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朋友处获赠李昌平新著《我向总理说实话》，连夜读完，感觉这是一本在中国近代政治历程中具备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李昌平何许人，此前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他以乡党委书记的身份向共和国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书中所述桩桩件件把我的记忆带回了英国思想家休莫的《英国史》。在那里，休莫痛心追忆了16、17世纪之交苏格兰贫民的悲苦处境。刚刚起步的工业革命在激发生产力的同时，也为人类历史带了一种全新的现象：一个自由劳动者终其一年辛苦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马克思并未忠实再现苏格兰的这段历史，事实上，对于资本原始积累所造就的大批贫民来说，他们甚至连一条赖以维系于这个社会的“锁链“都失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苏格兰贵族和天主教势力对贫民的这种悲凉处境保持沉默，尽管教会人士一再宣称贫民的后代也一样是“天使的孩子“。当一个社会不能保证贫民的最低生存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退出他们因出生而与这个社会立下的忠诚契约。这些“天使的孩子“埋葬了自己早死的父母，以泪洗面之后，起而杀死贵族和天使的代言人们，抢夺足够的钱财，以换取一张去往新大陆的船票，从此断绝父辈们和这个社会建立的任何约定。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一个政治体并不足够幸运，没有一块天赐的“新大陆“作为这些无路可走的贫民的退出之地，情况又该如何呢？难道让他们选择退出生存本身？在谈论何为真正的政治统治时，另一位英国思想家--明智的洛克，首先警告国王们说：一个人生命的创造并非出于自己，而是得自上帝，因此谁都没有权利放弃生命，包括自己在内。法律不是为了法律本身而被制定，而是通过执行才成为社会的约束，使国家各个部分各得其所。当这完全停止时，政府显然也要搁浅了，人民就变成了没有秩序和联系的群众。哪里没有司法保障人民的权利，哪里就肯定没有政府存在。一个没有法律的统治，在政治上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立法者试图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洛克强调，就政治的本来意义来说，人民没有合法的权利推翻一个政府，而只有在战争状态重新引进时进行反抗的权力。这种反抗的权力不是政治权力而是自然权力。这种权力只要一个正当组成的政府还在起作用就不能加以行使。一个政府是否已经解体，这永远是个极端繁难和高度智识性的问题。不过洛克还是警告国王们，不要随意挑战人民的感觉和信心。一个人不可能放弃判断自己生命是否处于危险之中的权力。一切誓言、一切威胁、一切学说都无法作到这一点。即使在公民社会中，也不存在一个外科手术，可从一个活人身上将自我保存的欲望及其一切后果切除。在这件事情上，“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判断的权力在人民，判断的方式不是靠推理，而是靠感觉。如果一系列滥用、搪塞和专断都指向一处，人民就不能不感觉到自己是处于什么样的统治之下。“话语终不能阻碍人民的感觉。“洛克向国王们陈述说：当人民身处悲惨之境时，就尤其要制定法律，清楚表明自己爱民的意图，决绝执行法律，要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它。否则，当人民开始怀疑时，尽管国王可以凭借各种手段维持统治，但他的政治权力已经消失。这时就不再有政治上的尊卑之分，国家的整体命运将只能交付单纯人数的多少来定夺了。
读完《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出乎预料地感到震惊。我震惊的不是李昌平向总理含泪痛陈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也不是所联想到的上述政治状况。我自己正是从河南某地的一个破落村舍“撞大运“撞到“中国最高学府“的。我所震惊的是杜润生先生在序言的开篇所陈：“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当年，英国统治者可以无所愧疚地告慰贫民说：即使是一个印第安酋长的生活水平也赶不上一个英国贫民的百分之一，现在我们对我们的农民所能说的仅仅是：“我们欠农民的太多！“（见杜润生先生序言的标题）
问题的关键不在乎此，而在于杜润生先生在同一序言中所谈到的更深层次的问题：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口并不享有一“国“之“民“的最基本权利，那么这个国家还能称之为“国“吗？这决非经济学功利计算中“金矿“不“金矿“的问题，而是更深刻地涉及到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对政治之事洞察无遗的亚里士多德早就见出：所谓“王权“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乃内在于任何的政制当中，这是因为任何政制的根本问题都是中央权威如何落实、落实在哪儿的问题。宪政或者法治的政治安排决不能允许出现所谓“主权中的主权“，更无法容忍把一“国“之“民“在基本权利层面上分隔而治。换言之，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单位只能是公民个体，这就是政治家们所洞见到的最基本政治原则--人民主权。这个原则同时意味着，公民个体与中央国家之间必须具备直接性的政治联系，不容任何地区共同体或人口划分从中加以阻截、甚至切断。李昌平进谏总理时的重重遭遇让人触目惊心，这无不提示着这个问题的严酷程度。所谓“公民“这个概念本身就预设了“国家“的概念：公民乃一国之公民也，非一地方共同体或者一人口群落这公民也！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而是要让这一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美国立国之初，作为国父的麦迪逊首先就痛陈了这一根本原则：“反对批准新宪法的人在讨论问题时似乎对人民完全视而不见，从而不但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些不同的政府建制看成是相同的，而且似乎以为它们之间的争权夺利完全不受共同法律的控制。这些先生们的错误必须在这里指出。他们必须明白，政治的权威不管在什么地方行使，只能来自人民。“麦迪逊更为深刻地洞察了以“公民“为本的立国方式所富含的广泛而长远的政治教育功能，他提醒论争各方，切不要忘记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乃是一部教育机器“的箴言，从而为以后美国民族认同和政治向心力的形成奠下了决定性的基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迪逊被尊为“国“父而青史留名，今日美国宪法名闻世界的起首句就是“我们美国人民……“
麦迪逊同时也被公认为人类政治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之一。他打破了在他之前“大国只可君主制“的习惯看法，彻底解决了自马基雅维利以来最要命的政治问题：共和制何以可能长治久安？并且他以实践表明了：若要成就真正的政治权力，若要真正地立国，大国无君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他成就此番伟业的办法就是首先洞明并论证在一个大国，人民主权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变革恰恰就是在这个最要命的点上失落了，并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良机。在某种意义上，《我向总理说实话》可以看作是向我们的政治主导层再次提供了这么一次契机。中国政治还能找回当年贾谊作《过秦论》时的那种眼光、意志和气魄吗？
这种气魄和眼光倒可以从德国学者韦伯身上感受一二。韦伯当年竭力向其国人指出，几乎所有强大民族在现代都走向以大众民主（mass democracy）为基础的选举决非偶然现象，而是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导致社会高度分殊化发展之后，一个民族凝聚政治向心力的唯一有效手段，传统宗教和道德都不足以堪当此任，狭隘的民族主义则必然以牺牲多元化发展为代价。百年前，韦伯对自己的祖国德国从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欧洲经济大国深为忧虑，他认为一个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的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可怕的内在危险，即它将暴露一个落后民族所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和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落差将使一个民族的复兴愿望付诸流水。韦伯身后短命的“魏玛共和“几乎成了政治不成熟的代名词。韦伯指出，现代社会的基本任务在于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格局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只有集团利益或单单人口群落的考虑，其结果将只能是整个民族的崩解。因此，落后民族经济崛起背后所隐含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该民族的政治主导层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韦伯认为，这样的政治机制只能是大众民主，即被纳入一个统一国家经济过程的社会成员必须能够同时参与到一个统一的政治过程中去。大多数国民无法生活于本国的政治当中，而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机制在韦伯看来只有在经济发展相当缓慢、社会尚未分化的状况下才可能运行。因为在这种相对静止的状态中，社会整合主要倚靠传统宗教和道德，政治则只是少数精英之间的博弈和制衡。一当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动，政治主导乘就必然要面对“国民“的民主问题。因此韦伯认为，不但德国容克式封建贵族政治要走向没落，就连老式的欧洲自由主义政治，即英国的政治形态，也未可幸免。1867年，英国改革法案的出台把自己送上了从单纯的自由民族向民主民族过渡的道路，在政治上总是具备智慧、意志和远见的英国政治主导层再一次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大众民主最深刻的政治意义在于：他使发达民族的国内政治过程具有一种整体政治教育的穿透力和渗透力，使各个阶层和人群同时具备对全国性政治（national politics）的基本意识，使国民成员养成责任共担的习惯（the habit of sharing responsibility），从而具备落后民族所望尘莫及的高度政治凝聚力。韦伯指出，这正是政治民族和非政治民族的根本差别所在。
当年，韦伯最感到忧虑的就是当时的德国是“一个全然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韦伯尤其批评了当时德国新兴资产阶级“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市侩主义“情绪，这种情绪片面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一再错失政治改革的时机。他说：“新生代德国市民阶层充斥了‘政治厌倦症‘，尤其钟情于一种德国特有的‘非历史‘和‘非政治‘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世界。德国的历史似乎已经走到了头，上千年的奋斗似乎都已经在今天完全达到。谁会操心问一问未来是否将认为我们这一代是行尸走肉、坐失良机呢？……事实上，在我们出生之时，历史老人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是以往任何一代都未曾受过的最可怕诅咒--政治侏儒！“对“经济“的夸大强调往往导致人们虚妄地以为时时歧异的经济利益可以维系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归宿感。这进一步导致了新兴阶层把下层民众排斥于全国性政治过程之外，丧失了把握民族国家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的能力，最终的代价便是无法成为民族政治意识的担纲者，这恰恰是以后希特勒上台的根本原因。希特勒继承了这种市侩思路的一个侧面，片面追求外在强大，把整个民族送上了军事突围的不归路。而内在的衰微则使整个民族继百年前耶拿一役败于拿破伦之后，再次品尝了国际生存竞争中的失败和屈辱。耶拿一战，德意志的民族复兴被残酷地推迟了近百年，而纳粹道路的终结则使整个民族的政治信心再次降至谷底。对战后浴火重生的德国年轻一代来说，民族的复兴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已经被推得遥遥无期了。
作者: 有爱有恨 脸谱: 随便说说 日期: 02-02-09 12:50 回复作者 修改本文
标题: 续
内容:
说《我向总理说实话》在中国近代政治历程中负载了里程碑的意义，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李昌平曾是一位“下级官员“，这一点蕴涵了许多隐秘而又深刻的政治意义。休莫所记述的那段苏格兰的沉重历史时期也正是宗教改革开始收获自己政治果实的时期。当时的大多数欧洲世俗政治体都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面临来自信仰领域的“非忠诚“挑战。路德和加尔文的追随者们完全丧失了他们的前驱在进行《圣经》批判时所具备的政治敏锐性。当时盛行的胡格诺教派以《圣经》为超越世俗政治的最高准则，在“因信称义“教义的鼓舞下，他们号召所有基督徒平民都有责任随时拿起武器推翻那些“象打网球一般抛扔平民“的国王。至于作出这个决断的关键性权力，他们则轻易地交给了单个的信徒或者随意聚合起来的信徒群体，他们单单凭借“良心“原则、凭借对自己主观信念的无限确信来建立自己随时随地进行反抗的权力，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存也因此也不再以凭借高度政治智慧才可建立的“正义“原则为根本，而是漂浮在混乱信众的不确定意见之上。洛克在考察反抗权力时所表现出的整体眼光和明智通达在他们那里却没有半点痕迹。于是，人们便轻易见证了一个“爱上帝也可以爱得血流成河“的时代。同时，物质生存的艰难进一步为这种单纯的“良心“原则增加了精神权威和现实动力。
为了反对这种盲目的《圣经》崇拜所带来的激进政治后果，加尔文不无审慎地指出：上帝是通过“下级官员“或者一个特定的英雄人物来抑制专制君主的。加尔文要求下级官员或者特定英雄人物来承担这项再重要不过的政治责任。既然政治决非一桩“修修补补“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人就需要经过特别的拣选。在赞同加尔文的政治敏锐度的同时，我想问的是：李昌平是不是这样一个结合下级官员和英雄人物于一体的角色呢？对于这样一个崭新的角色，加尔文呼吁把政治当作一种志业来对待，政治家的天职是一项神圣天命的感召，他们在人们当中当享有高度的特殊荣耀，也当享有人们富有见地的尊重。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乃是一门关于国家整体的艺术。经济学工作者们可以把农民当作“金矿“加以开采，或者当作牲畜加以圈养，农村问题专家们也可以把农民当作一个特殊的分化人群来看待，但政治家则决不会如此行事，他必须把任何社会成员都当作“国民“来对待。政治家决不会单单凭借功利原则或者“良心“原则行事，而应当在任何境况下都以“正义“原则行事。仅仅暴露不平等是容易的，可是把一个国家里的平等和不平等以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加以调和，从而既能维护公共秩序又能保护个人幸福，这是需要高度实践智慧、长远智识眼光和坚强的政治意志的。在人类社会中，再也没有比强弱贫富的那些外部关系更不稳定的了，这些关系往往是由人为的原因而不是由智慧产生的。所以，很多的政制看起来好象是立在流沙之上的建筑。但在这样的时刻，政治家当对政制加以仔细考察，去掉这种建筑物周围的灰尘和砂砾，才能见到这个建筑底层的真正根基，并学会尊重这个根基，依此制定法律并执行法律。
当年韦伯所痛心呼吁的政治教育这一巨大工作已经不能再有丝毫延误了。经济学工作者们如果只知道一味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景观，而全然不觉民族整体的政治理想和节操，那么不管这种景观被描述得如何象人间天堂，都只能表明经济科学和经济本身已经走入迷途。一个经济学工作者，如果对民族的整体发展没有感觉并且也并没有作出过些许正面的贡献，这无可指摘。但是，经济学工作者们一定要意识到，当我们超越我们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发我们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如何添油加醋来配置普遍幸福的菜谱（姑且不论是否懂得什么叫“普遍幸福“），而是让人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许多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们天真地以为他们需要顶礼膜拜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商品生产的技术性经济问题，或是分配问题（社会正义）。但在事实上，甚至连这些操练者自己都时时感到了某种绝对压倒这两种价值标准的东西。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经济学是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的。但是一当涉及价值判断，经济学就得学会与特殊的地域和民族建立联系。这些庸俗经学伦理的操练者们总是认为自己最彻底地逃脱了自身的局限性，事实上，也就是这种局限性最强烈地束缚着他们。中国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中国的政策，一个中国经济学工作者所使用的价值标准也只可能是中国的标准。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国家的权力利益。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的科学，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这种政治并非某个人或某个阶级在执政时的那种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
民族国家并非什么高玄的东西，有些人老是把民族国家抬得高不可攀。事实上，民族国家恰恰只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民族国家所要求于具体经济政策的在于下面这些事实：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干预经济生活、是否以及何时开放国家的经济自由化，这些问题的决定性回答要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生存和权力利益。今天，所谓“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大行其道。社会政策取代政治成了人们的中心关切，经济的利益关系取代了法律关系，经济史取代了政治史。历史学家们也不再向我们讲述祖先们的光辉战绩，而倾向于从一个数千年的伟大传统中仅仅提炼出些许“专制“的种子。甚至在法庭判决的领域，一当法律概念难以解释时，所谓“经济学理由“的幽灵就开始出入了。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们满足于仅仅从自身抽取某种的理想法则，而事实上这样的“理想法则“不过是半幸福主义和半伦理主义的杂交物罢了。经济学工作者们都缺乏自觉的自我审视，到处都在作出价值判断，而对其中的内在矛盾毫无意识。他们总是在错误地认识了自由和正义的真正面目之后，才去寻找自由和正义的法则。每当他们试图用一般的术语来表述自己的“经济学“判断时，就立刻陷入混乱而语无伦次。因此，在关乎亿万同胞、亿万国民生死的问题上，在关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未来的问题上，对这些问题没有感觉和认识的那些经济学工作者们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并且说话可要慎重了。
今天，国民大众所蒙受的巨大苦难沉重压迫着几代人的社会良心，政治家们和辅政者们必须学会感受这巨大的历史责任和民族责任，从中分辨出正义原则的真正要求，并执行正义。即使象我这样刚刚走出校园的一代，也无法断定能否在有生之年看到这场战斗的结果，不过，正如当年韦伯所呼吁的：“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不会因为数千年光辉历史的重负就变得苍老！只要他有能力、有勇气保持对自己的信心，保持自己历来具有的伟大本能，这个民族就能永远年轻；如果德意志民族的领导层有能力使自己成熟到坚韧而又清醒，德国政治就能稳步达到其目标，德国民族情操就会永远不失肃穆和庄重。“
任何人，如果在这场战斗中选错了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有应当认为是对整个民族的不幸，而不单单是农民的灾难。所谓“三农“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难道农民不正是我们的“国民吗？“至于所谓“金矿“的看法说重了就是对整个民族的背叛。当年，在那个“欧洲人认为自己的狗都比美洲人的狗高贵“的时代，美国国父麦迪逊告诉欧洲列强：不久，你们将按照我们的条件跟我们谈判！我们这代人不想再因为“良心“的苦难触动而持守“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时代原则，我们希望我们为之哭泣的也是麦迪逊所表达的那种民族的整体力量，这种力量的真正根源在于“正义“的永恒原则之中。因此，李昌平，你选择良心还是选择正义？既然“良心“，如果黑格尔所见，只有在“正义“当中，在国家当中才能获得自己的实存和真理，不再漂泊无依。
转自:《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