角,邻居层层请示,最后等到省里下来批示,农妇已经被野猪咬死的惨剧。好事者查阅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发现并没有野生动物攻击人类的时候,人类不能还手的禁止性规定。有人就这个疑问求教于我,我告诉他,如果哪个国家有这样的规定,这个国家的立法者或执法者一定在动物园。只要是人,一定会把人类的生命权看作高于一切的权利。为保护或顾及到了动物的权利,而让人类失去了生存的权利,这样的法律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出现。人们之所以建立保护区,让保护区的居民迁移出来,不是为了动物而剥夺人类的生存权利,恰恰相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保护区的原居民更好地生活,同时也是让动物更好地生活,以便让我们人类今后也能更好地生活。

    主体在人,是人道主义与兽道主义的共性。人道主义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兽道主义解决的是人与动物的关系,但落脚点仍然是让人生存的更加美好。笔者之所以把人道主义与兽道主义分开,就是担心动物保护主义者简单地套用人类的行为规则,错误地把人与其他动物等同起来,出现了不伦不类的观点。例如,当东北某个虎园老虎咬死饲养员的时候,有人居然提出了处死老虎的动议,认为应该让老虎偿命。这是把人与人交往的规则简单套用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没有主权在人的观念,如果把人道主义与兽道主义简单地混同,今后还会出现怎样的怪论,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们必须接受动物园的立法者给我们制定的法律,或者让动物园的执法者规范我们的行为,到那时,才是真正的乾坤颠倒,换了“人间”。

    人类的自私残存在于人与动物的交往上。如果人类真正把动物看作是自己的同类,那么世界上的许多行为都应当停止。我们可以说善待动物就是善待人类自己,杀死动物就是残害生命。但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食物来源的情况下,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医药试验品的前提下,“残害生命”的事情还会发生。因为人类的生命比动物的生命更重要。动物保护主义者看到了人类的虚伪,但没有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法。这是人类的局限,也是人作为动物本能的自然需求。

    兽道主义和动物保护主义者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任何理论不能混淆主体假定。如果连主体都搞错,那么这一理论必然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呼吁人们不要虐杀动物,甚至可以说通过人对动物的态度来考察人的本性。但在任何时候不能把人这一特殊的动物与其他动物等同起来。如果我们的法律工作者连这一点都不明白,那就只好遵守动物园的动物制定的规则了。

动物福利主义者的困境

    据2003年1月29日的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欧盟近日颁布命令,要求农民必须在猪圈中给小猪“始终”提供“足够的东西以保证小猪能够玩耍或游戏,比如麦秸、干草、木头、锯末、蘑菇混合肥料或者这些东西的混合体等”。英国政府据此宣布,给英国的农民90天的时间准备好这些东西,否则,将被施以1000英镑的罚款,重则将要被监禁3个月。

    《泰晤土报》在报道这一重大消息时,使用了“玩具”的概念。但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贝亚特•格明德尔随即举行记者招待会称:“我再最最清楚地重申一遍,我们的法令根本不是说什么玩具。”

    不管欧盟官员如何辟谣,这则法制新闻仍然让我感到有趣。在一个以动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人类世界里,居然还有这种与动物感同身受,“快乐着你的快乐”的食客。据法案的制定者解释,之所以颁布这样的规则,是为了分散小猪们的注意力,防止他们相互咬尾巴伤害对方。欧盟的这一立法精神看来很得中国古代先贤的真传,因为“仓廪足而知礼节”嘛。只不过这样的法律由作为小猪主人的食客颁布出来,总让人有怪怪的感觉。如果这些立法者真正关心小猪们的生活,不妨将它们从猪圈里释放出来,让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宣泄。何必假惺惺地要求人类为它们提供“玩具”呢?

    看来,欧盟的动物保护专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主体假定问题。如果把小猪当作与人类平等的主体看待,那么现在的这个法案不但搞笑而且有些虚伪了。真正的关心应该是解放它们的肉体,让它们享受到做人的尊严。可惜,欧盟的官员们在没有找到其他替代性食物资源之前是不会这么做的。这不禁让我想起欧盟国家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在北京的遭遇。两位来自欧盟的女子为了抗议在北京举办的动物服饰大赛活动,在天安门广场脱光衣服,举行游行活动。可能是天安门广场的水泥地板太凉,两位动物保护主义者都穿上了鞋子。不想引来一些好事之徒居心叵测的调笑:那鞋子不会是动物皮革吧。看来,即使我们脱下了衣服,赤裸全身,我们仍会不小心掉进将动物当作异类的陷阱,把自己置于动物的主体地位。。几千年的文化都是建立在人类是万物之灵的基础上的,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征服其他动物、人类也不断厮杀的过程。我们可以限制乃至阻止人类之间的厮杀,但出于基本的需要,人类还是免不了对其他动物的残害。我们可以善待世界上的动物,譬如给它们提供玩具,但一想到人类的这些活动祁是为了丰富自己的食物,心中不免有些泄气。

    因此,主体性假设的问题不解决,人类是万物之灵峋基本精神不改变,一切关于改善动物福利的措施都免不了咸为媒体搞笑的材料。

    但是,在欧盟的法案背后,我们确实看到了人类的进步。毕竟从不关心动物到善待动物,人类的文明程度正在提高。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儿童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怎能要求他们制定法案为动物准备足够的玩具?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现在欧盟一些国家以自己的动物法案为屏障,阻止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动物食品或动物原材料商品进口。这是一种特殊的贸易壁垒。如果撇开世界生产力发展不均衡这一实质问题不谈,而单单以对待动物的态度来判读法案的优劣,似乎欧盟的规定是非常人道的。但是,如果看到贸易的阻隔将会造成出口地的儿童丧失基本的生存条件,这样的规定就值得商榷了。在人类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前,优先考虑满足动物的基本需求乃至“精神需求”,不仅不公正,而且近乎残忍。所以,欧盟国家可以关起门来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改善动物的福利。但如果把这一套用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上面,则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可能会造成人道主义的灾难。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法律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物质条件的。如果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推行所谓的动物福利法案,即使不会彻底失败,也会对当地的老百姓造成伤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推行动物福利政策如此艰难。

    所以,在关注欧盟的动物福利法案的同时,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他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避免东施效颦,自取其辱。

    当然,这并不是说欧盟的法案对我们没有一点启发。作为主体的人,在面对动物这一客体的时候,虽然不免有口腹之欲,但也不能无节制地虐杀。即使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也应该善待动物。因为,动物给了我们热量,给了我们安慰,给了我们赖以生存下去的生态圈。或许现在,我们无法保证不再剥夺动物的生命,但我们至少可以减轻动物死亡的痛苦;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动物都得到人类的呵护,但对那些稀有的动物,我们应该倍加爱护,因为一个物种的灭绝就意味着人类所在的生物链缺失了一环。

动物福利法背后的逻辑

鲁迅时代的上海租界,倒提鸡鸭要被罚款。可就在同一时代,云南昆明的灾民因饥饿而抢食飞虎队官兵的呕吐物。早在18X年英国就通过了维护动物权利的《马丁法案》,可就在同一时期,大英帝国在殖民地实行蓄奴政策,将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由此可见人性的两面。

    我无意与动物福利主义者唱对台戏,但我必须提醒的是,对动物的保护并不必然提升对人的尊重。这中间没有任何逻辑可言。即使在现代国际交往中,动物福利法案不但不会成为改善人类福利的制度,反而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基本福利。君不见,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假借动物福利法案阻止一些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口,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在当今社会,动物可以享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而许多儿童却不得不为自己和自己家人的一日三餐在小煤窑中爬行。当动物可以享受到专机待遇的时候,许多归家的民工却不得不乘坐闷罐车。待禽兽以人道,却未必待人以兽道,在有些时候人连禽兽都不如。这是现实,残酷的现实。

    如果不能直面惨淡的人生,不能正视淋漓的鲜血,而以所谓的兽道来类比人道,以对动物的优待来实现对人的优待,无疑是缘木求鱼。

    我的观点是,动物是动物,人是人。动物要有动物的福利,人要有人的福利。不要把动物与人简单的类比。改善动物福利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人类所处的生态链不致断裂,从而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当我们与动物相处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动物的喜怒哀乐,人类只不过是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强加给动物罢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不但是自私的,也是专横的。我们保护动物,改善动物的福利,不能牺牲人的利益,正如我们不能将牛马养在深闺,而驱使人类为自己耕田一样。

    笔者注意到近年来法学界对动物福利法案的推崇,也看到一些环保人士为提高动物的地位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但是,如果以自己的思维代替动物的思维,以为动物福利的改善必然能够推动人类福利的改善,那么,这是一种新的沙文主义。这样的学者不但将自己的观点推销给同类,而且将自己的感受强加给异类,是一种赤裸裸的专横。鱼儿不会说话,我们怎么知道鱼儿就认同我们的感受?我们保护鱼儿,不是因为我们确知鱼儿的痛苦,而是我们知道,一旦鱼儿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我们也会遭殃。我们的一切关怀和爱护都是基于改善我们人类的福利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并不高尚。

    当然,改善动物福利,也有一个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个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辩证问题。如果在改善动物福利的同时,削弱了人类的福利,这样的动物福利法案不但是荒谬的,而且是残忍的。

    作为万物之灵,人类从无视动物的福利到改善动物的福利,是一大进步。但是,改善动物福利必须以改善人类福利为前提和基础。我们可以从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出发,衡量我们的行为,也可以从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人手,判断我们行为的得失。但如果以为改善动物的福利必然带来人类福利的改善,那么,这样的人既是幼稚的,又是可笑的。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历史上动物福利法案与人类命运的关系,也从来就不知道动物福利法案背后所蕴藏的人类的图谋。

    动物福利法案所宣扬的动物福利主义无疑是可贵的。但是,动物福利法案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价值观念认同。早在上个世纪初期,许多有良知的艺术家就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对富人家里的阔太太用牛奶喂食宠物,而让自己家的仆人以残羹剩饭果腹进行过辛辣的讽刺。动物福利的改善真的能带来人的福利的改善吗?

    中国的学术界有太多形而上学的逻辑思维。这样的思维方式或许能让我们有恻隐之心,但也更容易让我们轻信。当我们把残酷的人类现实与动物福利法案摆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在人类还没有彻底学会相互尊重之前,动物福利法案只是“动物的”福利法案,它与改善人类的福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人类福利的改善在许多时候还必须借助于民主的方式,尽管民主并不是人类最好的选择。

    我们可以以自己有限的力量改善动物的福利,因为我们和它们同居一个星球。但如果说改善动物的福利必然导致人类福利的改善,那就大错特错了。还是那句老话:动物是动物,人是人,尽管有时候人还不如动物。


    出处:《法学家茶座》第5辑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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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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