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7年前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小说家狄更斯，在其《双城记》的开头，对所处的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作了这样的描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希望之春，也是一个失望之冬；我们面前有各种机会，我们面前也一无所有；我们可以直登天堂；我们也可以直下地狱……”
近二百年后的中国，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阵痛。与狄更斯有着同样经历（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吕良彪律师，在其丰富而多维度的法律生涯中，真切地感受到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复苏。2007年7月，法律出版社将其演讲文集《“我反对！”：宪政维度下律师的价值》作为“名律师讲演录”第一辑公开出版发行。——这是第一部中国律师的讲演录，赢得多方关注与好评，法学泰斗江平先生、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先生分别作序。两年后，吕良彪律师的第二部讲演录《“权利时代”：现代化若干问题之法治解读》（原拟书名，出版时改为《和光同尘：法治时代的权利博弈》）又将公开出版发行。
如果说，第一部演讲文集主要结合自身的实践，开始跳出单纯法律的巢臼，表达对民主宪政、人权保障、律师事业、企业发展的公共情怀与专业解读，第二部讲演文集则试图从法治的理性角度，关注并探讨中国的现状与前行的方向。于是，作者便触摸到权利时代的脉搏。
涉及中国历史，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民本思想，古已有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说法，早见于2000多年前，可却常常停于思想家的笔，止于清官忠臣的折，留于开明帝王的嘴，而很难付之于行……
于是，千百年来，从来没有贵过的老百姓，不得不把自身的全部权利和希望寄托于父母官，顶礼膜拜于好皇帝。
于是，一个令全世界称奇的历史现象出现了。一个绝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的古老民族和古老帝国，居然平和地存在了几千年，而且凝聚的力量远大于分裂的力量。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这么多的人，在这么长的时间，患难与共，同舟共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探秘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死而不僵的深层次原因，发现了两个更为有意思的现象。一是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在理论上给了所有读书人通过科考而非钱财、出身、关系、背景以出线（学而优则仕）当官的可能性。此举不仅开了世界最早还官帽之权于民的先河，也开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先河。二是秦汉完备的监察制度，使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达到一个几近完美的程度。皇帝握有立法权，金口玉言，王言即王法；丞相及地方行政长官掌有执行权；独立于行政系统的监察系统，即从中央的御史大夫到地方监察官行使监督权。封建社会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维护了封建社会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使贪官污吏及不合格的官员能及时有效地清除出去。入口有比较客观公正的科举制，出口有相对独立的监察制，从而确保了多数朝代都能维持二三百年。即使维持不下去，政权被农民起义推翻，新组建的政权也会照搬封建社会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采用科举制度和监察制度，以保证其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
而清王朝的灭亡，关键在其立法权不能顺应时代的改革要求，皇权独大且改革太慢，虚君共和迟迟不能推行，再加上科举制度偏重八股，监察制度剑走偏锋，君主立宪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却很难有实质性进展。于是，以改良的方式走向共和之路严重受阻，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成为必然！于是，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爆发！
纵观秦汉、隋唐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史，监察制度和科举制度在维系这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防止分裂割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极具中国特色的两大制度，基本上也与中国封建社会相伴始终。
这就是制度的力量！也即权力结构的力量！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意识到这点，不仅在西方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上，明确提出了五权分立，加了监察、考试两院；而且将走向共和的历程，明确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
过了差不多一百年，被坊间称作新三民主义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由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以人为本的最好诠释。
改革开放三十年，既是我国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三十年，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三十年，还是广大干部群众权利意识觉醒和复苏最广泛的三十年。第一次解放思想，在经济上实现了最广泛的还权于民。农民有了自己的地，困扰多年的吃饭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深入基层调研中，引用了老百姓“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话。对这句话稍作分析，即可明白，“端起饭碗吃肉”说明经济上还权于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放下筷子骂娘”，影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群众权利还未实现。据此，胡耀邦前瞻性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和复苏，而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及时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1988年3月2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来自台湾代表团的黄顺兴，在麦克风前的“我反对！”发出了1954年以来全国人大第一次公开出现的不同声音。人大代表权利意识的公开表现，折射了人民群众权利意识的复苏。吕良彪律师第一部演讲文集《“我反对！”》，既是这样的时期宪政维度下律师价值的一种体现，也是律师权利意识的一种觉醒！
作者身处改革开放的维权第一线，从大量亲历亲为的案例中，最早感觉到“权利时代”的到来。
在与良彪律师的交谈中，我们共同探讨过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以为，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大体市场化了，而政治体制（特别是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却基本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多年来不少地方和单位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没有做到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因此，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少地方和单位，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快更好地把我们带入权利时代！而我们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回应权利时代的挑战！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
真切感受到权利时代到来的吕良彪律师，与我在反腐败问题上也有很好的共识。那就是，中国三十年的反腐败，在经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的历程中，权利反腐已成弦上之箭。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而这五种需求由低端向高端，大致可分为两大层次。前三种属于较低层次需求，后两种属于较高层次需求。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大多数人的低层次需求基本满足，而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复苏，则是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此阶段的必然反映。当然，任何一种需求都不会因为更高层次需求的发展而消失，而是相互依赖和重叠。只不过高层次需求发展后，低层次需求虽然存在，但是对行为的影响力则大大降低。作者认为：网络（媒体）集合公众意志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是典型的“权利反腐”。这种民间的“权利反腐”与体制内“权力反腐”将共同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的完整体系。
在与良彪的结识中，这位多年来对权力制衡、民主监督进行过深入思考，密切关注反腐败斗争，经常为纪检监察干部讲授法律专业问题的律师，常常出语惊人，让我不得不欣赏他的睿智，赞叹他的深刻。
如他所言，国有资产的流失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律问题，更准确地说是权力与制约权力的问题，是一个宪政问题。看不到这一点，治理国有资产流失乃至国企改革都注定要走入死胡同。
如他所论，社会财富因权力因素成为国有，国有资产因权力因素被非法占有导致流失。只有把权力管好了，国有资产才不会落入少数人腰包；只有把权力管好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才可能在中国建立；只有把权力管好了，中国人才可能有公平可言。
是啊，反腐的功夫，其实也在查案外！纵观古今，横看中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反腐败，是单靠查案成功的！
从反腐蚀到反腐败的三十年，我们猛然发现，组织部门对一把手的优中选优不可谓不精，宣教部门对一把手的教育不可谓不细，各级党委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不可谓不严，纪检监察机关对一把手的查案力度不可谓之不大……可是党政一把手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却持续上升，乃至占同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40%左右，一些地方和单位甚至超过一半多！在良彪看来，这是因为虽然进入权利时代，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体制内的权力制衡还未真正形成，群众的权利意识还未能充分表达，“权力之虎”尚未实际有效进入“权利之笼”。
身处权利时代，我们需要全党、全社会又一次广泛深入的解放思想！农村改革的成功，关键就在于经济上还权于民，从而为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厚底！新世纪新阶段的解放思想，需要坚持并深化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社会社会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的认识，促进全党全社会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复苏，在经济上还权于民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上还权于民，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2020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如果说，良彪的第二部讲演文集还有一点美中不足，我以为或许是在概括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维度上：只列了“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特色的政治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色的经济现代化，以公平、自由、文明为特色的文化现代化”三个维度，而未能以权力分解、权力制衡的权力结构为特色的制度现代化，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列入其间。
我以为，“权利时代”的进程快慢与权力结构的改进完善程度成正比！在广大群众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不断增强，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和复苏的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加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近三十年前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我以为，改革领导制度的核心，就是改革权力结构，就是在权力问题上正本清源！
因为，权力只有来自权利，权力才会真正代表权利；权力必须回归权利，权力才能真正属于权利！